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死的帝國:編輯推薦,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相關評論,目錄,書摘,

評書體作家李連利繼《白銀帝國》後又一重磅力作

揭秘大明轉型失敗的教訓打通個人悲劇與時代大勢

“相聲體”情境再現，“評書體”挖掘本質，講述一個王朝“玩死”的背後原因

基本介紹

書名：玩死的帝國
別名：唐伯虎與大明娛樂業
作者：李連利
類別：明史通俗讀物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10月
頁數：304 頁
定價：39.8 元
開本：16 開
裝幀：平裝
ISBN：978-7-218-10329-7
關鍵字：明武宗唐伯虎祝允明
字數：220千字
封面紙張：古典萊妮卡

編輯推薦,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相關評論,目錄,書摘,

編輯推薦

欲使其滅亡

必先使其瘋狂

瘋狂娛樂

讓明朝在土豪時

轟然倒下

人人有娛樂權利

然人人玩命奢侈

繁榮便灰飛煙滅

內容簡介

這是一段悲劇的人生——唐伯虎

這是一個轉型失敗的朝代——大明朝

便兩者卻又驚人地相似

高調、任性、揮霍無度……

一邊拆解著舊秩序

一邊找不到新方向

只能唯錢至上唯我至尊

進取心在逐漸消逝

天地之悠悠皆念名利

人人在玩命地娛樂

人人在玩命地奢靡

人人在玩命地自我

繁榮轉瞬成空

評書體作家李連利繼《白銀帝國》後又一重磅力作

揭秘大明轉型失敗的教訓打通個人悲劇與時代大勢

“相聲體”情境再現，“評書體”挖掘本質，講述一個王朝“玩死”的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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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連利，字孟錛，北京人。明清史研究者，“評書體寫作”創建者。“評書體寫作”這一新文體，既保證了專著的嚴謹、深厚，又不失通俗圖書的閱讀快感。《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一書就是“評書體寫作”的成型之作。出版有《玩死的帝國：唐伯虎與大明娛樂業》《IBM百年評傳：大象的華爾茲》《左宗棠評傳：晚清第一帥》《帝國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風雲》等。

獲獎經歷

《IBM百年評傳：大象的華爾茲》榮獲“2011年和訊財經最佳公司傳記獎”。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榮獲“2012年出版商務周報風雲圖書獎”、2013年中國台灣省繁體版明史類暢銷書第三名。

書摘

小人物唐伯虎與他那個大時代

我們對唐伯虎應抱有深切的同情，他雖然是天才，但與皇帝相比、與時代相比、與權臣相比，他仍然是小人物。在他生活的時代，正是“邪正爭奪期”的關鍵時間段。作為那個時代的人，唐伯虎受到了地域環境的影響，在後世看來的一些邪氣——如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奢侈之風、文人極度好財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體現。他是拆解舊時代大廈的旗手，但明朝最終亡國，並不能放在唐伯虎等文人身上。否則，我們就會步清初知識分子總結明亡教訓所走的錯誤，竟然將亡國的責任推給文學流派。雖然目標指錯了，但指向的內涵卻是對的。

明並非亡於物質，而亡於民族進取心的消失。人們都在為各自的個性、金錢、享樂而奮鬥著，濃重的“經商”思維不僅導致了官場如商場，而且使各行各業皆是商場。玩個性、奢侈、享樂最明顯的代表就是娛樂業的高度發達，但這種發達從何時開始的？就是從唐伯虎時代開始的。而唐伯虎之後的明朝120多年裡，竟然沒有一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進行過有效規制，任憑國運潰敗下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唐伯虎時代的玩個性、奢侈、享樂尚有一些積極作用，那就是打破了等級觀念，這是一種積極意義。但問題是，唐伯虎只是一半兒的身子在新時代（下文該詞出現時，即代表了玩個性、奢侈、享樂為明顯時代特徵的意思），一半兒身子在舊時代（傳統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因此，他的生活很苦，精神很苦。

而本人之所以選擇唐伯虎作為本書的主人公，價值就在於此。時代轉型的典型特徵就是對轉型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憤懣情懷，作為有時代責任感的人來說，如果在憤懣之始，釐清問題所在，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們都不憤懣了，正如晚明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那么，轉型其實已經完成了。只不過，是失敗的轉型。

在那個轉型期中，唐伯虎無疑是一位天才式人物。他在詩、詞、歌賦、散曲、文學著作上的地位都頗高，影響深遠。例如《紅樓夢》中就有他作品的影子，他的畫作影響後人，他的散曲直接催生了後世的二次繁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時卻發現，這些都離不開明朝的畸形娛樂業的發展。而明朝畸形娛樂業的發展，則是明亡的一大誘因。

作為一名賣畫為生的小商人，他擺脫了二十年前以談錢為恥、賣作品為恥的精神束縛，與祝允明一起，說錢是他們的“精神”（就是我們常說的做什麼事情都要有精氣神）；他的畫的主顧，青樓業是一大群體；他譜的曲、填的詞，購買者多是青樓從業者；他的詩，也有很多是為青樓從業者所寫；他的另外一個謀生之道——寫小說，又是艷情小說。那么，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文人呢？在封建社會，他為何如此離經叛道？

也許，你會說他無恥，但細究一下他的生平，考察一下當時的時代，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小人物，儘管他是天才，但在大時代下，他也只能順從。其實——

唐伯虎，我們對他似乎極為熟悉。但其實，我們對他極為陌生。

唐伯虎，我們對他的一生似乎很明了。但其實，他的一生神秘而又模糊。

唐伯虎，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很快樂、詼諧。但其實，他很鬱悶、悲哀和傷感。

他用自己的哀鳴，換來了人們對他的萬世懷念，因為這種懷念中包含對我們自身的激勵。但其實，他生前早就預料到了一切，對於他的今日今時，他會壞笑著說：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

正如今天分析、批判他的我一樣，我將其看作舊時代廢墟前，向前奔跑並時不時回頭的瘦小老頭兒，出乎意料地被我搡到了前台。當然，我也準備著迎接板磚的來襲。吁——

老規矩、老傳統在正德皇帝的表率作用下，在繁榮的白銀帝國形成過程中，逐漸被打破了。在破的過程中，新規矩、新秩序卻沒有建立起來，最終一切繁華灰飛煙滅。

唐伯虎就是吹響這一過程號角的先鋒。

我們對他的了解尚不夠。他從來沒有被官方神聖化過，把他神聖化的一直而且可能永遠是民間。因為在他的身上涌動著一種躁動，這種躁動的破壞性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的危害性很大。因為這種躁動的基因是對人性解放的追求，稍有不慎就會對秩序產生威脅。那么，民間何以對他青睞有加呢？原因就是，他像我們普通人，我們的毛病他都有，但他卻是個天才。

晚明社會，幾乎人人享樂、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遊戲人間，但是，當瘟疫橫行、烽煙四起之時，一切灰飛煙滅了。

……

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個性張揚和享樂融合在一起就會變成奢侈，因此，奢侈行為幾乎沒有任何正當性。當然，個人奢侈只是害了個人或家庭，但當奢侈成為時尚之後，害的就是民族與國家。人們就會不顧及自身條件，為了面子，為了意氣之爭，而競相鬥奢。在一些人看來，這種斗奢是自我個性的彰顯，對於貧苦人競相購買假品牌等不正常行為就會成為風尚。

社會風氣大大變化，周暉（1546—？）的《金陵瑣事·卷4》中就發出了感慨：

最不可偽者，金也。二十年來，金絲有銀心者，金箔有銀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價日賤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葉權（1522—1578）在《賢博篇》中就說了一些假冒案例，令人覺得痛心，如他說蘇州賣花人挑花的擔子中，看著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沒有一枝花是真花；賣的楊梅為了好看好賣，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雞插上個長尾巴假裝當作野雞賣。

當人們活在虛幻的繁榮中時，所有人都忽視了危險，覺得繁榮不但將依舊，而且會更好。但晚明越來越頻繁的民變，恰恰說明這種虛假的繁榮背後隱藏著的是更大的危機。民變，並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變的領導者大多是有產階層，因此，他們並不希望改朝換代似的革命。然而，革命要來的話，任何人都無法抵擋。萬曆中後期，自然災害頻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體制的衰落，直接造成農民起義的出現。農民起義則是以改朝換代為根本目標，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終，在虛假繁榮下，明朝的大廈轟然倒塌。而在大廈坍塌前，明朝的娛樂業到了瘋狂的地步。

全民奢侈化思想後，娛樂業畸形繁榮了

許多歷史學家用乾隆時期的《消夏閒記摘抄》和《禁奢辯》中的一些合理情節，來論證奢侈有一定的正面價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經濟大發展。著者雖然是後學，但仍然認為：如果僅僅是物質方面的增長，就是正向意義的話，歷史就不會走到今天這樣。

古希臘、古羅馬以及我國許多朝代，從經濟方面講都是在高峰時滅國的。因此，如果歷史學者特別是經濟史學者，僅僅從經濟史或政治史或軍事史單獨面來看待歷史的話，許多問題都不會想明白。明朝的經濟雖然高度發展，但這與明朝的生產力嚴重不符的。

比如陸楫（1515—1552），他的觀點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國家太平的表現，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節儉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貧，擴大到全社會則未必。並說從來沒看到過奢侈可以把全社會變得更窮的案例。作為明代經濟學者，陸楫的這種觀點不值得一辯。

顧公燮是一百多年後的乾隆時期的人，他的觀點比陸楫還要更進步一些，“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於絕。”他還是以乾隆時期的蘇州為例，舉了一些奢侈行業的門類，“即以吾蘇郡而論，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院、遊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但是，顧公燮顯然是在偷換概念。奢侈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職業；奢侈是一種思想，而不是消費行為本身。在我們的頭腦中，奢侈其實是一種發揚自我個性、尋求一種社會認同的手段。它實質上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滿足精神需求的手段。

奢侈其實是個人享樂與個性張揚合體後的畸形心理反應。

奢侈行為，自古即有，首先就是皇室。

本來按照制度，皇室的花費由內帑支出。但內帑的錢來源於何處？同樣是靠稅收。儘管有一部分是靠派出去的太監稅使、皇店皇莊等自行收繳，罰沒部分貪官的家產等，但主要還是政府的財政劃撥。例如正德元年（1506），皇帝登基的140多萬兩白銀皆出自戶部。皇室用度，除每年的糧食供給外，還有各種生活物資。生活物資最主要的兩項花費就是絲綢布匹和土木工程。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費、大興土木造成巨大浪費，最終連朝臣都無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工部尚書溫仁和上疏：僅宮、殿、宇、壇、廚庫、陵、碑等就花了將近635萬兩白銀。修繕其做藩王時的住所也耗費了170多萬兩。為了修建宮殿廟宇，他還命令四川運木頭、天水山運石頭，而取材、運輸，皇帝則一分錢不掏；瓦則由蘇、松、常、鎮、天等地供給；結果造成天下窯工、木工、瓦工等紛紛逃戶。就連嘉靖都承認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

其次是官員的奢靡之風。梁方仲先生指出：銀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貨幣經濟抬頭的表征，但是銀子的使用方法，隨著階級基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銀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數高級官吏手中……在貨幣的流通範圍內，儼然已分成兩個世界。

典型的代表就是張居正，在張居正看來，每頓正餐若沒有上百種菜餚都難有一飽。張居正真的有那么大的肚量嗎？顯然，這是受了當時奢侈之風的影響。張居正算不得大貪，天下貪官污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我們在討論奢侈與節儉哪個更對國家與民族有利的時候，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晚明榮華富貴、畸形娛樂消費背後是絕大部分人的哭號以及被虐殺的場景。晚明盛行孌童，同性戀比較嚴重，這兩個詞特別是前者代表著什麼，作者就不必贅述了。

再次是商人的奢侈之風。受慣了蔑視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還要尊貴的社會地位後，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行為規範。再加上明朝中後期，商人家族成員大規模進入政府，使官商一體化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加重了吏治腐敗。

白銀帝國給普通百姓帶來的是無盡苦難。之前是官僚壓迫，而白銀帝國時期則是官商共同壓迫百姓。白銀在破壞了舊的等級觀念的同時，又催生了新的等級觀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愛國”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員往往非常重視“名節”，然而，到了晚明，名節敵不過十兩銀子的官員大有人在。

在當時，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沒有文化的則可以通過捐錢成為官員。例如，正統年間的江蘇淮安人徐頤、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資買了中書舍人的官職，其後魏姓商人還當上了主事。當時，北京有一句口頭禪叫“金中書，銀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許賣官鬻爵之後，大富大商可以買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過捐錢也可以成為“義民”，好處就是可以頭戴紗帽、免除勞役。

僅從成化十年（1474）到弘治元年（1488），長洲一個縣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錢買“義民”的頭銜，每人40兩銀。這一個縣，僅賣“義民”名號的錢就達到了1.2萬兩。然而，“義民”們不會做賠本買賣，因為可以免除勞役，這些人變著法兒地將不相干的人收攏在自己的家園內，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繳稅的人。可以說，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卻在另一方面導致了長期稅收收入流失，並越來越對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買官、買義民稱號，主要不是為了免除勞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後期隨著高利貸經濟的發展，官商的關係又有了新的變化，商人向官員放貸，從而緊緊地將官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學，為了應付官場越來越奢侈的消費之風，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貸商人借了三四千兩銀子，最終給後世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債務。即使國家處於危難時期，這些人同樣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拒絕幫助政府。例如，為了抵擋李自成起義軍，崇禎要求大臣、皇親國戚、宦官捐錢。結果如何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崇禎皇帝號召捐錢結果官員也就捐了幾十萬而已，可李自成一逼問，至少得了兩千萬。正如崇禎所說：“假如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這可能嗎？

晚明的畸形繁榮背後是大量因土地被兼併、農業收入遠遠不如手工業及走私乃至為奴為閹收入下，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從而導致一者享樂，二者狐假虎威，七者提供享樂。青樓業發達的問題即在此，無數的青樓從業者難道都是大家閨秀、皇族高官的女兒不成？那些為享樂者提供服務的奴僕婢女，難不成個個也是腰纏萬貫？可見，建立在少數人基礎上的繁榮，必然是無根之本，蟲兒在裡面蛀蝕到一定程度，風兒一吹，表面高大粗壯的大樹就咔的一聲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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