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祭孔禮器)

形如今之高足盤，上為圓盤或碗形盤，下為高圈足，或者是高柄圈足，有的有蓋，蓋上有提手或環鈕，可仰置。柄的專名稱校，圈足的專名稱鐙。本用盛黍、稷之類，後也用來盛肉食，就是專備盛放醃菜、肉醬等調味品的器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登
• 類別：青銅器，禮器
• 用途：盛放熟食

簡介

登又稱“鐙”或“襍”。古代盛放熟食的器具，也指祭祀盛肉食的禮器。《詩經·大雅·生民》：“?盛於豆，於豆於登。”《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儀禮·公食大夫禮》：“實於鐙。”鄭玄註：“瓦豆謂之鐙。”按祭祀時所用的登多用金屬製成，故寫為“鐙”。

洛陽廣發青銅器複製的青銅登

《聖門禮志》對登在祭祀孔子禮儀中的使用，有明確規定：“登，禮器也，以薦太羹。”原來，登是專門盛太羹的器具。

羹，是帶汁的肉食。《左傳·隱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也指帶湯煮熟的蔬菜。《韓非子·五蠹》：“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古詩《十五從軍征》：“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

太羹，也稱“大羹”，古代祭祀時用。《禮記·樂記》：“大羹不和。”鄭玄註：“大羹，肉?，不調以鹽菜。”《左傳·桓公二年》：“大羹不致。”杜預註：“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羹是一種用水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狀食物。水在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去膻，必以其腥，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這裡為我們闡述了制羹過程中的主要關鍵所在。首先提出“味”是根本。為此以水為第一，依靠五味和水、木、火這三材相合，要多次沸騰和變化；第二是火在製作中的關鍵作用，火有急有緩，以去腥臊除膻氣，是不能忽視的；第三是調味，味有甜、酸、苦、辛（辣）、鹹，稱五味，調味時先後次序及調料的多少，變化是很微妙的。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

從用水、用火到調味，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鍋里進行，這些變化微妙而細緻，人們只可自己體會，用語言是說不清楚的。伊尹以味說（商）湯，反映了此時中國的烹飪已初步形成了內在的技藝規律。

《周禮》記載了飲食諸事，當時已設有主管飲食的職官，以及膳夫、庖人、烹人、內饔、漁人、鱉人、臘人、凌人、籩人、醢、醯人等，各有其類，是“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後、世子”；“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

《儀禮》則主要記述了食禮、安禮，如“燕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等。《禮記·內則》主要記載飲食事，開始就明確指出：“禮之初，始於飲食。”禮，是從飲食開始的，“諸侯宴禮，俎豆牲禮薦，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這是很直接的寫照。

太羹，是孔廟祭禮中規格比較高的祭品，在製作過程中，自然就非常嚴格：《聖門禮志》說：需“用犢牛七體，刷洗潔淨，大湯鍋熟煮，不加鹽料，撇其脂膏，止存清汁，勺之登內。”可見，太羹是用犢牛的七種器官，精心製作而成的。

曲阜孔廟的祭祀典禮名目繁多，規格不一，儀式內容也不相同。從參加祭祀的人員分：有家祭、官祭兩類。從祭祀種類分：有丁祭、行香、祭告、時享、袷祭、遺官祭告、釋奠、釋菜、薦新等。

唐代之前，孔子祀典動搖不定。如漢代，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配享。晉、宋、梁、陳及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唐武德二年（619年），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628年），唐高祖行釋奠禮，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628年），房玄齡等建議，停周公，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回為配享。但貞觀之制未久行，至唐高宗永徽年間又復為武德舊制。至顯慶二年（657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成王年幼，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契約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乃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最後別祀周公，使之配享武王，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孔子祀典從此獨立，再無動搖。

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哲東西侍列，孔子祀典升為中祀。宋朝文治興盛，孔子祀典又視前朝有加。真宗加謚“玄聖文宣王”，不久改為“至聖文宣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孔子用天子冕，增為十二旒。元大德十年（1306年）再加封，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遺使闕里，祀以太牢。”名號“大成”，祭祀儀物由少牢升格為太牢。

祭孔禮器——登

隨著歷史的演進，孔子祀典不斷提高，次數不斷增加，孔子地位也不斷突顯。其中原因為明憲宗一語道破，他說：“自孔子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愚之不同，孰不是賴孔子之道以為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

曲阜孔廟舉行的祭祀活動，除了衍聖公例有主祭外，有時皇帝也親至闕里致祭或遣官致祭。

在親至闕里致祭的皇帝中，宋真宗趙恆，算是最有特點的一個。《宋史·禮志》記載：“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杖，孔氏宗屬並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獻禮。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趙恆封禪泰山後，特意臨幸曲阜，拜謁孔廟、孔林，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後避聖諱改謚“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的父母叔梁紇為齊國公、顏征在為魯國太夫人，孔鯉的母親亓官氏為鄆國太夫人。又加封孔子弟子顏回為國公，費侯閔損等為郡公，成伯曾參等為列侯。

洛陽廣發青銅器為長春文廟定製的禮器

趙恆還諭令增加孔廟廟戶、孔林守墳戶。向全國頒布《釋奠玄聖文宣王廟儀注》及《祭器圖》，詔各地州城統一建置孔廟。還親撰《崇儒術論》，刻石立於國子監，一再表明把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同時，他還寵遇孔子後裔。早在鹹平初年，就命人尋訪孔子嫡孫。之後，任命孔子四十五代孫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對孔氏家族大加賞賜。孔延世的兒子孔聖佑也賜以出身。這次東封泰山時，還允準未做官的孔聖佑身著綠官服，與京官一起陪祀。

遣官致祭，即皇帝派遣官員為代表祭祀先聖先賢，一般是派遣官員到京師國子監致祭，有時也遣官到闕里孔廟致祭。遣官到曲阜致祭，始於東漢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劉秀過闕里，遣大家司空宋弘致祭。北魏皇興二年（468年），獻文帝派中書令高允到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元末惠宗遣官致祭最為頻繁，每隔幾年進行一次。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廟火災也派官慰祭。

　遣官祭告，是皇帝因有大事而派人祭告。遣官祭告曲阜闕里孔廟始於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贈孔子為太師，維修曲阜孔廟，免孔子嫡系子孫賦役事，派遣司稼卿扶餘隆祭告。元代，凡皇帝登基，改變孔廟祀典，維修孔廟建築均遣官祭告。明、清因之，而清代祭告更為繁雜，平判獲勝、祈求豐年、皇太后及皇帝逢十大壽、皇帝及太后升配禮成，皇帝登基十大慶，皇帝南巡，追封孔子五代先人為王，甚至立國儲、立下宮、孔廟大成殿上樑時出現祥雲，都派官祭告。僅乾隆一朝，遣官祭告就達十六次之多。
在這諸多的祭祀活動中，不管祭祀的規格有多高，在其禮器中都少不了“登”。

洛陽廣發青銅器為閬中文廟定製的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