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仁一

生平理論

矢野仁一（やのじんいち，明治5年5月13日（1872年6月18日）-昭和45年（1970年）1月2日）日本中國近代外交史學家。山形縣米澤市人，第一高等學校畢業，1899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史學專業畢業。同年副教授，後在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執教。1906年應聘來華，任京師法政學堂(進士館)歷史地理教習。1912年歸國，在京都大學與內藤湖南、桑原隲藏共同開設東洋史講座。1920年為教授。1932年推休，為名譽教授。在日本侵華期間，連續發表《滿蒙藏非支那本土論》、《歷史上滿洲的支那主權無根據論》、《日本在滿蒙的正當地位》等文章。隨著日本投降，於1947年被開除公職。主要著作《近代支那外交史》(1930)，為日本有影響之作。所著《近代蒙古史研究》(1925),，至今在日本仍被視為有參考價值之作，該著分內外蒙古、唐努烏梁海與清朝的歷史關係、蒙古與清朝在制度方面的關係、漢人之開墾蒙地與清朝之保護蒙古牧畜、蒙古喇嘛教信仰之起源、外蒙古獨立之始末等章,考察了有清一代蒙古史的所有重要問題。

矢野仁一大學畢業論文就是討論1689年尼布楚條約康熙政府和俄羅斯劃定國界的細節和影響。以此為原點，矢野仁一由中華帝國邊境的形成，逐漸形成了中國非國論的主張。1921年12月25，26日他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中國無國境論》的文章。在1922年新年號的《外交時報》上，他又發表了《西藏，滿洲，蒙古非中國領土論》，認為中國的邊境是在和列強交涉的過程中才逐漸確定的，此謂“真的國境”，而傳統中國的邊疆往往是雲水飄渺間，中央政權不能直接影響的地帶，可以稱為“假的國境”。他對辛亥革命性質的認識，對滿洲歷史和現狀的理解，使得他被人視作日本侵略政策的鼓譟者。1922年4月15日發行的《外交時報》上，他發表了《支那非國論》，斷言清朝這樣的多民族帝國本來是無法形成國民國家的，對中國而言，漢族的民族革命完成後，才能形成新生的國民國家。民族間的分裂是中國社會革命的開始，而分裂的完結也即是中國社會革命的結束，清末的種族革命是必要的。獨立革命後美國社會的混亂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是同質的。1922年9月號的《太陽》雜誌上，矢野仁一發表了《支那的國家及其社會》一文，主張近代國家一個突出的屬性就是要確保國境的穩定，而軍事能力是實現這一目的最重要的條件。他提醒中國在由傳統帝國到近代統一國家的過程中，絕對需要國防的精神和軍事的實踐活動。

同為京大教授的內藤虎次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論》，對中國未能成為現代的統一國家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人除宗族鄉黨以外，群體最高的代表是“父老”。在對待外國人的時候，特別容易表現出獨立心和愛國心，他們只是重視鄉里安全，宗族繁榮，每日快樂度過，不管自己是在哪國政權的統治下，都能柔順與服從，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犧牲自我以求得和平，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社會還處於父老時代，每個人都是和平主義的信徒。這種潛移默化形成的惰性，是中國人最大的特性，根本不可能靠人力輕易改變。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已經取得事實上的成功，擔任了真正民選的大總統，但國民黨卻無視自己的失敗繼續內耗，最後袁世凱的都統政治（梁啓超所謂“開明專制”）成了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最幸福的境界。這不能不說中國社會缺少國民國家形成的社會資源。內藤“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和矢野“中國非國論”都說明了“中國是一個文明而不是國家”（Herbert Adams Gibbons，The New Map of Asia ,New York: Century 1919 p425 ）。不過內藤走得更遠，他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使中國（文明）重新擁有青年活力，使中國實現國民國家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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