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日本侵綏的戰備,中國軍的戰備,戰役經過,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之捷,收復錫拉木楞廟,戰役影響,打擊日偽氣焰,激發抗日熱忱,增強抗戰信心,獲勝原因,戰役評價,
歷史背景
日本侵綏的戰備
侵占中國的內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滿蒙計畫”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熱河和冀東之後就計畫建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的“蒙古國”。為此，日本將實現該目標分為三步：第一步占領蒙東。從九一八事變到侵占熱河，這一步已經實現。第二步是利用內蒙古民族分裂主義者和上層統治勢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等製造“內蒙古自治運動”。自日本占領蒙東地區之後，就加緊實施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礎上侵占察哈爾、綏遠兩省，建立一個名為“蒙古大元帝國”或“大元共和國”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綏遠，必須先占領察哈爾。1935年初，日本製造了察東事件。19356月，日本企圖通過簽訂秦土協定 強迫中國軍隊從察東撤出。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制定了《對內蒙措施要領》的絕密檔案，決定了“擴大和加強內蒙古的親日滿區域，隨著華北的進展，而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的方針。1935冬，日軍藉口張北事件，指使偽軍李守信部占領了察北六縣和察東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偽“察哈爾盟公署”。日本在察哈爾得手之後，便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了綏遠。
綏遠在內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晉、陝兩省，東臨察哈爾，西接寧夏、甘肅。控制了綏遠，就構成了對華北、西北的包圍態勢，就獲得侵入華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從東北經察綏，西至寧夏新甘，造成封鎖中國，隔絕中俄的陣線，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來努力的目標”。日本通過1936年5月建立的偽“蒙古軍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東地區，直接威脅著平綏鐵路和晉北的大同及綏遠的包頭。
為了侵占綏遠，日關東軍的《對內蒙措施要領》規定了從政治上對綏遠省的傅作義進行收買的政策；如果收買難以實現時，就抓住有利時機，把他（傅作義）打倒，驅逐到山西省內。接著，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等人紛紛躥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對傅作義威脅利誘，進行策反，聲稱傅若不與日本“攜手合作”，日本則支持德王以“武力解決”。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義的拒絕。於是關東軍決定發動對綏遠的武裝進攻。
會後王英率部離開商都向西移動；李守信率第1軍從張北移至商都，作為第二線；德王的第2軍主力布置在尚義、化德一帶，為後援，其第7師繞經後草地進駐百靈廟，為北線作戰的主力。偽軍總兵力在1.5萬人以上。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靈廟為據點，對傅作義部取外線包圍態勢，以便南襲歸綏，西攻包頭、固陽，東攫集寧，迫使綏遠守軍退回山西。同月中旬，偽蒙軍1萬餘人和王英的“大漢義軍”5000餘人在察綏邊境和綏北集結。田中隆吉吹噓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一打就跑，我們沒費多大力量，就占領了東北四省，建立了滿洲國。而綏遠軍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嚇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綏遠。”
中國軍的戰備
1936年春，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已有變化，蔣介石調中央直屬部隊5個師進入山西，準備進攻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同時也準備支援晉綏軍，抵抗入侵綏遠的日偽軍。5月2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其增兵援助綏遠傅作義：“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布防，以示決心……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但閻畏懼日軍進攻山西及紅軍再度渡黃河東征，猶豫不決，請求中央軍支援。7月中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並成立國防會議。7月31日，蔣介石再電閻錫山，闡明局勢，令其“從速決心增加綏防五師之兵力”。8月10日，蔣介石又電閻錫山，命令對進犯綏遠的偽蒙軍採取攻勢：“欲使匪偽不敢再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防禦，不能達成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麕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予以一大打擊後，即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以後必不敢輕動，此為必操勝券與一勞永逸之計。”在蔣介石的極力推動下，在日軍欲取綏、晉的情況下，閻錫山也提出了“抱著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踢破經常範圍，加緊自強”的方針。
任綏遠省主席，35軍中將軍長時的傅作義
任綏遠省主席，35軍中將軍長時的傅作義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料敵必將大舉侵綏，一面加緊準備抗擊，一面向蔣、閻報告。閻對綏遠軍隊的部署和指揮關係作了如下調整：“第19軍（王靖國部）在晉部隊（該軍原有4個團在綏）及第68師（李服膺部）並獨立第7旅（馬延守部）、獨立第8旅（孟憲吉部）、炮兵4個團，為先遣入綏增加抗戰之部隊，爾後視情況之必要，凡屬晉省部隊，全數入綏抗戰。先以68師一部開綏，其餘分駐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由……（傅作義）隨時調要（用）。”
1936年8月9日，第68師一部到達興和、豐鎮，擔任前方警戒。1936年9月18日，中央軍炮兵1個大隊抵綏。1936年10月14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告知已調湯恩伯第13軍（2個師）和門炳岳部騎兵第7師增援綏遠。1936年10月21日，蔣介石又電告閻錫山：“談判仍無進展，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且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並指示：“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經（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之連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占領綏遠之企圖。”
一傅作義為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1路軍司令官，第1路所部為第35軍，附第205旅（欠第407團）、獨立第7旅，補充第10團並炮兵第21、第29團及小炮大隊（欠第1、第3中隊）
二湯恩伯為第2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13軍，附第72師及炮兵第27團。
三李服膺為第3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68師，附炮兵第24團及小炮第1、第3中隊。
四王靖國為預備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70師（欠第205旅，該旅第407團由師直接指揮），附獨立第8旅。
五趙承綬為騎兵軍司令官，門炳岳為副司令官，指揮騎兵第1師、第2師及第7師。
1936年參加綏遠抗戰的晉綏軍
1936年參加綏遠抗戰的晉綏軍參戰部隊的主力由傅作義的第35軍及趙承綬的騎兵軍組成。第35軍轄2個旅、6個團：第211旅，下轄第419、421、422團；第218旅，下轄第420、435、436團。該軍和騎兵軍各以一部駐綏東、綏北前線。王靖國率第70師駐綏西包頭一帶。李服膺率第68師集結於晉北高陽、天鎮等地。湯恩伯率第13軍由陝西向綏遠開拔（綏戰開始後，該部還在途中，未參戰）。
1936年11月5日，偽“蒙古軍”正、副總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義發出通電，為侵綏戰爭製造藉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義在復電中對德王作了駁斥。蔣介石也致電德王，對其進行規勸和責備。但德王在關東軍的慫恿指揮下發動了對綏遠的進攻。
戰役經過
綏遠抗戰從1936年11月15日開始，到12月19日結束。整個抗戰又分為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戰鬥和錫拉木楞廟戰鬥。其中尤以百靈廟戰鬥影響最大，因而人們通常把綏遠抗戰稱作“百靈廟戰役”或“百靈廟大捷”。
紅格爾圖戰鬥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偽軍兵分兩路從商都分向興和、紅格爾圖進攻。1936年11月15日，偽軍1500人進抵紅格爾圖附近的陽坡村，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1936年11月16日，偽軍向紅格爾圖猛攻，守軍據壘抗擊，“戰鬥二小時，匪死傷六七十名，被擊退”，敵攻勢頓挫。
紅格爾圖屬綏遠陶林縣，為千餘人口的小鎮，西距縣城80公里，南離集寧90公里，東距敵偽盤踞的商都30公里，為綏、察交界之要衝，是綏東北的門戶，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駐守這裡的是騎兵第1師彭毓斌部的3個連。彭毓斌在獲悉戰訊後即派騎兵第6團增援。1936年11月16日、17日兩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揮2個騎兵旅、1個步兵旅向該鎮猛撲。守軍拼力奮戰，紅格爾團始終在綏軍手中。
中方三位指揮官：趙承綬、傅作義、王靖國
中方三位指揮官：趙承綬、傅作義、王靖國傅作義、趙承綬於1936年11月15日午夜到達集寧前線指揮。傅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後認為：進犯紅格爾圖的偽軍雖非敵之主力，然其諸兵混合，隊伍龐雜勢眾，如敵首戰取勝，可增偽軍氣勢，威脅綏省安全，影響晉綏軍士氣，並能西進綏西，對晉綏軍形成危害。於是決定首戰應擊破紅格爾圖當面之敵。采其“守點以抑留敵人，集中主力進攻”的作戰方針，即“借各城鎮之既設工事，以民眾守要點（縣城及有工事之較大村鎮），使正規軍隊機動出擊敵之據點”；或向來犯敵人主動出擊，先擊一路，各個擊破。
1936年11月16日上午，傅作義與趙承綬發出作戰命令：由騎兵第1師師長彭毓斌率騎兵4個團，由步兵第218旅旅長董其武率步兵2個團及炮兵1個營，在彭毓斌、董其武統一指揮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動殲擊紅格爾圖附近之敵，並限於17日夜間發起襲擊。並調駐豐鎮的第68師第401團至大六號，掩護集寧東北一帶，支援出擊部隊。
此時，偽軍王英部在前線約三四千人，其一部圍攻紅格爾圖，余分布於土城子、打拉村、台道灣等處。18日凌晨1時30分，晉綏軍發起全線攻擊，戰至上午7時，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紅格爾圖東、南、北三面之敵向北方逃竄。8時半，騎兵第1師師部進入紅格爾圖。此役擊斃偽軍500餘人，俘20餘人，連同前3天的保衛戰，共斃偽軍1000餘人。晉綏軍從俘虜中找出了王英軍的電台台長、日本人牟禮吉和雇員松村利雄。在紅格爾圖激戰的同時，李服膺部1個團在興和與敵展開了攻防戰，經17、18兩日激戰，王英部偽軍於20日全部退出興和。
傅作義於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的當晚，乘敵一時難以再犯之機，先發制人，立即發起百靈廟戰役。蔣介石也於1936年11月16日從洛陽致電閻錫山：“即令傅作義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拳…非此時乘機占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駐綏軍遂準備進攻百靈廟。
百靈廟之捷
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是烏蘭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廟，距省城歸綏約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環抱，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達外蒙古庫倫（烏蘭巴托），東通化德，西南接包頭，東南連歸綏。如果說綏遠是連線中國東北、西北的津梁，而“東西策應的根據地就是百靈廟”。
百靈廟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蒙政會所在地，實際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經營成進行侵綏戰爭的後方基地。駐守這兒的有偽第7師（騎兵）約1800人、德王直屬騎兵1000餘人，另有專任指導的日本軍官四五十人。總計約為3000人。同時運來大批的糧秣和裝備，“存在廟上的子彈有100萬發以上，白面約二三萬袋”。
針對百靈廟四周環山、山外為平坦草地、35公里內無村落、易守難攻的地形特點，晉綏軍制定了隱蔽接敵、正面攻擊與迂迴包抄相結合、速戰速決、準備阻擊援敵等指導要領，“以強襲之準備作奇襲之行為”，對百靈廟發起進攻。
1936年11月20日，傅作義在歸綏召集孫長勝、孫蘭峰和袁慶榮部署戰鬥，要求在1936年11月24日前以迅疾動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敵到廟之前襲取成功。同時發布作戰命令：“騎2師孫師長長勝為指揮，步211旅孫旅長蘭峰為副指揮，旅參謀長袁慶榮為參謀長，指揮步兵419團（欠1營）、421團（欠1連）、第70師315旅補充第1團（欠1連）、騎兵第8團及特務3個連、炮21團第3營，及第6連小炮2門，無線電3台，汽車1隊(計甲車20輛、汽車24輛)，以迅捷之手段，襲占百靈廟。”1936年11月22日晚10時，各部隊按指定地點集結完畢。
1936年11月24日凌晨1時，進攻百靈廟的戰鬥全面展開。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指揮作戰，以熾烈火力阻止晉綏軍前進。戰至4時，攻擊部隊深入各敵陣地，戰鬥呈膠著狀態。上午7時天即放明，若無進展，敵飛機助戰，援兵亦至，則對晉綏軍非常不利。因此孫長勝、孫蘭峰到第一線指揮作戰，袁慶榮指揮炮兵，並撥給尖刀連9輛汽車，每班乘1輛，由東南山口魚貫向廟內衝擊，決心在早晨全殲廟內之敵。
經過反覆搏鬥，終於突破敵陣，突入廟內。激戰後將敵殲滅大半。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顧問菸草谷與偽蒙軍第7師師長穆克登寶也分乘汽車狼狽逃竄。至1936年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晉綏軍收復了百靈廟。百靈廟一役，斃傷偽軍七八百人，俘虜300餘人，繳獲炮3門、重機槍5挺、步槍400餘枝、電台3架，還繳獲了彈藥一批、麵粉2萬袋和大量汽油。晉綏軍傷亡官兵300餘人。
收復錫拉木楞廟
在百靈廟慘敗的日、偽軍退到錫拉木楞廟。田中隆吉為了挽回頹勢，命令“大漢義軍”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領所屬金憲章、石玉山、葛子原、趙奎閣等部在錫拉木楞廟集結，向百靈廟反撲。1936年11月28日，敵以汽車100餘輛運兵3000餘人到錫拉木楞廟，準備反攻百靈廟。1936年11月29日，王英直接指揮偽軍騎兵2000餘人繞過商都以北土木爾台，運動到陶林西北一帶牽制晉綏軍。
錫拉木楞廟位於百靈廟東35公里處，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晉綏軍攻下百靈廟後得知偽軍在此集結，料定敵必反攻，於是制定了退兵誘敵、守廟打援的方針。在作戰部署上，決定：“一、以騎兵第2師孫長勝師長率該師（3個團）附炮2門，進擊烏蘭花，另以420團附炮1連，乘汽車支援騎兵；二、以211旅孫蘭峰旅長指揮421團、補充第1團、炮兵2連、小炮4門，為固守百靈廟之部隊，但除421團現在廟內之部隊外，余在廟外準備，臨時進入；三、以419團附炮1連，在後廠汗次老為伏兵；四、以獨立第7旅之兩個團，由卓資山開駐武川、黑老各1個團。”這樣，使錫拉木楞廟之敵不能單獨反攻百靈廟，而又迫使該敵離開，晉綏軍則相機占領之。
綏遠抗戰經過示意圖
綏遠抗戰經過示意圖自1936年12月3日起，偽軍向百靈廟反攻。守衛廟內的綏軍1個團奮起反攻；殺傷偽軍一部後，有計畫地後退，誘敵深入。下午7時，廟外晉綏軍發起反擊，深入之敵大敗而去。至1936年12月4日9時，徹底粉碎了偽軍的反攻，斃“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及日、偽軍500餘人，俘200餘人，並將王英偽軍主力牽制於烏蘭花一帶，錫拉木楞廟敵守備力量大為減弱。
當百靈廟守軍與敵反攻部隊激戰時，騎兵第2師在烏蘭花東北15公里處的南廂村、紅房子與王英部激戰，將其包圍於烏蘭花西北七八十里處的黃陶瓦。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個旅在陣地反正。9日凌晨，金憲章也率部反正，將日本顧問小濱大佐以下日本軍官27名悉數殺死，同時向偽蒙軍第7師穆克登寶突襲，將其大部殲滅。1936年12月9日上午，晉綏軍進占錫拉木楞廟。此時，偽蒙軍呈土崩瓦解之勢，偽旅長安華亭率領2個團、偽團長王子修率1個團於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1936年12月19日，偽軍呂存義部聞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誠。王英帶著殘兵逃回張北，被日軍全部繳械。至此，“大漢義軍”徹底覆滅。
戰役影響
打擊日偽氣焰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先後有過淞滬、長城抗戰，每次戰後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一嚇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蒙古軍督後，作為第二線支援”就可取勝。事實與日軍的願望相反：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大漢義軍”徹底覆滅。此後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綏遠、寧夏地區的日本僑民，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從此，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
當時的報紙記載
當時的報紙記載激發抗日熱忱
其次，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綏遠抗戰勝利的訊息傳到中國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各地“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民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報》專門配發了著名記者范長江的傑作《綏東戰役中五個民族英雄》。表彰了騎兵師長彭毓斌，旅長董其武，團長張培勛，團長蘇開元。副團長張著 。
增強抗戰信心
綏遠抗戰勝利的訊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936年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周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
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蔣介石拒絕張、楊援綏之請，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獲勝原因
綏遠抗戰是國民政府駐綏部隊抗擊以日本人為顧問、以偽軍為主力，旨在保衛國土、收復失地而取得圓滿勝利的一次戰役。僅就軍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役指導正確。它一掃1933年時長城抗戰中分兵把口、處處設防、被動挨打的消極防禦方針，採取了主動出擊、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掌握優勢，機動兵力，把打擊目標首先指向對中國威脅最大、敵主力所在之紅格爾圖，爾後再及其他。每戰都集中兵力打擊敵之一部，對余敵取守勢。由於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使晉綏軍每戰均居於優勢。傅作義在戰後總結說：“以綏省現有之兵力，若分路迎擊，必致兵力分散，處處薄弱，重蹈過去長城抗戰各不相及之復覆，難期成果；必須集結優勢，先擊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個擊破。”
方大曾：綏遠戰場犧牲的首位戰地記者
方大曾：綏遠戰場犧牲的首位戰地記者採取奇襲戰術也是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紅格爾圖之戰時，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敵不意地抄襲敵後，使其猝不及防。百靈廟之戰時，各部隊“晝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敵陣地；迨全部攻擊部隊進入攻擊位置時，“百靈廟守敵仍在酣睡，竟一點也未發覺”。
另外，重視心理戰、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策略，亦為獲勝的原因之一。“以華制華”是日本侵略者慣用的手法。傅作義認為，對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難以策反，但廣大的漢、蒙官兵一般都有愛國思想，不甘心當漢奸。為了策反、瓦解敵之營壘，駐綏軍在1936年夏即成立專門機構，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與偽軍接洽。隨著日、偽軍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偽軍紛紛反正，使“敵力大減，敵氣沮喪”，從而得以以較小的代價獲得重大的勝利。
戰役評價
此戰，傅作義採取先發制人、遠程奔襲的手段奇襲百靈廟，作戰中中國軍隊共擊斃日軍7500餘人，斃傷偽軍1400餘人，俘偽軍600餘人。百靈廟大捷，是中國軍隊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取得的又一次勝利。中國全國掀起援助綏遠抗戰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