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厚土:簡介,作者簡介,目錄,關於雪漠,雪漠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薈萃,一次歷史性的東

以對話的方式薈萃作家雪漠的生命歷程和精神思考的《熱血厚土》一書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在《熱血厚土》中,雪漠始終以“死神是唯一的對手”,“世間萬物皆為營養而非枷鎖”為思想導向,堅守文學一方淨土,採取開放式的學習心態,在研究了涼州文化、敦煌文化、甘南文化、西域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等後構建了自己獨特而豐富的知識體系,繼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精神世界。

基本介紹

書名：熱血厚土
作者：雪漠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語言：中文

簡介,作者簡介,目錄,關於雪漠,雪漠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薈萃,一次歷史性的東西部文化交流,參照溫州話涼州,

簡介

以對話的方式薈萃作家雪漠的生命歷程和精神思考的《熱血厚土》一書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作者簡介

何羽上海建橋集團辦公室副主任，上海溫青聯副秘書長，上海市三八紅旗手。 1973年3月出生於溫州雁盪山，少年時隨盛溥先生、父親何茂新先生學習中國書畫；後從文，深造於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在浙江樂清日報社等媒體從事新聞工作八年，2002年進上海建橋集團工作。文學、書畫及新聞作品多次獲省市及全國性獎勵，散文《傾聽滴水》被作為範文入編高考語文摸擬試題庫，近年來在福建、廣東、四川、湖北、廣西等省市的學校廣泛套用。

關於雪漠

雪漠，原名，陳開紅，1963年10月出生於甘肅涼州，香巴噶舉文化學者和瑜伽行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專業作家，深造於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首屆高級研討班”和“上海首屆作家研究生班”，榮獲“第三屆馮牧文學獎”，被授予“甘肅省德藝雙馨文藝家”、“甘肅省拔尖創新人才”、“甘肅省優秀專家”等稱號，被河西學院等高校聘為名譽教授。

雪漠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薈萃

在《熱血厚土》中,雪漠始終以“死神是唯一的對手”,“世間萬物皆為營養而非枷鎖”為思想導向,堅守文學一方淨土,採取開放式的學習心態,在研究了涼州文化、敦煌文化、甘南文化、西域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等後構建了自己獨特而豐富的知識體系,繼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出,雪漠尋找的不僅僅是寫作的意義,更是生命的意義,他只想做時代最清醒的靈魂。正如他在《熱血厚土》中說到:“我之為文,如善人之鋪路,如唐東喇嘛之修橋,僅僅是為眾生服務的一種手段而已。我之目的,非出名,非得利,而僅僅是將我之所悟告訴世人,使大家活得更善良一些,更安詳一些,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雪漠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為中心而引發出來的一系列思考在《熱血厚土》一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針對目前社會上的善惡之爭、“善”的評價標準、心的善惡與人生的關係,雪漠概括了八個字:“命由心造,大善鑄心。”該書中,雪漠這樣詮釋“善”:“小善層面是物質,中善層面是精神,大善層面是靈魂和信仰。大善,就是把這種物質的、精神的善行,變成一種文化和信仰。文化可以傳承,可以延續,不求回報,這才是人類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以大善心,做大善行,這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大善無我,善行天下。”

本書還寫了雪漠小時候的生活,以及他如何讀書,如何思考,如何進行靈魂的修煉,如何從民間文化中汲取養分,如何讓自己取得真正的成功。

本書會告訴我們:作家雪漠是如何從一個農民的兒子成長為一個作家的,他如何在貧困苦難中堅守自己的信仰,如何從偏僻的西部農村走向世界?而他對於文學,對於信仰,對於文化,對於宗教,對於命運和人生又如何思考,他如何構建自己獨特的知識體系終而形成了一道獨有的人文風景。

這一切,《熱血厚土》都給了我們較為全面的解讀和啟迪。

一次歷史性的東西部文化交流

正如何羽編著的新作《熱血厚土》中寫到的：“欲把脈中國當代民營經濟，不能不關注溫州；欲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深入涼州。”溫州與涼州分別位於中國大地的東西部，其地域、文化、經濟、人文環境、民眾性格、思想觀念、貧富狀況等等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溫州被奉為經濟的“熱血”，而涼州被譽為傳統文化的“厚土”。經濟與文化的話題在全球化浪潮席捲的今天由顯突出，面對經濟的“熱”與文化的“涼”；東部的“騰飛”與西部的“開發” 又該如何正確地審視和思考？東西部文化又該如何地平等對話，如何地滲透和跨越？本書中溫州民營企業家周星增與涼州作家雪漠之間的思想碰撞也許給世人帶來了不一樣的思路和導向，這也是一次歷史性的東西部文化交流。

作為國內第一位辭職下海的溫州大學教師，上海灘第一位創辦民營大學的企業家，上海市人大代表周星增在《熱血厚土》中說：“一生要感恩三位母親，生母、地球和社會。”他創建民營大學上海建橋學院，創辦“親和源”養老院試水中國的養老業，積極籌建“希望國小”已有21所，熱心圍棋事業被譽為“超級棋迷”，甘做一片綠葉扶崑曲更靚，他把積聚的財富投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等事業，足以見證新一代的溫州人承載著一種獨有的價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正如何羽在書中寫到：“每個人，從此岸到彼岸，從現實到理想，其間不知要經過多少艱險周折，當遇到強大的障礙與鴻溝，費盡全力也難以通過時，多么盼望前面能出現一座橋啊！橋，是兩地之間最近的距離，是邁向成功最快捷的通道。橋，承載著夢想，托升起希望。每個人都離不開橋，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座橋。那忍辱負重、成就他人的橋，必定是最偉大的！——由此，‘橋’，成了周星增最喜愛的一個字。”為別人成功而建橋，這就是建橋人的精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周星增一生的心愿就是建好三座橋：“為學生建成材之橋，為教職員工們建立業之橋，為社會建育人之橋。”

而遙隔千里之外的西部涼州，有一位孤獨的精神守望者，他獨守一隅，潛心修煉，深挖西部文化，弘揚民間“善”文化，追問人類靈魂，探求生命終極意義的作家雪漠，他用自己的文學之筆歷時二十年為中國農民生存範本“老順一家”造像，著就系列長篇小說《大漠祭》、《獵原》及《白虎關》，其作品被譽為“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小說和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並榮獲第三屆“馮牧文學獎”、第五屆“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等全國性獎項。其宗教哲學著作《我的靈魂依怙》為研究藏傳佛教獨有的香巴噶舉文化填充了一項空白，也為中外宗教學說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料。雪漠自始至終以“死神是唯一的對手”，“世間萬物皆為營養而非枷鎖”為思想導向，堅守文學一方淨土，採取開放式的學習心態，在研究了涼州文化、敦煌文化、甘南文化、西域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後構建了自己獨特而豐富的知識體系，繼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出，雪漠尋找的不僅僅是寫作的意義，更是生命的意義，他只想做時代最清醒的靈魂。正如他在《熱血厚土》中說到：“我之為文，如善人之鋪路，如唐東喇嘛之修橋，僅僅是為眾生服務的一種手段而已。我之目的，非出名，非得利，而僅僅是將我之所悟告訴世人，使大家活得更善良一些，更安詳一些，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他這“修橋”與周星增的“建橋”有著異曲同工、不謀而合的深刻內涵和深遠意義。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是機緣的成熟，是冥冥中的注定，溫州人周星增與涼州人雪漠握手相遇了，這是東西部文化上的一次思想大碰撞。溫州與涼州兩個頗有象徵意義的地名，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當今社會中經濟上的“高溫”與精神上的“荒涼”。雪漠在散文《涼州與涼州人》中寫到：“獨有的文化，鑄就了獨有的心靈。獨有的心靈，導致了獨有的命運。”涼州多山缺水，多沉寂安分，多淡泊固守，多為一盤散沙，而少激盪之豪情，少征服與冒險，涼州人多為今天而活，為靈魂而活。獨有的土地特質與民眾性格導致了千年歷史忽略了整個的甘肅，而當今的主流文化又再次遺忘了甘肅人，西部人。於是，自命為“涼州兒子”的作家雪漠走了出來，他走向東部，走出國門，充當了一座東西部文化交流的橋樑。而與之相對的溫州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地域特徵和人文環境，溫州面朝大海，激情澎湃，不安分的溫州人奮起求變，抱團協作，開拓進取，硬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留下了溫州人颯颯英姿，民營企業遍及天下，短短三十年間，贏得了世界的矚目。頗具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周星增便是其中一位敢為人先的溫州人。

何羽在《熱血厚土》中寫到：“經濟與文化，永遠是人類社會最值得探究的命題。經濟是表，文化是核。而經濟的創造與文化的傳承，關鍵在人。”是的，周星增倡導 “以人為本”的企業管理理念，以“以善為本”的建橋核心文化，他很樸素地要求員工：“做事先做人，立業先立德”，他把“做個好人”放在了首位。在很多人眼裡“商場如戰場”，來不得一點仁慈，但在周星增心裡“商人”、“商場”、“商界”里的“商”卻是：“商量著辦，互相協商”的意思，而非戰場裡血肉紛飛的“殺”與“傷”，他對待財富的姿態是：“受人尊敬比賺錢更重要。”，“利潤合理化”而非“利潤最大化”。他說：“一個人怎么花錢，比怎么掙錢，更能看出他的價值觀。”這是商業文明中最為精華的本質。正如雪漠與之對話說到的：“現代商業、現代商人、民營企業家確實應當這樣做，旗幟鮮明地亮出價值追求，以自己的行為向社會證明，他所創造的，不僅僅是物質、是利潤，他還能創造文化、貢獻文化。”

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為中心而引發出來的一系列思考在《熱血厚土》一書占了很大的篇幅，“善”是根，“善”是本，“善”是萬泉之源。“善”文化是中國民族向全人類貢獻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針對目前社會上的善惡之爭，“善”的評價標準，心的善惡與人生的關係，雪漠概括了八個字：“命由心造，大善鑄心。”現在社會上的慈善觀念多處在小善與中善的層次，還沒有進入大善的境界。雪漠這樣詮釋“善”：“小善層面是物質，中善層面是精神，大善層面是靈魂和信仰。大善，就把這種物質的、精神的，變成一種文化和信仰。文化可以傳承，可以信仰，不求回報，這才是人類文明中最精華的部分。以大善心，做大善行,這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大善無我，善行天下。”一個人的成功，一個企業的成功，實際上就是他（它）所代表的那種精神，那種文化的成功。建橋文化的成功，雪漠作品中承載的那種利眾，大善的精神其實質都在演繹了“橋”真正的涵義：搭建鑄人之橋，文以載道。在歷史機遇面前，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大的責任和擔當，應該具有獨立的人格和思考，在 “知”的基礎上，更要有“識”，大見識，大境界，大情懷。要站在人類的上空來思考，站在歷史的坐標上來衡量，突破小我、小愛，而走向大我和大愛，要有靈魂的標桿，追求終極的真理。

真正的西部開發是心靈的開發，觀念的開發，當務之急是文化的重建和靈魂的重鑄，改善西部的人文環境，西部需要輸送東部的先進理念，這在雪漠新作《白虎關》中滲透了這一思想。而東部又該怎樣跨越呢？經濟物質的發達，很多人陷入了精神的危機，應該關注信仰，靈魂，文化等人文的東西，以提升生命質量，這一方面應該向西部大地吸收更大的精神滋養。雪漠在《熱血厚土》序言中寫到：“無論在任何領域，初期的成功靠機遇，真正的大成功則取決於人格。當商界人士真正擁有大師的胸襟、涵養、境界時，他的事業必然也會有大的格局。雖然表面看來，這種變化不會產生短期內的所謂效益，但其實那才是最具本質意義的質的突破和提升。”

為何出發？何羽在此書 “跋”中說：“為自己解惑而來。”為何對“橋”情有獨鐘？周星增說：“今生只做建‘橋’人”。為何探索生命終極的意義？雪漠說：“建立一種歲月毀不了的東西。”那么，我們讀了《熱血厚土》之後，又該思考和追問什麼呢？

參照溫州話涼州

在改革開放之後，最先占領涼州的，是溫州人。那個時候，老見溫州人拖家帶口來涼州，或擺鞋攤，或彈棉花，或幹些涼州人眼中純屬“扯蛋”的營生。

對那些來自外地的異類，涼州人給予了很多的同情。溫州人雖然有錢，但因為背井離鄉，輾轉異地，這在涼州人眼中是很恐怖的事。於是，一見到那些溫州人，涼州人就會發出一聲嘆息，說：“可憐，領著老婆孩子來這兒爬街台。”

那個時候，涼州人津津樂道的，是溫州人的那些他們不理解的生活細節。比如，女人光個腳丫趿著拖鞋上街――在涼州人眼中，只有邋遢婆娘才會趿著拖鞋上街；再比如，涼州人死活看不慣那些敢和同行“平打平罵”的溫州媳婦――涼州人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到萬不得已，都不會上火的。還有好多“比如”，便將溫州人“比如”成了涼州人眼中的異類。

幾年之後，溫州人在涼州蓋起了一座大廈，起名為浙江大廈，它成為當地最繁華的商貿市場之一。

幾年後，聽說溫州人有不少人修“活人墓”，就是說，人還活著，墓已經先造好了。據說，有的花費達幾十萬之巨。對此，沒出過遠門的涼州人將信將疑。因為，涼州人眼中，人死如燈滅，他們是不會相信有人會在墳墓上花大錢的。但終於，他們信了。因為一本叫《錢，瘋狂的困獸》的書中就寫了溫州人修墳墓的事。涼州人一向是信書的，他們眼中的書等同於神靈。每到打莊蓋房，再窮的人也會弄本書放入壓泥板上。於是，他們真的相信了，在很遠很遠的遠到心外的地方，有一群造“活人墓”的溫州人。

再後來，有個自命為“涼州兒子”的人聽說溫州人又修起了大學。

那個人便是我。

我於是背著行囊，走近了溫州人。我願意充當一座文化橋樑。因為真正的西部開發，是觀念的開發，是心靈的開發，是文化的開發。

於是，我發現了完全有異於涼州的另一個生命群體。他們用辛勤勞動掙到的錢，已經不再造“活人墓”，而是建起了大學、養老院，投入了慈善、公益，奉獻於教育、文化，他們的企業已走出溫州、走出國門、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引領著當代民營經濟浪潮中一支健康、強勁、富有活力的主流。據統計，僅巴黎的溫州人就有15萬之多。除了商界，溫州人的身影還活躍在各個領域的舞台上，其出色的表現令同行側目，令世界關注，激起了陣陣漣漪，成為當代中國一道抹不去的人文景觀。

正是在這樣一種參照系中，我再一次將目光轉向了涼州。

二

正如“溫”與“涼”顯示了某種溫度上的反差一樣，溫州和涼州成了中國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極。涼州人的個性特徵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安分，而溫州人的個性特徵，大型紀錄片《溫州人》的總製片葉卉女士用三個字就概括了：不安分。於是，我像解剖標本一樣，對中國文化中的這兩個點進行了剖析。

與開放、進取、創新的溫州文化相比，涼州文化是個封閉的怪圈。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談到了這種“怪”：

“熟悉涼州的外地人都說涼州很‘怪’，是難以捉摸的‘怪’。當然，本地人是見怪不怪的，千年了，也沒人詫異過這‘怪’。倒是覺出了‘怪’味的外地人不久便被這‘怪’醃透了，進而也情不自禁地繁衍出‘怪’味，染上地道的涼州氣了。

漢唐以來，許多外來民族就這樣被同化了。他們可以異常強悍地揮動金戈，驅馳鐵馬，縱橫中原大地；但一入涼州，便無聲無息地消融於涼州文化的大池塘里，連個水珠兒也沒有濺起。

他們都成為地道的涼州人。

也許，他們也曾覺出過涼州的‘怪’，但甚至可能來不及嘆息，自身便已成為‘怪’味的來源。

這是一個既異常封閉又大度包容的怪圈，其豐富和獨特舉世罕見。一日本漢學家故稱：欲了解敦煌，不了解涼州不成；欲了解絲綢之路，不了解涼州不成；欲了解中國，不了解涼州不成。”

涼州，東接蘭州，西通新疆，南有祁連山，北有騰格里大沙漠，地勢險要，有“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稱，遂成絲綢之路的重鎮和經濟交流的都會，同時也決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積澱。因為地理位置的不可替代，涼州便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抹不去的存在。且不去說絲綢之路繞不開涼州，便是那佛教、建築等諸多領域，涼州竟然也成了“重鎮”甚至於“源頭”。比如，老北京城建築格局的最初源頭就是涼州。

涼州自古富足，班固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也因為地形相對封閉，容易偏安，所以中原戰火很難蔓延到這兒。當中原諸地血流漂杵時，涼州人卻仍是優哉游哉地過自己的小日子，於是有了一個歌謠：“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自霍去病千里奔襲斬獲涼州人祖宗的一些頭顱之後，古涼州那種“倚柱觀”的愜意心情保持了千年。常常是四面血盈城池，涼州卻優哉游哉，這兒很少發生諸如“嘉定三屠”或是“揚州十日”之類的慘劇，便是在中日戰爭中，這兒也只見過一次日本的飛機，據說投過幾個炸彈。僅此而已。

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涼州管轄的，是很大的一塊版圖，有南方的好幾個省大。因為貪生怕死是人類的天性，所以當中原諸地戰火四起時，那些有遷徙能力者都願意拖家帶口來涼州避難。避難者的肉體雖叫歲月的流水沖刷得不留痕跡了，但他們還帶來了一批批歲月沖刷不了的東西，那就是文化。許多文人在逃難時也捨不得將書留給戰火，便將它們帶到涼州。明白了這些，你便明白了敦煌為啥出土了那么多的珍奇古籍，在某個歷史時期，敦煌也是涼州的地盤。

關於這一點，著名學者胡三省也提到了，他在《通鑑》注中說：“永嘉之亂，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張氏（軌）禮而用之，子孫相繼，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

那些避難的士人們到涼州之後，涼州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西部文化中心，其境界和格局，在那個時代肯定領先世界，並成為敦煌學的主要來源。我們不提別的，僅敦煌學和敦煌壁畫，便是叫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瑰寶。國畫大師張大千對此佩服得五體投地，臨摹經年，仰慕終生。令人嘆服的是，那么多的壁畫作者竟然是無名之士。也許，正是因為那些藝人質樸純正、淡泊名利，以真心破其名相，掃去心中俗塵，其藝術才能上升到靈魂層面，成為人類文化的瑰寶。

對於涼州文化，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論稿》中給予極高評價，他說：“其文化上續漢魏兩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繼後，繼絕扶衰。”

相對的安定，導致了人文薈萃。而薈集的佛道文化，又成為安定的一個文化基因。千年了，涼州沒有爆發過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即使在蒙古鐵蹄將幾十個國家踩成血泥的元朝初年，四方諸郡血流成河，涼州城卻獨能安然無恙。清末同治年間，因民族矛盾引起回漢仇殺，連數十里外的民勤城也血流盈池，涼州城卻偏偏怡然於旁側。據涼州老先人說，這是鳩摩羅什的舌舍利塔護佑之功，但我卻歸之於文化使然。

因為涼州文化中浸透了安定的基因，千百年間，每遇戰亂，士人便避地涼州，攜來大量的文化遺產。久而久之，涼州遂形成一個文化怪圈。這個怪圈文化既有封閉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閉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異於別處，成為中國文化的活化石；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漢以來，這塊土地上先後有戎、翟、大月氐、烏孫、羌、匈奴、鮮卑、吐蕃、回鶻，党項、蒙古、滿、回等民族，但現在，他們的子孫臉上都貼上了涼州人的標籤。於是，老有人詫異我的長相，問我哪族人？我叫他們猜，結果很滑稽，在不同的人眼中，我會成不同的民族，更有不少人將我當成外國人。這個特點，同樣代表了我的文化結構，蘭州大學某博士說我是西部文化的集大成者。集大成當然談不到，但在我至少體現了涼州文化的“雜種”特點：亦雅亦俗，亦莊亦諧，亦柔亦剛……上海建橋學院的何羽女士一語概之：一團混沌也。信然。涼州文化的最大特點便是“混沌”。在這個巨大的“混沌”文化圈中，既能孕育天才的唐鐘漢簡銅奔馬，亦不乏巫婆神漢師公子，高雅的西涼樂舞，通俗的賢孝寶卷，陽剛的攻鼓子，陰柔的民間小調，皆能各得其位，各具其妙。

多年之前，我曾發掘過一些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下來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價值，不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過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這兒大多有相應抄本，而許多東西，卻是涼州獨有。

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匯入了涼州的池溏，卻叫涼州本土文化吞噬而成為它的滋養，久而久之，那種文化的主體性越來越強，漸漸化成一個巨大的幽靈般的影子。因為涼州是絲綢之路重鎮，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涼州成了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所，所以，涼州文化載承的，是中國文化、西亞文化、波斯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全息。以其大而滋生大力，以其久而漸趨頑固，於是形成了一處巨大的文化怪圈。關於它，說來話長，此處不贅。

《人文中國》稱：“每一區域的人的性格是華夏主流文化與本地文化碰撞、互動作用而塑造成的。若主流文化完全壓倒了本土文化，則這一地域的人就表現為老成正統；若主流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則該區域的人就表現為雙重的優勢性格；若本土文化成功地阻擋了主流文化，則該區域的人就表現為濃郁的地方風格。”

涼州顯然屬於後者。

千百年來，主流文化的車輪自可以在中原大地甚至邊陲異域巨雷般滾動，但涼州文化怪圈卻一次次將它拒於門外。面對外來文化的一浪浪衝擊，這怪圈坦然笑道：“你不可改變我。”

有時，這個怪圈也會慷慨地敞開大門，但其目的不在於吸收，而在於同化。它可以開門緝“盜”，誘敵深入，而後同化你。

吸收與同化的區別在於前者取其精華，剔其糟粕；同化則是“醃”，像涼州人醃菜一樣，直醃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一團和氣。其時，優點與劣勢並存，糟粕和精華共在，諸味相串，叫你很難用好壞來衡量。

我曾在《涼州與涼州人》中寫道：

“在這個怪圈中，一切都被異化了，連‘以戒為師’的佛教，也難倖免。你見過漢地有飲酒茹肉娶妻生子卻被命之為和尚的嗎？武威有。北鄉某村就有這類所謂和尚。這是祖傳的一種行業，可娶妻生子，可茹肉飲酒，平時是俗人，發喪成和尚，並沒人覺得大逆不道，老百姓只要認你，你就有生存的價值，就能以‘ 和尚 ’名之。

雖說這僅僅是個別現象，但其象徵意義卻很重大。”

溫州文化中最優秀的地方就是吸收最有用的。他們需要的是髒水中的孩子，而不是將髒水一同引進。涼州文化圈則是兩個極端，或拒之門外，把髒水和孩子一同潑掉；或全盤同化，把二者一齊倒進漿水缸。

吸收而不是同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前者能使溫州在改革開放短短三十年間崛起，贏得世人矚目；後者，只能使幾千年前的二牛抬桿進化為今天的二驢抬桿。

進入涼州文化怪圈中的所有外來文化的歸宿只有一個：被醃透，進而串味。

在這個怪圈中，一切都被異化了，連弘揚儒釋道思想的寶卷、賢孝等，也打上了涼州烙印。觀音度呂祖，無人說荒唐；巫婆神漢，各顯其能；俗神與羅漢齊舞，天神與地鬼並祭，誰也沒覺出有什麼不對。與其說是儒釋道思想影響涼州文化，不如說是涼州人愛用涼州文化思維注釋儒釋道理論。

在涼州，你幾乎找不到純粹“拿來主義”的圈外理論。這兒決不可能如溫州那樣，成為當代諸多信息的交匯之所。我跟溫州人的接觸中，幾乎能感受到世上最新的商業文化全息。而在涼州人身上，我體會到的，更多的是黃土的厚重和歷史的霉味。

翻開歷史，每一次時代的浪潮在中國大地拍響時，帶給涼州的也許僅僅是些漣漪。怪圈外山洪勃發，怪圈內死水微瀾。時代的呼喚總是很遙遠，喚不醒沉睡的涼州人。

偶有清醒者，也想振聾發聵地吼幾聲，但也許連個回音也聽不到的。不久，他定然也會在連天呵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

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怪圈之中的涼州人群體性格已產生了異化，較之漢唐，無異有天壤之別了。

唐朝李筌在《太白陰經》中云：“秦人勁，晉人剛，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淺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因涼人勇，故有“涼州大馬，橫行天下”之說。惜乎如今涼人，已不勇矣。表現在經濟性格上，為安分守舊，得過且過；少拚搏之勇，缺闖世之膽；多近視，難望遠；渾噩消極者眾，精進勃發者稀。

可以說，明清之後，涼州人的經濟性格便已成為歷史進程的凝滯點。這一點可以用流傳數百年之久的賢孝、寶卷、民間小調來證明。

二牛抬槓，至多進化到二驢抬桿。其經濟性格亦然，他們可能是絞去了辮子的清朝人，甚至可以在任何朝代發現他們的影子，很難安在他們頭上的是“現代人”這個詞。

涼州人更需要現代文明的洗禮，更應該從溫州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營養。

三

一些學者稱，人類文明的進化，跟水的關係最大。河流孕育了文明，水患又是一個民族的凝聚之因。在強大的自然災害面前，任何個體都無能為力，只有群體的齊心協力，才能眾志成城。所以，合作意識成為臨海的溫州人很重要的生命基因。

在《涼州與涼州人》中，我曾將涼州人人文性格中重要的形成原因之一歸於缺水。涼州缺水，無水患，無大工業，注定了涼州人群體合作意識差。千百年來，涼州人生產方式變化不大，二牛或二驢抬桿，便構成所謂“綠野耕牧”了。即令無牛，人也可以代之。許多原該牲畜乾的活，多由人幹了。在幹活這一點上，涼州百姓把自己降到了動物層次。他們無疑是勤勞的，但相應也是愚蠢的。自漢朝建郡以來，這塊土地上甚至沒有產生過一項哪怕多少可節省自己體力的發明。若有不甘勞苦異想天開者，便會被名之為“二桿子”――這稱謂，是不安分者的專用名詞，意思是不一心一意地“一桿子捅到底”――這稱謂顯然帶了譴責味了。

以家庭為單位的單個的生產方式導致了涼州人合作意識差。很少有成功合作的典範。在涼州，能抱成一團衝鋒者，寥寥無幾。團隊意識差，難成大氣候。所以涼州歷史上無雄視一方的大政治家，偶有留名青史者，多為配角，而少主帥。涼州有“人”，而無“幫派”。為政則難形成大勢力，為文則多各自為戰。“流派”二字，與涼州無緣。

涼州人無合作意識在商界表現得較明顯。你幾乎找不到兩個真正成功的合作者。患難時倒可相依，稍有收穫，便不惜翻臉，終而拆夥。有合作創業意識者實在不多。所以，南方商界大集團多如繁星，涼州則少見。偶有發現，也是步履維艱。

多以家庭為單位生活的涼州人都想當“頭”。寧為雞首，不為牛後。表現在家中，就是以老拳征服女人，所謂“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表現在商業上，就是寧願賣蔥賣蒜乾小本生意，也不願久居人下打工。他們並不明白，打工是最好的學習，溫州的許多企業家就是以打工開始了自己的創業。溫州人視群體形象為生命，以期產生強大的對外衝擊力……這一切，涼州人不可能。涼州人對成功者有種潛意識的敵意，他們貶損的往往是成功者。

涼州地域文化導致了涼州無商幫。

所謂商幫，即是或依區域，或依血緣形成的商人群體。它可以代表一個地區的經濟勢力稱雄逐鹿於商界。

明代之前，中國商人多單個零散，各自為戰，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商幫。明朝以後，經濟發展，行業增多，商幫隨之出現。他們或操縱某一地區的商務，或壟斷某一行業的貿易，隨著其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和觀念的更新，商業資本由流通領域過渡到生產領域，形成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商幫與當地文化密不可分，受其制約，又反作用於文化。它成為地域文化和經濟性格的代言人。中國各地先後出現了許多可名之為幫的商人群體。最有名的是晉幫、寧波幫、洞庭幫、徽幫、山東幫、川幫、陝西幫、福建幫、溫州幫等，各領風騷，各具特色。晉幫活躍五百餘年，名揚天下，崇尚誠信，以義取利，以商號為主，輻射全國，遠征歐亞；寧波幫地處沿海，交通便利，融商業金融業於一體；徽幫利用當地豐富物產發展工業；廣東幫重心放到對外貿易上；溫州幫吃苦耐勞，敢於闖蕩，四面出擊，遍布全國，產品量多價廉，薄利多銷；廣州幫頭腦靈活，信息靈通，敢於創新，出奇制勝，其產品新穎精美，量少利厚……每個商幫都根據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地理風貌、資源狀況、人文環境形成各自的特色，並孕育出代表人物，如廣州的李嘉誠，寧波的包玉剛等。

涼州無商幫。

合作意識極差的涼州商人形不成商幫，他們各自為戰，視同行為冤家，一盤散沙，難以造“勢”。

“勢”本是個軍事用語，即猛不可擋的有力勢態。《孫子兵法》云：“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抓住時機，齊心協力，才能造“勢”任“勢”，勢如破竹，無往而不利。

溫州人在造勢上，有著許多驚人的大手筆，他們每到一地，總會掀起浪潮和漣漪。當然，其中也不乏負面影響，比如，當人們一說起房價暴漲時，便有人對“溫州炒房團”耿耿於懷。

涼州商業從沒有形成真正的“勢”，故無勇猛持久的對外衝擊力。

四

時下，在涼州經商的成功的外地人中間，仍以溫州人為多。把涼州人和溫州人作一比較，是很有趣的事。二者幾乎代表了兩種相異的文化，即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

梁啓超云：“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居陸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主繫纍生焉。試上觀海，忽覺趨然萬累文表，而行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利也。然求到之始，都不可不克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曰以勇氣，曰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

海洋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敢冒風險。溫州臨海，每一觀海，那種浩瀚博大之氣便撲面而來。大海以其特有的情韻激勵人類去冒險，去拼搏，去征服自然；故溫州人無重土安命思想，恥於居家守業，榮於進取開拓，“航海梯山，視若門戶”，只有沒出息的才退守一隅。涼州人恰好相反，“土裡刨食最可靠，別的全是瞎胡鬧”，“三百六十行，莊稼人為王”。不種莊稼外出謀生的，被視為“二流子”。這類人心理負擔極重，他們沒有來自故土的鼓勵，身後只有嘲笑的目光。他們承受不起失敗，因為一有差錯，便成為涼州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了。當然，成功者的日子也不好過，涼州人並不因這些優秀子孫的成功而鼓勵子女效法他們。相反，他們會儘可能多地貶損他。甚至，一有機會，充當成功者的掘墓人。這種心態，很值得研究。我在長篇小說《白虎關》中寫過一個片斷，兩個涼州農民，去掘同村成功企業家的祖墳，目的是希望他敗運。這是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涼州南鄉，那個企業家曾為家鄉做過很多好事，比如修學校，幫助窮困孩子，但村里人還是掘了他家祖墳。後來，這個企業家真的破產了。人們反倒又開始對他給予了極大的同情。

涼州無呼嘯大水，多沉寂土地，少激盪之活性，乏征服之欲望。所以涼州人性格少勇氣而多沉穩，以忍耐安分為主。因循守舊，人夸老實；創新求異，人罵“二球”。在群體中，一眼能認出自己者，寥寥無幾。千年來，涼州多聽話的眾生，卻無特立獨行開一代風氣之代表人物。

因土地肥沃，無饑饉之憂，少能“生”的憂患，多能“死”的安樂。涼州人有著盲目的自大。我可以舉出許多順口溜：“走遍天下，涼州最好。”“出門一里，不如屋裡。”“金窩銀窩，不如自家土窩。”涼州祖先大多以農耕為主，安守祖土，不思進取。三畝薄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有碗“米糊糊”或麵條填飽肚子，決不去乾冒險之事，那怕冒險的結果可能當上將軍，但只要有一丁點危險，涼州人決不去乾。

除了偶爾呼嘯而過的山洪沖開很深的溝豁外，涼州難見大水。觸目所及，多為黃土，歲月如大風吹了千年，也沒見吹薄了那沉寂的厚土。倒是那厚土掩埋了大多數安於貧困者或個別不安分的“二桿子”。一茬茬的人死了，一茬茬的人又生了，天依然藍，地依然黃，也沒見哪個不安分者能折騰出啥好景致。所以，涼州人的性格就越來越沉穩，越加忍耐安分了。明知道，無論你如何折騰，那黃土也會將你埋得看不到一點痕跡，所以，他們總是會在生命的當下享受快樂，不去將期望寄託於折騰後的未來了。以是故，你在涼州人臉上看到的，總是快樂，總是怡然，總是那種知足常樂的逍遙。

涼州人眼中，土地永遠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他們不會理解，溫州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被撂荒。在他們眼中，不愛土地的人，肯定是不務正業的“二桿子”。無論他掙到多少錢，也是“為富不仁”的。涼州人總是安貧樂道，老是說，“懂得江湖三分理，必定世上命窮人。”那些莫名其妙富了的，肯定不是正路人。

在經商上，更可以看出涼州人與溫州人最大的差距。商場如戰場，不確定因素多，風險大，可能虧本。面對同一個生意，溫州人會認為：乾，可能賠，也可能賺；但不乾，肯定什麼也得不到。於是，他們決定乾。他們甚至敢以小手工作坊與大企業較勁，義無反顧地與強手抗衡。涼州人首先想到的則是賠。一遇商機，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賠。“萬一賠了咋辦？”他們認為，“出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銅”，未慮勝，先慮敗，總怕打碎那一個雞蛋的家當。表現在投資上，多試探性質，準備隨時抽身，而不破釜沉舟。所以，涼州商人缺大氣，多攤點而少真正商家。你在涼州街頭買東西時，會有買啥缺啥的感覺。店鋪大多千篇一律，而無自己特色。不少賣衣者連衣鏡都不置，他們總想湊合著過，怕投資大了，壓資金多，抽身不便，賠的也多。他們的所謂經商，僅僅是把農田裡的“二牛抬桿”，換成了錢貨易手而已。那瓶中，裝的仍是老酒。在骨子裡，他們仍是農民。

從真正意義上來說，涼州目前還缺少大商人。是否是真正的商人，不能以店鋪大小來衡量，而是指觀念而言。修鞋時的南存輝，可能是真正的實業家和商人，因為他已有了未來創業者的基因和觀念，而接受億萬遺產的敗家子終究是敗家子。財富的多少決定不了人的性質。真正的商人必須經受商業文明的洗禮。

總之，涼州的許多商家已陷入了惡性循環：虧損導致保守，保守加劇虧損。

而同時，以溫州人為代表的浙商卻在涼州大獲成功，除了浙江大廈外，還出現“義烏商貿城”等一批叫當地人目瞪口呆的建築。經歷過商業文明洗禮的浙商的對手，僅僅是一群不懂商業規則的農民。較量結果，可想而知。

涼州商業的尷尬，固然有地域因素，但最主要的，卻是觀念影響。

山西也是地處內陸，四面無海，但山西人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富有的人。鐵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稱：“中國二十二個省，支分派別，尤有萬里同風一氣貫注之勢。晉人遂以善賈聞於宇內。”山西的票號遍布全國。僅太谷縣曹家大院，中外商號盛時達6 4 0 家，雇員3 7 0 0 餘人，流動資金約1 2 0 0 多萬兩白銀，其商號東抵日本、朝鮮，西至倫敦柏林，北到莫斯科，號稱“明清首富”。在獨有的商業文化的薰陶下，山西人“縣縣經商，人人皆賈”。地處內陸並沒有影響山西人的觀念。

相較於山西內陸，涼州地理位置也不乏可取之處，畢竟“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按說，地理位置之重要已為涼州提供了發展商業的良好條件。做為絲綢之路重鎮的涼州，應該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貿易家。惜乎沒有。封閉的文化怪圈嚴重地影響了涼州人的心態和人格。

五

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溫州人。

溫州人承載著一種獨有的價值理念與人文精神。有人概括其群體特徵為：勤勞務實、敢於冒險、善於抱團、富有創造激情和開拓精神……但無論怎樣的概括，相較於豐富和鮮活的溫州人群體，總是顯得慘白。

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以及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兼容的特性，在溫州人周星增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上海教委還沒發下正式批文時，他就砸下上億元修建上海建橋學院了。還有一批溫州人竟然在“八字還沒有一撇”時，也跟著投入自己的全副家當，全力支持在涼州人看來充屬“胡整”的董事長，不斷地把事業做強做大。

另一個例子也同樣精彩。上個世紀90年代，一個叫王榮森的溫州女人，投資近千萬，想在陝北尋找石油，最後卻落得血本無歸，家破人亡。就在這樣的人生挫折與沉浮面前，王榮森卻沒有完全倒下，她的生命里一直還有“擔當”二字。在最困難的六年間，陝西當地民政部門曾幾度想接濟王榮森，都被她婉言謝絕了。她說再艱難也要靠自己再站起來，不能讓“溫州人”三個字蒙羞。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一家媒體如是“盤點”：

從赴美留學生成為美國政界職位最高的華人之一的黃建南；柳市電器業的始作俑者鄭元忠；斥千萬巨資在陝北尋找油田九死一生的王榮森；製造出聯合國維和部隊徽章的“中國徽章大王”陳加樞；跨越CR法規第一人的林光；關鍵時刻使中國鞋業突出重圍的王振滔；以“虛擬經營”起家的周成建；從補鞋匠到世界低壓電器行業巨子的南存輝；在新疆創業成就自我的黃宣錢；第一位辭職下海的溫州大學教師，轉身成為上海第一位滬外企業家辦大學的周星增……他們共同寫就了一部溫州人篳路藍縷、追尋夢想的傳奇。

六

但涼州人追求的，卻是另一種價值。

因為相對封閉的生活空間，極少有外界的喧囂擾亂心靈，涼州人便有時間去思考一些也許已淡出大部分溫州人視野的諸如靈魂和信仰之類的事。因為歷史文化的深厚，幾乎每個涼州人都有著哲人的深邃。他們眼中，人的一輩子如同過橋，那“過”便是目的。要是你過於貪婪地想在那橋上做些事或是造房子，是很滑稽的事。我的朋友講過一個溫州人的故事，他身患絕症，卻仍到處買房炒房。當我將這個故事講給涼州人時，他們會無一例外地冷笑。他們會說，霸了千貫霸萬貫，臨亡了霸下四塊板。那四塊板的意思是棺材。他們認為，那些追逐金錢的溫州人真是莫名其妙。他們為啥不好好享受呢？難道他們不知道，世上的錢是掙不完的，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明白了無常的涼州人總想建立一種歲月毀不了的價值，或追求功德，或獻身藝術，或信仰宗教。只以文學為例，有全國影響的涼州籍作家就有好幾十人。短短几年來，涼州誕生了一批有相當影響的作家和作品，被文學界驚呼為“涼州兵團”。

自以為“想透了”的涼州人總愛想一些生命的意義和活著的理由之類。這一點，具體體現在浩如煙海的涼州民歌中。有時，活的理由比“活”的過程更重要。為了這種活著的理由，他們寧可放棄生命。這種理由有時很大，可以承擔歷史的責任。比如，涼州有本地方志書，是由私人一代一代記錄修訂的。從明朝初年到當代，不曾中斷過。涼州大地上發生的大小事件以及民俗風情、民眾心態、諸多人文資料，盡錄於書中。老一代人死了，便將它交給少一代，一代一代，經歷了明朝、清朝、民國，直到今天。這便成了那些讀書人活的理由。他們那活的理由，跟我用二十年生命寫一家農民是同樣的性質。

當然，更多的時候，涼州人活的理由可能僅僅是愛。我在《白虎關》中塑造的瑩兒就是這種涼州人的典型。她為了能守住一個“盼頭”，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命運磨難。為了愛這個活的理由，許多女子可以放棄不活。於是，老有自殺的烈性女子。在涼州民歌中，有很多這樣的內容，比如，“繩子拿來背綁下，柱子根兒里跪下。刀子拿來頭割下，不死是這么個做法。”“桂花窗子桂花門，老天爺堂上的宮燈，殺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小妹妹沒有悔心。”

我曾寫過一個小說《新疆爺》，就取材於一個真實故事，塑造了一個典型的涼州老人。他於新婚之夜被馬匪抓兵到新疆，他哥將他的新媳婦賣給同村人。他逃兵回來，卻毫無怨言，一生未娶。他只是每日裡賣些水果之類，將賣得的錢送給他以前的媳婦以貼補家用。他啥也不為，只為了心中那點兒曾叫他溫馨過的東西。他很像曠野里放歌的涼州歌手，獨自放歌，自我陶醉。聽他歌的，或許是靜默的大漠，或許是蠕動的羊群。他才不去管別人是不是在聽。他唱歌時，決不會想到出場費之類的。他的唱歌，出自靈魂，流向自然，這僅僅是生命的需要。他甚至不需要有欣賞他的人，哪怕天地之間，只有他一個人，他也會放開歌喉，唱出他生命里最美的歌。唱歌成為他最大的生命理由。唱歌不是為了表演，唱歌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種生命的需要。涼州人唱歌和職業演員最本質的區別是，演員學歌唱歌是為了“用”，而涼州人唱歌是因為“愛”。愛是他們活的理由，也是他們活的意義。

同樣，愛也是我創作的理由。我的寫作是因為愛，而許多作家的寫作是因為用。這是我們本質的區別。所以，當我找不到寫作的理由時，我寧願不寫。所以，許多時候，我更願意放下文學，或進行宗教的靈魂修煉，或參與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比如，我主辦的雪漠文化網就和天津市薊縣一中紅十字會聯合倡議了“西部志願者愛心讀書工程”。這是一個沒有起止日期的“工程”，我們將像愚公移山那樣，用一代或幾代人的努力，幹這一件有意義的事。現在，我們已為甘肅貧困山區募捐了近兩萬冊圖書。我們還將建立連鎖性公益圖書室，免費為當地農民和學生提供圖書借閱服務。我認為，這些活動甚至比我的創作更有意義。

想明白了的涼州人只要守住那個活的理由外，便會找樂子享受生命。最常見的享受是喝酒。涼州有名的企業總是酒廠，河西走廊於是成了河西酒廊。許多時候，幾瓶酒就能叫涼州人快樂一天。此外，還有許多樂事，比如打麻將。一到夏天，涼州人就會聚到許多林中，像核桃園……那兒是鋪天蓋地的麻將桌和驚天動地的麻將聲。

涼州人文性格跟溫州人是兩個極端：溫州以“不安分”為樂，涼州人以“安分”為本。不安分的溫州人能隻身渡大洋，到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建立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當年，程志平跟三百個溫州青年一起，乘著油輪，從上海起程南下，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穿過紅海、地中海，抵達法國馬賽港，開始在工廠打工三年，沒能實現致富夢想，便再渡大西洋，到達非洲加篷。程志平最初身無分文，後來竟成為非洲某地的首富，成為非洲歷史上第一位華人州議會議長，他的兒子讓?平現已成為加篷的外交部長……溫州文化中不安分的基因和良好的傳統善文化基因，成就了像程志平這樣一批又一批的溫州人。

而涼州的安分同樣造就了一批涼州人，十幾代務農為生者比比皆是，一抔抔掩埋了一個個安分守己的靈魂。

記得小時候，涼州城就是我最遙遠的夢。我的父母，我的爺爺，他們腳步能到達的最遠的地方，就是涼州城。幾年前，我成為專業作家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著我的父母來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吳金海老師帶我們去了杭州。泛舟西湖時，我憨厚的父親只是驚諤地張大了嘴，他說不出一句話。我母親卻“乖乖”個不停。她說出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是盆盆子下面扣著長大的。”

一代代涼州人沐浴的，是“賢孝”中滲透的文化營養。這是一種用三弦子彈唱的曲藝。最能代表涼州賢孝之魂的，是一部叫《呂祖買藥》的賢孝，它以神話故事的形式，從始到終都寫了一種和平智慧，呂洞賓向藥鋪老闆――其實是觀音所化――買四種藥：父慈子孝家禍散、兄寬弟忍順氣丸、妻子賢良消毒因、一切隨緣化氣丹。那么，如何製造這四種藥呢？用本分――為人要本分――四兩、孝順――為子要孝順――三錢、老石頭――做人要實在――做個因子、好肚腸――做事度量要大――放上一條，將此四般藥材放到“容人案”上切——意思是要寬容，放到“寬心鍋”里炒――還要將火星兒蓋住，放到“三思”籮兒里籮，如此等等。這類製藥的過程，就是教化人的一種方式。千年來，民歌和賢孝一直這樣教化，涼州人的心態就變了，人們就會相對變得愛好和平，不愛爭鬥。在涼州人眼裡，所有的罪惡中，殺戮是最缺德的事。

在涼州，從來沒有像“趙氏孤兒”那樣的復仇故事，涼州人總是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涼州人知足常樂，沒有侵略性，沒有排外性，任何人到涼州都能生活得很好，他甚至可以活得比當地人更好，涼州人不會羨慕他，反倒可能會同情他，我老聽到涼州人說：“哎呀，外地人真可憐。來到這兒爬街台子。” 涼州人把開店鋪經商叫爬街台子，他們眼裡，爬街台子是很苦的。涼州人決不欺負外地人，反而對他們有種由衷的同情。

涼州人討厭暴力，愛好和平。我曾在上海圖書館舉辦的那場題為“西部民歌和文學精神”的講座中重點強調過這一點：民歌和賢孝中滲透了和平的理念。被和平理念薰陶了幾千年的涼州人骨子裡是看不起那種被稱為“智囊”的人，稱其為“軟蛆”――就是那種在屎尿里亂滾的蒼蠅的卵。三國時，涼州人賈栩當過曹操的謀士，但涼州人津津樂道的仍是詩人李益和陰鏗。涼州人對文化是相當尊重的。他們寧願用土塊擦屁股，也不會把有字的紙當手紙。農民們修建房屋時，都會在莊門上面放上書。他們對文化有一種由衷的敬畏。不過，他們將“賢”和“孝”的位置更放在了文化之上。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做人高於作文。

所以，涼州人對於商場那種血肉混飛很厭惡。他們想，窮了窮一些過吧，何必像瓶子裡的毒蜘蛛那樣你咬我，我咬你。他們知道，無論咬出個啥結果，輸了的，最後是一個棺材結賬；贏了的，同樣也是一個棺材結賬。

我曾在中篇小說《長煙落日處》引過一首涼州人傳唱了幾百年的歌謠：

終日奔波為充飢，有了吃的便想衣；

衣食兩樣都具備，又嫌莊房少供基；

莊房田地都齊備，房中缺個美貌妻；

娶了嬌妻生了子，又嫌沒有駿馬騎；

槽頭有了高馬匹，又想當官把人欺；

當了知縣想知府，當了宰相想登基；

成了天子登了殿，又嫌沒個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當了玉皇還嫌低……

他們說，爭來斗去，真沒意思。

七

接下來，我該談一些溫州人的局限了。這是應幾位溫州朋友的邀請來談的。他們希望我以一個局外人的目光來談談溫州。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說，也好。我說了涼州人的許多局限，也該說說溫州人的局限了。

溫州文化中雖然有一種非常優秀的東西，比如前邊談過的敢於進取、敢於冒險、敢於闖入陌生領域、敢於打破某種傳統觀念的局限等等，這些都是商業文明帶給溫州人好的方面。

同時，因為“逐利”是資本的特性，商業文化大多以贏利為目的，功利性很強。在這種文化薰陶下，溫州人身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相對強烈的功利色彩，當這種功利心膨脹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變成勢利。這一點，已滲入了溫州的民俗風情、民眾心態甚至日常生活，成為溫州人的集體無意識。

一個十分功利或勢利的人和群體，其汲取和吸納文化滋養的標準通常會以“實用”為主，就很難用更博大的胸懷去吸納一些不一定馬上見效實用，但對其人格、人生有大滋養的文化養分的。有時，他的功利心甚至會在潛意識裡拒絕、排斥這種文化。溫州人中，真正有宗教信仰情結者並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宗教或是信仰不能馬上給他帶來看得到的利益。但他們忘了一點：某種東西雖然不能馬上帶來看得見的短期利益，但它對他們的生命、人生、人格的滋養和提升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可以說是最大的終極利益。所以，功利心讓溫州人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同時，又會導致他們潛意識裡拒絕一種無我之我、無私之私、無欲之欲的大智慧、大胸懷、大境界，拒絕一種能破除執著、沒有任何功利的“大功利”的智慧。比如，許多溫州人，總是不喜歡他們認為“虛”的、人文的東西。而那些為數不多的大師級溫州人，正好是走出了溫州文化的陰影，既汲取了溫州文化中有益的積極營養，又借人文滋養和宗教智慧彌補了其先天的不足，如南懷瑾。

而絕大部分的溫州人同樣沒有逃過那個神秘的悖論：憑啥獲益者，也會因啥受制。一個人最擅長的東西，往往也最能制約他。因此，許多時候，成就溫州人的，也正是局限他們的。

成功的溫州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除了要汲取一些有“用”的營養之外，還應當破除一種用功利、短視、純實用主義的目光看世界的局限，吸納一種更大氣、更無我的文化，具備一種超越私我功利的大智慧。這樣，才可能形成更大的格局，達到更高的境界。

換句話說，溫州人善於用“術”，善於造“勢”，但在“道”方面還有待於強化和完善。他們只在乎“有用之用”，而不重視“無用之用”。“有用之用”就是商業上用得著的某種行為、策劃或是技巧；“無用之用”就是用商業目光看來也許無用的一些精神和文化，但是對他的人格修養和人生境界卻可能有更大滋養的東西。表面看來的那些無用之用，其實往往可能是大用。

在當代溫州企業家中，雖然其中不乏成功者，雖然他們在用“術”和造“勢”上也可能達到了極致，但在“道”的厚度上卻有待於進一步提升。因為那“功利心”的幽靈總是籠罩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阻礙了他們擁有更高遠的目光和更博大的胸襟。這便是有人總懷疑某種商業行為“作秀”的根本原因。因為伴隨那行為體現出的，不一定是其人格本身散發出來的大善，反而是一種很容易被人們窺破的商業圖謀。功利心既成全了他們，同時也限制了他們。功利心能使他們及時撲捉到商機，但有時的“有求之求”並不是“大求”。無論在任何領域，初期的成功靠機遇，真正的大成功則取決於人格。當商界人士真正擁有大師的胸襟、涵養、境界時，他的事業必然也會有大的格局。雖然表面看來，這種變化不會產生短期內的所謂效益，但其實那才是最具本質意義的質的突破和提升。

歷史上的溫州為人類貢獻了許多有益的文化營養，當代的溫州人是否亦然？這是需要追問的事。我曾在深圳演講時講過一段話，當我將“深圳”換成“溫州”，也許就能體現出我的某種期待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永恆的城市。黃沙淹沒了樓蘭古國，淹沒了敦煌莫高窟，淹沒了許多西部城市，但千年之後，那些被黃沙淹沒的所在，還為這個世界留下了樓蘭文化，留下了莫高窟和敦煌學，留下了涼州賢孝等能承載人類大善的文化，留下了諸多歲月毀不掉的價值。那些黃沙掩埋不了的文化，使人類文明多了一抹亮色和溫馨。

試問：當若干年之後，海平面上升，溫州進入海底的時候；當發生一場地震，溫州變成廢墟之後；當經歷一場戰火，溫州毀於戰火之後；當這一代溫州人被時光之水沖刷得了無蹤跡之後；當溫州人巨額的財富消解於無常的歲月之中的時候；當溫州人修建或是購買的建築物被歲月摧毀變成一堆灰燼的時候；那么，我們的當代溫州，還能為人類留下什麼東西？

我們能否因為當代溫州人的存在，使人類的生存質量出現相對的提升？

能否因為當代溫州人的存在，使人類的生存時間得到相對的延長？”

——2008年4月26日定稿於甘肅涼州

熱血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