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著，字韜文，生崇禎末，稟異姿。幼工文翰，兼能挽一石弓，善擊劍。其父守薊邱，攖城拒賊，力竭戰死，屍陷賊中。其部從議請兵復仇；曰：“城在援且絕，況城沒邪！即有應，亦曠日，賊備無濟矣”。乘夜率眾出襲。賊方幸城中主將亡，夜決無變；方婐妓哄飲，而一軍突入。賊駭如天下，驚愕失措。著手刃其渠，握首級號於眾曰：“敢抗王師者，有如此首”！賊乃潰。輒焚其營，追殺無算；賊竟平。舁父屍還。時年甫二十也。捷聞，將援蕭山沈烈女事授官，俾討賊；著以父喪，辭歸，營葬金陵。及南中敗，事寢。
基本介紹
- 本名：畢著
- 字號：韜文
- 所處時代：明朝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安徽歙縣
- 出生時間：1622年
- 主要作品：《韜文詩稿》、《村居》
- 主要成就：二十芳齡夜襲清軍營，奪回父屍
畢著夜襲清軍大營，救回父屍，守軍士氣大振，督師元帥聞捷立即上報朝廷，要求授以軍職。畢著因要料理後事，請求暫歸故里。在寓居地南京龍潭葬父後，清兵入關，北京失守，畢著遂未北上。嫁崑山書生王聖開，隱居蘇州，後在嘉定南翔教授蒙館。生活清苦自得，“明日斷炊何消問，且攜鴉嘴種梅花”。著有《韜文詩稿》，其中《紀事》一章記其闖敵營斬酋之事。
當其隨父任時，願委禽者沓至，著俱不可；若求才之得兼智勇者，方許。至是，歸於崑山土人王聖開，相誓偕隱；遂入吳門，結廬僻境，宅畔種梅百本以自給。人異其能殺賊而復有林下風，爭識之；則見裙布釵荊恬然井臼，無復昔時英概矣。
《韜文詩稿》向見於家來遠兄處，序中有云：“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開。”又云：“入軍營而殺賊，虎穴深探；奪父屍以還山，龍潭妥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隴上攜鋤，可並龐公之偶。”時異其人，鈔異五言古、七言絕二章，來遠兄沒，畢詩遍索不得矣。存此舊錄，聊以見其生平。
畢著詩：
《紀事》
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丘。
父馬為賊乘，父屍為賊收。
父仇不能報，有愧秦女休①。
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
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
賊眾自相殺，屍橫滿坑溝。
父體輿櫬②歸，薄葬荒山陬③。
相期智勇士，概焉賦同仇。
蛾賊④一掃清，國家固金甌⑤。
①秦女休：三國時魏國左延年所作樂府雜曲《秦女休行》中的人物，歌中敘寫的是秦女休報仇故事。
②輿櫬：載著棺材。
③陬：山腳。
④蛾賊：即“蟻賊”，對敵軍的蔑稱。用法與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中“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之類相同。
⑤金甌：金盆。《梁書·侯景傳》：“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後來用金甌比喻祖國完整的大好河山。
《村居》
席門閒傍水之涯，夫婿安貧不作家。
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嘴種梅花。
明末女傑畢著其人及“流寇”說辨正
□沈立東
晚清珍本小說《中國十二女傑演義》，拂去近百年的歲月塵封，近日於蘇北古城淮安被發現而公諸於世，為明清小說藝術寶庫再增異彩。
小說作者毛乃庸，以晚清時期隨著封建制度的崩潰而產生的男女平權、婦女解放運動的大膽叛道精神，蒐集十二位巾幗史料，結合野史稗乘、傳說軼聞，編織成篇，衍述了她們衝破女不言政、女不干政的封建倫理藩籬，躋身政治、社會舞台，乾出一番驚天動地事業的故事。
其中尤以明末清初女傑畢著殺敵報國、功成歸隱的事跡最為動人。
然而，由於時代、政治等諸多因素，小說對這位“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膽弓五石能開”的女俠，當年的作戰對象，作了偷梁換柱之飾，致其形象失去抗敵禦侮的民族愛國光輝，更嚴重損害了小說的思想意義。而今時過境遷，當還其本來面目。
一、畢著，字韜文，安徽歙縣人。自幼稟姿卓異，工文翰，善擊劍，精騎術，能挽強弓。明崇禎十五年（1642），時二十歲，隨父鎮守薊邱（一說薊州）。
同年，清將阿巴泰兵犯薊邱，畢父戰死，屍身為清兵掠走。時城中諸將以清軍勢大，主張請求援兵復仇。畢著以為等待援兵，曠日持久，敵人反而有所準備，未若乘敵勝而驕、驕而懈之機，以襲擊戰術取勝。於是，當夜親率精兵偷襲敵營。清軍果在營中飲酒慶賀，畢著揮戈衝進大營，殺死敵酋，敵營大亂，四處奔潰逃竄，畢著乘機奪回父屍。
明督師聞知此事，大為驚異，遂上書崇禎皇帝，建議授其官職，以族其忠勇。畢著因守父喪，乃辭謝不就，撫父樞南歸，葬父於南京龍潭，並作《紀事》詩以記殺敵復仇之事。
不久，嫁布衣士子王聖開，夫婦相攜隱居蘇州，布衣荊釵，自甘閒適，於宅旁遍植梅花數百株，並賦《村居》詩以抒林泉之志。後曾於嘉定南翔設館授徒，夫婦唱和相隨，相莊偕老。
畢著著有《織楚集》行世，惜已亡佚不傳。從今存《紀事》、《村居》二詩看，前者集忠勇孝義於詩中，可為其前期生活寫照；後者歸隱林泉，情感恬靜淡泊，乃屬後期生活的明志之篇。畢著一生可謂文武全才，雖鬚眉亦有不及。
二、《中國十二女傑演義》第二回，遂取其材敷衍成篇。情節與畢著生平所歷大致雷同。唯開篇的故事背景這樣寫道：“當明朝末年時候，天下大亂，盜賊橫行。頂出名的不用說，是李自成、張獻忠了。這班強盜到處奸淫擄掠，殺人如麻，官軍是打不過他不久，那流寇大股子人馬到了，把薊邱城圍的鐵桶一般。”
畢著所敵到底是清軍還是農民起義軍，事關重大，若不辨識，則是非必亂，徑渭難明。
據《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崇禎）十一年（按實際應是十二年）七月，大清兵入牆子嶺。十六年四月，周延孺自清督師，大清兵北歸，戰於螺山（按在今河北省懷來縣境內）。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八鎮兵皆潰。”
另據《清史稿·太宗本紀》記載：“崇德七年（按即明崇禎十五年）十月，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率師伐明十一月自牆子嶺入，敗明兵於薊州（崇德八年）八月五日，努山敗明兵於界嶺口。”
據上述史料可知，清軍於崇禎十二、十五、十六年入關，進軍路線分別在北京西北懷來縣和東北薊州（即今薊縣），即無論當年畢氏父女所守之城是今宛平縣的薊邱，還是今薊縣的古薊州，皆系清兵必經之地。
而再查《明史》明末之際各傳記中，不僅崇禎十五年無農民軍到達薊邱或薊州，即使在此之前亦無此事。由此可以斷定，畢著所抗之敵絕非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
小說開頭所言作戰背景大謬無疑。
三、今存記述畢著有關生平事跡資料除《中國十二女傑演義》之外，主要有：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徐鼒《小腆紀傳》、魏秀仁《銅仙殘淚》、俞樾《薈蕞編》、俞陛雲《閨秀詩話》、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金武祥《粟香三筆》、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馬祖毅《皖詩玉屑》、徐坷《清稗類鈔·文學類》等。
這些資料對當年與畢著交戰敵人的記述各不相同，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即流寇說，如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中云：“著父守薊邱，與流寇戰死”；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云：“韜文年二十，隨父宦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屍為賊擄。”俞樾《薈蕞編》亦云：“歙縣畢氏女名著，字韜文，年二十隨父宦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屍為賊所得，著身率精銳，劫賊營，手刃其渠”；金武祥《粟香三筆》亦持此說。另外，畢著自己在《紀事》詩中述說自己殺敵報國之志時，綰束一聯“蛾賊一掃清，國家固金啞”也把敵人稱作“蛾賊”。
第二類是採用含糊概念，只籠統地稱當年進攻薊邱（或薊州）之敵為“賊”。如徐鼒《小腆紀傳·列女》中云：“畢韜文，名著，其父某守薊邱，櫻城拒賊，力竭戰死，屍陷賊中”；魏秀仁《銅仙殘淚》：“崇禎末歙女子畢韜文，父守薊邱，戰死，屍為賊虜”；俞陛雲《閨秀詩話》、胡文楷《歷代女女著作考》所記所引皆同此說。
第三類明言或力證當年薊邱攻城之敵為清兵。如馬祖毅《皖詩玉屑》記云：“畢著，歙縣人，字韜文，明崇禎十六年，她才二十歲，隨父鎮守薊邱。那一年，清將阿巴泰侵犯薊邱，她父親戰死，屍體為清兵掠走”；清末民國初施淑儀女士《清代閨閣詩人征略》“畢著”條徵引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之文後案雲“明末流寇未至山東，著父之死，實在崇禎十五年，正清太宗統兵入寇時也。著實與滿兵戰，選詩者以流賊書之誤。”
據上述資料及史料考證來看，其一，明末農民起義軍既未涉足薊邱和薊州，則與畢氏父女接戰者決非農民軍無疑；其二，諸多資料中無論那一家描述這場戰鬥，皆表明敵方勢力超過守城官兵，可知這支軍隊顯非普通小股農民叛軍，故為清兵亦無疑問。
那么導致小說和部分資料與現實狀況相齟齬原因是什麼呢？筆者以為主要有兩點：
首先是社會政治的原因。眾所周知，滿清王朝是歷史上文字獄盛行的時代，生活在這一時代中的文人，在記述畢著其人其事時，自然多所忌諱。他們不敢直書畢著與清兵交戰之事，但又欲存其不朽事跡，故遂移花接木，取“流寇”而代之。
況舊時文人出於正統觀念，對反叛朝廷的農民軍本就視作為異端，即使具有正義感的讀書士人亦大多如此。在他們眼中，清賊與農民軍無二，故爾樂得言此及彼，以存畢著事跡。
所以現存有關畢著資料中，除小說《中國十二女傑演義》外，即使持“流寇”或“賊”兩種觀點者，亦基本上不指名道姓，直言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領袖之名和起義軍之事。
此可明顯窺見，作者有意淡化概念以避災禍的蛛絲馬跡。若畢氏父女果真與農民軍交戰，他們完全可以大肆張揚，何必如此含糊其辭呢？
其次，記述畢著事跡的最早作家作品，當推雍正、乾隆時期的沈德潛及其《國朝詩別裁集》。關於此書及畢著之事，在徐坷的《清稗類鈔·文學類》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沈文愨（按即德潛）公，以所選《國朝詩別裁集》進呈御覽，高宗謂其去取紕繆，凡指斥朝廷之語，命內廷詞臣更為刪訂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閨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八年）饒余親王（阿巴泰）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難也。”
這段話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在徐坷看來，畢著詩中即便經過沈氏將清軍與流寇掉包之後，而詩中有“吾父矢報國”之語，仍屬指斥朝廷之作，朝廷詞臣一時疏忽，在奉旨刪訂時遺漏而未及刪除。
其二，這首詩應刪芟的第二個原因，還在於畢著之父並非死於“流寇”之手，而是死於抵抗清軍的戰鬥之中。則畢著“殺敵血流流，手握仇人頭。賊眾自相殺，屍橫滿坑溝”的深夜所襲之敵，顯然是清兵而非農民軍了。
另外，畢著詩中亦有“蛾賊”和“賊”等詞出現，這種情況可作兩種解釋：一是畢著本身或存錄、選錄者為避文字獄而故意酌用此詞。二，即使畢氏原作就有此類稱呼，可看作對敵人的泛稱也未嘗不可。
古之稱入侵之敵為“賊”實非鮮見，如韓愈《張中垂傳後序》中即言：“遠（按即許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這裡用“賊”代指“安史”叛軍，即可證明。
至於小說《中國十二女傑演義》中以“流寇”代清兵者，其因無非兩點：
第一，或許作者毛乃庸只是蹈襲前人之說，未加細審。於“流寇”說之真偽本就全無知覺。這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小。
第二，毛乃庸系清末人，書成稿後第一次付梓時，在光緒甲辰（1904）十一月。儘管他已知真實情況，但卻不得不顧及文字獄之事。如馬祖毅、施淑儀等其作皆成於民國以後，則大可不必有所顧忌了。
總之，對於《中國十二女傑演義》中的畢著形象，當我們辨正去偽，還其本來面目的時候，再去閱讀這部珍本奇書時，我們會發現她不僅是一位文武兼備、不讓鬚眉的紅妝奇女，而且還是一位膽識非凡、情志超邁的民族女傑。如此則其豐彩鑒照、青史留名、後世不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