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①：中國60年民生記錄》60年一個甲子，60年一個輪迴的乾支計時是中國特有的計時系統。本書用乾支紀年的方式記錄了歷史上一個完整的甲子年，講述了不同年代裡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本書以央視紀錄片《甲子》為基礎，以碎片化的記憶，講述了每12年同一個屬相紀年下的社會歷史。書中收集了大量報紙、紀錄片、個人日記、回憶錄等原始素材，真實再現並還原了近60年的人物、場景和社會環境。涉及中國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個方面，向讀者展現了一幅不同歷史時期的全景圖。本書是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收錄子年記憶、丑年記憶、寅年記憶。子年記憶1948年 戊子年1960年 庚子年 1972年 壬子年1984年 甲子年1996年 丙子年丑年記憶1949年 己丑年1961年 辛丑年1973年 癸丑年1985年 乙丑年1997年 丁丑年寅年記憶1950年 庚寅年1962年 壬寅年1974年 甲寅年1986年 丙寅年1998年 戊寅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甲子1:中國60年民生記錄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344頁
- 開本：16
- 作者：陳曉卿 朱樂賢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3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甲子1:中國60年民生記錄》編輯推薦： 回眸甲子歲月，實錄市井百態，這是60年間中國社會生活的點滴記錄。“書香兩岸評選最美50本書之一”。“舌尖上的中國”導演陳曉卿潛心力作，影像於文字之中再次回甘。
陳曉卿言：“我們是帶攝影機的忠實記錄者，為您見證那些不動聲色而又驚心動魄的變化。當見證者的鏡頭無處不在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若干年之後，當子孫們好奇地觀賞著我們今天的面孔，這些影像見證的價值和力量將會被加倍地顯現出來。見證，是我們唯一的出發點。真實，是我們唯一的目的地。”
作為央視《見證·影像志》的欄目製片人和《甲子》系列片的總導演，陳曉卿一直在探尋一種視角和理念，得以客觀、平實、深入地記錄那些故事。
在拍攝《甲子》之前，陳曉卿逐字逐句的修改了全部文稿。他說所有認識世界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如果這種方法有缺陷的話，我們會派生出另外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並用這種新的方式做新的片子。如今《甲子》文稿3輯成冊，回眸甲子歲月，實錄市井百態，這實際上是一部60年間中國百姓的民生史，也是一部個人視角的家國史。中國社會點滴記錄，於文字之中再一次回甘。
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然而無論是影像還是文字，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作為一個活在當下的大眾和小眾，我們都沒有完全失憶。“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回眸甲子歲月，實錄市井百態。
陳曉卿言：“我們是帶攝影機的忠實記錄者，為您見證那些不動聲色而又驚心動魄的變化。當見證者的鏡頭無處不在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若干年之後，當子孫們好奇地觀賞著我們今天的面孔，這些影像見證的價值和力量將會被加倍地顯現出來。見證，是我們唯一的出發點。真實，是我們唯一的目的地。”
作為央視《見證·影像志》的欄目製片人和《甲子》系列片的總導演，陳曉卿一直在探尋一種視角和理念，得以客觀、平實、深入地記錄那些故事。
在拍攝《甲子》之前，陳曉卿逐字逐句的修改了全部文稿。他說所有認識世界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如果這種方法有缺陷的話，我們會派生出另外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並用這種新的方式做新的片子。如今《甲子》文稿3輯成冊，回眸甲子歲月，實錄市井百態，這實際上是一部60年間中國百姓的民生史，也是一部個人視角的家國史。中國社會點滴記錄，於文字之中再一次回甘。
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然而無論是影像還是文字，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作為一個活在當下的大眾和小眾，我們都沒有完全失憶。“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回眸甲子歲月，實錄市井百態。
作者簡介
陳曉卿
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項目運營部主任、高級編輯、紀錄片導演。1990年開始紀錄片創作，作品《遠在北京的家》、《龍脊》分別獲得四川電視節“金熊貓”獎。2000年創辦紀錄片欄目《見證》，擔任製片人。2007年創作紀錄片《森林之歌》，該節目獲得多個國際、國內獎項。2012年創作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
朱樂賢
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項目二組製片人。
主要作品：《舌尖上的中國》執行製片人導演作品《森林之歌》、《百年中國》
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項目運營部主任、高級編輯、紀錄片導演。1990年開始紀錄片創作，作品《遠在北京的家》、《龍脊》分別獲得四川電視節“金熊貓”獎。2000年創辦紀錄片欄目《見證》，擔任製片人。2007年創作紀錄片《森林之歌》，該節目獲得多個國際、國內獎項。2012年創作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
朱樂賢
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項目二組製片人。
主要作品：《舌尖上的中國》執行製片人導演作品《森林之歌》、《百年中國》
圖書目錄
"子年記憶
1948年 戊子
中國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
1960年 庚子
“東風猛吹躍進浪，英雄巧奪萬噸輪……”
1972年壬 子
“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只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
“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
1984年 甲子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1月24日，33歲的王石騎著腳踏車去辦事，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和警察。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要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1996年 丙子
到1996年年底，中國有下崗職工近900萬。下崗職工的生存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此時，擁有一部行動電話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入網費需要3 000元，月租150元，通話費是每分鐘0.6元，每個用戶的月平均話費在千元以上。
“如果沒有移民這個機會，我的女兒肯定只能在縣城讀書，她的命運肯定無法與今天相比。三峽移民，是改變我命運的機遇，也是揮之不去的鄉愁。”
丑年記憶
1949年 己丑
中國的工薪階層被榨得山窮水盡。鈔票貶值太快，一發薪，鈔票到手就必須在當天用光，第二天它的價值就趨近於零了。
南京解放兩天后，蔣介石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浙江溪口拜祭。長子蔣經國這樣記述當日的情形：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61年 辛丑
4月9日，萬眾矚目的男子團體決賽在中國隊和蟬聯5屆團體冠軍的日本隊之間進行。比賽前，一位大校軍官把莊則棟拉到屋子裡，脫光了衣服，讓莊則棟看他在抗日戰爭中留下的累累傷痕，叮囑莊則棟一定要戰勝日本隊。
在接見蒙哥馬利時，毛澤東坦誠相告，1961年中國糧食收成不好，已經是連續第3年歉收了。年底，美國西雅圖的一家貿易公司申請向新中國出口40萬噸糧食，美國商務部卻拒絕簽發許可證。
7月21日清晨，剛剛醒來的香港市民被一則新聞震驚。32歲的功夫明星李小龍在前一天晚上突然去世。
1973年 癸丑
春節過後，18歲的管謨業從山東高密縣來到青島。管謨業一直在爭取成為棉油廠的正式工，但始終沒有成功，不得已在3年後回到村里。但他離開農村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1976年，他參軍入伍，後來成為一位著名作家，筆名莫言。
“文革”開始後，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 000名知識青年。
1985年 乙丑
在中國球迷的眼皮底下，中國隊輸掉了世界盃預選賽。比賽結束後，現場的球迷情緒激動，要求與足協領導對話，他們還在場外攔截外賓、掀翻汽車，甚至毆打民警。
1985年，一部講述舊上海幫會內部愛恨情仇的香港電視劇《上海灘》同樣風靡大江南北。《上海灘》展現了許文強從一個學生到黑道梟雄的演變過程，突破了內地作品的題材禁忌。許文強西裝革履，頭戴禮帽，用白圍巾輕拭鼻尖的派頭傾倒無數少女。
1997年 丁丑
北京的街頭，給鄧小平送行的隊伍中，一些年輕人豎起一面旗幟，上面寫著：“再道一聲，小平您好。”在深圳，許多市民自發點燃蠟燭，在深南大道旁的鄧小平畫像下祭拜，不少人失聲痛哭。在書店裡，鄧小平的畫像出現脫銷。
就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天，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並最終演化為一場亞洲金融危機。
在許多人的記憶中，1997年是在觀看馮小剛的賀歲片《甲方乙方》中結束的。影片的最後，演員葛優扮演的角色帶著淡淡的傷感說道：“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他！”
寅年記憶
1950年 庚寅
“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我怎能嫁他呀”。“五一”勞動節這天，新中國的第一部國家大法——《婚姻法》正式頒布。在被關押14天之後，錢學森以15 000美元的高昂代價，被保釋出獄。那些被海關扣留的箱子一直放在那裡，他始終沒有打開過。錢學森沒有料到，他的歸國之路還要再等待5年之久。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中朝軍隊發起第三次戰役，推進至三八線以南，首爾（原名漢城）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與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攻占。
1962年 壬寅
“我在馬路邊撿到1分錢……”這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每個孩子都會哼唱的一首童謠。《我們的六十年代》一書中這樣描寫這時孩子在撿到一分錢時的複雜心理：“一分錢，可以買一包酸梅粉，一串老虎肉，還可以換兩顆玻璃彈珠，一支紅藍鉛筆……那孩子定是思來想去，心裡做著激烈的交鋒。”
1974年 甲寅
“林彪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我們從林彪的黑筆記、手書題詞和他的公開言論中，選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供批判用。”
龍校長：你會寫字嗎？
李金鳳：土改的時候參加過掃盲班。
龍校長：寫幾個字我看看，寫什麼都可以。（李金鳳寫字）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
龍校長：李金鳳，你被錄取了！
1986年 丙寅
春節過後，76歲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來到了浙江溫州。此時的溫州，還是一個只有幾條主幹道的小城市。吸引費孝通來到這裡的原因，是一年前刊登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的一篇名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導。
“歷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釀成的，《一無所有》並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個小菸頭，也足以點燃那個年月在封凍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們。”
1998年 戊寅
4月3日，好萊塢電影《鐵達尼號》在國內全面上映。據統計，《鐵達尼號》在全球共創造18億美元的票房，在中國收入3.7億人民幣，接近當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的1/5。
索羅斯宣稱，“港服必敗”。做出迎戰決定的是上任不久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當天晚上他把同事們放行回家，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流淚，他後來回憶說：“政府參與市場是個兩難的決定。我既做了這決定，便要堅守原則，接受批評。我們的日子十分艱難，但我不相信我們香港市民會輸。”
1948年 戊子
中國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
1960年 庚子
“東風猛吹躍進浪，英雄巧奪萬噸輪……”
1972年壬 子
“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只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
“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
1984年 甲子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1月24日，33歲的王石騎著腳踏車去辦事，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和警察。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要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1996年 丙子
到1996年年底，中國有下崗職工近900萬。下崗職工的生存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此時，擁有一部行動電話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入網費需要3 000元，月租150元，通話費是每分鐘0.6元，每個用戶的月平均話費在千元以上。
“如果沒有移民這個機會，我的女兒肯定只能在縣城讀書，她的命運肯定無法與今天相比。三峽移民，是改變我命運的機遇，也是揮之不去的鄉愁。”
丑年記憶
1949年 己丑
中國的工薪階層被榨得山窮水盡。鈔票貶值太快，一發薪，鈔票到手就必須在當天用光，第二天它的價值就趨近於零了。
南京解放兩天后，蔣介石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浙江溪口拜祭。長子蔣經國這樣記述當日的情形：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61年 辛丑
4月9日，萬眾矚目的男子團體決賽在中國隊和蟬聯5屆團體冠軍的日本隊之間進行。比賽前，一位大校軍官把莊則棟拉到屋子裡，脫光了衣服，讓莊則棟看他在抗日戰爭中留下的累累傷痕，叮囑莊則棟一定要戰勝日本隊。
在接見蒙哥馬利時，毛澤東坦誠相告，1961年中國糧食收成不好，已經是連續第3年歉收了。年底，美國西雅圖的一家貿易公司申請向新中國出口40萬噸糧食，美國商務部卻拒絕簽發許可證。
7月21日清晨，剛剛醒來的香港市民被一則新聞震驚。32歲的功夫明星李小龍在前一天晚上突然去世。
1973年 癸丑
春節過後，18歲的管謨業從山東高密縣來到青島。管謨業一直在爭取成為棉油廠的正式工，但始終沒有成功，不得已在3年後回到村里。但他離開農村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1976年，他參軍入伍，後來成為一位著名作家，筆名莫言。
“文革”開始後，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 000名知識青年。
1985年 乙丑
在中國球迷的眼皮底下，中國隊輸掉了世界盃預選賽。比賽結束後，現場的球迷情緒激動，要求與足協領導對話，他們還在場外攔截外賓、掀翻汽車，甚至毆打民警。
1985年，一部講述舊上海幫會內部愛恨情仇的香港電視劇《上海灘》同樣風靡大江南北。《上海灘》展現了許文強從一個學生到黑道梟雄的演變過程，突破了內地作品的題材禁忌。許文強西裝革履，頭戴禮帽，用白圍巾輕拭鼻尖的派頭傾倒無數少女。
1997年 丁丑
北京的街頭，給鄧小平送行的隊伍中，一些年輕人豎起一面旗幟，上面寫著：“再道一聲，小平您好。”在深圳，許多市民自發點燃蠟燭，在深南大道旁的鄧小平畫像下祭拜，不少人失聲痛哭。在書店裡，鄧小平的畫像出現脫銷。
就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天，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並最終演化為一場亞洲金融危機。
在許多人的記憶中，1997年是在觀看馮小剛的賀歲片《甲方乙方》中結束的。影片的最後，演員葛優扮演的角色帶著淡淡的傷感說道：“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他！”
寅年記憶
1950年 庚寅
“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我怎能嫁他呀”。“五一”勞動節這天，新中國的第一部國家大法——《婚姻法》正式頒布。在被關押14天之後，錢學森以15 000美元的高昂代價，被保釋出獄。那些被海關扣留的箱子一直放在那裡，他始終沒有打開過。錢學森沒有料到，他的歸國之路還要再等待5年之久。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中朝軍隊發起第三次戰役，推進至三八線以南，首爾（原名漢城）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與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攻占。
1962年 壬寅
“我在馬路邊撿到1分錢……”這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每個孩子都會哼唱的一首童謠。《我們的六十年代》一書中這樣描寫這時孩子在撿到一分錢時的複雜心理：“一分錢，可以買一包酸梅粉，一串老虎肉，還可以換兩顆玻璃彈珠，一支紅藍鉛筆……那孩子定是思來想去，心裡做著激烈的交鋒。”
1974年 甲寅
“林彪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我們從林彪的黑筆記、手書題詞和他的公開言論中，選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供批判用。”
龍校長：你會寫字嗎？
李金鳳：土改的時候參加過掃盲班。
龍校長：寫幾個字我看看，寫什麼都可以。（李金鳳寫字）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
龍校長：李金鳳，你被錄取了！
1986年 丙寅
春節過後，76歲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來到了浙江溫州。此時的溫州，還是一個只有幾條主幹道的小城市。吸引費孝通來到這裡的原因，是一年前刊登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的一篇名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導。
“歷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釀成的，《一無所有》並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個小菸頭，也足以點燃那個年月在封凍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們。”
1998年 戊寅
4月3日，好萊塢電影《鐵達尼號》在國內全面上映。據統計，《鐵達尼號》在全球共創造18億美元的票房，在中國收入3.7億人民幣，接近當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的1/5。
索羅斯宣稱，“港服必敗”。做出迎戰決定的是上任不久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當天晚上他把同事們放行回家，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流淚，他後來回憶說：“政府參與市場是個兩難的決定。我既做了這決定，便要堅守原則，接受批評。我們的日子十分艱難，但我不相信我們香港市民會輸。”
文摘
1948年7月，崑崙影業公司攝製的影片《萬家燈火》上映，它描繪的是上海一個小公司職員胡智清一家的生活。胡智清竭盡全力為公司工作，妻子又蘭持家有方。後因農村破產，胡智清的母親攜弟弟一家來上海投奔。由於人口驟增，物價飛漲，一家人生活困難。恰在此時，胡智清又遭解僱，家庭陷入絕境。
很多人通過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歡，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華大學舉行“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參加。他在會上發言說：“現在我們過民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不願接受，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
一個多月前，朱自清參與簽署了北平教授反對美國扶持日本的聯合聲明，並拒絕購買每月兩袋美援平價麵粉。朱自清6月份的全部薪水只能買三袋多麵粉，全家精打細算過日子，每天吃兩頓粗糧。因為嚴重的胃病，他的體重已經減輕到不足40公斤。拒絕購買每月兩袋美援平價麵粉，意味著全家收入要減少五分之二。
簽字當天，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此事每月需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決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日記 1948年6月18日
清華大學的座談會是朱自清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活動，他在努力適應時代變化。半個多月後，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辭世。
從6月份開始，買一個雞蛋要二十四斤法幣，一斤玉米面要一百斤法幣，法幣首尾接連二里半，可買粗布一尺。在美國《今日新聞》拍攝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線員，月工資43美元，折合成法幣高達4億3千5百60萬元，可憐的女職員幾乎拿不動她半個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國各大報紙刊登《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限期收兌法幣、東北流通券，及民間所藏金銀、外幣，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錦江飯店老闆董竹君回憶說：“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銀、美鈔而不拿去銀行兌換‘金圓券’者，槍斃；店鋪、廠家存貨超過兩個月者，輕者嚴懲，重者槍斃。此外，還用種種恐嚇手段，說什麼他們有自動指金針儀器，金子藏在哪裡，針就會指向哪裡。當時，人人心驚膽戰。”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
在當局嚴令之下，中央銀行門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擠滿了等待兌換金圓券的市民。新鈔票上，蔣介石的頭像第一次代替了國父孫中山。
董竹君在兌換了金圓券之後，因擔心貶值，仍暗中囤貨。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到處拉借友人換來的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訊息，只好偷偷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的存貨存放別處，又偷偷在半夜作好兩套帳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賬。”
在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幣制改革的成敗將影響全國。蔣介石特意派兒子蔣經國前往督導。
蔣經國早年留學蘇聯，抗戰期間主政贛南，由此聲名鵲起。他帶領自己一手組建的“戡亂建國大隊”來到上海，隨後又招募一萬多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動員大會上，蔣經國鼓動隊員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氣，來對付抵制幣改的人。上海人稱他們為“打虎隊”。
“打虎隊”與上海警察一道，檢查市場、倉庫、水陸碼頭，雷厲風行地實施限價政策，嚴禁囤積。還組織化妝宣傳大遊行，押著一批商人遊街示眾。
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榮鴻元等64人，因私套外匯、囤積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隊長戚再玉以受賄罪遭槍斃；連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拋售股票投機，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時之間，經濟改革風潮震動全國。
9月下旬，杜月笙向蔣經國舉報揚子公司囤積物資。揚子公司是由杜月笙與前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軍人范紹增等共同籌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擔任董事長。蔣經國無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揚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揚子案成為上海各大報紙爭相報導的新聞熱點。第一夫人宋美齡親臨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電報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戰的蔣介石也飛來上海，招來蔣經國說了一句“和為貴”。
揚子案最終不了了之。不到三個月，國民政府的經濟改革即告失敗，限價政策取消，蔣經國黯然離開上海。離開前他在日記中寫道：“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慨，幾欲流淚。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的悽慘。”
蔣經國日記 1948年11月6日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顧客盈門。18號下午，作家葉聖陶帶著家人來到這裡，專程參觀“敦煌藝術展”。他在日記中寫道：“最感興趣者為飛天。全屬曲線，飛舞生動。觀者甚擠，不及細看。”
敦煌莫高窟開鑿於公元366年，歷經1600多年風風雨雨，至今仍保存著編號洞窟492個。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探險家的相繼到來，敦煌莫高窟被重新發現，大量的古籍經卷被盜往海外。連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曉的敦煌隨即聞名於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學法國的畫家常書鴻經過數月長途跋涉，到達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籌備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他來說，這是人生中第一次來到如此艱苦的地方。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難怪大家都有‘但願生入玉門關’的心情。就是從城內雇來的工匠，做了幾天之後，往往會不聲不響地私自進城去。沒有娛樂，沒有社交，孤零零靜寂寂地，有時候等待一個人群社團活動的希望，比什麼還要迫切。”
在敦煌的5年，常書鴻的同事陸續離開，妻子陳芝秀也因戈壁灘艱苦單調的生活，離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藝術展”各大城市巡迴展的第二站。作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希望通過宣傳，為幾年來生存艱難的敦煌保護帶來轉機。
上海《大公報》上，刊登出常書鴻撰寫的文章：“5年了！我在這瀚海孤島中，在一個與人世隔絕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員不能聘到，柴草馬料無法購運，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懼——我常常自己在疑問：千佛洞的環境是否有設立一個類似機構的可能？”
常書鴻
在上海，敦煌壁畫受到商業式的歡迎，印著壁畫圖案的被面、絲巾、手帕，在南京路熱銷起來。小販們兜售商品的噱頭是“敦煌美女加菩薩”。常書鴻最迫切的願望也在上海實現。通過私人關係，他取得上海建業銀行的資助，將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節的長春，黃昏剛到，解放軍圍城部隊就忙碌起來。《解放日報》記者穆青在通訊中寫道：“他們把月餅餡裹放進了傳單，紙菸上印上了標語，並且用刀子在每一個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蔣起義’的口號。然後按照敵人的地堡，附上我軍的慰問信，一齊送了過去。”
穆青《月夜寒蕭——記長春城外中秋夜》1948年9月30日
明月初升，解放軍的前沿陣地上，到處都敲起了鑼鼓，戰士們開始做遊戲，看文藝表演，胡琴聲、歌聲、笑聲匯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寫道：“一陣陣的歌聲、口號聲，隨著火線的秋風，清晰地飄向長春孤城。而那裡，僅僅一線之隔，像曠野的孤墳一樣，簡直一片死寂。”
前線喊話組向對面的陣地喊道：“蔣軍弟兄們，你們在想家嗎，你們在家鄉是怎樣過節的呢？”宣傳隊則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著長春一孤城，解放軍過節多歡樂，你們守碉堡多苦情，解放軍過節吃的是魚和肉，你們吃的是酒糟摻豆餅……”
第二天一早，對面的一八二師五四六團就陸續逃過來23人。
長春圍困戰已經持續了5個月。國民黨60軍瀕臨絕境，連麩子摻豆餅都難以維持，許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為守軍的國民黨新七軍卻還有大米吃。
在這張照片上，5個60軍士兵，為了拍照特意借來軍服和卡賓槍。第60軍原是雲南地方武裝，待遇上與國民黨嫡系部隊新七軍有著天壤之別。一色美式軍服的新七軍士兵，把60軍稱為“花子兵”。
“錦州占領後，敵人長春守衛部隊面臨絕境。曾澤生將軍起義，來到我軍圍城司令部。”
《中國人民的勝利》
10月17日， 60軍在軍長曾澤生率領下，臨陣起義。兩天后，新七軍也放下武器，長春宣告解放。
半個月後，國民黨在東北的最後一個據點——瀋陽被攻克，東北全境解放。9月開始的遼瀋戰役，是共產黨戰略大決戰的正式開始。遼瀋戰役歷時52天，共殲滅國民黨軍隊47萬多人。
“在城市的各條街道上，熱烈慶祝全東北的解放”
此時，在華北和中原，淮海戰役也已打響。
字幕：紀錄片《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
“哈爾濱是東北的首府，人民自己的城市。”
就在遼瀋戰役期間，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
“工友們、技術工作者，大家都特別高興，都積極地在布置會場。‘全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大標語橫掛在大門的正面，‘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金字匾也掛起來了，像一座莊嚴的燈塔。”
此時，距離上一次勞動大會已經過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勞動大會是在上海秘密舉行的，當時只有29名代表出席。這一屆大會共有518名代表參加，除了解放區的代表，還有國統區的天津、上海、兩廣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時期的勞動英雄趙占魁。
“趙占魁同志說：‘俺們的天下大啦，俺們是火車頭，要帶頭乾！’”
大會歷時22天，恢復並重建中華全國總工會，陳雲被選舉為全國總工會主席。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他指出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當前的任務，就是積蓄力量，擴大隊伍，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
《解放日報》記者穆青在通訊中寫道：在700人的宴會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此起彼伏。
11月1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第二版刊載出一條新聞，國民黨政府委員、蔣介石的國策顧問陳布雷“因心臟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報》主編陳布雷放棄了自己蒸蒸日上的報業生涯，投奔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並逐漸成為蔣介石最信賴的執筆者。他的突然離世，引發多方猜測。
幾天前，一心貫徹“戡亂”方針的蔣介石，催促陳布雷起草“戰時體制”的方案。
陳布雷在11月11日的雜記中寫道：不但怕見統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
第二天晚上，陳布雷寫下十一封遺書，吞服安眠藥結束生命。在寫給蔣介石的兩封遺書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沒有一個字提到國共之戰，僅在結尾說道，結束自己毫無價值的一生。
陳布雷死於自殺的訊息，最終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發布。《觀察》雜誌的一篇評論文章這樣寫道：“……陳布雷敢於在自殺之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以死明志。”
《觀察》第5卷16期 1948年12月11日
11月底，宋美齡前往美國尋求援助。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幾次明顯的不同，沒有國會講演，也沒有記者席傳來的熱烈掌聲。
半個月後，杜魯門約見宋美齡，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經到達極限，除了之前應允的4億美元之外，美國政府暫時不會給予更多的援助。
解說 “東北人民解放軍於1948年12月5日向華北前進。”——《中國人民的勝利》
剛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東北野戰軍，來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關。12月5日，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以100萬兵力，發起平津戰役。半個月後，北平、天津已完全處於解放軍的包圍之中。
從12月中旬開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陽門都會聚集著來自各個城區的居民。由於從郊外運進城的新鮮蔬菜日見匱乏，攻守雙方達成默契，在朝陽門瓮城裡開闢一個菜市。所有蔬菜在一個小時內賣光，人們只有去得早，才能買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聲中，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離開北平，前往南京。由於走得匆忙，胡適只給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張便箋：今早及今午連線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
蔣介石預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將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繼胡適之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師大校長袁同禮等人搭乘第二架飛機飛往南京。教育部官員特地到機場迎接，卻大失所望，“搶救”名單上的教授絕大部分都沒有來。
位於北平城外的清華園，在校長梅貽琦走後，仍照常上課。12月16日，國民黨軍隊全部撤進城裡，幾天后，解放軍開進海淀鎮，他們沒有進駐清華，只在校門口設定了一個崗哨。
代理校長馮友蘭回憶，清華的師生都出去歡迎解放軍。他的夫人看見校門口站崗的戰士赤著腳穿鞋，打算送給他一雙襪子，結果無功而返。馮友蘭不禁感概說：“解放軍可真是‘秋毫無犯’。不記得什麼書上說‘王者之師，有徵無戰。’這次解放清華不就是‘有徵無戰’嗎？後來才知道，稱解放軍為‘王者之師’還是不恰當的，他們是人民的子弟兵。”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
哲學教授馮友蘭是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也在“搶救”名單中。但他決定留在北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馮友蘭自述》
12月18日晚上，兩位解放軍幹部來到清華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裡。他們特地前來請教，城裡哪些文物建築需要保護。臨走，一位軍人對他們說：“請你們放心，只要能保護文化古蹟，我們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
這一年梁思成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著戰爭形勢的轉變，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劃把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梁思成抱著單純的信念留下來，在他看來：“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梁思成
1948年的最後時刻，胡適與傅斯年共同度過。
8月，傅斯年從美國歸來，即被教育部長朱家驊邀請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又經幾位朋友輪番勸說，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並沒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間徘徊。
胡適與傅斯年置酒對飲，吟誦起陶淵明的《擬古》：“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催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同一天，蔣介石在南京黃埔路官邸舉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員會委員。宴會上他宣讀了第二天將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準備宣布下野。
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尋找與傾聽“北方”的聲音，他們聽到了新華社播發的，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將革命進行到底》。社論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布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中國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
很多人通過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歡，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華大學舉行“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參加。他在會上發言說：“現在我們過民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不願接受，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
一個多月前，朱自清參與簽署了北平教授反對美國扶持日本的聯合聲明，並拒絕購買每月兩袋美援平價麵粉。朱自清6月份的全部薪水只能買三袋多麵粉，全家精打細算過日子，每天吃兩頓粗糧。因為嚴重的胃病，他的體重已經減輕到不足40公斤。拒絕購買每月兩袋美援平價麵粉，意味著全家收入要減少五分之二。
簽字當天，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此事每月需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決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日記 1948年6月18日
清華大學的座談會是朱自清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活動，他在努力適應時代變化。半個多月後，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辭世。
從6月份開始，買一個雞蛋要二十四斤法幣，一斤玉米面要一百斤法幣，法幣首尾接連二里半，可買粗布一尺。在美國《今日新聞》拍攝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線員，月工資43美元，折合成法幣高達4億3千5百60萬元，可憐的女職員幾乎拿不動她半個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國各大報紙刊登《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限期收兌法幣、東北流通券，及民間所藏金銀、外幣，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錦江飯店老闆董竹君回憶說：“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銀、美鈔而不拿去銀行兌換‘金圓券’者，槍斃；店鋪、廠家存貨超過兩個月者，輕者嚴懲，重者槍斃。此外，還用種種恐嚇手段，說什麼他們有自動指金針儀器，金子藏在哪裡，針就會指向哪裡。當時，人人心驚膽戰。”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
在當局嚴令之下，中央銀行門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擠滿了等待兌換金圓券的市民。新鈔票上，蔣介石的頭像第一次代替了國父孫中山。
董竹君在兌換了金圓券之後，因擔心貶值，仍暗中囤貨。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到處拉借友人換來的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訊息，只好偷偷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的存貨存放別處，又偷偷在半夜作好兩套帳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賬。”
在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幣制改革的成敗將影響全國。蔣介石特意派兒子蔣經國前往督導。
蔣經國早年留學蘇聯，抗戰期間主政贛南，由此聲名鵲起。他帶領自己一手組建的“戡亂建國大隊”來到上海，隨後又招募一萬多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動員大會上，蔣經國鼓動隊員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氣，來對付抵制幣改的人。上海人稱他們為“打虎隊”。
“打虎隊”與上海警察一道，檢查市場、倉庫、水陸碼頭，雷厲風行地實施限價政策，嚴禁囤積。還組織化妝宣傳大遊行，押著一批商人遊街示眾。
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榮鴻元等64人，因私套外匯、囤積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隊長戚再玉以受賄罪遭槍斃；連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拋售股票投機，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時之間，經濟改革風潮震動全國。
9月下旬，杜月笙向蔣經國舉報揚子公司囤積物資。揚子公司是由杜月笙與前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軍人范紹增等共同籌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擔任董事長。蔣經國無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揚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揚子案成為上海各大報紙爭相報導的新聞熱點。第一夫人宋美齡親臨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電報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戰的蔣介石也飛來上海，招來蔣經國說了一句“和為貴”。
揚子案最終不了了之。不到三個月，國民政府的經濟改革即告失敗，限價政策取消，蔣經國黯然離開上海。離開前他在日記中寫道：“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慨，幾欲流淚。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的悽慘。”
蔣經國日記 1948年11月6日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顧客盈門。18號下午，作家葉聖陶帶著家人來到這裡，專程參觀“敦煌藝術展”。他在日記中寫道：“最感興趣者為飛天。全屬曲線，飛舞生動。觀者甚擠，不及細看。”
敦煌莫高窟開鑿於公元366年，歷經1600多年風風雨雨，至今仍保存著編號洞窟492個。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探險家的相繼到來，敦煌莫高窟被重新發現，大量的古籍經卷被盜往海外。連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曉的敦煌隨即聞名於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學法國的畫家常書鴻經過數月長途跋涉，到達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籌備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他來說，這是人生中第一次來到如此艱苦的地方。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難怪大家都有‘但願生入玉門關’的心情。就是從城內雇來的工匠，做了幾天之後，往往會不聲不響地私自進城去。沒有娛樂，沒有社交，孤零零靜寂寂地，有時候等待一個人群社團活動的希望，比什麼還要迫切。”
在敦煌的5年，常書鴻的同事陸續離開，妻子陳芝秀也因戈壁灘艱苦單調的生活，離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藝術展”各大城市巡迴展的第二站。作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希望通過宣傳，為幾年來生存艱難的敦煌保護帶來轉機。
上海《大公報》上，刊登出常書鴻撰寫的文章：“5年了！我在這瀚海孤島中，在一個與人世隔絕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員不能聘到，柴草馬料無法購運，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懼——我常常自己在疑問：千佛洞的環境是否有設立一個類似機構的可能？”
常書鴻
在上海，敦煌壁畫受到商業式的歡迎，印著壁畫圖案的被面、絲巾、手帕，在南京路熱銷起來。小販們兜售商品的噱頭是“敦煌美女加菩薩”。常書鴻最迫切的願望也在上海實現。通過私人關係，他取得上海建業銀行的資助，將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節的長春，黃昏剛到，解放軍圍城部隊就忙碌起來。《解放日報》記者穆青在通訊中寫道：“他們把月餅餡裹放進了傳單，紙菸上印上了標語，並且用刀子在每一個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蔣起義’的口號。然後按照敵人的地堡，附上我軍的慰問信，一齊送了過去。”
穆青《月夜寒蕭——記長春城外中秋夜》1948年9月30日
明月初升，解放軍的前沿陣地上，到處都敲起了鑼鼓，戰士們開始做遊戲，看文藝表演，胡琴聲、歌聲、笑聲匯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寫道：“一陣陣的歌聲、口號聲，隨著火線的秋風，清晰地飄向長春孤城。而那裡，僅僅一線之隔，像曠野的孤墳一樣，簡直一片死寂。”
前線喊話組向對面的陣地喊道：“蔣軍弟兄們，你們在想家嗎，你們在家鄉是怎樣過節的呢？”宣傳隊則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著長春一孤城，解放軍過節多歡樂，你們守碉堡多苦情，解放軍過節吃的是魚和肉，你們吃的是酒糟摻豆餅……”
第二天一早，對面的一八二師五四六團就陸續逃過來23人。
長春圍困戰已經持續了5個月。國民黨60軍瀕臨絕境，連麩子摻豆餅都難以維持，許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為守軍的國民黨新七軍卻還有大米吃。
在這張照片上，5個60軍士兵，為了拍照特意借來軍服和卡賓槍。第60軍原是雲南地方武裝，待遇上與國民黨嫡系部隊新七軍有著天壤之別。一色美式軍服的新七軍士兵，把60軍稱為“花子兵”。
“錦州占領後，敵人長春守衛部隊面臨絕境。曾澤生將軍起義，來到我軍圍城司令部。”
《中國人民的勝利》
10月17日， 60軍在軍長曾澤生率領下，臨陣起義。兩天后，新七軍也放下武器，長春宣告解放。
半個月後，國民黨在東北的最後一個據點——瀋陽被攻克，東北全境解放。9月開始的遼瀋戰役，是共產黨戰略大決戰的正式開始。遼瀋戰役歷時52天，共殲滅國民黨軍隊47萬多人。
“在城市的各條街道上，熱烈慶祝全東北的解放”
此時，在華北和中原，淮海戰役也已打響。
字幕：紀錄片《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
“哈爾濱是東北的首府，人民自己的城市。”
就在遼瀋戰役期間，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
“工友們、技術工作者，大家都特別高興，都積極地在布置會場。‘全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大標語橫掛在大門的正面，‘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金字匾也掛起來了，像一座莊嚴的燈塔。”
此時，距離上一次勞動大會已經過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勞動大會是在上海秘密舉行的，當時只有29名代表出席。這一屆大會共有518名代表參加，除了解放區的代表，還有國統區的天津、上海、兩廣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時期的勞動英雄趙占魁。
“趙占魁同志說：‘俺們的天下大啦，俺們是火車頭，要帶頭乾！’”
大會歷時22天，恢復並重建中華全國總工會，陳雲被選舉為全國總工會主席。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他指出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當前的任務，就是積蓄力量，擴大隊伍，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
《解放日報》記者穆青在通訊中寫道：在700人的宴會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此起彼伏。
11月1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第二版刊載出一條新聞，國民黨政府委員、蔣介石的國策顧問陳布雷“因心臟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報》主編陳布雷放棄了自己蒸蒸日上的報業生涯，投奔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並逐漸成為蔣介石最信賴的執筆者。他的突然離世，引發多方猜測。
幾天前，一心貫徹“戡亂”方針的蔣介石，催促陳布雷起草“戰時體制”的方案。
陳布雷在11月11日的雜記中寫道：不但怕見統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
第二天晚上，陳布雷寫下十一封遺書，吞服安眠藥結束生命。在寫給蔣介石的兩封遺書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沒有一個字提到國共之戰，僅在結尾說道，結束自己毫無價值的一生。
陳布雷死於自殺的訊息，最終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發布。《觀察》雜誌的一篇評論文章這樣寫道：“……陳布雷敢於在自殺之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以死明志。”
《觀察》第5卷16期 1948年12月11日
11月底，宋美齡前往美國尋求援助。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幾次明顯的不同，沒有國會講演，也沒有記者席傳來的熱烈掌聲。
半個月後，杜魯門約見宋美齡，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經到達極限，除了之前應允的4億美元之外，美國政府暫時不會給予更多的援助。
解說 “東北人民解放軍於1948年12月5日向華北前進。”——《中國人民的勝利》
剛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東北野戰軍，來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關。12月5日，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以100萬兵力，發起平津戰役。半個月後，北平、天津已完全處於解放軍的包圍之中。
從12月中旬開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陽門都會聚集著來自各個城區的居民。由於從郊外運進城的新鮮蔬菜日見匱乏，攻守雙方達成默契，在朝陽門瓮城裡開闢一個菜市。所有蔬菜在一個小時內賣光，人們只有去得早，才能買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聲中，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離開北平，前往南京。由於走得匆忙，胡適只給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張便箋：今早及今午連線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
蔣介石預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將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繼胡適之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師大校長袁同禮等人搭乘第二架飛機飛往南京。教育部官員特地到機場迎接，卻大失所望，“搶救”名單上的教授絕大部分都沒有來。
位於北平城外的清華園，在校長梅貽琦走後，仍照常上課。12月16日，國民黨軍隊全部撤進城裡，幾天后，解放軍開進海淀鎮，他們沒有進駐清華，只在校門口設定了一個崗哨。
代理校長馮友蘭回憶，清華的師生都出去歡迎解放軍。他的夫人看見校門口站崗的戰士赤著腳穿鞋，打算送給他一雙襪子，結果無功而返。馮友蘭不禁感概說：“解放軍可真是‘秋毫無犯’。不記得什麼書上說‘王者之師，有徵無戰。’這次解放清華不就是‘有徵無戰’嗎？後來才知道，稱解放軍為‘王者之師’還是不恰當的，他們是人民的子弟兵。”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
哲學教授馮友蘭是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也在“搶救”名單中。但他決定留在北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馮友蘭自述》
12月18日晚上，兩位解放軍幹部來到清華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裡。他們特地前來請教，城裡哪些文物建築需要保護。臨走，一位軍人對他們說：“請你們放心，只要能保護文化古蹟，我們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
這一年梁思成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著戰爭形勢的轉變，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劃把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梁思成抱著單純的信念留下來，在他看來：“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梁思成
1948年的最後時刻，胡適與傅斯年共同度過。
8月，傅斯年從美國歸來，即被教育部長朱家驊邀請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又經幾位朋友輪番勸說，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並沒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間徘徊。
胡適與傅斯年置酒對飲，吟誦起陶淵明的《擬古》：“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催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同一天，蔣介石在南京黃埔路官邸舉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員會委員。宴會上他宣讀了第二天將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準備宣布下野。
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尋找與傾聽“北方”的聲音，他們聽到了新華社播發的，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將革命進行到底》。社論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布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中國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
序言
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幾天前，在信箱裡看到王安先生髮給我的《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徹夜撫讀，不禁被它內容之翔實，涉獵之廣泛，角度之客觀所深深震撼。閱讀這些從民間角度記錄的文字讓我立刻置身於當年的空氣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學人，他的專欄文章曾經讓我折服於“中國大陸財經評論第一健筆”的風采，而《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讓我由衷地敬仰他“雙馨的德藝”（老六語）。
此次王先生賜讀的是第十四編2003年部分，這一年幾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稱。讓我印象深刻異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年非典最猖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劃和製作。當時由於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欄目又必須正常運轉的緣故，我們開始把目光投向過去被我們稱作“資料”的老紀錄片上。因為2004年是農曆的甲申年，我們的第一個系列就叫“申年記憶”，選擇從1944年開始的5個猴年（分別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進行回述，開始了“甲子盤點”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簡單，即在儘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對舊影像進行重新整合，用中國人的傳統紀年方式梳理中國60年以來的影像遺存。然而在製作的時候，舊影片中開始散發出一種讓我們莫名興奮的味道，這種味道是許多文字記錄格式的東西所無法企及的—真實感、現場感。於是我們又給《甲子》取了一個副標題叫“六十年中國社會生活圖景”，想儘可能從民間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角度來展現中國的世俗變遷。我們嘗試採用當年的平面媒體，包括報紙、雜誌、畫冊和書籍的內容，使節目的敘事能力大大增強。為了使原本單一的事件有了立體的關照，我們努力找到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私人記錄被大量使用。這樣一來，原本宏大的、嘈雜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細微的、個人化的視角。
這個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謀而合。與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們做得要淺顯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們的製作難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難來自於影像資料的匱乏。
有人說過，中國人缺乏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習慣。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的電影業已經起步，但當時的社會景象的記錄更多是出自於外國人之手，如西方記者、傳教士、國外的攝影隊等。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黃埔軍校、“五四”運動、“四一二”政變等影像大都是他們留下的。中國當時的影業公司也拍攝了一些紀實影像，但現在的命運大多是“存目”，這給我們在敘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國人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攝影機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變得模糊異常，以至於我們在端詳這些事件的時候出現了諸多的“馬賽克”：歷史鏈條在影像中斷裂了。比如說1994年。這一年有兩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載入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的：一個是千島湖事件，另一個是克拉瑪依大火。在蒐集素材的時候，關於這兩個事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分鐘的活動影像，最後只得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口播搪塞了之。當年拍攝到的那些錄像在哪裡呢？或許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過文獻片，一定對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說到“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都只能用蘇聯人1950年組織拍攝的藝術片；每次說到“文革”的經濟困難，我們還得把被自己批判過的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搬出來；每次說到“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都無從尋找畫面支持，只好用荒蕪的田園、龜裂的土地、30年代的難民鏡頭來替代……
比重大事件發生時“攝影機缺位”更恐怖的，是對記錄成品的人為毀壞。這裡我可以講一個故事。
1997年，因為文獻紀錄片《劉少奇》，我頻繁出沒於中央電視台膠片庫（20世紀60年代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大部分是用膠片製作的）蒐集“文革”初期素材。膠片庫位於廣播劇場旁邊，一進門擺放著十幾個麻袋。一次閒來無事和資料工人聊天，便問起那些麻袋裡裝的是什麼。師傅說：“那是咱們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聞素材。想看看是什麼嗎？”我便跟著他隨意地打開了其中的一個口袋，翻出一條膠片：“看看，這是批鬥相聲演員×××，看見沒有，他旁邊的×××脖子上掛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條，是批鬥央視老台長孟啟予的民眾大會。從那些連續的畫格上，能夠看到孟被一個人一掌摑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誰嗎？”師傅問我，然後他得意地說出了一個我很敬重的老攝影師的名字……
膠片散亂地纏繞在一起，顯然已經被處理過，無法挽救。我忍不住問：“為什麼要把這些膠片毀掉呢？”師傅說：“這是好幾年前處理的。再說，保存它有什麼意義啊？現在穩定是重中之重嘛，幹嗎還要翻這些陳年舊賬！”顯然，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則誰敢把這些膠片連同負片一起銷毀？而發出這個指示的又是誰呢？那天從資料庫出來，我後脊樑一陣發冷，不知怎么就想起來電影裡國民黨撤退時燒檔案的情形。
這是在摧毀我們的記憶啊！
從那以後，我對影像資料的認識和情感都進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導演在不影響片子整體節奏（畢竟這是個媒體產品）的前提下，儘量做到舊影片內容的最大化，突出原來影片的配音、字幕、音樂、特技等帶有濃重時代征貌的元素。畢竟畫面負載的信息太豐富了，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有個女士讀了《兄弟》，她問我“文革”是像余華寫的那樣嗎？我說是，並語重心長解釋半天，女士還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過1970年工人體育場批鬥遇羅克的紀錄片的話，她就不會再有疑問了。在片中，在一個弱小的、癱軟在地的青年面前，70 000人高舉著拳頭怒吼！直到現在我看到這個畫面仍然抽搐不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當年那個紀錄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們是一群影像至上主義信徒，好的資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儘可能地做好記錄，知道到哪裡能夠找到它們。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為了完成這個片子，我們成了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個影像資料單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窮經地搜尋每一格畫面，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證明，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王安先生為時代留存檔案記錄，善莫大焉。儘管我們也有用影像為中國志史的願望，但客觀地說目前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甲子》在外觀上更接近社會生活史，重大歷史事件在其中只是敘述背景，由眾多記憶碎片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體。我曾經打比方說《甲子》就是一本相冊，跟咱們家裡的相冊一樣，有些照片我們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們……相片不能展示我們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樣，捋著這些照片我們能看到自己成長的印記。
2004年年初，《申年記憶》播出後反響出乎意料地良好，接著我們又完成了《酉年記憶》和《戌年記憶》。按照當時的想法，《甲子》總計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後完成應該是2015年。在電視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個工程能否最終完成呢？如果你喜歡今年的《戌年記憶》的話，請為它祈禱。
陳曉卿
2006年3月1日
幾天前，在信箱裡看到王安先生髮給我的《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徹夜撫讀，不禁被它內容之翔實，涉獵之廣泛，角度之客觀所深深震撼。閱讀這些從民間角度記錄的文字讓我立刻置身於當年的空氣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學人，他的專欄文章曾經讓我折服於“中國大陸財經評論第一健筆”的風采，而《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讓我由衷地敬仰他“雙馨的德藝”（老六語）。
此次王先生賜讀的是第十四編2003年部分，這一年幾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稱。讓我印象深刻異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年非典最猖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劃和製作。當時由於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欄目又必須正常運轉的緣故，我們開始把目光投向過去被我們稱作“資料”的老紀錄片上。因為2004年是農曆的甲申年，我們的第一個系列就叫“申年記憶”，選擇從1944年開始的5個猴年（分別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進行回述，開始了“甲子盤點”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簡單，即在儘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對舊影像進行重新整合，用中國人的傳統紀年方式梳理中國60年以來的影像遺存。然而在製作的時候，舊影片中開始散發出一種讓我們莫名興奮的味道，這種味道是許多文字記錄格式的東西所無法企及的—真實感、現場感。於是我們又給《甲子》取了一個副標題叫“六十年中國社會生活圖景”，想儘可能從民間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角度來展現中國的世俗變遷。我們嘗試採用當年的平面媒體，包括報紙、雜誌、畫冊和書籍的內容，使節目的敘事能力大大增強。為了使原本單一的事件有了立體的關照，我們努力找到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私人記錄被大量使用。這樣一來，原本宏大的、嘈雜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細微的、個人化的視角。
這個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謀而合。與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們做得要淺顯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們的製作難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難來自於影像資料的匱乏。
有人說過，中國人缺乏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習慣。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的電影業已經起步，但當時的社會景象的記錄更多是出自於外國人之手，如西方記者、傳教士、國外的攝影隊等。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黃埔軍校、“五四”運動、“四一二”政變等影像大都是他們留下的。中國當時的影業公司也拍攝了一些紀實影像，但現在的命運大多是“存目”，這給我們在敘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國人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攝影機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變得模糊異常，以至於我們在端詳這些事件的時候出現了諸多的“馬賽克”：歷史鏈條在影像中斷裂了。比如說1994年。這一年有兩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載入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的：一個是千島湖事件，另一個是克拉瑪依大火。在蒐集素材的時候，關於這兩個事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分鐘的活動影像，最後只得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口播搪塞了之。當年拍攝到的那些錄像在哪裡呢？或許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過文獻片，一定對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說到“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都只能用蘇聯人1950年組織拍攝的藝術片；每次說到“文革”的經濟困難，我們還得把被自己批判過的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搬出來；每次說到“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都無從尋找畫面支持，只好用荒蕪的田園、龜裂的土地、30年代的難民鏡頭來替代……
比重大事件發生時“攝影機缺位”更恐怖的，是對記錄成品的人為毀壞。這裡我可以講一個故事。
1997年，因為文獻紀錄片《劉少奇》，我頻繁出沒於中央電視台膠片庫（20世紀60年代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大部分是用膠片製作的）蒐集“文革”初期素材。膠片庫位於廣播劇場旁邊，一進門擺放著十幾個麻袋。一次閒來無事和資料工人聊天，便問起那些麻袋裡裝的是什麼。師傅說：“那是咱們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聞素材。想看看是什麼嗎？”我便跟著他隨意地打開了其中的一個口袋，翻出一條膠片：“看看，這是批鬥相聲演員×××，看見沒有，他旁邊的×××脖子上掛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條，是批鬥央視老台長孟啟予的民眾大會。從那些連續的畫格上，能夠看到孟被一個人一掌摑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誰嗎？”師傅問我，然後他得意地說出了一個我很敬重的老攝影師的名字……
膠片散亂地纏繞在一起，顯然已經被處理過，無法挽救。我忍不住問：“為什麼要把這些膠片毀掉呢？”師傅說：“這是好幾年前處理的。再說，保存它有什麼意義啊？現在穩定是重中之重嘛，幹嗎還要翻這些陳年舊賬！”顯然，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則誰敢把這些膠片連同負片一起銷毀？而發出這個指示的又是誰呢？那天從資料庫出來，我後脊樑一陣發冷，不知怎么就想起來電影裡國民黨撤退時燒檔案的情形。
這是在摧毀我們的記憶啊！
從那以後，我對影像資料的認識和情感都進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導演在不影響片子整體節奏（畢竟這是個媒體產品）的前提下，儘量做到舊影片內容的最大化，突出原來影片的配音、字幕、音樂、特技等帶有濃重時代征貌的元素。畢竟畫面負載的信息太豐富了，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有個女士讀了《兄弟》，她問我“文革”是像余華寫的那樣嗎？我說是，並語重心長解釋半天，女士還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過1970年工人體育場批鬥遇羅克的紀錄片的話，她就不會再有疑問了。在片中，在一個弱小的、癱軟在地的青年面前，70 000人高舉著拳頭怒吼！直到現在我看到這個畫面仍然抽搐不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當年那個紀錄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們是一群影像至上主義信徒，好的資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儘可能地做好記錄，知道到哪裡能夠找到它們。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為了完成這個片子，我們成了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個影像資料單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窮經地搜尋每一格畫面，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證明，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王安先生為時代留存檔案記錄，善莫大焉。儘管我們也有用影像為中國志史的願望，但客觀地說目前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甲子》在外觀上更接近社會生活史，重大歷史事件在其中只是敘述背景，由眾多記憶碎片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體。我曾經打比方說《甲子》就是一本相冊，跟咱們家裡的相冊一樣，有些照片我們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們……相片不能展示我們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樣，捋著這些照片我們能看到自己成長的印記。
2004年年初，《申年記憶》播出後反響出乎意料地良好，接著我們又完成了《酉年記憶》和《戌年記憶》。按照當時的想法，《甲子》總計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後完成應該是2015年。在電視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個工程能否最終完成呢？如果你喜歡今年的《戌年記憶》的話，請為它祈禱。
陳曉卿
2006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