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均

王鼎鈞，曾用名方以直，山東省臨沂市人，1925年生，抗戰末期棄學從軍，1949年到台灣。曾在報社任副刊主編，也當過教師。51歲時移居美國，一直在紐約居住。他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長期出入於散文、小說和戲劇之間，著作近40種，以散文產量最豐，成就最大。20世紀70年代他的“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三本勵志小品文），在台灣總發行量60萬冊。他淡薄名利，窮畢生之力於“寫出全人類的問題”風格多樣，題材豐富。豐沛的內在能量，不愉的創作忠誠，對散文藝術的努力開拓，使之成為一代散文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鼎鈞
• 別名：方以直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東省臨沂市
• 出生日期：1925年
• 職業：作家
• 代表作品：《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

作品著述

王鼎鈞的著作主要有:《那樹》，《文路》,《小說技巧舉隅》,《廣播寫作》,《講理》,《人生觀察》，《長短調》,《短篇小說透視》,《世事與棋》,《文藝批評》,《單身漢的體溫》,《情人眼》,《文藝與傳播》,《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靈感》,《碎琉璃》,《文學種籽》,《海水天 涯中國人》，《伶仃腳》，《秋水》，《人生三書》，《人生觀察》，《散金台》（劇本），散文集《風雨陽晴 》，《昨天的雲》，《 大氣游虹》，《左心房漩渦》，《隨緣破密》，《意識流》等.

文學之路

幼年受沈從文作品影響，立志寫作；受夏丏尊影響，立志幫助文學青年。14歲開始寫詩，16歲嘗試評論“聊齋志異”，19歲在陝西安康日報發表第一篇作品“評紅豆村人的詩”。到台北後，考入張道藩創辦之小說創作組，受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諸先生調教，奠定基礎，終身自學不息，力行不懈。

1950年代初期，他進入中國廣播公司做剪報、貼資料的工作，有一天，編撰組一位撰稿人員臨時不來了，主管就叫他臨時寫了一篇廣播稿，結果比原來那位老手寫得還好，於是就把他調去專門寫稿。在中廣公司，他先後擔任過中國廣播公司編審組長、節目製作組長、專門委員等職務，寫了許多廣播劇本；後來又進入中國電視公司做編審組長，並且參與電視劇寫作。先後主編台北掃蕩報副刊，台北公論報副刊，徵信新聞報副刊，中國語文月刊。亦曾為正中書局編審，及台北三大文藝基金會評審委員。

1953年至1954年間，在台灣“文藝協會”主辦之“小說研究班”，從事小說創作之研究，並開始從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工作。此外，他還擔任《中國時報》的主筆和“人間”副刊主編（1963年至1966年），並擔任過幼獅公司期刊部的總編輯。在工作的同時，王鼎均從來沒有停下寫作的筆，他用本名和“方以直”的筆名，在台灣各報紙副刊寫了雜文專欄，並從事舞台劇和小說創作。同時也開始撰寫探討小說技巧的理論文章。先後在中國文化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講授新聞報導寫作及廣播電視節目寫作，亦為各種文藝營、寫作研習會上深受歡迎之講座。對創作風氣、欣賞水準影響廣遠。

1978年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之聘來美，任雙語教程中心高級研究員，編寫美國雙語教育所用中文教材。1990年退休後定居紐約，主要作品皆在此一時段完成。《文學種籽》、《左心房漩渦》、《看不透的城市》、《兩岸書聲》、《有詩》、《海水天涯中國人》、《山里山外》、《隨緣破密》、《滄海幾顆珠》、《千手補蝶》。王鼎均不斷突破自己，隨著時間的累積其人生境界和藝術境界越來越圓通。最近出版的《葡萄熟了》評曰：“鼎公”散文技巧圓熟，境界圓融，態度圓通，風格圓潤，信手拈來、渾然天成，不帶矯揉造作。他的散文呈現“澇水盡而寒潭清”和“繁華落盡見真淳”的景觀，行雲流水，若不經意，而刻意經營者不能到。

2001年，爾雅出版社出版他的選集，名曰《風雨陰晴》，此書顯現了王鼎均散文之多面風格及特色。王鼎均曾獲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等。

散文風格

散文文體是一種特殊的品類，有廣義和狹義之區分，它的變革往往並不局限在純粹的職業的散文圈子內。如果說，陳之藩開闢了一片散文新思維的空間，復興這一文體作為思想載體的古典地位，而新的審美規範的建樹和開拓，不得不讓位給純粹的文藝家去完成。人們熟悉作為散文革新家的余光中的名字，而另一位也許藝術成就更大、境界更為深沉博大的旅美華文散文家王鼎均，則是為大陸讀者所知不多和相當陌生的了。余、王二氏均屬創造了散文陽剛之美的作家。倘若我們能平心靜氣地如同審視中華古典散文的傳統那樣審視現代散文的傳統，那么，現代散文作家中究竟有幾位能像莊子、韓愈、蘇東坡那樣，擁有泰山日出、雷霆萬鈞的陽剛氣象？台灣散文原本承襲了周作人一派，周氏又承襲晚明小品遺風。畢竟有一種衰敗傾頹、夕陽歸鴉的氣象。是故，王鼎均和余光中在散文文壇崛起，且不論其思想傾向上還有哪些毛病，他們兩人那狂洋恣肆、突兀崢嶸的想像力和排山倒海、閱兵方陣般駕馭文字的能力，將散文的陽剛之美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是沒有理由加以拒絕的。余、王二氏，藝術風格和心理氣質上存在差異，余為雄健豪放，王則沉鬱頓挫；余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內涵及表達方式上，王則更為關注民族審美心理、文體體式之變異，及散文容量空間的拓展上。但他們兩人可謂珠聯璧合，共同為完成對現代散文傳統的革新，奠定了堅實穩固的基石。

王鼎均在散文審美變革中的貢獻有三。其一，對人的研究，特別是從審美角度，把人放在歷史風雲激盪的漩渦里加以表現，可謂是王鼎均貫串自己一生全部創作的主線。他緊緊抓住人的兩大系統：生物層次和社會層次的交匯滲透，人作為靈與肉，精神與欲望的雙重矛盾統一體，兩者之間是互為依存，互為制約的。他從中剝離、並有聲有色地描繪了美與醜、悲與喜錯綜複雜的圖畫。在他的筆下，可以看到人的“欲望”的雙重性，它一方面是發展社會物質文明的驅動力，另一方面“慾壑難填”又造成無可估量的破壞；它既是人性的一部分，又是導致人性墮落的罪因。不僅《欲》、《網中》這一類篇章讓我們領悟到作家的深邃哲思和良苦用心，在《那樹》、《青紗帳》中，也同樣能看到這一思想在不同側面上的延伸和闡發。前者寫象徵物質文明進步的城市的擴展，人和事卻事與願違地破壞踐踏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後者雖然寫抗日戰爭年代的故事，但它的核心基礎，仍然是欲望的善惡二重性，但在藝術揭示中，則戒拒了任何一種政治的或道德的說教，也有效地規避了以往思維中那種二值判斷的習慣，而於複雜中求真、求善、求美。其二，從美感思維的形態上看，王鼎均對傳統中單向度的“樂感文化”，持重新評估與自覺批判的態度。他筆下的人物、事件乃至情愫抒發，無不具有一種拂逆傳統欣賞心理的悲劇美，帶有雙重苦難的性質。

美不是苦難和因襲的重擔，而是在這種重壓下被扭曲卻不能被摧毀、被泯滅的人性。他筆下的悲劇，終是與懲罰和毀滅的主題，美醜為鄰的主題相綰結。但這種懲罰毀滅的主宰者不是西方文學裡至高無上的神。他也不曾從邪惡和廢墟中去發掘令人戰慄的美。王鼎均說：由於“時代把我摺疊了很久，我掙扎著打開”，因此他要從歷史“水成岩的皺摺里想見千百年的驚濤拍岸”，就“用異鄉的眼，故鄉的心”來審視和表現一切。“用異鄉的眼”來審視“故鄉的心”，對於作為“故鄉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對於中國現代散文“內文本”的遷徙、變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其三，舉凡散文這一包孕極廣的體裁的各類體式，雜文、小品、敘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詩，王鼎均無一不能，都有開創性的建樹。

在文體上，結構與文調大開大闔，快速、銳利、錯落，時而空靈，時而平實，時而拙樸古雅，時而詼諧俚俗，融悲愴和幽默，繁華與恬淡為一爐。他將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結構引進敘事散文中來；用音樂家譜寫“交響詩”和“四重奏”結構樂章的辦法組織長篇抒情散文；為了擴大散文以小見大的容量，他將一般的寓意象徵，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體的象徵，換句話說，他筆下的意象和象徵，每每有一種哲學上本體論的味道。在想像的方式上，他還在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輸入以前，就不時採用超現實主義手法，抒情中常常錯雜進奇警的幻覺和錯覺，其寓言體小品中，局部和細部是寫意的，整體和全局上又每每是寫實的。這種寫意和寫實的交融，是他開發了潛意識深度世界奇幻寶藏的一大收穫。

寫作手法

王鼎均是喜歡寫人而且擅長寫人的，他以散文寫人卻有著不亞於一般小說寫人的效果，題材廣，角度新，開掘深，使讀者心靈受到巨大的震動和衝擊。王鼎均寫人記事的散文，繼承了魯迅、李廣田等現代名家的傳統，藝術性和思想性並重，又大膽地吸收借鑑了西方現代文學、當代其它藝術形式的表現手法，博採眾體，熔鑄百家，在題材的處理與境界的開拓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前人。

王鼎均是當代散文界勇破陳規的改革家，更是勤勤懇懇的實踐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50多種作品文集，使他在散文這一包孕極廣的體裁領域，縱橫馳騁，遊刃有餘，雜文、小品、敘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詩等都留下了他開創性的足跡。首先，結構與文調有一種大開大闔的氣勢。現代散文家李廣田說過：“好的散文，它的本質是散的，但也須有詩的圓滿，也具有小說的嚴密，緊湊如建築。”王鼎均散文的結構看似隨意，實為以意為脈，筆隨情轉的，為了更好地表情達意，作者常常是多管齊下，繁弦合鳴，有時像歌詠，一唱三嘆，雜沓往復；有時像小說，精雕細琢，簡勁有力；有時像詩章，意象綿密，快速跳蕩。運筆如行雲流水，姿態橫生，時而空靈，時而平實，時而拙樸古雅，時而詼諧俚俗，平易自然而又奇縱變化，不可捉摸。讀王鼎均的散文，如坐過山車，在作家用語言鋪設的軌道上高速滑動，上下翻轉，有一種險與美並存的刺激和快感，讓人在不期而遇的險峻面前擊節嘆賞。其次重視象徵手法的運用。作家非常善於用動植物來表情達意，在文章中經常出現：樹、高樓、蟬、鐘、鴿子、牛、河流、古城等意象，有時是實指，更多是運用了“香草美人”式的象徵手法，意中有象，象中有意，和諧而統一。正像作家樓肇明分析的那樣，他將一般的寓意象徵，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體象徵，從而使他的筆下的意象和象徵，每每有一種哲學上本體論的味道。

象徵是深化文章題旨的重要途徑之一，王鼎均的散文喜用象徵，使作品呈現出一種亦真亦幻、亦實亦虛的美感。這種效果曹雪芹的《紅樓夢》有，魯迅的《野草》也有。三是講故事的手法。王鼎均經常在文章中插入一個“故事”“傳說”之類的東西，而這些故事嵌入文中，上下契合，渾然一體，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先秦時的莊子，“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家都愛在行文中插入故事的方法，而尤以魯迅、周作人弟兄的文章為多見。王鼎均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如《腳印》中，本來鬼魂揀生前的腳印就是荒誕不經的故事，推理一番又信手拈出旅店裡兩人誇口家鄉樓高的故事，兩個故事來了個“接力跑”，才完成了作家“浪漫而略近頹廢的”鄉愁觀。值得指出的是，夾進一個故事，說理文章少了乾枯古板，多了形象生動，抒情紀事文章能跳出本事，升華到意想不到的境界，這大概就是王鼎均熱衷於講故事的緣由吧。還有，超現實手法的運用，極大地豐富了散文對人物的潛意識開掘的手法，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鑑。

散文藝術

綜述

在人群之中尋覓著你，就彷佛在海邊撿起所有的沙粒，急欲發現你的蹤跡，如果不能如願，但願還有來生！不怕他人笑我痴，我笑他人看不穿。

人生閱歷大文章

━━談海外作家王鼎均的散文藝術

在海外，王鼎均的名字已斐聲華文文學界了，但是大陸的文壇和讀者就陌生多了，應當感謝百花文藝出版社把王鼎均的散文納入“百花散文”書系，使我們得以認識海外這位在藝術上與余光中齊名的“散文大家”。

王鼎均，1927年生於山東臨沂，先後在台北任職於中國廣播公司和幼獅文化公司，並一度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七十年代後期遠遊南北美洲，最後定居於紐約。王鼎均一生多災多難，顛沛流離，艱辛的人生閱歷成為他極為寶貴的文學礦藏，也鍛造了他廣博深邃、沉鬱頓挫的文風。他的散文或議論的事、或抒寫性情，或談人生修養或記遊蹤感懷，旁鶩八極，思接六合，含蘊深潛，包容乃大，字裡行間滲透著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的關切和思考，具有濃郁的哲理性和思辨性。他的“人生三書”（包括《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和《我們現代人》），原是與青少年談修養的專欄文章，最能體現他散文的哲理色彩，是海外二十多年來長銷不衰的“暢銷書”。成就更高，更富創造性的思鄉懷舊散文。正是這些散文，“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基礎”（《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第八章）

幻化的鄉愁

鄉愁是美學，不是經濟學。思鄉不需要獎賞，也用不著和別人競賽。我的鄉愁是浪漫而略近頹廢的，帶著像感冒一樣的溫柔。

━━━王鼎均

一代遊子盡望鄉。“鄉愁文學”是台灣、海外文學中的一道獨特景觀。小說、詩歌、散文，各種體式，蔚為大觀，佳作迭出，俯拾皆是，而且幾乎全是嘔心瀝血、發之肺腑的感人之作。王鼎均很早就加入到“文化鄉愁”的合唱行列之中。早期的散文集《情人眼》中就有《咖啡路》這樣“濃得化不開”的鄉愁。文章寫“夢中的小精靈”沿著又澀雙黏的“咖啡路”，向故鄉飛，歷盡險阻，尋到了故鄉的“那一片黑瓦”，卻是空寂無人，像進入迷宮，“衝進一扇門雙一扇門，門外有門，門內無人”，而在“最後一道門”外，有一條筆直通向地平線的路，同樣是“咖啡色，又苦又澀，沒有轍跡”。這篇運用超現實手法寫成的散文，通篇充斥著黏澀的咖啡路、蔽天的蚱蜢、煤灰般的霧、壯男的半截屍體、山洪、水災和幽寂的庭院等意象，駁雜繁複，色調灰暗，很有點頹廢情調。這表明了王鼎均的“還鄉”從開始就有著“夢回”、“純精神”的姿態，有一種水中月、鏡中花的虛幻美。在《咖啡路》中，作者有意識運用了變形、魔幻、象徵、暗寓等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而這些手法無一例外地使他的“還鄉”籠上了一層悲觀絕望的色彩，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做著徒勞的努力。這種鄉愁觀念的形成恐怕與作家的個性氣質及五六十年代緊張的海峽局勢有密切聯繫吧！

去國之後，空間的距離未能使他的懷鄉有所消減，相反，故鄉越來越成為他的精神家園，只好“用寫來雕刻自己，用寫來治療自己”。（《天堂》）1988年結集的《左心房漩渦》無疑是王鼎均文學歷程中重要的收穫，是他去國之後鄉愁抒寫的集大成者。在《紅石榴》中，作家由人及已，講到了他“心裡”的一棵石榴樹，關於石榴樹和石榴的故事，結尾不由得嘆道：“赤條條來，易，赤條條去，難。到死始知萬事空？倒也倒不空，挖也挖不空。我忘不了的那幾棵樹，幾個人，幾處地方，幾支歌，幾件事，之類等等，你就讓我記著吧，算我作夢，算我造謠，算我發高燒！”這是怎樣的一種熾烈的鄉愁呢？我想，這種鄉愁應該是和作家生命紐結在一起的，是血和淚一起洶湧澎湃的。這樣率直決絕的表達感情的方式，恐怕要在詩經、漢樂府、元曲中才能找到一些影子。特別是題為《大氣游虹》的一組散文，把他的“鄉愁”觀闡釋得婉曲多姿，慷慨悲涼，悽美異常，是研究海外華人半個多世紀以懷鄉的心態不可多得的典範文章。文章以與音訊隔絕三十九年的故鄉，好友通信的形式，把自己三十九年的鄉愁作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抒寫，時而敘夢，時而回憶，時而獨白，時而探討，傾吐衷曲，如泣如訴，仿佛從胸臆中流出，真摯動人。開篇“明天繼續”中寫道：“我要把長江流給你看。時代把我摺疊了很久，我掙扎著打開，讓你讀我”。壓抑了近四十年的鄉情，一旦破閘而出，必將奔瀉千里，驚濤拍岸，無拘無束。在“臣心如水”中，作家訴道：“故鄉，我要跪下去親吻的聖地，我用大半生想像和鄉愁裝飾過雕琢過的藝術品，你是我對大地的初戀，注定了終生要為你魂牽夢繞，但是不能希望再有結局”；“還鄉對我能有什麼意義呢？……對我來說，那還不是由這一個異鄉到另一個異鄉？”“如果我們能在異鄉創造價值，則形滅神存，功不唐捐，故鄉有一天也會分享的吧”。拋開政治上的偏狹，可以說王鼎均的鄉愁不僅是熾烈的，也是理智的，他不重形式上的“回鄉”而追求精神的“還鄉”，他說“我已經為了身在異鄉，思念故鄉而飽受責難，不能為了回到故鄉，懷念異鄉再受責難”。正像有的學者分析的那樣：哲學與文學中所揭示的現代人“被拋”感與存在的荒誕感，意味著人不僅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家，同時人的存在本身也只不過是一個漂泊的過程。這樣，流浪成了人的自然也是必然的存在方式。尋找故鄉，也就是尋找流浪的意義。他們（海外華人）更需要從人生形態上證明流浪的意義。（《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第八章）也許意識形態上的距離更甚於地理上的“海峽”，王鼎均雖然也在紐約替兩岸的人轉信，也寫《兩岸書香》，但他始終擺脫不了政治和歷史的烙印，刻意使鄉愁停留在鏡花水月式的虛幻層面，自比“散落江湖的鈔票”，唱人生失意無南北的詩句聊以自慰。這是人生的悲劇，更是歷史的悲劇。

給更多的人看

聽我說，咱們同年同月同日找一個人煙稠密的地方去看人，去欣賞人，去和我們的同類和解，結束千日防賊，百年披掛。

━━王鼎均

“文學即人學”是一個經典的命題，這在王鼎均的作品中有著突出的表現。考察王鼎均的散文，觸目的幾乎全是回憶人，抒寫人，敘述人，研究人，欣賞人，“看人”，幾乎涵概了他的全部作品，貫穿於整個創作生涯。作家在文章中多次出現這樣的句子“我愛看他們，愛看人，人的美，人的尊貴”，“慢慢看啊，每個人都是風景”，“我不是餐菊的隱士、吐霞的詩人，我對人文的興趣大過自然”，“我對”‘人’的興趣與日俱增，‘人’的差異與雷同，‘人’的適應與反抗，‘人’的外貌與內心”。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在“人生三書”中，就是要告訴我們現代人怎樣“熔鑄完美的人格”，怎樣更好地“參與現代社會，擁抱現代人生，使生命的意義得到充分發揮”，這是一種多么積極健康的態度呀，而回憶記敘早年故鄉人和事的一系列文章，有著更為獨特的美學特徵。下面，以《碎琉璃》和《左心房漩渦》中的文章為例，加以分析。

王鼎均是喜歡寫人而且擅長寫人的，他以散文寫人卻有著不亞於一般小說寫人的效果，題材廣，角度新，開掘深，使讀者心靈受到巨大的震動和衝擊。王鼎均寫人記事的散文，繼承了魯迅、李廣田等現代名家的傳統，藝術性和思想性並重，又大膽地吸收借鑑了西方現代文學、當代其它藝術形式的表現手法，博採眾體，熔鑄百家，在題材的處理與境界的開拓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前人。

首先是表現了人性的深度。劉再復談文學的人性深度時指出：“我們所說的人性的深度包括兩層意思：（1）寫出人性深處形而上和形而下雙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瀾和各種心理圖景。（2）寫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識層次的情感內容。非意識的東西潛伏在人性的深層，它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才會流露出來”。王鼎均正是通過人的生物層次和社會層次兩大系統的交匯滲透，來表現人性的善與惡、美與醜。在《迷眼流金》中，通過寫“我”青少年時期兩次“想到死”的故事，巧妙地詮釋了人從“生物層次”向“社會層次”進化的過程，比照意味十分明顯。在《青紗帳》一文中，對人的雙重欲望有著極為出色的刻畫。故事寫抗戰時期，“我”剛參加了游擊隊，在高梁地里撞到了一對偷情的男女，女人（寡婦）警告說如果說出去就死，後又與中隊長娃娃護兵夜間放哨，在小茅屋又“抓”住了那對男女，中隊長和娃娃護兵趁機占有了女人，女人當夜懸樑自盡了。整個故事借鑑了小說的寫法，以主人公“我”的見聞片段組成，然而故事始終在相互比照的兩個層面上展開：以“我”的單純善良凸現中隊長、娃娃護兵的奸詐醜惡，以“我”滿腔熱情報國心切襯托中隊長、娃娃護兵打著抗日的幌子滿足私慾的陰險，以用死殉情的女人顯出逃走男人的猥瑣軟弱，本來是展現人性泯滅的悲劇故事，卻多有富有生機活力的景物、心理描寫，以樂景寫哀情。作家有意拉開了人物之間心理結構的橫向距離。評論家孫紹振曾對這種“拉開心理結構的橫向距離”的手法作過深入分析，他說：拉開心理結構的橫向距離，最關鍵的是拉開情感距離，而在拉開情感的距離時，最關鍵的是拉開動機的距離。動機的“誤差”，造成情感的錯位，產生了美的張力。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情感錯位的幅度越大，審美價值越高（《美的結構·小說的橫向結構和縱向結構》）。王鼎均的許多寫人記事散文都體現了這一奇妙的美學特徵。這種舉重若輕，內涵豐厚的散文作品在現當代文學寶庫中是絕無僅有的。

其次是善於把人放在歷史風雲激盪的漩渦里加以表現。在《碎琉璃》的創作中，作家明確表示“以懷舊的口吻，敲時代的鐘鼓。把個人放在時代觀點下使其小中見大，更把往日投入現代感中浸潤，使其舊命維新！”同樣是寫初戀，王鼎均把兒女情長放在風雲變幻的時代大背景中寫，融入了更多的社會內涵，顯得壯闊而深邃。在《紅頭繩中》，“我”忽然愛上了校長的女兒“紅頭繩兒”，因為日軍飛機空襲，和校長女兒在防空坑裡相遇，“我們的臉都紅得厲害，我有許多話要告訴她，說不出來”，決定寫一封信，當面交給她，結果“警報解除，她走了，我還在坑裡打腹稿兒”。應當指出，作家在展現和刻畫人物心裡方面是卓越，或寫動作或繪情態，或者乾脆就是心靈的獨白，往往能展現一種含而不露，言近旨遠的境界來。在“紅頭繩兒”和校長要離開之際，我終於擠到正在看鐘的她身後，“取出信，捏在手裡，緊張得發暈”。作者接下來用了一個電影蒙太奇的組接手法：“我差一點暈倒。她也差一點暈倒。”“我”的暈是因為心理過度緊張，“她”的暈是飛機來空襲了。空襲過後，一切恢復了平靜。多年後，又遇校長，才知道“紅頭繩兒”在那次空襲中失蹤了，最後推測，校長女兒被扣在鐘下，埋了。最後，寫到做夢挖那口鐘，“下面空蕩蕩的，我當初寫給紅頭繩兒的那封信擺在那兒，照老樣子疊好，似乎沒有打開過。”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表達了作家美好的心愿，也闡明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微妙關係。這種把戀情放在戰爭的炮火中加以展現，頗有一種相互激盪、相互生成的混合美，你分不清作家是在寫愛的感情還是寫恨的感情，是寫初戀還是寫抗戰，是寫國家還是寫個人，兩者水乳交融，血肉不分。這種表現手法已經超出了“以小見大”傳統樊籬。

三是反思傳統的哲理美。王鼎均早年接愛私熟教育，愛傳統文化影響很深，隨后豐富的人生閱歷，培養了他善於觀察人生悲劇的眼和不斷思考人的意義的腦。王鼎均說：要從歷史“水成岩的皺摺思想見千百年的驚濤拍岸”，“用異鄉的眼，故鄉的心”來審視和表現一切。樓肇明分析說，“用異鄉的眼”來審視“故鄉的心”，對於“故鄉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對於中國現代散文“內文本”的遷徙、變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由於硬性切斷了祖國大陸的血脈聯繫，作家對於“失去的一切”奶著無限地愛戀和懷念，而異邦文化的濡染，使得他有了相互比較的優勢，這裡，回過頭去再看傳統，無不生出“遠近音低各不同”的心得與感慨來。《一方陽光》中，作家著意描繪了母子兩人在不同軌道上滑行的心理軌跡，兒子大了，不能始終陪伴母親，於是就有了“母親放了手凝視我：‘只要你爭氣，成器，即使在外面忘了我，我也也不怪你’的境界來，我們不能不為憑空善翻新意的手法叫絕。《哭屋》中“二先生因為未及“進士第”，活著哭，上吊自盡後做鬼還哭，書房也歷經戰火，化為廢墟，當聽到熟悉的唐詩，哭聲又起的傳奇故事，這個“聊齋式”的故事反映了一個讀書人的靈魂被時代套上鎖枷極難擺脫的哲理。王鼎均的不少散文都寫到了懲罰和毀滅的主題，描繪了傳統文化、傳統心理在裂變蛻化時的壓力和痛苦雖然令人悲哀和無奈，卻無疑是從舊的向新的進化的必由之路。《瘋爺爺》中的瘋爺，《最後一首詩》中的卜卦人，都因為時代的更替，表現出一種異於常人的姿態來，委婉地表達了內心的反抗和留戀。在這種人生的透視和歷史的顯影中，無不蘊含著王鼎均的理性思考。

兼容並包的藝術手法

創作之道，我嚮往於兼容並包的彈性，認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與窄化。

━━余光中

王鼎均是當代散文界勇破陳規的改革家，更是勤勤懇懇的實踐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50多種作品文集，使他在散文這一包孕極廣的體裁領域，縱橫馳騁，遊刃有餘，雜文、小品、敘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詩等都留下了他開創性的足跡。 首先，結構與文調有一種大開大闔的氣勢。現代散文家李廣田說過：“好的散文，它的本質是散的，但也須有詩的圓滿，也具有小說的嚴密，緊湊如建築。”王鼎均散文的結構看似隨意，實為以意為脈，筆隨情轉的，為了更好地表情達意，作者常常是多管齊下，繁弦合鳴，有時像歌詠，一唱三嘆，雜沓往復；有時像小說，精雕細琢，簡勁有力；有時像詩章，意象綿密，快速跳蕩。運筆如行雲流水，姿態橫生，時而空靈，時而平實，時而拙樸古雅，時而詼諧俚俗，平易自然而又奇縱變化，不可捉摸。讀王鼎均的散文，如坐過山車，在作家用語言鋪設的軌道上高速滑動，上下翻轉，有一種險與美並存的刺激和快感，讓人在不期而遇的險峻面前擊節嘆賞。其次重視象徵手法的運用。作家非常善於用動植物來表情達意，在文章中經常出現：樹、高樓、蟬、鐘、鴿子、牛、河流、古城等意象，有時是實指，更多是運用了“香草美人”式的象徵手法，意中有象，象中有意，和諧而統一。正像作家樓肇明分析的那樣，他將一般的寓意象徵，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體象徵，從而使他的筆下的意象和象徵，每每有一種哲學上本體論的味道。象徵是深化文章題旨的重要途徑之一，王鼎均的散文喜用象徵，使作品呈現出一種亦真亦幻、亦實亦虛的美感。這種效果曹雪芹的《紅樓夢》有，魯迅的《野草》也有。三是講故事的手法。王鼎均經常在文章中插入一個“故事”“傳說”之類的東西，而這些故事嵌入文中，上下契合，渾然一體，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先秦時的莊子，“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家都愛在行文中插入故事的方法，而尤以魯迅、周作人弟兄的文章為多見。王鼎均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如《腳印》中，本來鬼魂揀生前的腳印就是荒誕不經的故事，推理一番又信手拈出旅店裡兩人誇口家鄉樓高的故事，兩個故事來了個“接力跑”，才完成了作家“浪漫而略近頹廢的”鄉愁觀。值得指出的是，夾進一個故事，說理文章少了乾枯古板，多了形象生動，抒情紀事文章能跳出本事，升華到意想不到的境界，這大概就是王鼎均熱衷於講故事的緣由吧。還有，超現實手法的運用，極大地豐富了散文對人物的潛意識開掘的手法，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鑑。

另外，王鼎均散文的語言自然曉暢，奇峭凝鍊，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王鼎均的語言幾乎全是口語，真素自然，不假粉黛，平中見奇，凝鍊有力，常常給人以“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的舒捲隨心之感。這正是古人所稱道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腴”的語言美，是一種藝術技巧高度成熟的“大巧之朴”。台灣評論家張騰蛟認為王鼎均“把中國文字的功夫發揮到了極致，”這無疑是台灣詩歌一貫重視語言錘鍊的功勞。王鼎均的記敘文字簡淨明快，如道家常，如“我立刻斷定她受了委屈，在鄉下，很不容易看到像她這樣嬌好的女人，卻沒有美滿的生活”，本是淡淡的一句記敘，卻包含著作者的判斷、推理、幾個轉折、惋惜和悲憫等豐富信息，省略了不必要的關聯詞，更逼近於日常日語。又如寫眼盲後感覺遊行場面“大鑼大鼓從我身旁察過，我從門上窗上摸到音波。突然紅光一記，接著是顏料的香味撲鼻，不是巴掌，是風飄大旗”。寫人物情態“沒事的時候，他像個煙火神仙一般坐著，咂口酒、吸口煙，把煙噴出來，緊接著射出一股口水，射得很遠”；寫感覺心理“冷”，是一種毒氣。冷是一種銷鏹水，冷蝕透皮衣、冷蝕透棉衣，再蝕透毛線衣、襯衫、內衣，向毛細管衝刺”。抒情的“四十年可以將人變鬼，將河變路、將鞭芙蓉花變斷腸草。四十年一陣風過，斷淺的風箏沿河而下，小成一粒砂子，使我的眼紅腫”。我們注意到，這些句子有一種內在的節奏美，隨著感情的波動起伏而時疏時密，變化無窮，且每個分句自成情境，讀來爽利，一旦串接起來又極富語言的彈性和張力。這正是散文詩所具有的“語不接而意接”，“以少總多”的神韻，情感的濃縮，意象的密集，信息量的加大，達到了“納須彌於芥子，微塵中見大千”的美學境界。此外，王鼎均的構詞手法相當奇特，猛不防把一個本該“實”的詞換成“虛”的詞，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新鮮效果。如“漫天是雪，雪花大如手掌，飄成漫天訃聞”；“你以淚為標點，點斷了我的渾沌，靠著你的灌溉，我長成一棵會思想的蘆葦”；“走得仙人掌的骨髓枯竭，太陽內出血，駝掌變薄”，“汽車也得了心絞痛”。本來平常的字詞，卻憑著比喻、擬人、誇張、借代、移用等修辭手法，巧妙搭配之後，有了一種脫胎換骨的光彩。可貴的是，作家匠心獨運，又懂得適可而止的道理，他求奇不過分炫奇，弄巧不泛濫技巧，沒有把文章寫成“漢大賦”或“天書”，他的一切文學技巧都是服務于思想感情的表達。近代學者王國維曾推重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認為“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宋元戲劇考》十二）我認為，這段評價也適用也王鼎均的散文。

呼喚散文的黃金時代

有人說，九十年代是散文的時代。這話不全對。如果說散文是有市場的，讀者群龐大是有道理的；如果說散文創作繁榮鼎盛，佳作不斷，就有些勉強了。誰都知道，余秋雨的“學者散文”風潮過後，散文創作正處於亂象叢生，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雜誌、副刊的所謂“散文”越來越勾不起讀者的興趣，甚至有人對矯情做作的散文非常不滿，發出“人生糊塗散文始”、“別指望散文結什麼果”的牢騷（《文友》2000.12期）。倒是同一文化血脈的台灣、海外華人的散文備受讀者的重視和青睞，余光中、三毛、羅蘭、張曉風、董橋、尤今等名字為讀者所熟知。這固然有吃慣了蘿蔔白菜，得來點海鮮，換一換口味的意思，也不排除台灣海外散文的感情、哲理、思維角度、表現等帶來的衝擊。像王鼎均這樣有思想、有個性的散文大家，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和了解，他將為我們“散文觀”的更新帶來多重的啟迪。我們需要這樣的震撼和衝擊。

讓我以北師大劉錫慶教授的話來結束全文：倘當代散文能實現文體的自覺，真正走上“以自我為中心”、表現“自我之絕叫”的“寫心自娛”、“獨抒性靈”道路，向“內宇宙”大步挺進，對“心靈世界”深度開掘的話，那么，一個風格更加多樣，更為絢爛的時代將會降臨，作為個人文學“尖端”的散文的“黃金時代”將會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