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語》選入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的13篇作品。這些作品顛覆了傳統的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創造了極具個性的“俠盜+偵探”的藝術形象魯平，其身上有著深厚的劫富濟貧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
基本介紹
- 書名：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2:雀語
-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492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作者：任翔
-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315059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雀語》編輯推薦：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作者簡介
任翔，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期主要研究方向為語文教育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曾對偵探小說做過專項研究。與偵探小說研究相關的代表性成果有：2001年出版《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文化危機時代的文學抉擇：愛倫·坡腳櫃獄與偵探小說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文化衝突視野中的現代犯罪問題》（北京出版社）；2002年主編《20世紀中國偵探小說精選》（四卷本，中國文聯出版社拜巴勸辨）。2003年獨立主持並完成公安部項目《犯罪現象的文化研究》（批准號20039103301）；2005年獨立主持並完成教育部項目《犯罪問題的價值論探索》（批准號05JC720029）；2010年獨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代偵探小說研究》（批准號10BZW087）。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中國文化報》《檢察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偵探小說論文及評論文章60餘篇，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報刊複印資料》轉載。
媒體推薦
偵探小說足以啟發讀者的思想，滿足閱讀者的好奇心。從一件兇案開始，你就跌進了迷離惝恍的境界中；跟著案情的發展，由你恣意去思索、推測，你也許能從一二處線索上獲得些微領會，但最後的結果卻往往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讀小說最足以使人感覺到興趣的，我以為莫過於偵探小說了。
——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 程小青
偵探小說必須呼應靈活，上半篇布設的種種疑問，好似播種的因，下半篇一一的結束，好似收穫的呆，必須因果相生，息息相通，才是佳作。倘呼應稍微呆板些，那便不足觀了。這結構之難，也勝過別種體裁的小說。
——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 張碧梧
好看的偵探小說的標準是：它設定了足以吊你胃口的懸念、精彩紛呈又驚險刺激的情節，以及科學合理且絲絲入扣的完美解答。
——當代著名兒童偵探小說作家 謝鑫
今天我們的偵探小說遙希櫃作家，應該從現實生活出發，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強烈的愛憎，把握時代發展中的新舊矛盾和複雜狀態，去描繪今日中國的民族風貌和現實心態，去表現獨具慧眼的思想和藝術特色，寫出中國式的偵探小說，從而促進我國偵探小說的發展和繁榮。
——原《當代》雜誌常務副主編，編審 胡德培
——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 程小青
偵探小說必須呼應靈活，上半篇布設的種種疑問，好似播種的因，下半篇一一的結束，好似收穫的呆，必須因果相生，息息相通，才是佳作。倘呼應稍微呆板些，那便不足觀了。這結構之難，也勝過別種體裁的小說。
——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 張碧梧
好看的偵探小說的標準是：它設定了足以吊你胃口的懸念、精彩紛呈又驚險刺激的情節，以及科學合理且絲絲入扣的完美解答。
——當代著名兒童偵探小說作家 謝鑫
今天我們的偵探小說遙希櫃作家，應該從現實生活出發，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強烈的愛憎，把握時代發展中的新舊矛盾和複雜狀態，去描繪今日中國的民族風貌和現實心態，去表現獨具慧眼的思想和藝術特色，寫出中國式的偵探小說，從而促進我國偵探小說的發展和繁榮。
——原《當代》雜誌常務副主編，編審 胡德培
圖書目錄
玫瑰之影
雀語
鬼手
竊齒記
血紙人
三十三號屋
烏鴉之畫
木偶的戲劇
囤魚肝油者
劫心記
博物院的秘密
藍色響尾蛇
賽金花的表
後記
雀語
鬼手
竊齒記
血紙人
三十三號屋
烏鴉之畫
木偶的戲劇
囤魚肝油者
劫心記
博物院的秘密
藍色響尾蛇
賽金花的表
後記
後記
當我在電腦里敲下“後記”兩個字時，腦子裡即刻閃現出唐代詩人羅隱的《蜂》里的詩句：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這蘊含哲理的詩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
2010年6月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提灶采代偵探小說研究》。雖說我對中國偵探小說並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作品談何容易。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現有文獻的匱乏，對偵探小說研究的文獻本就稀少，而對中國偵探小說的研究則更顯貧弱。因此，只能去尋覓原始文獻。於是，開始了兩載的艱辛歷程。
北京師和棵主贈范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報刊幾乎被我們翻了個底，塵封在地庫里的民國報刊散發出濃烈的“芳香”，就在那獨特的“芳香”里細數被時光染黃的文字……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都留下了我們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刊雜誌逐一打手上過，被歲月淹沒了的作家阿匙作品逐個在眼前閃現，劉半農、張天翼、袁寒雲……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冬去春來，近千部偵探作品廈艱厚漸漸聚集在相機里、電腦里，錄入、斷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使這些被時光磨損了的文字重新散發出誘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與“甜蜜”豈是三言兩語可道盡的？！
而今，觸摸著“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校樣，多少辛勞亦成往事。
此刻，我的心裡裝滿了感激與感動，這份情感真切地流淌在每一處文字里。
感謝我的研究生高媛為本叢書的付梓所做的勞動，她曾獨自埋頭於上海圖書館，尋到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未存的珍貴資料。感謝譚東春、卜岩焯、張曼莉、郭美艷、李思靜、杜欣芯在刪選作品、錄入文稿時給予的幫助。
感謝作家藍瑪、鄭炳南、李迪、張策、謝鑫等為推薦作家作品、查詢聯繫方式給予的幫助。感謝人選叢書的所有作家，是你們的智慧與執著讓讀者與研究者領略到中國偵探小說的別樣風采。
最後，要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同志與編輯同志為本叢書的問世給予的大力支持。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這蘊含哲理的詩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
2010年6月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提灶采代偵探小說研究》。雖說我對中國偵探小說並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作品談何容易。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現有文獻的匱乏，對偵探小說研究的文獻本就稀少，而對中國偵探小說的研究則更顯貧弱。因此，只能去尋覓原始文獻。於是，開始了兩載的艱辛歷程。
北京師和棵主贈范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報刊幾乎被我們翻了個底，塵封在地庫里的民國報刊散發出濃烈的“芳香”，就在那獨特的“芳香”里細數被時光染黃的文字……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都留下了我們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刊雜誌逐一打手上過，被歲月淹沒了的作家阿匙作品逐個在眼前閃現，劉半農、張天翼、袁寒雲……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冬去春來，近千部偵探作品廈艱厚漸漸聚集在相機里、電腦里，錄入、斷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使這些被時光磨損了的文字重新散發出誘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與“甜蜜”豈是三言兩語可道盡的？！
而今，觸摸著“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校樣，多少辛勞亦成往事。
此刻，我的心裡裝滿了感激與感動，這份情感真切地流淌在每一處文字里。
感謝我的研究生高媛為本叢書的付梓所做的勞動，她曾獨自埋頭於上海圖書館，尋到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未存的珍貴資料。感謝譚東春、卜岩焯、張曼莉、郭美艷、李思靜、杜欣芯在刪選作品、錄入文稿時給予的幫助。
感謝作家藍瑪、鄭炳南、李迪、張策、謝鑫等為推薦作家作品、查詢聯繫方式給予的幫助。感謝人選叢書的所有作家，是你們的智慧與執著讓讀者與研究者領略到中國偵探小說的別樣風采。
最後，要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同志與編輯同志為本叢書的問世給予的大力支持。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序言
採得百花成蜜後
(代序)
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一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語境裡，經歷了譯作、仿作到自創的演變過程。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後，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創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於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造成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拋開日本這箇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裡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麼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展規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只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並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於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的精神動盪，在沒有秩序的環境裡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裡一樣”。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里找到了寄託。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復，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與變態精神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歷史發展看，犯罪的發生幾乎與人類歷史同等悠久，犯罪現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生，而人類又是那么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制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偵探小說作家，他們都特別善於從文化上改寫占統治地位的辯證法。”因為偵探小說文類堅定執著地偏愛一種場景——犯罪場景與偵破場景——的書寫。這個場景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偵探與罪犯在這個密閉的世界裡，進行著人類的智力、毅力與信念的博弈。正是因為西方偵探小說蘊藏著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國大地，就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啟蒙的中國讀者。
二
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吹響了號角，但必須明確中國偵探小說是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里，浸潤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國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小說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雖說偵探小說宣揚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非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人權而非皇權，但是兩者卻有著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滲的表現。首先，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雖說公案小說源於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沉澱，而偵探小說則誕生於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歷史也僅區區的百餘年。但兩者既有著“形似”又有著難以割捨的“神似”。“形似”——兩者都在運用人類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懲惡揚善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說西方偵探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是顯性的，它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那么傳統公案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則是隱性的，它是中國偵探小說誕生的精神傳承。其次，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同屬“樂感文化”，有相似的審美趣味。傳統公案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讀者基礎，並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審美接受心理，普通讀者閱讀公案小說，更多的是偏重於其娛樂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終都能出現一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的圓滿結局，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拍案稱快之樂，而無凝思長嘆之憂，這種傳統的“樂感文化”不僅制約著普通讀者的審美選擇，而且還積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之中。以啟智娛樂為開端的西方偵探小說也可歸屬於“樂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懸念設定、嚴密細緻的邏輯推理和案犯必遭懲罰的完美結果，它能夠帶給中國讀者緊張而不疲憊、輕鬆而不乏趣味的審美享受。再次，偵探小說汲取了公案小說的精髓，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從偵探小說文類生成看，反映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認同的複雜過程。偵探小說的譯者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之初，其目的是希望藉助偵探小說以引進新思想來變革中國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這些深受傳統禮教影響的文人在觀念上仍然保守。他們在譯介和創作偵探小說時都會滲入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從早期的偵探小說譯本看，很多譯者都使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文白相雜的語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譯者濃厚的傳統法文化思想，又傳遞出譯者對西方現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里，不難發現，作者可允許偵探在偵破案件時有失誤，但不容許偵探在道德上有瑕疵，這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寫照。他們既羨慕偵探的理性精神，又擺脫不了傳統的青天意識，因此，他們希望塑造一個可與西方偵探相媲美卻帶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新偵探形象，這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一個理想目標。
雖說偵探小說承傳了公案小說的血脈，從內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現代轉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誕生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語境裡的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偵探小說體現的是現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講究的是科學與民主，弘揚的是法治思想和社會正義。作品中的私家偵探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是現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試圖在當下法律規範下建立公平與正義，以實現個體的價值與理想，本質上從屬於“民間立場”。而公案小說呈現的是政治的倫理和道義上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在王權統治之下的群體思想，不論是包公、於公還是狄公，他們對於現存意識形態都帶有先天的維護意識，本質上從屬於“官方立場”。
三
西方偵探小說大規模的引入，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生打造了絕佳的模板，而傳統公案小說的倫理價值則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兩種各具特色的文類催化下，作家們的創作意識被激活，他們開始借鑑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進行創作。當然，借鑑並非只是機械的模仿，這裡面隱藏著偵探小說作家在遭遇中西兩種文學觀念時的艱難抉擇。不可否認，最初的偵探小說作者基本上都是“舊式文人”，他們大多以寫言情小說起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面極力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難擺脫傳統小說觀念的影響。在經歷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與“對話”中，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逐漸領會並有選擇地“拷貝”西方偵探小說，最終形成有中國風味的偵探小說。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是1901年由劍鋩創作的《夢裡偵探》，至1904年以後，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才有所發展。1905年，《江蘇白話報》第一期刊載了由挽瀾創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刊載了冷血(陳景韓)的《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1907年，《月月小說》第七號刊載了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1908年，《月月小說》第二十一號刊載了黃翠凝的《猴刺客》，該作品是目前能見到的早期比較成熟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這是張坤德首次譯介福爾摩斯探案十餘年後，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偵探小說文體太先鋒，敘述內容太豐富，邏輯要求太嚴謹，而使眾多意欲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望而卻步。偵探小說的寫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備文學的素養，還應兼備文學之外的諸多知識，比如邏輯學、心理學、犯罪學、化學、醫學等。另一方面，在於作家的價值趨向。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受制於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趨向，中國文化屬倫理型文化，注重以社會為主動、個人為受動的關係連線起來的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屬科學型文化，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引出的社會結構。偵探小說作家對法律的訴求、對科學的期盼、對正義的矚望都帶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掙脫倫理型文化的“羈絆”，他們在“東張西望”中漸漸成熟。
吳趼人和周桂笙是當時著名的小說家與翻譯家，但無論是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還是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從文體到內容仍屬公案小說的范型。尤其是吳趼人，他試圖革新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中國偵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結果。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儘管也是“公案體”，但其在敘述內容上明顯汲取了“西洋文明”。從吳趼人和周桂笙的創作中，可以發現這么一條規律，中國最初的偵探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公案體”到“偵探公案體”的演變過程，這也印證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生成深深地根植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純粹“西風東漸”的結果。
隨著“偵探公案體”作品的增多，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創新，在創新中成長，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偵探小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一個偵探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庵、俞天憤、張碧梧、趙苕狂、何朴齋、徐卓呆、胡寄塵、張無錚(張天翼)等，產生了一批像霍桑、魯平、蝶飛、李飛、宋悟奇、胡閒等“中國式”的偵探，這些“新新偵探”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其中被稱為“中國福爾摩斯”的大偵探“霍桑”更是聲名遠揚，成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創作的繁榮與讀者的接受，使得中國偵探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早期的原創偵探小說中，讀者反映強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俞天憤的《蝶飛探案》、陸澹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趙苕狂的《胡閒探案》、張無錚(張天翼)的《徐常雲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齋和俞慕古的《東方魯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擺脫傳統公案小說束縛的中國偵探小說呈現出與西方偵探小說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偵探小說鮮明的審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撲朔迷離，案犯蹤跡不明，結局指向莫測。作者與讀者似乎在不斷地進行著設謎和解謎的遊戲，從而也就在不斷地進行著建構、顛覆、重構、再顛覆的解密過程，使讀者在“奇詭突兀”、“劌心怵目”的高峰體驗中揭開謎底。偵探小說最具刺激性的是強烈的驚恐性。偵探小說總會牽涉謀殺、搶劫、爆炸等暴力場景的書寫，而暴力行為的描寫往往能夠使處在相對安全環境裡的讀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導泄。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種“暴力”的本能，閱讀偵探小說能使讀者產生“驚駭錯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體驗。偵探小說最具吸引力的是懸疑性，懸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營造的緊張而神奇的懸念，懸念成為偵探小說作家營建情節的樞紐，啟迪讀者心靈的鑰匙，懸念也成為讀者對人物命運和情節推進的預測和充滿激情的期待。
四
中國偵探小說是中西文化融構的寧馨兒。它的誕生與中國社會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文學觀念的變化緊密相連。考察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可將其視為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的一個縮影。偵探小說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近現代作家的創作觀念，豐富了中國現代文體的類型，加快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題材文學獲得了現代性——從對犯罪的政治倫理關注轉向對公共秩序和個體生命的關注，從而促進了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形成、科學精神的傳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設等。
當今的中國文壇甚是熱鬧，各種主義、現象、流派層出不窮，然而，卻絕少有文學研究者與批評者光顧偵探小說。在已有的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里幾乎難覓偵探小說的蹤跡，即便在中國“通俗文學”史里，對偵探小說的闡述亦是浮光掠影，這一切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的健康成長。更可嘆的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形態，為讀者提供獨特的審美與情感體驗的偵探小說亦被“公安小說”、“法制小說”、“犯罪小說”以及“偵破小說”等稱謂取代，私家偵探的獨特個性與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體形象與集體智慧所替換。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為止，能風行全球長盛不衰的文類之一便是偵探小說。融情、智、理、趣為一體的偵探小說有其獨特的範式，故事中的偵探通過追蹤蛛絲馬跡而重構犯罪現場，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撫慰被驚擾了的心靈秩序，恢復被損毀了的社會秩序。偵探是和平年代裡讀者心目中的英雄，這一形象是別的文類所不具有的。
筆者摯愛偵探小說，願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盡力。因為此，筆者歷時兩載查閱了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紙雜誌，蒐集並閱讀了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近千部偵探小說作品，並對清末民初的偵探作品重新錄入、斷句並進行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餘萬字，因篇幅所限，長篇小說未在其列。為體現“史”的脈絡，所選作品均按發表或出版的時間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作品；第三卷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劉半農、張天翼、俞天憤、陸澹庵等人作品。因館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彌足珍貴，難輕易示人，一些選文想必是第一次與當代讀者會面。讀者可從中閱覽中國偵探小說從濫觴期到興盛期的整體創作風貌。1950一1976年一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白樺、公劉、陸石、文達等人作品，這些作品以蘇聯的“反特防奸”為藍本，融入“剿匪”、“肅反”的題材，作品明顯地烙上時代的印痕，讀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波瀾壯闊的鬥爭畫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李迪、鐘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國著名作家葉永烈、余華、葉兆言等人作品，讀者閱讀這些作品，可體驗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出現的新變化，犯罪問題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錯綜複雜的社會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懷戚和新銳偵探小說作家鬼馬星、馮華、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錄中國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鄭炳南、孫麗萌及新銳偵探小說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暉、林斯諺等人的作品。讀者可領略到新世紀中國偵探小說無論是敘事內容還是敘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網路、毒品、腐敗等題材已成為偵探小說的熱點。除以上八卷外，還為小讀者編選了兩卷創作於1980—2011年間的優秀兒童偵探小說作品。深受小讀者喜愛的兒童偵探小說作家謝鑫、楊老黑、許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選集裡，這些作品以小讀者的視角敘寫了神秘、懸疑與恐怖的偵破故事，不僅讓小讀者從中感受到偵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從中體驗到偵探身上傳遞出的剛毅與正氣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中國偵探小說讀本，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國偵探小說作品圖譜，為當下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創作提供可參照的範本，為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偵探小說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希望“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能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生長點。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代序)
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一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語境裡，經歷了譯作、仿作到自創的演變過程。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後，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創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於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造成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拋開日本這箇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裡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麼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展規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只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並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於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的精神動盪，在沒有秩序的環境裡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裡一樣”。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里找到了寄託。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復，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與變態精神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歷史發展看，犯罪的發生幾乎與人類歷史同等悠久，犯罪現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生，而人類又是那么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制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偵探小說作家，他們都特別善於從文化上改寫占統治地位的辯證法。”因為偵探小說文類堅定執著地偏愛一種場景——犯罪場景與偵破場景——的書寫。這個場景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偵探與罪犯在這個密閉的世界裡，進行著人類的智力、毅力與信念的博弈。正是因為西方偵探小說蘊藏著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國大地，就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啟蒙的中國讀者。
二
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吹響了號角，但必須明確中國偵探小說是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里，浸潤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國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小說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雖說偵探小說宣揚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非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人權而非皇權，但是兩者卻有著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滲的表現。首先，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雖說公案小說源於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沉澱，而偵探小說則誕生於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歷史也僅區區的百餘年。但兩者既有著“形似”又有著難以割捨的“神似”。“形似”——兩者都在運用人類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懲惡揚善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說西方偵探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是顯性的，它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那么傳統公案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則是隱性的，它是中國偵探小說誕生的精神傳承。其次，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同屬“樂感文化”，有相似的審美趣味。傳統公案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讀者基礎，並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審美接受心理，普通讀者閱讀公案小說，更多的是偏重於其娛樂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終都能出現一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的圓滿結局，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拍案稱快之樂，而無凝思長嘆之憂，這種傳統的“樂感文化”不僅制約著普通讀者的審美選擇，而且還積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之中。以啟智娛樂為開端的西方偵探小說也可歸屬於“樂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懸念設定、嚴密細緻的邏輯推理和案犯必遭懲罰的完美結果，它能夠帶給中國讀者緊張而不疲憊、輕鬆而不乏趣味的審美享受。再次，偵探小說汲取了公案小說的精髓，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從偵探小說文類生成看，反映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認同的複雜過程。偵探小說的譯者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之初，其目的是希望藉助偵探小說以引進新思想來變革中國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這些深受傳統禮教影響的文人在觀念上仍然保守。他們在譯介和創作偵探小說時都會滲入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從早期的偵探小說譯本看，很多譯者都使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文白相雜的語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譯者濃厚的傳統法文化思想，又傳遞出譯者對西方現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里，不難發現，作者可允許偵探在偵破案件時有失誤，但不容許偵探在道德上有瑕疵，這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寫照。他們既羨慕偵探的理性精神，又擺脫不了傳統的青天意識，因此，他們希望塑造一個可與西方偵探相媲美卻帶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新偵探形象，這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一個理想目標。
雖說偵探小說承傳了公案小說的血脈，從內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現代轉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誕生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語境裡的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偵探小說體現的是現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講究的是科學與民主，弘揚的是法治思想和社會正義。作品中的私家偵探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是現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試圖在當下法律規範下建立公平與正義，以實現個體的價值與理想，本質上從屬於“民間立場”。而公案小說呈現的是政治的倫理和道義上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在王權統治之下的群體思想，不論是包公、於公還是狄公，他們對於現存意識形態都帶有先天的維護意識，本質上從屬於“官方立場”。
三
西方偵探小說大規模的引入，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生打造了絕佳的模板，而傳統公案小說的倫理價值則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兩種各具特色的文類催化下，作家們的創作意識被激活，他們開始借鑑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進行創作。當然，借鑑並非只是機械的模仿，這裡面隱藏著偵探小說作家在遭遇中西兩種文學觀念時的艱難抉擇。不可否認，最初的偵探小說作者基本上都是“舊式文人”，他們大多以寫言情小說起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面極力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難擺脫傳統小說觀念的影響。在經歷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與“對話”中，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逐漸領會並有選擇地“拷貝”西方偵探小說，最終形成有中國風味的偵探小說。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是1901年由劍鋩創作的《夢裡偵探》，至1904年以後，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才有所發展。1905年，《江蘇白話報》第一期刊載了由挽瀾創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刊載了冷血(陳景韓)的《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1907年，《月月小說》第七號刊載了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1908年，《月月小說》第二十一號刊載了黃翠凝的《猴刺客》，該作品是目前能見到的早期比較成熟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這是張坤德首次譯介福爾摩斯探案十餘年後，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偵探小說文體太先鋒，敘述內容太豐富，邏輯要求太嚴謹，而使眾多意欲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望而卻步。偵探小說的寫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備文學的素養，還應兼備文學之外的諸多知識，比如邏輯學、心理學、犯罪學、化學、醫學等。另一方面，在於作家的價值趨向。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受制於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趨向，中國文化屬倫理型文化，注重以社會為主動、個人為受動的關係連線起來的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屬科學型文化，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引出的社會結構。偵探小說作家對法律的訴求、對科學的期盼、對正義的矚望都帶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掙脫倫理型文化的“羈絆”，他們在“東張西望”中漸漸成熟。
吳趼人和周桂笙是當時著名的小說家與翻譯家，但無論是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還是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從文體到內容仍屬公案小說的范型。尤其是吳趼人，他試圖革新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中國偵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結果。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儘管也是“公案體”，但其在敘述內容上明顯汲取了“西洋文明”。從吳趼人和周桂笙的創作中，可以發現這么一條規律，中國最初的偵探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公案體”到“偵探公案體”的演變過程，這也印證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生成深深地根植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純粹“西風東漸”的結果。
隨著“偵探公案體”作品的增多，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創新，在創新中成長，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偵探小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一個偵探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庵、俞天憤、張碧梧、趙苕狂、何朴齋、徐卓呆、胡寄塵、張無錚(張天翼)等，產生了一批像霍桑、魯平、蝶飛、李飛、宋悟奇、胡閒等“中國式”的偵探，這些“新新偵探”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其中被稱為“中國福爾摩斯”的大偵探“霍桑”更是聲名遠揚，成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創作的繁榮與讀者的接受，使得中國偵探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早期的原創偵探小說中，讀者反映強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俞天憤的《蝶飛探案》、陸澹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趙苕狂的《胡閒探案》、張無錚(張天翼)的《徐常雲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齋和俞慕古的《東方魯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擺脫傳統公案小說束縛的中國偵探小說呈現出與西方偵探小說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偵探小說鮮明的審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撲朔迷離，案犯蹤跡不明，結局指向莫測。作者與讀者似乎在不斷地進行著設謎和解謎的遊戲，從而也就在不斷地進行著建構、顛覆、重構、再顛覆的解密過程，使讀者在“奇詭突兀”、“劌心怵目”的高峰體驗中揭開謎底。偵探小說最具刺激性的是強烈的驚恐性。偵探小說總會牽涉謀殺、搶劫、爆炸等暴力場景的書寫，而暴力行為的描寫往往能夠使處在相對安全環境裡的讀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導泄。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種“暴力”的本能，閱讀偵探小說能使讀者產生“驚駭錯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體驗。偵探小說最具吸引力的是懸疑性，懸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營造的緊張而神奇的懸念，懸念成為偵探小說作家營建情節的樞紐，啟迪讀者心靈的鑰匙，懸念也成為讀者對人物命運和情節推進的預測和充滿激情的期待。
四
中國偵探小說是中西文化融構的寧馨兒。它的誕生與中國社會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文學觀念的變化緊密相連。考察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可將其視為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的一個縮影。偵探小說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近現代作家的創作觀念，豐富了中國現代文體的類型，加快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題材文學獲得了現代性——從對犯罪的政治倫理關注轉向對公共秩序和個體生命的關注，從而促進了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形成、科學精神的傳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設等。
當今的中國文壇甚是熱鬧，各種主義、現象、流派層出不窮，然而，卻絕少有文學研究者與批評者光顧偵探小說。在已有的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里幾乎難覓偵探小說的蹤跡，即便在中國“通俗文學”史里，對偵探小說的闡述亦是浮光掠影，這一切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的健康成長。更可嘆的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形態，為讀者提供獨特的審美與情感體驗的偵探小說亦被“公安小說”、“法制小說”、“犯罪小說”以及“偵破小說”等稱謂取代，私家偵探的獨特個性與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體形象與集體智慧所替換。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為止，能風行全球長盛不衰的文類之一便是偵探小說。融情、智、理、趣為一體的偵探小說有其獨特的範式，故事中的偵探通過追蹤蛛絲馬跡而重構犯罪現場，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撫慰被驚擾了的心靈秩序，恢復被損毀了的社會秩序。偵探是和平年代裡讀者心目中的英雄，這一形象是別的文類所不具有的。
筆者摯愛偵探小說，願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盡力。因為此，筆者歷時兩載查閱了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紙雜誌，蒐集並閱讀了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近千部偵探小說作品，並對清末民初的偵探作品重新錄入、斷句並進行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餘萬字，因篇幅所限，長篇小說未在其列。為體現“史”的脈絡，所選作品均按發表或出版的時間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作品；第三卷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劉半農、張天翼、俞天憤、陸澹庵等人作品。因館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彌足珍貴，難輕易示人，一些選文想必是第一次與當代讀者會面。讀者可從中閱覽中國偵探小說從濫觴期到興盛期的整體創作風貌。1950一1976年一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白樺、公劉、陸石、文達等人作品，這些作品以蘇聯的“反特防奸”為藍本，融入“剿匪”、“肅反”的題材，作品明顯地烙上時代的印痕，讀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波瀾壯闊的鬥爭畫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李迪、鐘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國著名作家葉永烈、余華、葉兆言等人作品，讀者閱讀這些作品，可體驗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出現的新變化，犯罪問題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錯綜複雜的社會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懷戚和新銳偵探小說作家鬼馬星、馮華、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錄中國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鄭炳南、孫麗萌及新銳偵探小說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暉、林斯諺等人的作品。讀者可領略到新世紀中國偵探小說無論是敘事內容還是敘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網路、毒品、腐敗等題材已成為偵探小說的熱點。除以上八卷外，還為小讀者編選了兩卷創作於1980—2011年間的優秀兒童偵探小說作品。深受小讀者喜愛的兒童偵探小說作家謝鑫、楊老黑、許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選集裡，這些作品以小讀者的視角敘寫了神秘、懸疑與恐怖的偵破故事，不僅讓小讀者從中感受到偵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從中體驗到偵探身上傳遞出的剛毅與正氣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中國偵探小說讀本，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國偵探小說作品圖譜，為當下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創作提供可參照的範本，為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偵探小說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希望“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能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生長點。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後記
當我在電腦里敲下“後記”兩個字時，腦子裡即刻閃現出唐代詩人羅隱的《蜂》里的詩句：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這蘊含哲理的詩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
2010年6月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代偵探小說研究》。雖說我對中國偵探小說並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作品談何容易。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現有文獻的匱乏，對偵探小說研究的文獻本就稀少，而對中國偵探小說的研究則更顯貧弱。因此，只能去尋覓原始文獻。於是，開始了兩載的艱辛歷程。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報刊幾乎被我們翻了個底，塵封在地庫里的民國報刊散發出濃烈的“芳香”，就在那獨特的“芳香”里細數被時光染黃的文字……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都留下了我們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刊雜誌逐一打手上過，被歲月淹沒了的作家作品逐個在眼前閃現，劉半農、張天翼、袁寒雲……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冬去春來，近千部偵探作品漸漸聚集在相機里、電腦里，錄入、斷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使這些被時光磨損了的文字重新散發出誘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與“甜蜜”豈是三言兩語可道盡的？！
而今，觸摸著“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校樣，多少辛勞亦成往事。
此刻，我的心裡裝滿了感激與感動，這份情感真切地流淌在每一處文字里。
感謝我的研究生高媛為本叢書的付梓所做的勞動，她曾獨自埋頭於上海圖書館，尋到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未存的珍貴資料。感謝譚東春、卜岩焯、張曼莉、郭美艷、李思靜、杜欣芯在刪選作品、錄入文稿時給予的幫助。
感謝作家藍瑪、鄭炳南、李迪、張策、謝鑫等為推薦作家作品、查詢聯繫方式給予的幫助。感謝人選叢書的所有作家，是你們的智慧與執著讓讀者與研究者領略到中國偵探小說的別樣風采。
最後，要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同志與編輯同志為本叢書的問世給予的大力支持。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採得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這蘊含哲理的詩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
2010年6月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代偵探小說研究》。雖說我對中國偵探小說並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作品談何容易。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現有文獻的匱乏，對偵探小說研究的文獻本就稀少，而對中國偵探小說的研究則更顯貧弱。因此，只能去尋覓原始文獻。於是，開始了兩載的艱辛歷程。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報刊幾乎被我們翻了個底，塵封在地庫里的民國報刊散發出濃烈的“芳香”，就在那獨特的“芳香”里細數被時光染黃的文字……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都留下了我們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刊雜誌逐一打手上過，被歲月淹沒了的作家作品逐個在眼前閃現，劉半農、張天翼、袁寒雲……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冬去春來，近千部偵探作品漸漸聚集在相機里、電腦里，錄入、斷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使這些被時光磨損了的文字重新散發出誘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與“甜蜜”豈是三言兩語可道盡的？！
而今，觸摸著“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校樣，多少辛勞亦成往事。
此刻，我的心裡裝滿了感激與感動，這份情感真切地流淌在每一處文字里。
感謝我的研究生高媛為本叢書的付梓所做的勞動，她曾獨自埋頭於上海圖書館，尋到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未存的珍貴資料。感謝譚東春、卜岩焯、張曼莉、郭美艷、李思靜、杜欣芯在刪選作品、錄入文稿時給予的幫助。
感謝作家藍瑪、鄭炳南、李迪、張策、謝鑫等為推薦作家作品、查詢聯繫方式給予的幫助。感謝人選叢書的所有作家，是你們的智慧與執著讓讀者與研究者領略到中國偵探小說的別樣風采。
最後，要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同志與編輯同志為本叢書的問世給予的大力支持。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序言
採得百花成蜜後
(代序)
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一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語境裡，經歷了譯作、仿作到自創的演變過程。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後，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創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於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造成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拋開日本這箇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裡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麼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展規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只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並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於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的精神動盪，在沒有秩序的環境裡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裡一樣”。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里找到了寄託。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復，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與變態精神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歷史發展看，犯罪的發生幾乎與人類歷史同等悠久，犯罪現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生，而人類又是那么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制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偵探小說作家，他們都特別善於從文化上改寫占統治地位的辯證法。”因為偵探小說文類堅定執著地偏愛一種場景——犯罪場景與偵破場景——的書寫。這個場景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偵探與罪犯在這個密閉的世界裡，進行著人類的智力、毅力與信念的博弈。正是因為西方偵探小說蘊藏著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國大地，就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啟蒙的中國讀者。
二
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吹響了號角，但必須明確中國偵探小說是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里，浸潤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國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小說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雖說偵探小說宣揚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非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人權而非皇權，但是兩者卻有著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滲的表現。首先，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雖說公案小說源於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沉澱，而偵探小說則誕生於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歷史也僅區區的百餘年。但兩者既有著“形似”又有著難以割捨的“神似”。“形似”——兩者都在運用人類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懲惡揚善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說西方偵探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是顯性的，它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那么傳統公案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則是隱性的，它是中國偵探小說誕生的精神傳承。其次，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同屬“樂感文化”，有相似的審美趣味。傳統公案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讀者基礎，並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審美接受心理，普通讀者閱讀公案小說，更多的是偏重於其娛樂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終都能出現一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的圓滿結局，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拍案稱快之樂，而無凝思長嘆之憂，這種傳統的“樂感文化”不僅制約著普通讀者的審美選擇，而且還積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之中。以啟智娛樂為開端的西方偵探小說也可歸屬於“樂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懸念設定、嚴密細緻的邏輯推理和案犯必遭懲罰的完美結果，它能夠帶給中國讀者緊張而不疲憊、輕鬆而不乏趣味的審美享受。再次，偵探小說汲取了公案小說的精髓，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從偵探小說文類生成看，反映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認同的複雜過程。偵探小說的譯者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之初，其目的是希望藉助偵探小說以引進新思想來變革中國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這些深受傳統禮教影響的文人在觀念上仍然保守。他們在譯介和創作偵探小說時都會滲入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從早期的偵探小說譯本看，很多譯者都使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文白相雜的語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譯者濃厚的傳統法文化思想，又傳遞出譯者對西方現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里，不難發現，作者可允許偵探在偵破案件時有失誤，但不容許偵探在道德上有瑕疵，這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寫照。他們既羨慕偵探的理性精神，又擺脫不了傳統的青天意識，因此，他們希望塑造一個可與西方偵探相媲美卻帶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新偵探形象，這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一個理想目標。
雖說偵探小說承傳了公案小說的血脈，從內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現代轉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誕生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語境裡的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偵探小說體現的是現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講究的是科學與民主，弘揚的是法治思想和社會正義。作品中的私家偵探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是現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試圖在當下法律規範下建立公平與正義，以實現個體的價值與理想，本質上從屬於“民間立場”。而公案小說呈現的是政治的倫理和道義上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在王權統治之下的群體思想，不論是包公、於公還是狄公，他們對於現存意識形態都帶有先天的維護意識，本質上從屬於“官方立場”。
三
西方偵探小說大規模的引入，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生打造了絕佳的模板，而傳統公案小說的倫理價值則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兩種各具特色的文類催化下，作家們的創作意識被激活，他們開始借鑑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進行創作。當然，借鑑並非只是機械的模仿，這裡面隱藏著偵探小說作家在遭遇中西兩種文學觀念時的艱難抉擇。不可否認，最初的偵探小說作者基本上都是“舊式文人”，他們大多以寫言情小說起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面極力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難擺脫傳統小說觀念的影響。在經歷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與“對話”中，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逐漸領會並有選擇地“拷貝”西方偵探小說，最終形成有中國風味的偵探小說。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是1901年由劍鋩創作的《夢裡偵探》，至1904年以後，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才有所發展。1905年，《江蘇白話報》第一期刊載了由挽瀾創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刊載了冷血(陳景韓)的《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1907年，《月月小說》第七號刊載了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1908年，《月月小說》第二十一號刊載了黃翠凝的《猴刺客》，該作品是目前能見到的早期比較成熟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這是張坤德首次譯介福爾摩斯探案十餘年後，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偵探小說文體太先鋒，敘述內容太豐富，邏輯要求太嚴謹，而使眾多意欲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望而卻步。偵探小說的寫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備文學的素養，還應兼備文學之外的諸多知識，比如邏輯學、心理學、犯罪學、化學、醫學等。另一方面，在於作家的價值趨向。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受制於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趨向，中國文化屬倫理型文化，注重以社會為主動、個人為受動的關係連線起來的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屬科學型文化，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引出的社會結構。偵探小說作家對法律的訴求、對科學的期盼、對正義的矚望都帶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掙脫倫理型文化的“羈絆”，他們在“東張西望”中漸漸成熟。
吳趼人和周桂笙是當時著名的小說家與翻譯家，但無論是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還是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從文體到內容仍屬公案小說的范型。尤其是吳趼人，他試圖革新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中國偵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結果。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儘管也是“公案體”，但其在敘述內容上明顯汲取了“西洋文明”。從吳趼人和周桂笙的創作中，可以發現這么一條規律，中國最初的偵探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公案體”到“偵探公案體”的演變過程，這也印證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生成深深地根植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純粹“西風東漸”的結果。
隨著“偵探公案體”作品的增多，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創新，在創新中成長，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偵探小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一個偵探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庵、俞天憤、張碧梧、趙苕狂、何朴齋、徐卓呆、胡寄塵、張無錚(張天翼)等，產生了一批像霍桑、魯平、蝶飛、李飛、宋悟奇、胡閒等“中國式”的偵探，這些“新新偵探”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其中被稱為“中國福爾摩斯”的大偵探“霍桑”更是聲名遠揚，成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創作的繁榮與讀者的接受，使得中國偵探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早期的原創偵探小說中，讀者反映強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俞天憤的《蝶飛探案》、陸澹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趙苕狂的《胡閒探案》、張無錚(張天翼)的《徐常雲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齋和俞慕古的《東方魯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擺脫傳統公案小說束縛的中國偵探小說呈現出與西方偵探小說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偵探小說鮮明的審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撲朔迷離，案犯蹤跡不明，結局指向莫測。作者與讀者似乎在不斷地進行著設謎和解謎的遊戲，從而也就在不斷地進行著建構、顛覆、重構、再顛覆的解密過程，使讀者在“奇詭突兀”、“劌心怵目”的高峰體驗中揭開謎底。偵探小說最具刺激性的是強烈的驚恐性。偵探小說總會牽涉謀殺、搶劫、爆炸等暴力場景的書寫，而暴力行為的描寫往往能夠使處在相對安全環境裡的讀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導泄。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種“暴力”的本能，閱讀偵探小說能使讀者產生“驚駭錯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體驗。偵探小說最具吸引力的是懸疑性，懸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營造的緊張而神奇的懸念，懸念成為偵探小說作家營建情節的樞紐，啟迪讀者心靈的鑰匙，懸念也成為讀者對人物命運和情節推進的預測和充滿激情的期待。
四
中國偵探小說是中西文化融構的寧馨兒。它的誕生與中國社會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文學觀念的變化緊密相連。考察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可將其視為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的一個縮影。偵探小說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近現代作家的創作觀念，豐富了中國現代文體的類型，加快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題材文學獲得了現代性——從對犯罪的政治倫理關注轉向對公共秩序和個體生命的關注，從而促進了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形成、科學精神的傳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設等。
當今的中國文壇甚是熱鬧，各種主義、現象、流派層出不窮，然而，卻絕少有文學研究者與批評者光顧偵探小說。在已有的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里幾乎難覓偵探小說的蹤跡，即便在中國“通俗文學”史里，對偵探小說的闡述亦是浮光掠影，這一切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的健康成長。更可嘆的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形態，為讀者提供獨特的審美與情感體驗的偵探小說亦被“公安小說”、“法制小說”、“犯罪小說”以及“偵破小說”等稱謂取代，私家偵探的獨特個性與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體形象與集體智慧所替換。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為止，能風行全球長盛不衰的文類之一便是偵探小說。融情、智、理、趣為一體的偵探小說有其獨特的範式，故事中的偵探通過追蹤蛛絲馬跡而重構犯罪現場，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撫慰被驚擾了的心靈秩序，恢復被損毀了的社會秩序。偵探是和平年代裡讀者心目中的英雄，這一形象是別的文類所不具有的。
筆者摯愛偵探小說，願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盡力。因為此，筆者歷時兩載查閱了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紙雜誌，蒐集並閱讀了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近千部偵探小說作品，並對清末民初的偵探作品重新錄入、斷句並進行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餘萬字，因篇幅所限，長篇小說未在其列。為體現“史”的脈絡，所選作品均按發表或出版的時間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作品；第三卷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劉半農、張天翼、俞天憤、陸澹庵等人作品。因館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彌足珍貴，難輕易示人，一些選文想必是第一次與當代讀者會面。讀者可從中閱覽中國偵探小說從濫觴期到興盛期的整體創作風貌。1950一1976年一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白樺、公劉、陸石、文達等人作品，這些作品以蘇聯的“反特防奸”為藍本，融入“剿匪”、“肅反”的題材，作品明顯地烙上時代的印痕，讀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波瀾壯闊的鬥爭畫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李迪、鐘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國著名作家葉永烈、余華、葉兆言等人作品，讀者閱讀這些作品，可體驗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出現的新變化，犯罪問題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錯綜複雜的社會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懷戚和新銳偵探小說作家鬼馬星、馮華、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錄中國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鄭炳南、孫麗萌及新銳偵探小說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暉、林斯諺等人的作品。讀者可領略到新世紀中國偵探小說無論是敘事內容還是敘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網路、毒品、腐敗等題材已成為偵探小說的熱點。除以上八卷外，還為小讀者編選了兩卷創作於1980—2011年間的優秀兒童偵探小說作品。深受小讀者喜愛的兒童偵探小說作家謝鑫、楊老黑、許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選集裡，這些作品以小讀者的視角敘寫了神秘、懸疑與恐怖的偵破故事，不僅讓小讀者從中感受到偵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從中體驗到偵探身上傳遞出的剛毅與正氣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中國偵探小說讀本，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國偵探小說作品圖譜，為當下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創作提供可參照的範本，為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偵探小說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希望“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能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生長點。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代序)
偵探小說源於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偵探小說的寫作範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一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語境裡，經歷了譯作、仿作到自創的演變過程。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後，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創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於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造成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拋開日本這箇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裡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麼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展規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只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並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於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的精神動盪，在沒有秩序的環境裡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裡一樣”。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里找到了寄託。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復，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與變態精神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歷史發展看，犯罪的發生幾乎與人類歷史同等悠久，犯罪現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生，而人類又是那么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制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偵探小說作家，他們都特別善於從文化上改寫占統治地位的辯證法。”因為偵探小說文類堅定執著地偏愛一種場景——犯罪場景與偵破場景——的書寫。這個場景不僅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偵探與罪犯在這個密閉的世界裡，進行著人類的智力、毅力與信念的博弈。正是因為西方偵探小說蘊藏著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國大地，就以其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啟蒙的中國讀者。
二
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吹響了號角，但必須明確中國偵探小說是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里，浸潤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國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小說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雖說偵探小說宣揚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非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人權而非皇權，但是兩者卻有著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滲的表現。首先，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雖說公案小說源於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沉澱，而偵探小說則誕生於西方工業革命之後，歷史也僅區區的百餘年。但兩者既有著“形似”又有著難以割捨的“神似”。“形似”——兩者都在運用人類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懲惡揚善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說西方偵探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是顯性的，它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那么傳統公案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影響則是隱性的，它是中國偵探小說誕生的精神傳承。其次，偵探小說與公案小說同屬“樂感文化”，有相似的審美趣味。傳統公案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讀者基礎，並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審美接受心理，普通讀者閱讀公案小說，更多的是偏重於其娛樂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終都能出現一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的圓滿結局，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拍案稱快之樂，而無凝思長嘆之憂，這種傳統的“樂感文化”不僅制約著普通讀者的審美選擇，而且還積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意識之中。以啟智娛樂為開端的西方偵探小說也可歸屬於“樂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懸念設定、嚴密細緻的邏輯推理和案犯必遭懲罰的完美結果，它能夠帶給中國讀者緊張而不疲憊、輕鬆而不乏趣味的審美享受。再次，偵探小說汲取了公案小說的精髓，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從偵探小說文類生成看，反映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認同的複雜過程。偵探小說的譯者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之初，其目的是希望藉助偵探小說以引進新思想來變革中國的社會現實。但事實上，這些深受傳統禮教影響的文人在觀念上仍然保守。他們在譯介和創作偵探小說時都會滲入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從早期的偵探小說譯本看，很多譯者都使用章回體的形式和文白相雜的語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譯者濃厚的傳統法文化思想，又傳遞出譯者對西方現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里，不難發現，作者可允許偵探在偵破案件時有失誤，但不容許偵探在道德上有瑕疵，這正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思想寫照。他們既羨慕偵探的理性精神，又擺脫不了傳統的青天意識，因此，他們希望塑造一個可與西方偵探相媲美卻帶有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新偵探形象，這是當時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一個理想目標。
雖說偵探小說承傳了公案小說的血脈，從內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現代轉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誕生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語境裡的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它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偵探小說體現的是現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講究的是科學與民主，弘揚的是法治思想和社會正義。作品中的私家偵探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是現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試圖在當下法律規範下建立公平與正義，以實現個體的價值與理想，本質上從屬於“民間立場”。而公案小說呈現的是政治的倫理和道義上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在王權統治之下的群體思想，不論是包公、於公還是狄公，他們對於現存意識形態都帶有先天的維護意識，本質上從屬於“官方立場”。
三
西方偵探小說大規模的引入，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生打造了絕佳的模板，而傳統公案小說的倫理價值則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兩種各具特色的文類催化下，作家們的創作意識被激活，他們開始借鑑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進行創作。當然，借鑑並非只是機械的模仿，這裡面隱藏著偵探小說作家在遭遇中西兩種文學觀念時的艱難抉擇。不可否認，最初的偵探小說作者基本上都是“舊式文人”，他們大多以寫言情小說起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面極力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難擺脫傳統小說觀念的影響。在經歷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與“對話”中，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逐漸領會並有選擇地“拷貝”西方偵探小說，最終形成有中國風味的偵探小說。
根據現有的文獻，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是1901年由劍鋩創作的《夢裡偵探》，至1904年以後，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才有所發展。1905年，《江蘇白話報》第一期刊載了由挽瀾創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刊載了冷血(陳景韓)的《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1907年，《月月小說》第七號刊載了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1908年，《月月小說》第二十一號刊載了黃翠凝的《猴刺客》，該作品是目前能見到的早期比較成熟的中國原創偵探小說。這是張坤德首次譯介福爾摩斯探案十餘年後，出現的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偵探小說文體太先鋒，敘述內容太豐富，邏輯要求太嚴謹，而使眾多意欲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望而卻步。偵探小說的寫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備文學的素養，還應兼備文學之外的諸多知識，比如邏輯學、心理學、犯罪學、化學、醫學等。另一方面，在於作家的價值趨向。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往往受制於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趨向，中國文化屬倫理型文化，注重以社會為主動、個人為受動的關係連線起來的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屬科學型文化，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引出的社會結構。偵探小說作家對法律的訴求、對科學的期盼、對正義的矚望都帶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掙脫倫理型文化的“羈絆”，他們在“東張西望”中漸漸成熟。
吳趼人和周桂笙是當時著名的小說家與翻譯家，但無論是吳趼人的《中國偵探案》，還是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從文體到內容仍屬公案小說的范型。尤其是吳趼人，他試圖革新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讀者，《中國偵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結果。周桂笙的《上海偵探案》儘管也是“公案體”，但其在敘述內容上明顯汲取了“西洋文明”。從吳趼人和周桂笙的創作中，可以發現這么一條規律，中國最初的偵探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公案體”到“偵探公案體”的演變過程，這也印證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生成深深地根植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純粹“西風東漸”的結果。
隨著“偵探公案體”作品的增多，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開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創新，在創新中成長，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偵探小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一個偵探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庵、俞天憤、張碧梧、趙苕狂、何朴齋、徐卓呆、胡寄塵、張無錚(張天翼)等，產生了一批像霍桑、魯平、蝶飛、李飛、宋悟奇、胡閒等“中國式”的偵探，這些“新新偵探”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其中被稱為“中國福爾摩斯”的大偵探“霍桑”更是聲名遠揚，成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創作的繁榮與讀者的接受，使得中國偵探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早期的原創偵探小說中，讀者反映強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孫了紅的《俠盜魯平探案》、俞天憤的《蝶飛探案》、陸澹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趙苕狂的《胡閒探案》、張無錚(張天翼)的《徐常雲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齋和俞慕古的《東方魯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擺脫傳統公案小說束縛的中國偵探小說呈現出與西方偵探小說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偵探小說鮮明的審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撲朔迷離，案犯蹤跡不明，結局指向莫測。作者與讀者似乎在不斷地進行著設謎和解謎的遊戲，從而也就在不斷地進行著建構、顛覆、重構、再顛覆的解密過程，使讀者在“奇詭突兀”、“劌心怵目”的高峰體驗中揭開謎底。偵探小說最具刺激性的是強烈的驚恐性。偵探小說總會牽涉謀殺、搶劫、爆炸等暴力場景的書寫，而暴力行為的描寫往往能夠使處在相對安全環境裡的讀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導泄。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種“暴力”的本能，閱讀偵探小說能使讀者產生“驚駭錯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體驗。偵探小說最具吸引力的是懸疑性，懸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營造的緊張而神奇的懸念，懸念成為偵探小說作家營建情節的樞紐，啟迪讀者心靈的鑰匙，懸念也成為讀者對人物命運和情節推進的預測和充滿激情的期待。
四
中國偵探小說是中西文化融構的寧馨兒。它的誕生與中國社會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文學觀念的變化緊密相連。考察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可將其視為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的一個縮影。偵探小說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近現代作家的創作觀念，豐富了中國現代文體的類型，加快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題材文學獲得了現代性——從對犯罪的政治倫理關注轉向對公共秩序和個體生命的關注，從而促進了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形成、科學精神的傳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設等。
當今的中國文壇甚是熱鬧，各種主義、現象、流派層出不窮，然而，卻絕少有文學研究者與批評者光顧偵探小說。在已有的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里幾乎難覓偵探小說的蹤跡，即便在中國“通俗文學”史里，對偵探小說的闡述亦是浮光掠影，這一切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的健康成長。更可嘆的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形態，為讀者提供獨特的審美與情感體驗的偵探小說亦被“公安小說”、“法制小說”、“犯罪小說”以及“偵破小說”等稱謂取代，私家偵探的獨特個性與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體形象與集體智慧所替換。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為止，能風行全球長盛不衰的文類之一便是偵探小說。融情、智、理、趣為一體的偵探小說有其獨特的範式，故事中的偵探通過追蹤蛛絲馬跡而重構犯罪現場，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撫慰被驚擾了的心靈秩序，恢復被損毀了的社會秩序。偵探是和平年代裡讀者心目中的英雄，這一形象是別的文類所不具有的。
筆者摯愛偵探小說，願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盡力。因為此，筆者歷時兩載查閱了1896—2011年間的近千份報紙雜誌，蒐集並閱讀了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近千部偵探小說作品，並對清末民初的偵探作品重新錄入、斷句並進行以繁化簡的文字處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餘萬字，因篇幅所限，長篇小說未在其列。為體現“史”的脈絡，所選作品均按發表或出版的時間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為中國現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作品；第三卷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劉半農、張天翼、俞天憤、陸澹庵等人作品。因館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彌足珍貴，難輕易示人，一些選文想必是第一次與當代讀者會面。讀者可從中閱覽中國偵探小說從濫觴期到興盛期的整體創作風貌。1950一1976年一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白樺、公劉、陸石、文達等人作品，這些作品以蘇聯的“反特防奸”為藍本，融入“剿匪”、“肅反”的題材，作品明顯地烙上時代的印痕，讀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波瀾壯闊的鬥爭畫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李迪、鐘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國著名作家葉永烈、余華、葉兆言等人作品，讀者閱讀這些作品，可體驗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出現的新變化，犯罪問題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錯綜複雜的社會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懷戚和新銳偵探小說作家鬼馬星、馮華、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錄中國著名偵探小說作家藍瑪、鄭炳南、孫麗萌及新銳偵探小說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暉、林斯諺等人的作品。讀者可領略到新世紀中國偵探小說無論是敘事內容還是敘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網路、毒品、腐敗等題材已成為偵探小說的熱點。除以上八卷外，還為小讀者編選了兩卷創作於1980—2011年間的優秀兒童偵探小說作品。深受小讀者喜愛的兒童偵探小說作家謝鑫、楊老黑、許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選集裡，這些作品以小讀者的視角敘寫了神秘、懸疑與恐怖的偵破故事，不僅讓小讀者從中感受到偵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從中體驗到偵探身上傳遞出的剛毅與正氣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中國偵探小說讀本，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國偵探小說作品圖譜，為當下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的創作提供可參照的範本，為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偵探小說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希望“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精選(1908—2011)”叢書的出版能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生長點。
任翔
2012年8月18日於北京養木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