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皇甫謐傳
- 外文名：無
- 出處：《晉書》
- 編纂人：房玄齡
- 編纂朝代：唐
提要,原文,
提要
《晉書》，《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撰。記事從司馬懿開始，至晉恭帝無熙二年（420年）為止，包括西晉、東晉的歷史。又用“載記”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歷史。全書130卷，包括《帝紀》10卷，《志》20卷、《列傳》70卷，《載記》30卷。《皇甫謐傳》載於《晉書列傳第五十一》中。在注釋、譯文、讀解《晉書蜠甫謐傳》方面，作者力求正確、簡明，在翻譯方面則力求準確、流暢、明白。讓讀者去領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做到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使之積極服務於現代，創造輝煌於未來。
原文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①，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痴。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②，教有所闕③，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④，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⑤，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注釋】
①、出：過繼。②、卜：選擇。③、闕：缺點。④、感激：憤激。⑤、躬：親自。⑥、綜：通曉。
【譯文】
皇甫謐，字士安，小時候名叫靜，是安定朝那（今甘肅省平涼市靈台縣）人，漢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孫。皇甫謐過繼給他叔父為子，隨叔父遷居新安。他到二十歲還不好好學習，終日無節制的遊蕩，或有人以為他是呆傻人。皇甫謐曾經得到一些瓜果，總是進呈給他的叔母任氏。任氏說：“《孝經》說‘雖然每天用牛、羊、豬三牲來奉養父母，仍然是不孝之人。’你今年近二十，眼睛沒有閱讀過書本，心中不懂道理，沒有什麼可以安慰我的。”因此嘆息說：“從前，孟軻的母親遷居了三次，使孟子成為仁德的大儒；曾參的父親殺豬使信守諾言的教育常存，難道是我沒有選擇好鄰居，教育方法有所缺欠么？不然，你怎么會如此魯莽愚蠢呢！修身立德，專心學習，是你自己有所得，我能得到什麼呢！”叔母面對皇甫謐流淚。皇甫謐深受感動，並激發了他的志氣，於是到同鄉人席坦處學習，勤讀不倦。他家很貧窮，他在親身參加農業勞動的時候帶著經典學習，終於博通典籍百家之言，皇甫謐性格恬靜，沒有奢望，並從此樹立了高尚的志向，把寫書作為自已的事業，自已取號玄晏先生，寫有《禮樂》、《聖真》等論著，後來得了風痹症，仍然手不釋卷。
【讀解】
我們中國人是很講究“孝”的，在儒家經典里還專門有《孝經》，在儒家的倫理道德中，最注重的也就是“忠”、“孝”二字，這裡的“孝”既可以講成“孝法”，也可以講成孝敬，古代還專門在各地選“孝廉”，所以華夏民族是“孝子民族”，這話並不滑稽吧。
皇甫謐是個孝子，甚至對養母都能恪守孝道，要做到這一點，真算了不起，單這一點，就會讓後代那些不孝子孫汗顏。
令人回味的是皇甫謐叔母所舉的兩個古代教子範例：孟子的母親為了孩子學習好，遷居了三次，這充分說明了社會環境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而曾參的父親堅決對自已的孩子信守諾言，又說明了家庭環境尤其是父母的言行對孩子所起的作用。這兩個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千古流芳，直至今天，還對為人父母者有借鑑和啟發作用。
正因為有叔母的鞭策和鼓勵，皇甫謐終於成了才，揚名於天下，成了魏晉間著名的醫學家。他勤奮鑽研，不斷探索，寫下了不少流傳千古的學術名著，尤其是《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皇甫謐以《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療為依據，採集和整理大量古代針灸文獻資料，“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厘為二十二卷”而成，命名為《針灸甲乙經》（又稱《黃帝三部針經》、《黃帝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該書問世後，一直被認為是學習針灸的必讀書。日本早在奈良朝就規定該書是醫學教育必讀教材，其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原文】
或勸謐修名廣交①，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裡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②，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③，轉死溝壑，其誰知乎？”
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和，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④，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⑥。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⑦，是非吾心所安也。”
【注釋】
【譯文】
有人勸皇甫謐為贏得名聲而廣泛結交，皇甫謐認為“不是聖人，哪能做官交友博取好名？住在鄉村照樣可以享有堯舜之道的美名。自已並非聖人，又何必去與達官貴人結交，為公事忙碌從而得到好名聲呢？”於是，皇甫謐寫了《玄守論》來回答勸他廣泛結交的人。他在《玄守論》一文里寫道：
有的人對皇甫謐講：“富貴是人人想得到的，貧賤是人人都厭惡的，為什麼不顧惜自己，等待困窮而不作改變呢？況且從道義上講，最可貴的，是治理國家，而對一般的人來講，及時行樂便是美事，先生已經年老，牙齒也發生了變化，連溫飽都沒有解決，今後死在山溝河谷之中，又有誰知道呢？”
皇甫謐回答道：“人最看重的，是生命；道最渴求的，是形體的完美。生命和形體都不應該被疾病所侵害，如果擾亂了形體以至於損及性命，又怎么談得上脫離貧賤而存富貴呢？我聽說吃人家俸祿的人，就得分擔人家的憂患，形體強壯的人尚不堪忍受，何況我體弱多病呢？對於文士來說，貧窮是司空見慣的，進究道義的人的確也常受到輕視，然處於貧窮之中而得到道的真諦，一輩子沒有憂患，與那種為了追求富貴擾神耗精相比孰好孰壞，自然不言而喻啊！另外，生時不為人知道，死時不被人惋惜，這樣的人才是最得道的真諦的呀！聾啞的人，是天下最得道的人。一個人死了，天下的人都為他號啕大哭，因為他的死，對天下有很大的損失，有的人健在，全國的人都為之而歡欣鼓舞，因為他的健在，對全國人都有好處。然而，天下人的哭或笑，並不能使該死的人不死，該生的不生。所以有至道至德的人，不會因外界影響損益到他的死生。為什麼呢？因為他的體魄很健壯。如果為了換回天下人的悲痛而去追求損害生命的名利，順應全國人的心意去追求無益於身的富貴，這哪是道德的至高境界呢！只有不追求名利，才會無損於性命，身體就會更堅強；只有不求無益於身體的富貴，道行才會更深厚。身體堅強就不會損及生命，道行深厚就不會變淺薄。如果能保持堅實的身體、深厚的道行，將名利、富貴置之度外，看作只是形體表面的東西，那么我的道行是最完善的。”
於是，皇甫謐沒有去做官。他潛心鑽研典籍，甚至廢寢忘食，故當時人說他是“書淫”。有人告誡他過於專心，將會耗損精神。皇甫謐說：“早晨學到了道理，黃昏死去也是值得的，何況生命的長短是上天預定的呢！”
叔父後來有了兒子，二十歲時，皇甫謐年四十，叔父兒子的生母去世。於是皇甫謐回到了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是皇甫謐父親堂姊妹的兒子。當梁柳要去城陽赴任時，有人勸皇甫謐用酒肉為他餞行。皇甫謐說：“梁柳未做官時探望過我，我都不出門迎送，吃飯也不過鹽菜之類，貧窮的人不以酒肉來招待。現在他當了郡太守而以酒宴來餞行，是看重城陽太守的官職而看輕了梁柳本人，難道這符合古人的為人之道嗎？那樣做，我的心裡會不安的。”
【讀解】
什麼是幸福？有人認為富貴就是幸福，但皇甫謐告訴我們，唯有身心愉快、精神輕鬆才是最大的幸福。
有的人白天黑夜盼望富貴，於是步入仕途，希望官運亨通，同時財源廣進，可是，皇甫謐忠告當時人：仕宦險惡，傷身勞神，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結果，弄得走火入魔，疲憊不堪，成了一個在精神肉體上都垮掉的可憐蟲，那才是最大的不幸！倒不如淡泊一生，輕鬆一世，真真誠誠做人，灑灑脫脫待人，倒還能頤養天年，長命百歲呢。
人是高等動物，所以必然有動物性，追求物質財富亦在情理之中，《孟子》言：“食、色性也。”儒家大師亦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也說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還說：“富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富是人不通過學習就想得到的東西”，所以《古詩十九首》高聲唱道：“人生寄一世，奄勿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憾軻常苦卒。”那意思，明擺著要人們去升官發財，才不枉活一世，這當然是另外一層意義了，不過，必要的物質基礎確實是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所以賈誼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那意思正相當於今天的“先有物質文明，然後才有精神文明”之意，所以《醒世煙緣傳》三十三回里講得很風趣：“孔夫子在陳地絕得兩三日糧，我想那時的光景一定也沒有什麼樂處，還是後來人說得平易：道是‘學必先於治生’。”這意思或許就是要讀書人去以“財”養學，搞點第二職業吧。
但人這種動物畢竟是高等的，有精神的，講道義的，所以，如果財富來得不正，人可能不願接受，這就是儒家所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另外，如果財富來得讓人精疲力竭，尤其是經過官場或商海的明爭暗鬥，使出吃奶的勁才得來的話，有的人也不願意接受，因為這樣太累，不過，對另一種人來說，又當別論。
“讀書人永遠與貧窮相連”，皇甫謐這一觀點無疑道出了古今學子們的共通感受，古人言“寒窗苦讀”，其實，不只是讀書時窗子是寒的，就連寫書時窗子也是寒的，文人學者書桌邊的門窗，可能一輩子也沒有熱過。早在漢代，大學者、同時又是大文豪的揚雄就寫過一篇《逐貧賤》，唐代的文人韓愈寫了《送窮》、柳宗元寫了《乞巧》，感嘆這“窮”神爺連送都送不走，真是個瘟神，後來的段成式也寫了《留窮辟》，由此可見，自古及今，要做文章學問，必與窮困為伴，否則早早撤退。
皇甫謐這個讀書人窮慣了，所以他對朋友的貧富變化感覺遲鈍，對敵人的飛黃騰達並不逢迎，他對窮困時的梁柳與富貴時的梁柳一視同仁，不免讓有的人覺得他太痴、太傻、太迂。該巴結的他卻不巴結，該投靠的他卻不投靠，難道要窮一輩子而不翻身么？古往今來，多少人拜倒在權貴名利腳下，前人早就說過：“世態既有炎涼，人臉映出陰陽，世事榮枯不定、人情向背無常。”你看，生活中的勢利眼、變色龍何其多！先秦典籍記載有位仁兄為獲取官職而舐人痔瘡，《史記》里更是淋漓盡致地描繪了蘇秦之嫂對蘇秦揚名前與揚名後的兩種態度，南朝時有個叫沈慶之的人，做官前無人問津，做官之後，父老鄉親競跪著前來拜見，弄得沈慶之又驚詫又不好意思，不時連聲感嘆：“我還是從前的沈慶之啊！”其實，沈慶之可能與蘇秦有同感，那就是“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可不是么？春秋時代有個孟嘗君，官運享通時，朋友如門，遭人打擊時，門可羅雀，這孟嘗君還有點想不通呢，還是旁人提醒了他：“富貴多士，貪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在《史記》里還記載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廉頗得勢時，門客們雲，失勢時朋友卻走得一個不剩，後來廉頗又官復原位，門客們又不請自到，這一下老將軍火了，大罵：你們都滾開，可這些門客不僅沒有滾開，反而說開了，他們說廉頗傻冒，竟然不懂世情，並且開導廉頗說：天下人都是因為勢利二字才交往嘛，你有權有勢，我們就與你交往，你無權無勢，我們當然要與你分道揚鑣，哎，你怎么連這個都不懂？請看：門客們還真坦率呢，所以一代史家司馬遷在《史記爠鄭列傳》中感嘆：“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相比之下，還是梁柳這人幸運，他有皇甫謐這樣一個書生朋友，這樣一個迂夫子，迂得那么可愛，那么真誠，那么值得信任。
【原文】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發林阜，人綱不閒，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並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茶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之咳逆，或若溫虐，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戚，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麥黃〉，糅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鹹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床蓐，雖貪明時，俱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持垂恕，更旌瑰俊，索隱於傅岩，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注釋】
①、旭弊：瘦弱。②、抽簪：簪，冠簪笄，連貫於發者，仕宦所用，故稱棄官引退為抽簪。③、披榛採蘭：比喻選拔人才。④、皋陶：傳說是舜的臣子，掌刑罰。⑤、擊壤：相傳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後成為歌頌盛世太平的典故。⑥、嬰：纏繞。⑦、不仁：麻木。⑧、虞丘：春秋時楚國大夫，因薦孫叔敖，使楚國稱霸。⑨、樊姬：楚莊王夫人。⑩、周胡：菰米。疲：熱病。?輥?輰?訛、傅岩：古地名，傳說是隱士傅說築牆之處。泥滓：污泥。忤：牴觸。
【譯文】
後來晉武帝屢次下詔督促逼迫皇甫謐出仕，皇甫謐上書自稱草野之臣說：“我瘦弱多病，迷戀道之旨趣，因為有病而歸隱林澤山川之間，不熟習人倫禮法，常與鳥獸為伴。陛下到處求賢，連我這樣的不是賢人的人也被收取了。賢人在逃脫去布衣當了官，不賢的人就遠遠的離開了朝廷。我只是個頑鈍愚蠢的人，我吃晉王朝的糧食，享受著天下太平，擊壤而歌的安樂生活，應該到京城去，在宮闕之外，祝皇帝萬壽無疆。而我因不良的品德，才招致災禍，久為疾病所困，半個身子麻木不仁，右腳肌肉萎縮而變小，已有十九載。又因服寒食散，違背了服食的規則，反造成毒害，至今已有七年。盛冬時得袒露身體服食冰雪，暑天更覺煩悶，並伴有咳嗽氣喘，或像患了溫瘧症，或又類似傷寒症，氣急浮腫，四肢酸重。現在情況更為嚴重，生命危在呼吸之間，父兄見了離去，妻兒常待訣別。如果追於皇帝的權威扶車上路，則病痛更會加劇，所以只好不走仕進之路，將身待罪，俯伏枕上嘆息，我聽說《韶》、《衛》兩種音樂不能同時演奏，《雅》、《鄭》兩種曲子也不能同時進奏，周時王叔（晉厲公）受離間計而殺穀子，自身反被牽連作為穀子同黨而被捕；虞丘推薦了賢才，樊姬就不再說長道短了。所以，有地位的人和被統治者，在敬神典禮中用不同器皿，何況我這大麥糖皮的本質，怎能和菰米和在一起呢！這就如同一個平庸的人，穿著顯貴的錦緞綢衣是不相稱的。我聽說與我一同被徵召的人都已到達京師，只有臣我因有疾病，待罪床蓆，雖也貪圖能有光明的前途，但懼怕在路途喪命。即使我沒有疾病，且已遇到這樣的堯舜之世，如巢父、許由高隱於箕山，亦尚可容忍。我聽說上有聖明的皇帝，下就有敢於說出實情的大臣；上有寬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達心愿的人。只有陛下能留心才智之士和寬待我這樣久病的人，希望能重新旌表奇才異能之士，從傅岩索請隱居的賢人，從渭水之濱請來（像姜子牙）垂釣的隱士，不要讓他們被埋沒。”皇甫謐的懇切言詞，終於獲得了準許。
【讀解】
皇甫謐給晉武帝的信中，有兩句至理名言：“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
說到這裡，我們又想到《國語》里記載的“邵公諫厲王弭傍，周厲王非常殘暴，全國百姓都在議論他，邵公向他進諫，告訴他老百姓已經受不了啦，他卻大發雷霆，而且從衛國僱傭了巫師來監視全國百姓，後來，大家終於敢怒而不敢言。厲王欣喜若狂，認為這一下老百姓不敢議論他了。
我們來比較一下三位君王的結果吧，先從唐太宗說起，他敢於納諫，終於帶來了唐代的空前繁榮，他也被視為賢君，名揚千古；再看那位齊威王吧：齊威王廣開納諫之路後，剛開始時，進諫的人使王宮門庭若市，數月之後，就只有稀稀疏疏的人前來進諫了，一年之後，大家想來進諫，都找不到什麼可說的了，齊國一下子強大起來，周邊國家燕國、趙國、韓國，魏國聽說威王有那么寬廣的胸懷納諫，有那么傑出的才能治國，都到齊國來見齊王，所以史家們饋贈威王一句千古佳話：“戰勝於朝廷”，那意思就是：“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朝廷里戰勝了敵人。”可那位周厲王就太慘了，三年之後，他就被老百姓推翻並流放到了彘。
由此可見，是否有人進諫，是否納諫，正反映了從政者的素質和胸懷，唯有那些心胸坦蕩，賢明傑出的從政者，才有納諫的膽量和魄力。
處在領導崗位，統領一方百姓，本來就不容易聽到真摯感人、切實可行的忠言，特別是因為“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所以為官者總喜歡聽奉承話，然而，鄒忌早就向齊宣王說過：處於高位，周圍的人要么偏愛你，要么懼怕你，要么有求於你，所以如果你要有所作為的話，就要聽聽忠言，畢竟“忠言逆耳利於行”嘛，老百姓對為官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看得最清楚，也最有感受，他們必然要發議論的，邵公就對周厲王說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所以不能堵，只能疏，最好是採納，“擇其善者而從之”這才是明智之舉。
其實，逆耳忠言，反而比甜言蜜語更有價值，而能否廣泛採納百姓意見，仔細聆聽民眾的呼聲，正是從政者本身素養和政績的度量衡，皇甫謐的兩句至理名言，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原文】
鹹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征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
【注釋】
①、衾：被子。②、槨：棺材外的套棺。③、暴：暴露。
【譯文】
鹹寧初年，皇帝又下詔說：“皇甫謐性格沉靜，平凡自安，堅持學習，喜好古文獻典籍，與世俗之人有完全不同的志趣，可以任命謐為太子中庶事。”皇甫謐以病重堅決謝絕。開始，皇帝並不強迫他改變志向，不久以後又下詔徵辟皇甫謐為議郎，後又補任命為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任命皇甫謐為功曹，皇甫謐都不應允。寫了有關葬送制度的論著，命名為《篤終》。說：
玄晏先生認為生死是大自然的規律，人理的必然趨勢。按禮規定，六十歲時就安排後事，直到九十歲，壽具各有不同的等級差別，在平日就準備好以防終日的到來，何必要像世俗那樣多忌諱呢！我年齡雖未到六十，然而為疾所困已十多年，屢次遇到喪亡的危險，精神形體都遭到損傷，瀕危已多次了。我常常恐懼不知何時就夭壽而終，憂慮身後之事平時沒有準備，所以大略地陳述我對葬送的真誠看法。
人所貪戀的，是生存；所厭惡的，是死亡。但雖然貪生，也不可能越過壽命期限；雖怕死，也不可能逃脫。人死了，精神活動停止，形體腐敗消散，但魂魄如大氣一樣，無處不到，所以氣屬於天，寄託於形體的生命終會達到極限，但最終的屍體，返於本來的真寂，所以，屍體藏於地。魂魄如果不再存在於人體，則與大氣同升降；屍體不能長久地保存，與大地合為一體。形體與魂魄不會隔絕，這是天地的本性；屍體與土地合為一體，是歸真的至理。今生今世不能保存七尺軀體，死後為什麼還要用個棺材與土隔開？這樣衣被就是用來弄髒屍體，棺材用來隔絕真寂。所以桓司馬自已為自己建造內外棺材，三年都沒有建成，孔夫子對此很反感，認為還不如速朽為好。季孫氏死後將美玉與遺體同葬，有人說這跟暴屍於外沒什麼分別。華元等人厚葬宋文公，所以《春秋》經認為他人行為不是臣子所為；楊王孫死前立下遺囑，要求裸葬，所以《漢書》認為他的這種做法遠比秦始皇賢明。如果認為靈魂一定有知覺，那么人與鬼雖然有不同的制度，但在陰朝地府的三親六戚遠比活著的人多，他們必將準備物品，用來接待死亡的人。今天，如果用活人的想法來比擬死人的思想，那就不是靈魂本來的意思了，如果靈魂本來就無知覺，那么厚葬就是白白奪去活人的東西，消耗在毫無益處的死人身上，而且使用心不良的人萌生盜墓之心，從而會招致暴露屍骸之禍，增加對死者的傷害。
【讀解】
死，一個諱莫如深的字眼。
傳說，有個嬰兒出世，旁人說，這孩子要長命百歲，孩子的父母非常高興，馬上賞個紅雞蛋，可還沒等這人將鮮紅的雞蛋餵進嘴時，又有一人說：這孩子終究是要死的，這可讓孩子的父母大發雷霆，馬上賞給這人一個白眼。
其實，後一個人說的是大實話，人當然會死的除非他是神仙！可他為什麼遭白眼？原來，他忽略了一點：人都怕死，死是一個諱莫如深的字眼。
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現代漢語中，竟然沒有一個字與“死”同音。這一點引起了語言學家的注意，更引起了他們的研究興趣，他們考證後發現，“死”原本是有同音字的，可人們談“死”色變，於是，那些與“死”同音的字，竟然一個個死掉了，死絕了，由於長期以來，不被人用，它們竟成了死字死詞，，由此可見，“死”多么令人恐懼！
人們在世時，害怕死，由活人變為死人時，也忌諱用“死”來概括。古今中外，人們用許許多多其他辭彙來代替“死”字，這就是所謂的“委婉語詞”。這些委婉語詞，有的是為了尊敬死者，有的是為了懷念死者，有的是為了讚美死者，有的則只是為避免重提這個可怕的、神秘的字眼，這也許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習慣，而社會習慣往往是存在於千百年的。當人們不想提“死”這個可怕的語詞時，就輕輕地說：“他過去了”，“他不在了”，有必要文縐縐地說話時，就說：“他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或者“他離開了這個世界”。當人們描述一個革命者過早地死亡時，就說：“他被奪去了生命。”或“他被過早地奪去了生命。”被誰奪去呢？被死神，這不用說：如果描述一個革命者不屈服於強暴而被殺時，人們說這個烈士“犧牲”了，或者說“英勇就義”了。當一個正直的人，作為人民的公僕勤奮工作，卻被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或疾病奪去了生命時，人們說：“他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或者強調他的作用，說“他獻出了自已的生命”，或者換一個說法：“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做代價。” “犧牲”是“死”的一種委婉說法，這個詞帶有一種稱頌、悼念的崇高感情。每一種委婉說法都帶自己的感情，即語感。也可以有反面的語感，例如講述一個壞人時，就說“結束了他的一生”，或者乾脆說：“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後一種表現法比前一種表現法增加了很多貶義。貶義很明顯，但仍不失為委婉說法。人們也可以直截了當的表述，不用一點點委婉說法，例如報刊上有過“蔣介石死了”、“赫魯雪夫死了”這樣的表達法，就是不用委婉語詞的例子，這種表達方式給人們帶來完全不同的語感。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有時要採用更為直接而不那么委婉的表達法。
古代漢語中涉及“死”的委婉的語詞更多。這個階級的成員死了，同那個階級的成員死了，往往使用不同的語詞，甚至同一階級而身份不同的人死了，也有專門符合他的身份的同義語，例如天子死叫做“崩”，一般人死了就不能說“張三駕崩了”，那樣說就不符合身份，而且被認為大逆不道。諸侯死了叫做“薨”，大夫死了叫“歹卒”，唐代二品以上官員死了也叫“薨”，五品以上官員死了則叫“卒”，五品以下直到庶民，直稱為死。未成年的人死了叫“殤”，也是死的委婉說法，由於社會生活起了變化，許多委婉說法也改了個樣而某些委婉語詞往往隨著時間和社會條件的不同，失去了它的委婉性質。
人固有一死，對死亡產生懼怕，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懼怕千萬要適可而止，如果想長生不死，甚至為了逃脫和延緩死亡而對人類、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負擔、浪費和災難，那是非常惡劣的做法，這種做法，會使其“死有餘辜”，最終還是“不得好死”，“死得輕於鴻毛”，最終被萬人唾罵為“罪該萬死”。
皇甫謐對死亡的達觀態度，對死後喪事的簡樸安排，在封建社會裡非常難得可貴，我們非常欣賞這種態度，這種高風亮節，值得後人敬佩，也值得我們學習。
【原文】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譹?訛，或捫腸求珠玉?譺?訛。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譻?訛。故張釋之曰?譼?訛：“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譽?訛！”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譾?訛，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譿?訛，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屍?讀?訛，麻約二頭，置屍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讁?訛，舉床就坑，去床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輥?輮?訛，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袝?輥?輯?訛。袝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屍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而競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注釋】
①、捋：手握住條狀物向一端滑動。②、捫：摸。③、發：挖開。④、張釋之：漢朝南陽堵陽人，因奏劾太子（景帝）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受到文帝的重用，後為廷尉，景帝時，因舊嫌出為淮南相，不久病卒。⑤、戚：憂愁。⑥、中野：野中，荒野之中。⑦、含：將寶玉或其他隨葬品放在死者的口中。⑧、遽除：古代用竹或葦編織的粗席。⑨、訖：完畢。⑩、怵：恐懼。?輥?輯?訛、付：合葬。
【譯文】
葬的意思就是藏。藏就是不讓人看見。如果興師動眾建造內棺外槨，並且將生前的物品用來陪葬，這就好像是在路邊埋了金子，又在上面寫了說明書一樣，即使是愚蠢透頂的人，看到這種情景，也會當成笑話的。用大量的金銀財寶厚葬死者，使奸詐之人萌生盜墓之心，或者打爛棺材，將屍體橫拖直挪，或順著死者的雙手取下金鐲。或按摸腸子尋找死人肚子裡的珠玉，這種情形，不是比燒殺之形更殘忍慘痛么？古往今來沒有哪一個人不死，既然沒有不死的人，也就沒有不被挖開的墓，所以漢朝賢臣張釋之曾說過：假使其中有利可圖，即使把棺槨修得像南山一樣堅固，還是有縫隙可鑽的，假如裡面無利可圖、即使沒有石棺柩，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這話實在是至理名言啊，張釋之真是我效法的人。為死者加以厚葬，其實並不是對死者表示孝心，而是給活人看的，厚葬對生者和死者都沒有任何益處。所以，拋棄死者的遺囑，聰明人是不會這么乾的，《易經》上說：“古代的葬法，用草蓋死者，埋葬在荒野之中，也不堆土為墳，也不種樹以標明地址。”所以死者能回歸大自然，同時也不會使生者勞命傷財。
所以我希望早晨死，傍晚就埋；傍晚死，早晨就埋，不要用布帛裹身，也不修整遺容，不沐浴，不縫製新衣服，口中珠玉也一概不用。我本來想裸體入坑，身體直接與土接觸，恐怕親人受世俗影響已久，要馬上革除這種習俗很難，所以我今天粗略定下規矩。奢侈不過石槨，簡便只要不裸體。氣絕以後，即穿當時穿的衣服，以及過去用的幅巾，用粗席裹上屍體，用麻繩捆住屍首兩頭，將屍體停放床上。選擇不能長糧食的地，挖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寬六尺的坑。挖坑完畢，將床抬到坑邊，抽去床，將屍下到坑中。生平所用之物，都不隨葬，只須帶著《孝經》一卷，以表示不忘孝道，粗席之外，便直接接觸土地。坑中土填到與周圍地平，然後種上以前原有的草，使草繼續生長在上面，不種樹木，不剷除上面的雜草，不留下痕跡，以免讓人可知葬處，連自己想找都找不到。不見可圖之利，則奸人不會生偷盜之心，自始至終都不用恐懼，一千年也不需憂慮。屍體與大地融合，魂靈與元氣合一，真是厚愛到極點。如果我死了後，前後還有人死去，不能把我們合葬在一起。合葬的禮節是從周公以後才開始的，並不是自古就有的制度。虞舜死後，葬於蒼梧之時，他的兩個妃子並沒有與他葬在一塊兒。這件事就這么定了，不必遵循《周禮》的規定。我死之後，辦喪事時不必請教巫師，不要相信卜筮之人，不要受世俗之言約束，也不設定神主牌位，不要在十五日早上和晚上供祭祀，祭祀也不需要到墳墓前，只須每月初一在家裡供一下就行了，供一百天就不再供了。上供也只須在日出前漏三刻日入後漏三刻，不能在半夜。日常只須在家裡穿穿喪服就行了，不需要到墳屋裡去居住。古人並不崇尚築墳墓，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今天積土為墳，並且在上面種上樹，以標明地方，這都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不按照我說的去做，而一定要厚葬的話，就等於是戮屍於地下，使死者再一次受到傷害，如果我有在天之靈，一定會怨恨悲傷的，我會永遠是個傷痛之鬼，王孫子弟，可以以此為遺囑，死者的遺囑。
皇甫謐寫有詩、賦、誄、頌、論、難六種體裁的作品，而且著述甚豐。他寫的《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和《玄晏春秋》等書，都很受時人的推崇。他培養了弟子如摯虞、張軌、牛綜、席純，這些弟子都成了晉代的名臣。
【讀解】
時下，有的人追求起厚葬來，據說在南方某座城市，發了財的人居然在生前就修好墳墓，那墓穴像宮殿一樣，金碧輝煌，死後還把金銀財寶和大把大把的鈔票帶入墓里。他們沒有讀過皇甫謐的這篇篤論，否則，他們就壓根兒不敢也不願搞厚葬了。
首先，他們不敢搞，皇甫謐不是說過么：厚葬無異於給盜墓者提供發財的良機，一旦墓被挖，那原本供死人享用的金銀財寶全被活人搶走，而且要把死屍折騰半天，五臟六腑都翻個個兒，最後，還要把這死屍拋於荒野，讓山間野狗來飽餐一頓，這種結局，豈不是比殺戮焚燒還更悲慘么？
其次，他們不願再搞，厚葬讓活人勞命傷財，省吃儉用送到陰朝地府供死人享用，結果是獻給了盜賊，孝敬了他人，豈不哀哉？
其實，中國古代的仁人志士一貫對厚葬持批評態度，一代偉人，孔子就堅決要求喪事和葬禮從簡。孔子認為：人死如泥，還不如快點腐朽為好。他在宋國居住的時候，看到桓司馬用石頭為自己建造了外棺，就連聲感嘆：浪費啊浪費。這個細節記載於儒家經典《禮記耠弓》里。秦朝的相國呂不韋也最反感厚葬，他在《呂氏春秋》這本書里專門開闢了兩章來談厚葬的弊端，這兩章就是《節喪》和《安死》，後來，班固在《漢書娠元王傳》里，劉向在《諫營昌陵疏》里，王充在《論衡萠沅》里，楊貴在《報祁候繒它書》里，魏文帝在《終制》里（載於《三國志傳暛蜠帝紀》）都苦口婆心地勸誡後人：厚葬既無益於死者，也無益於生者，只有益於盜墓者。
當然，有的生者為死者厚葬，是別有用意的，那就是像皇甫謐分析的那樣：“要做給旁人看。”我們常常聽到或見到這種現象：死葬既無益於死者，也無益於生者，只有益於盜墓者。死者生前，家人像凶神惡煞一樣虐待他；死後，家人卻如觀音菩薩一般厚待他，那意思：或者是向旁人炫耀自己的富有和對死者的孝心，或者就是祝賀死者死去，為慶祝他離開人世而獎給他一筆豐厚的獎金，讓他在陰朝地府里慢慢享用，不再讓家裡人心煩。這種現象自古就有，漢代崔廖在《政論》里，宋代歐陽修在《瀧風阡表》里都有詳細的記載，很值得今日以厚葬來沽名釣譽的先生們讀一讀。
厚葬之墓必被盜，就像皇甫謐所打的比方：無異於在某處放入金銀財寶，並且放上標籤，提醒盜賊快來發財，這個比喻源遠流長，在古代典籍《鹽鐵論》、《潛夫論》和《野客叢書》里均有記載，怎么樣做到既厚葬又不讓盜賊光顧呢？於是有人想了個“高明”之舉，乾脆在墳墓上面樹一塊牌子，牌子上寫明：此墓沒有厚葬，但這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盜賊更要光顧，而且是首先光顧，不信么？北魏時代有本書叫《水經注》，其中有一章叫《湍水》，裡面就記載了三國時魏朝大臣張詹之墓，上面有塊牌子，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寫道：“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鋼鐵不入，丹器不藏，嗟分後人，幸勿我傷。”你看，這牌子不是明明白白地寫著這個死人的棺材質量差，衣服布料劣，墓里連銅鐵都沒放進去，更談不上丹器，而且哀求後人，千萬不要盜這座墳墓，可盜墓者就是不發這個慈悲之心，晉朝元嘉六年，這個墓被挖開，嘿，請看：“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鐵釘……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原來死者墓牌上的文字完全是在叫窮，所以這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盜賊照偷不誤。
縱觀古今歷史，凡是偉大的建築和浩繁的工程，大都是厚葬的產物，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秦始皇陵、十三陵，等等等等，它們一方面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力量的高度結晶，另一方面也是血淚的濃縮。然而，恰如皇甫謐和張釋之所說：只要有利可圖，就沒有盜不開的墓。魏文帝在《終制》里早就感嘆：“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可見，葬禮簡潔，實有益於死者平安地長眠地下，而厚葬死者無異於讓亡靈再受荼毒。正因為如此，所以南朝陳世祖在天嘉六年八月的刊書里哀嘆：厚葬無益，早晨葬在墓里的漆簡玉杯，晚上就在市場上出現和出售了，這篇詔保存在《陳書世祖本紀》里。陳世祖的話不無道理，君不見今天市面上或博物館裡的出土文物，不正是厚葬者們留下來的么，有時還有兩三具木乃伊，赤條條地躺在那兒，供萬人瞻仰欣賞，即使生前有萬般羞澀，也無可奈何了。
皇甫謐的這篇《篤終》的寫作，是有其時代背景的，南朝有個江淹，也就是大家所說“江郎才盡”的那個文人，他寫過一篇《銅劍贊》，專門談到古代的厚葬之風：“前漢奢於後漢，魏時富於晉時。”原來，漢魏前後，厚葬之風盛行，所以有一位叫溫韜的古人說道：“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或者矣！”可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皇帝老爺的腦瓜子該不笨吧，但就是聽不進去勸告，偏要搞厚葬，溫韜的這些話至今還記載於《新五代史雜傳》二十八中。
如果說秦漢以來厚葬之風盛行，那么晉代盜墓之風就最流行，著名的竹書，就是盜魏安厘王墓而得。《晉書∠噽傳》記載晉憫帝時，盜賊挖開漢代霸、杜二陵，獲得很多珍寶，皇甫謐正是有感於厚葬和盜墓之密切關係，故寫了《篤終》，文章有許多地方是借鑑了《呂氏春秋》的《節喪》和《安死》兩章，但依然不影響其認識價值。
皇甫謐這人真是老練，他不僅要求薄葬，而且要求不樹碑，不封土，讓家人、甚至連死者自己都搞不清楚葬在何處，這可真是精明之舉。因為盜賊一旦知道死者墳墓，發現一無所獲時，最終是要發脾氣的。邵溫《聞見後錄》卷二十二寫道，古代有兩個大臣，一個厚葬，一個薄葬，墓都被挖開，厚葬者東西太多，盜者拿也拿不完，簡直欣喜若狂，滿載而歸，對死屍連聲道謝，再拜而去，但那位薄葬者太讓盜賊失望，一氣之下，盜賊將屍骨砸得稀巴爛，然後憤憤而去。所以，如果他們兩位早聽皇甫謐的勸告，也許就不會有此災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