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32年10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
文登鄉師肄業。
1932年至1935年,在
山東省立第七(
文登)鄉村師範學校學習,任黨支部書記。
1937年至1938年,在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任黨支部書記,在延安
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38年至1945年,任
八路軍山東縱隊第4支隊中隊指導員、3團黨總支部書記、4團政治處主任,山東縱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支隊(旅)政治部主任,山東縱隊第4支隊政治委員,
泰山軍分區政治委員,
沂蒙軍分區政治委員兼
地委書記,中共魯中二地委書記。
1945年至1949年,任
山東軍區第4師政治委員,魯中軍區前方政治部主任,
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
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
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市委
秘書長、市委外事小組組長(1964年8月起)。
1965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
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委秘書長、市委外事小組組長。
1966年至1971年,“
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下放幹校和工廠勞動。1971年至1972年,在
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調查組工作,任地區組核心組成員。
1972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
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1977年1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
上海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
上海市副市長、
上海市第五屆政協主席。
王一平是黨的八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候補代表、十三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一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7年2月28日21時08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3歲。
2007年3月9日上午,各界人士600餘,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龍華殯儀館,為王一平同志送別。
王一平病重期間和逝世後,
胡錦濤、
江澤民、
吳邦國、
溫家寶、
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王兆國、劉雲山、吳儀、賀國強、王剛、喬石、
朱鎔基、李瑞環、宋平、李嵐清、顧秀蓮、盛華仁、路甬祥、烏雲其木格、華建敏、陳至立、肖揚、劉延東、阿沛·阿旺晉美、羅豪才、徐匡迪和李德生、肖克、張勁夫、彭沖、王芳、谷牧、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遲浩田、張萬年、王漢斌、張震、倪志福、李錫銘、鄒家華、布赫、彭佩雲、韓杼濱、吳學謙、錢學森、葉選平、楊汝岱、任建新、孫孚凌、朱光亞、陳錦華、毛致用、鄧力群、張廷發、韓光等分別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社會評價
王一平同志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奮鬥了七十多個春秋。王一平同志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對黨的事業矢志不移、無限忠誠,對人民民眾滿腔熱誠。無論從事黨的工作,還是政府工作,他總是堅持原則,嚴謹務實,注重貼近民眾,深入實際,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切實幫助基層和民眾解決實際問題,在廣大幹部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王一平同志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發揚民主,注重高舉團結、愛國的旗幟,廣開言路、廣開才路,不斷改進新時期人民政協的工作作風,注重發揮政協優勢和特點,注重加強政協組織建設,為政協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一平同志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黨性強,原則性強,紀律性強,敢於講真話,勇於負責任。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愛護幹部民眾,珍惜文化人才,善於團結社科、文藝等各界人士。他一身正氣,襟懷坦蕩,作風民主,注意聽取各方面意見。他艱苦樸素,淡泊名利,公私分明,清正廉潔,堪稱典範,從不為個人和親屬謀取私利,保持了共產黨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情操。
人物經歷
谷牧介紹他加入共產黨
王一平,原名王炳真,1914年12月出生在山東榮成的一個漁民家庭,1932年夏,王一平以優異成績考取山東省立鄉村第七師範學校(即文登鄉師),很快接受進步思想和地下黨的教育。同年10月,由劉家語(谷牧)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工作。
1935年秋,王一平參加了由共產黨領導的膠東“一一·四”武裝暴動,因敵我力量懸殊,武裝暴動很快失敗,王一平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他連夜坐小船先到煙臺,再從煙臺到北平,與先期到達北平正在從事“左聯”工作的谷牧取得了聯繫。王一平是家中的獨子,忽然離家出走,奶奶傷心之至,憂心如焚,竟哭瞎了雙眼。
1936年8月,受黨組織委派,王一平、谷牧等一批黨員和大批平津愛國青年來到西安,到東北軍學習軍事,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統稱“學兵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之後,王一平在隨東北軍撤離西安的途中,接到上級黨組織的指令,轉往延安。
王一平於1937年初到達延安,加入紅軍。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而後在中央黨校學習。畢業後,黨組織安排王一平回山東,參加抗日武裝鬥爭。王一平憑著堅定的信念和出眾的才能,在黨組織的培養下,迅速成長為我軍的高級政工幹部。淮海戰役時,王一平任華野第八縱隊政委,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時任第二十六軍政委,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打‘老虎’,不該定指標!”
1952年2月,由陳毅親自點將,時任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王一平轉業到地方,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與此同時,任濟南市委書記的谷牧也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當時正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的“三反”運動進入高潮,上級嚴厲批評上海“打虎”工作不力,說“其他地方‘老虎’越打越多,上海‘老虎’為什麼越打越少”。緊接著,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在上海召開全市黨員動員大會,批評上海“三反”運動落後於全國各地,會上宣布了對15名貪污和“打虎”不力的負責幹部撤職、查辦、停職反省等處分,要求改變運動遲緩狀態,身為“三反”領導小組成員的王一平,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王一平說:“什麼叫‘老虎’越打越多,‘老虎’越打越少?‘老虎’在社會上有多少就打多少,更不該定指標。最後上海打“大老虎”1390隻,“小老虎”8303隻,比預定的指標多打了1000多隻。其結果,打出了許多假“老虎”,造成了許多的冤案。後來,黨中央發現了“打虎”運動的擴大化問題,要求各地進行甄別工作。5月下旬,全市布置各單位進行一次複查,結果“小老虎”的數量由原來的8303隻下降為1012隻,“大老虎”由1390隻下降為36隻。
事實證明,王一平當時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於王一平的思想與當時的“思潮”是不合拍的。再加上他患有神經衰弱等疾病,就辭去了組織部長的職務,到大連、青島休養。
“將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
1955年1月,王一平復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不久,全國開始了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彭柏山因與胡風上世紀30年代就認識,彼此之間又有書信往來,被內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黨內的代理人。上海市委成立了“彭柏山特偵組”,由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陳丕顯任組長,王一平任副組長。在此之前,王一平和彭柏山並不熟悉,沒有私交,只是工作關係。解放上海時,王一平是二十六軍政委,彭柏山是二十四軍副政委,兩人只是在華東軍區開會時才見面。彭柏山是1953年3月調市委宣傳部接谷牧任宣傳部長的。王一平懷著對工作對同志極端負責任的態度,認真查閱了彭柏山與胡風之間的來往書信和其他的材料,並沒有發現兩人有什麼反革命言論和行為。因此,王一平不同意將彭柏山定為反革命分子。在一次討論彭柏山問題的專題會議上,王一平與特偵組的有些同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有關領導還是根據上面的意思,執意要逮捕彭柏山。王一平聞訊便將所有特偵組的材料,放在桌子上說,要我僅憑這些材料將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你們另請高明吧!不久後,他又毅然辭去了組織部長和特偵組副組長的職務,再次休養。
王一平的努力和抗爭並未改變彭柏山的命運,會後彭柏山當即遭到逮捕,被開除黨籍,判處徒刑。在獄中彭柏山曾經自殺過一次,後提出要見王一平。經組織批准,王一平到獄中看望彭柏山,並做了思想工作,彭柏山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刑滿釋放後,彭柏山流放青海,隨後又安排到廈門大學當一名普通員工。60年代初,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王一平受柯慶施同志的委派,前往福建前線檢查戰備工作。他順便還到廈門大學看望了彭柏山。後來有人向中央寫信告狀,說彭柏山這樣的人不宜放在福建前線,於是彭柏山再被調往鄭州河南農學院。他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粉碎“四人幫”後,彭柏山的冤案得到徹底的平反昭雪。王一平參加了彭柏山的追悼會。
王一平的“不識抬舉”,激怒了張春橋在1967年的“一月風暴”中,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奪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黨、政大權,王一平和其他市領導一起遭到批鬥。隨即被隔離審查,然後又被送往“五七幹校”強迫勞動,交代“問題”。在幹校中,王一平埋頭苦幹。他划船、挑擔樣樣在行,受到好評。
由於王一平長期在部隊工作,除“走資派”外,造反派也搞不出其他什麼問題。一天,馬天水、王少庸突然找到王一平,表示只要王一平站出來揭發陳丕顯就可以馬上“解放”。王一平心裡當然清楚,“解放”對他意味著什麼,但王一平是很有原則的,他決不是見風使舵的人。王一平明確表示,我也是書記處書記,如果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也有責任,決不能由第一書記一人負責。再說我是分管幹部的,現在上海那么多部、委、辦、區、縣、局的幹部都沒有“解放”,我現在“解放”是不合適的。馬天水、王少庸碰了壁,灰溜溜地走了。王一平如此“不識抬舉”,大大激怒了張春橋。張春橋日後在一份“五七幹校”的簡報上惡狠狠地批示:“王一平勞動表現好,但思想反動。” 王一平一直到1971年下半年才被“解放”。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補發的數千元工資全部交了黨費。
1972年秋,在一次北京召開的全國會議上,王一平的老戰友紛紛指責張春橋,說:“王一平‘解放’了,為什麼不安排工作?”周總理知道後,親自點名,是年底王一平擔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一平主動提出分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
為穩定上海殫精竭慮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中央領導專門派人於7日晚,找到王一平,一是向王一平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二是要求王一平儘快了解“四人幫”餘黨的動態,及時匯報中央。因為王一平當時只是一名沒有實權的市革會副主任,根本無法接觸“四人幫”的核心機密。這時,王一平想到了一個人,即時任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廳主任的張敬標。張敬標也是一個老幹部,“文革”前曾任楊浦區委書記,是王一平的老部下,“文革”中他投靠造反派,成了“上海幫”的核心成員和骨幹。王一平向張敬標曉以大義,陳明利害。結果,張終於將“四人幫”餘黨內部開會的內容,包括檔案的副本交給了王一平,王一平通過專人及時地向中央作了報告。
黨中央對上海可能發生的武裝叛亂,及時地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先後將馬、徐、王調往北京。當上海的“四人幫”爪牙感到中央出了“大事”,企圖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時,主持會議的張敬標卻以“市領導”不在,情況不明為由,使武裝叛亂未能付諸行動。
1977年1月,中央任命王一平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和市委班子的主要領導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夜以繼日地工作。從1976年10月開展清查運動,到1979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的重大事件,摧毀了“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體系。上海在清查工作中獲得“四人幫”的罪證有98件,均被列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審判“四人幫”時,由上海法庭提供的證據達174件,占全部材料的三分之一,確保了對“四人幫”審判的順利進行,同時保證了上海社會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將畢生珍藏捐給國家
王一平在80年代初就離開領導崗位,只擔任中顧委委員,1995年正式離休。王一平離休後,堅拒為他配備專職秘書,王一平說:“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很不容易,我現在已經不工作了,再配一個秘書跟著我,就是浪費,也影響秘書的個人發展和前途。”
王一平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而且對藝術品收藏情有獨鐘。幾十年來,他的工資除了交黨費、房租等開支外,其餘的都花在了藝術品收藏上。60年代初,王一平要購買一件難得一見的明代花鳥畫家林良的紙本精品,但要價800元,加上紫檀木盒總計900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錢不夠,王一平就拿一張幾年前從文物商店購買的吳昌碩的《秋菊》圖去變賣。當時文物商店給的收購價格遠高於購買價格,王一平卻執意按購買價格收了錢款。用市場經濟的眼光看,這可能是過於迂腐了,但這也反映出王一平注重藝術本原、漠視商業價值的收藏理念。王一平的收藏求“真”求“精”不求多,其水準在收藏圈內是有口皆碑的,同時還帶動了上海一大批老幹部熱心收藏,此亦傳為佳話。
隨著年事漸高,王一平對家裡收藏品的去留有了慎重而周密的考慮。王一平夫人去世後不久,王一平就召集5個子女開家庭會議,提出將他收藏的古代藝術品捐給國家,而把現代畫留給子女作紀念。子女經過簡短合議後,一致表態支持王一平捐古畫、留現代畫的意願。1998年夏天,南方發生特大洪災,他決定捐款100萬元,支援災區人民。錢從何來?他認為留給子女們的現代畫也是有一定經濟價值的,他要子女們先湊足100萬元,再將現代畫留下作紀念。如此,一方面既了卻了他的捐助災區的心愿,另一方面,在留給子女們藝術品財產的同時,讓孩子們一起參加這一善舉,很有意義。實質上,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將這批現代畫提前捐了出去。為了湊足這筆錢,他的小兒子還向單位預借60萬元,以後從每月的工資中扣還。1998年下半年,王一平分別約見上海博物館和青島博物館的有關同志,把包括前述林良作品在內的一批古代藝術品捐給上博,把4幅古代膠東籍(父親故鄉)書畫家的作品捐給青博,完成了他捐贈古代藝術藏品的心愿。
對家人嚴格要求
王一平的“過分”,是出了名的。他對家人的嚴格要求,幾乎已達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先說對他的夫人張梅修。粉碎“四人幫”後,王一平官居市委書記,分管組織、紀檢等工作。當時,市委籌組市紀委,組織上欲調張梅修去工作,她自己也願意去。誰知,王一平不同意。理由是:“我分管的部門,你不能去。”張梅修生氣地說:“如你當第一書記,是否我就不能在上海工作了呢?”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能作罷。上世紀70年代末,市園林局黨委擬提張梅修等兩位同志為局黨委副書記,市委批件下來後,不見了張梅修的名字。時任園林局黨委書記的白書章也忍不住責怪說:“一平太過分了。”張梅修1938年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是正處級幹部。按理論資歷論能力,都屬於正常提拔。張梅修一直到離休前都是正處級。
再說,對待子女們。上世紀80年代,他的二女兒夫婦倆按政策可以從部隊轉業回上海。但王一平不同意。理由竟然是,他曾分管過上山下鄉工作,當時上海老百姓幾乎家家都有子女在外地,自己的孩子不能全留在身邊。王一平一言九鼎,二女兒一家至今還生活在外地。王一平雖然長期分管幹部工作,但他卻從不讓子女們走“仕途”。因此,5個子女包括配偶,沒有一個當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