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影響的思潮之一。該派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的聯繫上對資本主義進行系統批判，通過重新解讀自然的觀念，力圖賦予自然以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並以這樣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來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之間的關係，以此重構歷史唯物主義，並提出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理想——生態社會主義。這一流派旨在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與人類面臨的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相結合，尋找一種能夠指導解決生態問題及人類自身發展問題的“雙贏”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安德列·高茲，美國的詹姆斯·奧康納等。
“生態馬克思主義”(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詞來源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本·阿格爾，他在1979年《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第一次運用了“生態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 外文名：the Ecological Marxism
發展,基本觀點,價值,
發展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內涵方面，阿格爾本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有過初步的描述：首先，在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上，阿格爾將生態社會主義作為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其次，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地域和代表人物方面，阿格爾主要介紹了萊易斯的思想，並論述了生態馬克思主義在北美的實現問題。第三，在代表人物方面，阿格爾認為：屬於生態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物包括“傅立葉、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克魯泡特金、布克欽、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麥克弗森和馬爾庫塞”，而“主張表達得最清楚、最系統的生態左翼人士之一”是萊易斯。①本文綜合了20年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將“生態馬克思主義”定義為：北美學者將現代生態學與學院派馬克思主義思想相結合以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一種理論嘗試。生態社會主義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但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理想中的生態社會主義卻不同於歐洲大陸所倡導的生態社會主義：前者建立在北美學院派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而後者則建立在歐洲大陸民主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後者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目標，而前者則把生態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目標。20世紀90年代之前它認為馬克思主義缺少解決資本主義生態環境危機的理論方案，因此著重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補充，其主要理論是用生態危機理論取代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代表人物是萊易斯和阿格爾。20世紀90年代之後，以北美特別是以美國左翼學者為代表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重新發掘了馬克思主義對解決全球化背景下生態危機的理論意義，最終產生了奧康納的雙重危機理論、克沃爾革命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關於馬克思的生態學三種具有代表性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下面我著重介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這四種理論內容。
一、萊易斯和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
萊易斯分別於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統治》和《滿足的極限》以及阿格爾於1975年和1979出版的《論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詳細地介紹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
第一，以生態危機否定經濟危機。經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中的經濟危機，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最終決定了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力發展與勞動者支付能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這兩種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不斷發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發經濟危機，造成產品的相對過剩、勞動者的赤貧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停滯，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造成極大破壞，並最終引發無產階級革命。但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既糾正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又改善了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和經濟地位，緩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非但沒有滅亡的跡象，相反卻呈現出進一步在全球發展的態勢。萊易斯和阿格爾因此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已經過時，不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也不能夠為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提供理論指導，因此，必須根據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新危機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這種新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第二，消費異化直接導致生態危機。面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積累固然是資本主義高生產和高消費所引起的生態危機的最終原因，但是，無產階級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當今無產階級的消費不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維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種病態的對奢侈品的消費，是一種消費異化。正是無產階級對奢侈品的異化消費維持了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被生態危機所代替。因此，阿格爾希望通過消費希望的破滅和穩態經濟理論消除生態危機。阿格爾根據馬克思消滅經濟危機和異化勞動的實現方式，構想出消滅異化消費和生態危機的 社會變革模式，這就是通過“期望破滅的辯證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滅理論，實現穩態經濟的社會主義。期望破滅理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理論和異化消費理論的基礎之上的：由於異化消費是無產階級擺脫痛苦尋求所謂自由的惟一方式，也是資產階級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惟一動力，異化消費因而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合法性的惟一理由，但是，在異化消費的過程中，生態系統的有限性和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無限性發生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就轉化為商品供應危機，引起無產階級消費期望的破碎，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危機和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懷疑。在重新審視消費預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能夠自發地調整自己的需求觀念和價值觀念，抵制對奢侈晶的消費，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論，消除消費異化，並逐漸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管理模式進行改革，使之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
二、奧康納的雙重危機理論
20世紀9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獲得了冷戰的勝利，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生態環境災難也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而向全球蔓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危機。反觀10世紀的各種主流綠色生態理論和運動，不僅沒有阻止資本主義造成的生態危機，相反，生態危機卻越加嚴重，並已經威脅到整個星球的生態系統。在此種背景中，詹姆斯·奧康納博士開始重申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堅持生態馬克思主義對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理論價值。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奧康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觀點分析了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重點提出了資本主義的雙重矛盾和雙重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的雙重矛盾和雙重危機。奧康納繼承了20世紀90年代之前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和異化消費理論，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方面屬於一流的理論家，但他們兩人確實沒有把生態破壞置於資本積累和社會經濟轉型理論的中心位置。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賴資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們不僅沒有準確預見資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構自身的能力，也沒有預見資本所具有的保護資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奧康納把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概括為第一類矛盾，而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歸納為第二類矛盾，亦即，第一類矛盾主要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第二類矛盾則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第一類矛盾和第二類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於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當中，形成了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即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第二，雙重危機存在的原因。奧康納認為資本積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發展不平衡是造成雙重危機存在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既是經濟活動的手段，又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奧康納強調，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必須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理論的基礎之上，進而找出資本主義積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繫。奧康納通過資本積累以及資本積累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開發，解釋了在不平衡發展的二元對立結構中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對欠已開發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和能源剝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內在原因。因為，為了獲取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和提高本國的經濟水平，欠已開發國家和地區不得不承受與已開發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交易，向已開發國家出售廉價的生產資料和能源等自然資源。而廉價的生產資料和能源則降低了資本積累的成本，使資本積累加快，資本積累的加快反過來又加快了對生產資料和能源等自然資源的開採速度，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和生態環境災難。最終，資本主義消費市場“引導著單個資本盡力越來越快地銷售消費品，降低資本的周轉時間，以此來維持利潤。如此一來，消費主義社會和生態破壞與浪費的普遍化就與資本主義消費市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三、克沃爾的生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
克沃爾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一書中，重新對生態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實踐方案進行了革命性的設計和規劃，與歐洲改良型的生態社會主義不同，克沃爾在《自然的敵人》中不僅批判了資本的求利本性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到達了真正的頂峰階段，任何改良資本主義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制度，堅持人類對包括自然在內的世界萬物的至上權利”，他因此提出廠生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構想。
第一，實現使用價值替代交換價值。克沃爾以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異化理論為理論基礎，從使用價值的角度論述了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徵和原則：生態社會主義強調使用價值，而不是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要使使用價值從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必須使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正是資本的求利性積累造成了與生態原則相衝突的生態危機，而資本積累的前提條件就是資本主義市場上勞動力的商品化。勞動與勞動產品的分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的交換價值得以實現，因此，要使人類所居住的地球生態系統實現其使用價值或者內在價值，就必須推翻資本、消滅交換價值從而使勞動得到解放，最終通過聯合勞動實現使用價值，在人類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建立全新的財產關係。只有克服了勞動與勞動產品的分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使用價值才能夠從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也只有克服了勞動與勞動產品的分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勞動才能夠從資本的鎖鏈中解脫出來，勞動力才能夠從虛假的需求中得到解放從而發揮其真正的潛能。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則效仿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對勞動進行壓制，最後演變成史達林主義的巨人症和官僚統治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完全轉變成馬克思所論述的社會主義的反面，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而，克沃爾認為，革命的生態社會主義與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的聯繫；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推翻資本的統治，克服勞動與勞動者的分離。
第二，生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克沃爾認為，以往的社會主義都不是馬克思所論述的社會主義，因為它們都沒有實現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真正擁有，沒有建立一個符合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克沃爾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定義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二是勞動者的自由聯合體。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只實現了前者，而沒有實現後者。克沃爾接著論述道，生態社會主義建設要符合以下三項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計畫與市場相結合的生產與分配製度，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生態社會主義。他同時指出，生態社會主義沒有統一的實現道路，也沒有法定的代理人，實現生態社會主義惟一共同的特徵就是民主。但是，克沃爾初步構想：第一，生態社會主義需要不斷發展和挖掘打破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各種形式，從勞動組織形式(勞動力使用價值的重新構建)，建立合作社(勞動的自由聯合體)，建立地方性流通貨幣(切斷貨幣的交換價值)，一直到創建積極的媒體(打破資本主義對商品的崇拜)，每一種形式都可以發展成為較大的系統(試點，整體)。第二，克沃爾引用了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反對蒲魯東關於通過法律解決競爭問題的論述，他認為，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必須首先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一切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資本主義整個的生活方式。克沃爾預言，當整個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都出現根本性變化的時候，資產階級就必然會竭盡全力進行鎮壓，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就要作好犧牲和使用“暴力”反抗“暴力”的準備：因此，與歐洲改良的生態社會主義絕對地採用“非暴力”手段不同，克沃爾並不完全排斥“暴力”，“如果一個社會制度到了人們無法忍受的程度，並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間的平衡發生了逆轉，革命暴力就可能成為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的選擇方式”。最後，克沃爾在《自然的敵人》的結尾處呼籲，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生態系統沒有崩潰之前採取行動，“建立新世界，時不我待”。
四、福斯特和伯克特關於馬克思的生態學理論
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以上三種理論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具有理論借鑑和指導意義，但是，都沒有直接承認甚至否認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本人具有生態學思想。而伯克特和福斯特則共同開始了對馬克思的生態學構建，使生態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生態環境危機具有了更大的理論價值。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的保羅?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馬克思與自然》一書中，重點闡述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共產主義思想中蘊含的生態學原則，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生態學在本質內容上的一致性。而美國俄勒岡州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馬克思的生態學》中，首次提出了“馬克思的生態學”概念，並在馬克思與生態學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他首先將馬克思與李比希、達爾文、馬爾薩斯等歷史上的生態學家聯繫在一起，進而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和新陳代謝思想的生態學本質進行了具體的論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不僅符合生態學的定義和原則，而且超越了生態學的狹義性，在更加廣泛的人類與自然之中以及人類社會內部實踐了生態學的基本原則。
第一，伯克特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發掘了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伯克特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將自然條件融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自然、勞動和生產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三個主要的自然和社會概念，它們三者之間的關係充分反映了馬克思的財富概念中不僅包含人類社會的生產勞動，也包含著自然的屬性。財富或者使用價值的生產同時包含自然和勞動兩個方面的要素，雖然人類的生產勞動產生了使用價值，但是，人類的生產勞動必須作用於自然並從自然獲取物質資料。生產勞動只能從人類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中產生財富，人類的勞動脫離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將不能產生任何東西。因此，馬克思把勞動作為財富生產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勞動不是人類物質財富和使用價值的惟一來源，勞動和自然共同構成了人類財富和使用價值的基礎。因而，伯克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正是對現代生態學關於人類和自然關係的具體闡述。不僅如此，伯克特最後總結道：不僅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著生態學思想，而且，馬克思所闡述的“共產主義社會所具有的生態意義遠遠超出以往公認的評價”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雖然完全建立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基礎之上，但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計畫經濟、強調使用價值和自然的內在價值、生產和消費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會結構等內容，都是與生態價值觀念相一致的。
第二，福斯特在馬克思的“新陳代謝”觀念中發現了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馬克思關於城鄉之間、人類和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斷裂的概念……使他發展了對環境惡化的批判，而這一批判預見了很多當今的生態學思想。”如何解決自然與社會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是現代生態學所關注的重點：福斯特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研究對象和理論根據，在其《馬克思的生態學》中專門用“自然和社會的新陳代謝”這一章來闡述馬克思關於社會和自然之間關係出現惡化的生態學分析。他認為，馬克思把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口、土地、工業三者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來考察，這本身就是現代生態學的系統觀點。也正是在對這種系統的考察過程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才得以統一。他認為，在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過程中，馬克思發現人口相對於穀物的過剩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剝奪而無法恢復；同時，資本主義大工業迫使人口向工業城市流動，把農村土地上的肥力以穀物的方式帶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統中，造成人口與土地物質代謝的中斷。馬克思接著分析了工業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兩個來源：一是自然界，特別是土地，解釋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源於對土地的剝奪；二是工人階級的勞動，說明了資本主義財富的積累工要源自於工人階級的勞動。對勞動的剝削、形成勞動的異化以及資奉主義社會的貧富分化和對立，造成了社會再生產的中斷，破壞了社會內部的物質循環或者代謝。因此，由於資本主義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與社會以及社會內部新陳代謝的斷裂，破壞了自然與社會組成的生態系統。福斯特認為，馬克思最終從李比希對農業的分析中獲得啟發，將新陳代謝概念創造性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意義上同時使用，通過新陳代謝這個自然科學概念將人和人類社會加入了生態系統。福斯特考察了馬克思運用新陳代謝的四個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需要與自然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自然是人體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勞動是人類與自然新陳代謝的中介；其三，社會性的勞動使新陳代謝與整個人類社會發生聯繫；其四，馬克思提出了要對整個新陳代謝加以控制的觀點。最後，福斯特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自然與社會的代謝過程中已經提出了可持續性發展這個現代生態學概念。
20世紀90年代之後，生態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隨著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而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中銷聲匿跡，反而在美國等西方已開發國家中逐漸發展起來，成為解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一個理論支撐點。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點：第一，當今社會的各種生態理論都無法阻止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就在於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社會內部的“和解”這兩大主題，並指出人類社會的“和解”和人與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條件。第三，生態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資本主義從經濟危機走向生態危機的必然性，指出了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並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夠避免整個人類的毀滅。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這四種理論形式對目前我國的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基本觀點
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非正義，以及由此帶來的科學技術的非理性運用和消費主義價值觀與生存方式是當代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認為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在於通過激進的生態政治變革，實現向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其基本理論觀點如下：
(一)以生態危機理論取代經濟危機理論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綜合危機，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產生生態危機的總根源，資本主義不可能為解除生態危機找到根本出路。因此，菜易斯、阿格爾提出以生態危機理論取代經濟危機理論，“補充”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中的經濟危機。面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積累固然是資本主義高生產和高消費所引起的生態危機的最終原因，因為，當今無產階級的消費不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維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種病態的對奢侈品的消費，是一種消費異化。正是無產階級對奢侈品的異化消費維持了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被生態危機所代替。”
(二)批判生態殖民主義
20世紀90年代，一些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逐漸把理論批判視野從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生態危機轉向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揭露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把生態危機轉嫁給開發中國家的罪惡行徑，展開了對生態殖民主義的批判。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導致全球化生態危機的深刻根源，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與全球生態危機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可能解決其固有的生態矛盾，為了保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環境，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自己強大的經濟、技術和軍事等方面的優勢，不斷向開發中國家轉移污染性產業，輸送有害有毒廢棄物，甚至把開發中國家變為其生態垃圾場，並通過對廣大開發中國家進行生態掠奪，以轉嫁和緩和矛盾。資本主義國家也許能在本國或局部地區解決局部的生態危機問題，但不可能解決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問題。世界欠已開發國家和地區之所以產生生態環境問題，正是當代西方已開發國家對不已開發國家長期進行生態掠奪和剝削的結果。
(三)以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必須用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他們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就是對經濟理性的批判。“經濟理性的危害在於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會使人們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為狹隘化，人會失去行為的自主性，生產活動僅僅是謀生的手段。這樣必然會與生態環境產生衝突，最大化的消費與需求刺激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從而導致對資源的肆意開發和對生態的過度破壞。生態理性是社會生產目的不再以利潤為動機，而是與生態保護相一致。生態理性提倡一種適可而止的需求方式，儘量少用勞動、資本和能源，努力生產耐用的、具有高適用價值的東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要實施生態理性，必須突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就是發展小規模、無污染的技術和小企業，讓人們到生產活動而不是到消費活動中去尋求滿足，消費植根於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基礎之上。
(四)以使用價值替代交換價值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異化理論為理論基礎，從使用價值的角度論述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徵和原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使用價值，而不是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要使使用價值從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必須使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勞動與勞動產品的分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的交換價值得以實現。要使人類所居住的地球生態系統實現其使用價值或者內在價值，就必須推翻資本、消滅交換價值，從而使勞動得到解放，最終通過聯合勞動實現使用價值，在人類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建立全新的財產關係。只有克服了勞動與勞動產品的分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使用價值才能夠從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勞動才能夠從資本的鎖鏈中解脫出來，勞動力才能發揮其真正的潛能。因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推翻資本的統治，克服勞動與勞動者的分離。
價值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當代社會的生態危機，探索解決危機的途徑，這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諸多啟示。但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現實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理論視閉的局限性。
(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閱的局限性
從根本上說，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聯繫在一起的，它實際上是經濟危機的衍生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生態危機看作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試圖用“生態危機論”取代“經濟危機論”，把生態因素誇大為人們政治行為中的決定性因素。這就不恰當地誇大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作用與地位，以致於用人與自然的矛盾來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生態問題出發構建其理論基礎，把異化消費看成是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認為消除異化消費是解決生態危機、實現社會變革的重要途徑，這就過分誇大了異化消費的社會政治作用。可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烏托邦性質，缺乏切實可行的實際方案。
(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價值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於生態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具體來說，一是把生態危機的根源直接歸結於資本上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本質，為我們全面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了新的視角。二是倡導生態保護，把解決生態危機的希望寄託於社會主義，從生態保護的角度論證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為我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提供了理論支持。三是堅持以“人類尺度”來認識生態環境問題，為生態環境保護運動提供了正確的導向。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激烈地批評了現代工業社會中流行的消費主義，倡導一種“更少地勞動、更好地生活”的新的生活方式，對於我們反思傳統的生活方式，樹立新的符合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四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倡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豐富了可持續發展理論，對我們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