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北郊，距天門市區約11千米，遺址區占地面積8餘平方公里，由40處地點組成。
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已知的，分布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在距今6500年即開始有人類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達到鼎盛時期，。石家河遺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在中華民族文明起源與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頭。
石家河遺址於1996年11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3月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2017年1月被評為“2016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7年4月12日被評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基本介紹
地理位置,發掘歷程,總述,歷次發掘,基本架構,演進軌跡,傳播空間,聚落分布,生產狀況,防衛體系,財富分配,宗教習俗,文化影響,考古價值,歷史地位,保護規劃,
地理位置
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北郊，分屬石家河鎮土城村，蘆嶺、唐李村、東橋村轄地，位於大洪山南麓與江漢平原結合部的丘陵地帶。遺址區東南距天門市區約11千米（240國道里程），占地面積8餘平方公里，由40處地點組成。
石家河遺址（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
發掘歷程
總述
在1955年至1993年間，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石家河遺址考古隊已對該遺址的9個地點進行了20次規模不等的發掘，發現的豐富的遺蹟和遺物，對於研究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編年和聚落的形成、發展與衰落具有典型意義。整個遺址除大自然的剝蝕外，沒有遭受大規模、大面積的動土破壞，保存基本完好。從地面上看，石家河遺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較好，土城的城垣高聳地面，城周圍的護城河清晰可見。
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
1954年冬，京山和天門縣修建石龍過江水庫乾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進行調查，在京山屈家嶺和天門石家河發現了許多古遺址。1955年2月－-8月，石龍過江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在石家河配合工程，發掘了羅家柏嶺、楊家灣(貫平堰)、石板沖、三房灣四處遺址，其中羅家柏嶺的發掘面積近1400平方米。這是江漢地區相當重要的一次考古發掘，但由於種種原因，以上考古資料沒有及時發表，因而其學術價值也就長期未能被認識。
從這時一直到七十年代後期，石家河遺址群再未進行新的考古發掘。
七十年代後期，石家河遺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1978年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試掘了鄧家灣遺址，1982年湖北省博物館試掘了譚家嶺、土城遺址。1987年春季，荊州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考古系聯合發掘了鄧家灣遺址。這幾次發掘雖然規模都不大，但獲的資料和信息卻十分豐富。
為了進一步研究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探討石家河遺址群的內涵及其在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荊州博物館於1987年6月聯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隊，嚴文明先生任隊長，並從當年秋季開始，對石家河遺址群進行有計畫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掘的主要地點有鄧家灣、譚家嶺、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其中肖家屋脊、鄧家灣遺址的發掘面積最大，收穫也最豐。在組織發掘工作的同時，地面上的考古調查也在進行，並取得了重要突破。1992年，田野考古工作暫時告一段落，轉入室內整理。經隊長會議研究，決定在五年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編寫三本考古報告。第一本為肖家屋脊遺址報告，由張緒球負責，組織荊州博物館的有關專業人員編寫。第二本為鄧家灣遺址發掘報告，由楊權喜負責，組織湖北省考古所的有關人員編寫。第三本為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趙輝和張弛負責，此調查報告已完成，發表於<<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
石家河遺址發掘現場歷史圖片
石家河遺址發掘現場歷史圖片肖家屋脊遺址的發掘帶有搶救的性質。發掘前石家河鎮磚瓦廠已在此建廠取土，將遺址的南端破壞了相當面積。為了部分解決其生產用土的困難，同時達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家河考古隊從1987－1991年，在此進行了八次發掘，累計開5×5米的探方257個(圖三)，發掘總面積6500平方米(包括擴方面積)。
2017年4月12日，被評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歷次發掘
第一次發掘是在1987年秋冬。發掘目的是為了對遺址的文化內涵作一初步的摸底，以確定今後是否有必要再進行發掘。參加發掘的人員主要是北京大學考古系85級進行教學實習的本科學生。輔導人員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張江凱、趙朝洪、荊州博物館張緒球、王宏。發掘方法是以土公路為界，將遺址分為東西A、B兩區。發掘部位在A區的南端，緊挨取土地點。共開探方12個(編號AT1－12)，揭露面積300平方米。因此次發掘是試掘，故未對探方的編號作統一規劃。發掘的主要收穫是初步掌握了遺址的地層堆積情況，並發現墓葬15座、瓮棺葬1座和灰坑39個，其中M7隨葬品甚多，是石家河文化中已發現的最大一座墓葬。
第二次發掘是在1988年春季。通過前次試掘，獲知該遺址文化內涵尚屬比較豐富，且前後跨越的時間較長，有利於建立整個遺址群的文化發展譜系，故決定繼續配合取土進行發掘。參加這次發掘工作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王福英，北京大學考古系88屆畢業生4人，天門市博物館范學斌。發掘部位主要是在第一次發掘區的北面。探方的編號採用象限法，由四位數組成。前兩位數表示探方由南向北的座標順序，後兩位數表示探方由西向東的座標順序。如AT0207(簡寫AT207)，即表示探方的位置是在A區由南向北的第二排和由西向東的第7號，以後各次發掘均按這個體系編號。本次集中開探方14個(AT204－408)，此外又在上次發掘區的南側殘存部分開了3個探方(AT13－15)，發掘總面積425平方米。主要收穫是清理了墓葬12座(M16－27)，其中9座屬新石器時代，3座屬東周時期，同時發現灰坑12個(H40－51)。
第三次發掘是在1988年秋季。參加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鄭中華、王福英、肖玉軍，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祝恆富，天門博物館范學斌，湘潭大學考古專業碩士研究生3人，這次發掘共開探方64個(AT602－1017、1104－1117、1205－1217)，面積1600平方米(圖版)。主要收穫是在A區的東端又發現土坑豎穴墓地一處，清理土坑墓20座(M28－47)，並在同一地點發現瓮棺葬12座(W2－13)。發現一處大水塘，其東西長跨越7個探方，北端還不清楚。水塘的西南側有少量瓮棺葬，東側有較多的瓮棺葬，其中W6出大量精美的玉器。此外還發現灰坑39個(H52－91)、房基1座(F1)、土井一個(J1)。
第四次發掘是在1989年春季。參加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肖玉軍，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孟華平，北京大學考古系85級學生7人，天門市博物館周文。共開探方17個，發掘面積425平方米(AT1118－1120、1218－1221、1316－1321、1416－1417、1515－1516)。主要目的是在水塘東側搞清瓮棺葬的範圍，結果又發現瓮棺葬16座(W14－29)。從地層關係觀察，有些瓮棺葬可能已被水塘破壞。此外還發現灰坑12個(H92－103)。
第五次發掘是在1989年秋冬。這次發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學考古系87級學生的基礎實習。參加發掘的人員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張江凱、趙輝、張弛、馮先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學生內田純子、小澤正人，湖北省考古所李天元、李文森、馮小波，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王福英、賈漢清、肖玉軍，還有湖南省參加北京大學文博班的學員6人，共開探方37個(AT1202、1302、1313－1314、1401－1415、1418－1423、1503、1505－1509、1518－1522、1616)總面積約955平方米。此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是清理灰坑203個(H104－306)、房基4座(F2、3、5、6)、土坑豎穴墓3座(M48－50)、瓮棺葬46座(W30－73、75、77)、窯2個。進一步探明了水塘的範圍和沿用時間。發現早期水塘被H230、H254打破，而水塘又打破了瓮棺葬。水塘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時期。
第六次發掘是在1990年春季。參加發掘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何努、賈漢清、王福英，北京大學考古系應屆畢業生4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趙輝、張弛在進行石家河遺址群考古調查中，也抽時間參加了發掘工作。這次發掘共開探方22個(AT1601－1608、1704－1708、1804－1808、1905－1909、)總面積570平方米。主要收穫是清理瓮棺葬3座(74、76、78)、灰坑86個(H307－392)。
第七次發掘是在1990年秋季，參加人員有湖北省考古所林邦存、李文森、孟華平、李小華，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賈漢清、王福英，荊門市博物館湯學鋒，宜昌市文管會許發喜，湖南嶽陽市文物隊歐繼凡。本次共開探方51個(AT1716－1724、1814－1822、1914－2218)，總面積1275平方米(圖版)。主要收穫是發現灰坑134個(H393－526)、房基5座(F10－14)、土坑豎穴墓2座(M52－53)、瓮棺葬10座(W79－88)。
第八次發掘是在1991年秋季，參加發掘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鄭中華、王福英、丁家元、肖華，仙桃市博物館余立，省考古所技工金木清，荊門市博物館龍永芳。此次共開探方40個(AT2305－2309、2405－2409、2612－2613、2805－2810、3006－3406)，總面積1000平方米。主要收穫是在北側新發現墓地一處，清理土坑豎穴墓19座(M54－72)、瓮棺葬1座(W89)、灰坑31個(H527－557)。
2014年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時隔20餘年後重啟石家河遺址考古，考古工作者對石家河遺址進行常態化發掘。
2015年11月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大型建築遺蹟時，意外發現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隨葬，共發現各類玉器240餘件。此前，石家河遺址群曾發現過兩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國家與湖北相關博物館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連體雙人頭像、鬼臉座雙頭鷹等。於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譚家嶺發掘出的240多件玉器距今4000多年，造型別致，生動逼真，被專家認為代表了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琢玉技藝最高水平，改寫了中國玉文化的歷史。據介紹，學界公認史前玉器有兩個高峰，一是遼寧的紅山文化，一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認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減地陽刻技術、淺浮雕線刻技術，其工藝水平超過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國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峰。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門石家河印信台遺址的數處人工黃土台基、陶缸遺蹟、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於26日結束。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正式確認，石家河印信台遺址為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祭祀場所。
考古人員在對石家河遺址群的印信台遺址進行發掘時，發掘出1175平方米的祭台及大量祭祀用套缸。這是一處新石器時期石家河文化階段的大型祭祀場所，距今4300年左右。遺址群周邊發掘出多具遺骸，部分瓮棺里發現了嬰兒的遺骸，考古人員以薄沙將其覆蓋，以示尊重。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史前考古部主任劉輝分析，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可能有用人做祭祀品的習俗，也有可能是尊貴的人死後才有資格葬在祭祀場所里。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蹟，是整個祭祀場所的核心區域，發掘區域發現多處套缸遺蹟，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部分缸體上有刻劃 符號，最長一處套缸遺蹟有三四米長，有些套缸局部遭到破壞，仍可清晰看出其排列的基本規律。陶器雖然時間久遠，但仍能清晰辨出色彩與形狀。
2016年，在譚家嶺遺址，考古人員又發現了面積20餘萬平方米的城址。該城始築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000年左右，也處於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雙人連體頭像玉玦、羽冠持鉞人物像等，都顯示著它與中原文明千絲萬縷的聯繫。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認為，大量精美玉器的湧現、瓮棺葬的流行、龍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著當時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和文化轉型，南北文化認同在那時初步形成。良渚文明衰落後，以石峁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相繼出現，使文明又達到了新的高度。
譚家嶺古城城垣由較純淨黃土堆築而成，城垣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其中，印信台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側，共發現5個人工黃土台基、6組套缸遺蹟等祭祀遺存。其最大的台基東西長30米、南北寬13米左右，全部由較為純淨的黃土夯築而成。經發掘發現，台基邊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關遺蹟。在低洼地還發現兩組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蹟，部分陶缸上新見一些刻劃符號。經研究，其時代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時期的遺存，也是目前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
除此以外，此次發掘還新發現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玉器。尤其是在譚家嶺遺址東部新發現了5座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瓮棺，出土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玉蟬等240餘件玉器。這些玉器類型豐富、形態優美、造型生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出土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圖案、複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鑽孔，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等製作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基本架構
演進軌跡
石家河文化遺存從相當於大溪文化階段開始，經屈家嶺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個基本連續演進的過程。其演進軌跡分為三期。
第一期屬屈家嶺文化，大約距今5000---4600年。這一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開始大發展，普遍使用磨製的石器作生產工具，紡輪數量大為增加且質量變得小巧，制陶開始普遍推廣快輪技術。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現了某種城鄉分化的跡象。
第二期屬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約距今4600---4300年。這一時期，石家河居民在積蓄屈家嶺文化能量的基礎上，積極大膽地進行變革創新。生產工具改進很大，生產水平明顯提高，私有制有了較大發展，原始宗教有了進一步規範，城鄉分化更為劇烈，其文化特徵明顯不同於屈家嶺文化時期。該時期是石家河文化最為繁榮興旺的時期。
第三期屬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約距今4300年---4000年。這一時期，北方氣候趨於乾冷，華夏集團謀求連鎖式向南遷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舉南下，強烈影響長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龍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傳播空間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門的石家河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變中，不斷向外傳播，形成了較大的文化空間。其大致範圍是，西進三峽，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線，東抵大別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帶，總面積約20多萬平方公里。由於傳播路線、傳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異，石家河文化的空間範圍分為一個主區、五個副區。
石家河主區，主要分布在江漢平原，包括天門、京山、鍾祥等地；青龍泉副區（以鄖縣青龍泉遺址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漢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區（以當陽季家湖遺址、宜都石板巷子遺址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漢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當陽、松滋、荊門、宜昌等地；西花園副區（以隨州的西花園遺址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東北的隨棗走廊一帶；堯家林副區（以通城的堯家林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東南的通城、鹹寧、麻城、蘄春等地；劃城崗副區（以湖南安鄉的劃城崗遺址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鄉、澧縣、華容等地。
聚落分布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著明顯的層次等級，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體組成。
位於湖北天門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規模達120萬平方米。古城內部，有明顯的功能分區，包括手工作坊區、居民生活區、祭祀區和墓葬區等。以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聚落人口來換算，城內約有30000---50000人口。在這箇中心聚落周圍約8平方公里範圍內，緊密環繞著二三十個一般聚落，形成一個具有密切關係的聚落群體。這個群體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氣象，是一個勢力相當大的部落聯盟組織，它不僅直接統治該聚落群體中的各個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徑約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對荊門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馬嶺（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時期江漢平原的統治中心。
生產狀況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脈，周圍有河流環繞，加之土地肥沃，氣候溫暖，這樣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農業為主的農業生產格局。此外，還有釀酒、飼養家畜和捕撈野魚。
農業生產工具一般為磨製的石器，器體較小且精緻。有石斧、石錛、石鋤、石鐮、石刀、石棒、石鑽、研磨器等。居民們用石斧砍伐荊棘，用石鋤開荒整地，用石鐮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覆碾磨穀物，以脫掉穀殼和磨碎穀粒。糧食有了剩餘的，用來釀酒、飼養家畜。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羊、雞等。飼養家畜的增多，為居民們提供了更多的肉食來源。捕魚在居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相當的地位。捕魚的工具主要有石鏃、石矛、骨鏃、骨魚鏢等。
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這使得手工業獲得了很快的發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輪制技術，有專門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專門生產一種產品。如陶塑人、紅陶杯、小動物等。這種專業化的生產一直延續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產的陶器越來越精緻，留下了眾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藝術中，還沒有哪種藝術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藝術價值。生產出的陶器除自用外，還與外面的各個聚落進行交換。交換的範圍，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銅手工業，到晚期更加發展。石家河文化晚期，產生了專業化的冶玉手工業，其制玉技術極為完善。製作過程主要有開料、制坯成形、雕琢紋飾、鑽孔、拋光等工序。玉器的藝術風格，吸納了山東龍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鮮明的地域特色，並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一些精美的玉器還交換到了鍾祥的六合、荊州市郊的棗林崗等地。
防衛體系
石家河聚落的防衛體系主要是修築城垣。如今還有部分城垣遺蹟屹立在那裡，似乎是在見證那段歷史的輝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構築的，規模浩大，由城牆、城壕和外圍台崗共同構成。城牆的牆體，其牆基寬達50米，上寬4---5米，高達6米多。牆體坡度很小，約在25度左右。牆土堆積分兩層。整個城牆用土約為76萬立方米。城牆以外開挖環牆壕溝，再外就是台崗。武士們在禦敵時，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鉞、石鏃、石矛，捕魚的石鏃、石矛以及骨鏃、骨魚鏢等也會派上用場。石鏃的數量很少，磨製不精，形式主要為寬扁柳葉形。
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防衛體系，比大溪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防衛體系有很大的進步。大溪文化時期的防衛體系以壕溝為主，城垣為輔，表現為壕溝寬深、城牆矮窄。而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防禦體系大多以城牆為主，壕溝為輔。石家河古城則是城牆、壕溝並重。這種變化，既體現了築城技術的進步，又說明了石家河文化已進入了原始文化的一個新階段。
財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財富分配，明顯存在不公，權勢財富向少數上層首領集中。這可以從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隨葬品的數量質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實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鉞等，隨葬品多達一百餘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數墓葬甚至沒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實行瓮棺葬。在天門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遺址發現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別大，隨葬玉器特別多，達到56件，其數量幾乎相當於其它所有瓮棺內玉器的總合，其質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內的玉器要好的多。這就表明，聚落內部的財富分配出現了劇烈的兩極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對財富的分配使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非生產性支出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
宗教習俗
原始宗教特別是祭祀上天、慶賀豐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動，其主要場所在鄧家灣，三房灣、肖家屋脊是兩個次要的場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鄧家灣組織慶賀豐收的祭祀活動。祭祀的場地是經過仔細平整的。場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線條式擺放。陶缸上刻畫有鐮刀、杯子和類似號角的圖形，代表獲得了大豐收的收割場面。場地上挖有多處祭祀坑，坑中埋著一種巨形陶祖。場地上還有無數陶偶和陶塑動物等。陶偶有各種姿態，大多為跪坐抱魚式：即雙腿跪坐，左手托魚尾，右手按魚頭，姿態虔誠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狀，表示慶賀。大量的陶塑動物則代表祭祀時用的犧牲品。
在祭祀時，把玉人頭像當作崇拜的神靈形象。在用玉器製作的各種動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專職的巫師將這些玉器綴縫或者鑲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過這些動物神靈，溝通天地人神的關係。
有必要說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動具有獨占性和壟斷性，這是在文明起源過程中才會發生的現象。按照童恩正和嚴文明的觀點，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國家起源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層集團在從事宗教活動過程中，得以逐漸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資源的方法和途徑，並使之制度化和經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領們在實行統治時，把宗教當作了一種組織和影響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這種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構築才得以完成，內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實，龐大的部落才得以維持正常的秩序，並得以控制較遠的部落，得到發展興旺。
文化影響
石家河文化大廈，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蘇新沂的大汶口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秦安大地灣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編織出一幅新石器時代多彩的文化畫卷，共同推動著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門檻。4000多年過去了，創建石家河文化大廈的居民，他們的容顏軀體早已隨風消散。但是，這座史前文化大廈閃耀著的時間幽光和絢麗光輝，將會永遠鐫刻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進程中。
|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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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價值
歷史文化價值
從歷史文化價值來說，石家河古城是中國目前已被確認的新石器時代城址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其附屬地點之多，分布面積之廣，在同時期遺址中罕見，具有稀有性、獨特性和典型意義。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人類發展進步的寶貴文化遺產。
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是構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遺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遺址，是研究中國史前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社會性質、社會結構、人口分布、聚落的發展演變，民族形成與文明起源、邦國興起的實物資料寶庫，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對於廓清中國上古史中的迷霧，探討多元一體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遺址內涵豐富，廢墟形態保存較好，除社會歷史文化研究外，還可以為海內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態環境等多學科領域的學人進行專業考察提供研究園地。眾多的原始藝術品，堪稱當時的藝術傑作，具有傳承借鑑價值和審美價值。
社會價值
從社會價值來看，石家河遺址比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類在特定環境和階段進行開拓性社會實踐活動所創造的大量優秀歷史文化遺存。該聚落由形成、發展、繁榮到衰落的過程，為人們鑑古知今留下了生動、直觀的實物教材，具有歷史教育、科學教育功能。對於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樹立“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實現科教興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價值
就其經濟價值而言，石家河遺址是國土資源中的重要人文資源，對提高地方知名度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品牌價值。其出土文物的造型、圖案，不僅可供設計製作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藝美術品，直接產生經濟價值；而且可以作為地方工農業產品的商標，具有較高的無形資產價值。
尤其作為珍貴的文物古蹟，它是重要的旅遊資源和環境資源，對其進行有效保護，合理運用，可促進長江中游旅遊業持續發展，為發展第三產業營造新的經濟成長點。該遺址地處華中，緊鄰天門市中心城區，毗鄰公路國道與鐵路線，交通便利，可進入性強。對外可溝通鄰近各地的歷史文化與自然景區，形成旅遊網路，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學術研究價值
此前考古認為，石家河古城始築於屈家嶺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譚家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揭示出早於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垣和環壕，表明其在距今約5000年開始築城，將石家河城址的建城歷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此外，在譚家嶺遺址的瓮棺葬發現的一大批史前玉器，其琢玉工藝代表了史前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2015年12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上正式對外披露，該遺址近日出土240餘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專家認為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琢玉技藝最高水平，並且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2014年起，考古工作者時隔20餘年後重啟石家河遺址考古，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建築遺蹟時，於今年11月底至12月初，意外從高等級墓葬區5個瓮棺中發現了這些玉器。這批玉器類型豐富，有玉佩、玉鋮、玉如意、玉管等，造型別致，生動逼真，有大耳環玉人、連體雙人頭像、鬼臉座雙頭鷹等。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評價稱，這次發現的玉器數量之多讓人驚喜，工藝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圓雕、透雕等技藝，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進步，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範圍內琢玉技藝的最高水平。此外，此前在山西、山東等地高等級墓葬中零星出土有這類文化面貌的玉器，並不知來自何處。這次石家河遺址還發現有玉料、半成品等，可推測那些玉器應是來自江漢平原的製品。
此前學界認為史前玉器有兩個高峰，一是遼寧的紅山文化，一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現在看來，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應該說是一個頂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發達的玉器。這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對中國玉文化包括玉器製作、使用乃至玉禮器的認識。
歷史地位
在距今約4600—4000年前，在長江中游湖北天門的石家河地區，生活著一個龐大的聚落群體。這個聚落的居民，以勤勞勇敢的奮鬥精神和變革圖強的聰明才智，創造了非常發達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豐富先進的內涵，成為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堪稱史前文化當中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
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境內，發現於1954年，從1955年起國家考古隊先後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十多次。它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歷史悠久。它在先秦以前5000年到3000年間，先後四次築城。
第二，規模大。它的核心區域是4平方公里，覆射區域達到8平方公里，特別是遺址中心距今4800年的大都城，面積1.2平方公里，城垣周長5公里之多，當時就有3萬多人在此居住，是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遺址，可以稱之為新石器時代中國的紐約城，也可以稱之為中國的龐貝城。
第三，城市水平高。從考古發掘的情況可以看到，城內當時的城壕水系四通八達，水陸交通便利，城內功能分區明顯，有生產區、生活區、墓葬區、祭祀區等，城市功能較為完備。
近期發掘出土的文物證明了石家河文化是“五個源頭”，達到“一個巔峰”。即，它是中國城市文明，陶器文化和酒器文化的源頭，應該是祭祀符號或文字的源頭，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源頭。除此之外，它是玉器文化的巔峰期和轉折點。
石家河文化遺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史上的寶貴遺產。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石家河遺址在探究中國史前社會生產、生活、社會性質、結構、人口分布、聚落髮展演變過程，民族形成與文明起源中，具有不可替代歷史文化研究價值。對於廓清中國上古史中的迷霧，探討多元一體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 1956年11月，石家河遺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1996年11月由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2001年3月，天門市石家河遺址被國家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重大發現”之一；
- 在2017年1月10日北京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大會上，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入選2016中國六項考古新發現；
- “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公眾微信投票活動於2017年4月8日凌晨結束，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奪魁；
- 2017年4月12日，“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專家評選結果在京揭曉，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入選。該評選活動由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考古學會和中國文物報社承辦，堪稱考古界的“奧斯卡”。經激烈角逐，石家河遺址成為評選中唯一當選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項目。
保護規劃
詞條：石家河考古遺址公園 |
石家河遺址發現之後，保護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2004年12月，國家文物局派中國建築設計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對石家河遺址進行了調研、考察，作出了石家河遺址“十一五”規劃和價值評估方案。國家文物局已將石家河遺址作為全國30處大遺址之一，列入國家文物保護“十一五”計畫和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意見，天門市人民政府委託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聯合編制《石家河遺址保護管理總體規劃》，2004年11月已對遺址進行了現場調研，編制了《規劃》立項報告，2006年正式編制《石家河遺址保護管理總規》，2007年底完成編制工作。
天門市政府按照湖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委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了《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遺址保護管理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體規劃”），擬分三期目標進行實施。2009年國家文物局審定通過了《總體規劃》。
| 《總體規劃》把史跡展示作為一個重要容進行了具體規劃，包括三大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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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9日，湖北省文物工作會議召開，湖北省決定將在九處國家級大遺址群上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九處國家級大遺址為楚紀南故城、龍灣遺址、盤龍城遺址、屈家嶺遺址、石家河遺址、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唐崖土司城址、容美土司遺址、擂鼓墩古墓群。
2000年，湖北省大遺址保護規劃編制工作啟動。目前，九處大遺址都被納入中國大遺址保護項目庫。龍灣、盤龍城、石家河、屈家嶺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已完成，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導。“十三五”期間，湖北將逐步建成以唐崖土司、盤龍城、龍灣、銅綠山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為龍頭，楚紀南故城、石家河、屈家嶺、容美土司等4個國家級大遺址為骨幹，禹王城、毛家咀、走馬嶺等若干省級重點大遺址為補充的湖北大遺址保護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