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風格
4月30日傍晚,正是五一長假開始的時候,北京下了春夏之交的第一場大雨,空氣變得清新。正是這個晚上,《
哥本哈根》迎來了它的第一百場演出。在
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兩千多個座位幾乎座無虛席。導演王曉鷹在開演前跟觀眾解釋,“百年話劇,百年講堂,百場演出”,這場《
哥本哈根》自然就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帶著對《
哥本哈根》的喜愛,我們走近了王曉鷹,這位中國
國家話劇院副院長、
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卻
非常平易近人,只要是有關話劇的問題他都會不遺餘力地解答。去採訪的時候正是五一長假,而王曉鷹還在忙著排《
失明的城市》,――5月19日即將在北大首演的一部由曾獲
諾貝爾文學獎的若澤・薩拉馬戈的代表作《
失明症漫記》改編的劇目。
個人作品介紹
《
哥本哈根》英國劇作家邁克・弗雷恩的作品,它講述的是德國納粹時代的物理學家
海森堡與
丹麥科學家
波爾及其夫人
瑪格麗特三人的靈魂相遇,回憶那次成為現代科學史上的“哥本哈根會見之謎”,三人的靈魂在回憶中不斷重新闡述那段歷史,並且一直在追問一個終極的問題:作為一個有道義有良知的科學家,應該為整個人類的發展做些什麼?這部戲從1998年誕生以來,掀起了“哥本哈根”熱,它幾乎是當時國外影響最大、吸引觀眾最多的一部戲,正是由於這一點,基於
國家話劇院向觀眾推介國外經典話劇的傳統,王曉鷹決定排演這部戲。從2003年10月在北京
人藝小劇場第一次演出以來,受到了無數觀眾的喜愛。
“這部國外話劇的新經典確實很有價值,包括它的思想深度、跟過去的戲劇完全不同結構和表述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我國正在追求娛樂和泛娛樂化的潮流中,它可以讓我們看看國外最受關注的、影響最大的戲劇對待命運以及戲劇藝術本身的嚴肅思考。”王曉鷹對這部戲的思想和形式都很喜愛,它不但主題深刻,而且採取了一種非常新穎的結構方式,這對一個導演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它對導演的駕馭劇本的能力和演員把握人物思想深度的能力都是很大的挑戰,“也多虧了非典給了我們的演員好好回頭思考劇本的時間,因為這部戲太難了,如果非典之前就演,恐怕效果不會有後來演那么好。”
從2002年推出《
死亡與少女》以來,可以說王曉鷹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話劇“靈魂拷問”系列,《
死亡與少女》、《
薩勒姆的女巫》、《
哥本哈根》,甚至還可以包括即將上演的《
失明的城市》,這些嚴肅的劇目都包含了王曉鷹對話劇的理解。王曉鷹喜愛的戲劇也是那種在近乎極端和殘酷的人生境遇中,靈魂受到逼迫,生命遭遇窘困,人物不得不在這樣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掙扎和選擇的戲劇,這個時候“人格釋放出特殊的力量,人性煥發出特殊的光彩,靈魂在特殊的關注和拷問中呈現出特殊的品質和意義”。這樣的話劇理念使得王曉鷹的話劇有了自己的特色,他能夠很深地體會人物的情感,並且將這種感受講解給演員聽,讓他們用自己的肢體語言表達出來。
《
死亡與少女》是智利作家阿瑞爾・道夫曼的作品,原劇中,法西斯分子
米蘭達醫生在受害人面前最終並未懺悔,波蘭導演波蘭斯基將這部話劇改編成電影,但是修改了這一結局,改成米蘭達醫生最終懺悔了。王曉鷹選擇了後一種處理。他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作家原劇是針對智利當時的情況,在結束法西斯統治之後,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並沒有在文化上進行反省和清算,作家寫了這樣一部戲劇來表達自己的憂慮。而我們可以跳出這個環境,把米蘭達這個人不當作法西斯的代表,而當作一個被法西斯異化了的個體,他有自己靈魂的痛苦,通過懺悔我們得以傳遞這種靈魂的痛苦。”這個系列的形成也包含了王曉鷹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他認為,在中國的文化中,懺悔和反省的東西太少,儒家所說的“反省”常常針對的只是日常生活,只是對現實生活行為當中的規範和校正,是偏於實用主義的,缺乏對人的終極的靈魂觀照。中國人很少會通過懺悔面對自己的罪惡,去拯救自己的靈魂。我們可以看到,《
死亡與少女》中鮑莉娜在那么強烈的在仇恨和復仇之間做情感和理性的搏鬥,米蘭達醫生經過搏鬥正視自己靈魂的罪惡並且自我救贖;《
薩勒姆的女巫》中男主角普羅克托在生命與尊嚴的天平面前進行抉擇,經歷深重的痛苦,最後選擇高尚的靈魂。《
哥本哈根》同樣如此,一個個體要承擔對整個人類命運做選擇的時候,他經歷的是一種靈魂的追問。
在說到《
哥本哈根》的逸事的時候,王曉鷹提到了扮演
海森堡的
梁國慶,“他特別喜歡這個劇本,並且二三十年前就對
量子物理等非常感興趣,了解也比較多”,“一個演員長時間的生活準備和
學習準備很可能就是為了某一個戲的某一個角色的”。
“跟電影相比,話劇對演員的能力和創作素質挑戰性更高。因為他必須在連貫的狀態下進行人物創作,而且表現的遠不止電影裡的生活自然的層面,而常常要用非生活化的方式傳達戲劇體驗,這需要想像力,也需要對觀眾的把握能力。我們可以看現在最好的影視演員幾乎都是演舞台劇出身。另外,影視導演可以挑選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但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演員是絕不可能演好話劇的。”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
中國話劇百年之初,一些優秀的話劇演員知名度還是很高的,然而現在到處都是影視明星,話劇演員自身的知名度太有限了。在這個問題上,王曉鷹認為,明星是在大眾娛樂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現象,話劇沒有大眾傳媒、工業化那樣的方式進行傳播,它不是一種大眾娛樂文化,因此話劇可以有演員,有藝術家,但是不會有“明星”,而且話劇也不能用明星來涵蓋它的效應。
話頭一轉,王曉鷹又補充說,“但也不能說話劇就是一種小眾的藝術,它只是需要通過多演才能達到大眾傳播的效果。一個戲應該有更多的演出場次,一個劇團要演更多的劇目,同時有很多劇團在演,才能構成一種話劇的氛圍,這種氛圍不是一個演員能造成的,而是需要一大批話劇演員、話劇藝術家、話劇劇團。話劇在傳播上的局限也正是話劇藝術的獨特魅力,它是一種現場創作,與觀眾的溝通是活的。
“在歐美許多現代化的城市,話劇就是以這種方式存在的。莫斯科早在十幾年前,一個晚上就有五十多個劇場同時在演話劇;紐約除了
百老匯有三四十個劇場每天都在演之外,還有三百多個劇團。這是話劇不那么小眾的唯一途徑。”
談到這裡,王曉鷹的語氣變得沉重,邊搖頭邊說,“中國的話劇環境不太好,有些城市都不演話劇了,劇團都要萎縮了”,“當然這有業界自身的因素,也有文化氛圍、國家文化資源配置等原因。話劇從根本上講不是很市場化的,對於市場性不強的藝術類別,國家資源、社會資源的支持就很重要。靠著業界藝術家的熱愛,以及國家社會給它的資源,才使它能夠以一種更好的方式存在下去。我們現在常常要求話劇獲得市場效益,而市場又不是特別規範和成熟,一個戲演出場次不多,常年演出機制沒有很完善地建立起來,於是就有一種短期行為,希望在有限的演出場次里收回成本,這就導致國內話劇票價偏高,”他舉例說,“
百老匯是全世界商業戲劇最發達的地方,連音樂劇的最高票價也才一百美元左右,話劇最高票價也就六七十美元,更不用說非盈利性的話劇演出了。我在德國看了幾個月的戲,總共才花了幾千塊錢。”
王曉鷹提及法國一個劇院的院長所說的話:“政府給了我們資助,要求我們向社區提供文化生活,那么即便是在劇院門口乞討的乞丐有雅興觀看我們的戲,我們也要讓他能付得起門票。”王曉鷹對這些話非常感慨,他反思道,“話劇不完全是一種商業行為,它與社區民眾之間的關係不應該僅僅是利潤獲取的關係,要改變話劇的環境就得改變這種太重票房利潤的短期行為。”
個人追求
說到中國的原創話劇,王曉鷹提到了《
茶館》,聽得出他對《茶館》的喜愛,對曹禺他也讚不絕口,“從《
雷雨》就可以看到一個天才的戲劇家”。說到當代一些比較流行的話劇的時候,王曉鷹認為,通過時尚的包裝、明星和話題,吸引很多觀眾來看,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但是,商業戲劇不應該僅僅停在這個層面。
“中國的話劇得到過國外的讚譽,帶給了國外觀眾不一樣的觀劇經驗,但從整體上說,從話劇的發展潮流來看,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更應該更多地吸收國外戲劇的好的東西,讓我們對戲劇的理解更加豐富,也豐富我們的戲劇結構。”
當問到是否可以說存在話劇
第五代導演的時候,王曉鷹引用了一些業界人士對話劇導演代際劃分的看法,認為自己也可以說是
第五代話劇導演的一員,“我們有過相似的生命歷程,經過了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變遷,我們既有浪漫情懷,也不乏對生活的深刻體驗,因此我們兼有傳統和國外影響的印記。我們現在正在做最體現話劇文化品格的話劇”,“但是新生代話劇導演還沒有一致的風格,很難說他們能否成為又一代導演,他們現在生存壓力很大。”
擔任副主席
2015年7月16日,中國戲劇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閉幕,大會選舉王曉鷹為第八屆中國劇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