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理（1890—1953），字衡三，廣東梅縣人，民國官員、教育家、南社成員，畢業於兩廣方言學堂，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南洋荷屬群島視學務總會學員、《教育報》總編輯、梅縣縣長、廣東省財政廳任主任秘書、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慰勞團團長、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貴陽分處處長、《西南風》雜誌社長、公路總局東南辦事處處長等職。1953年在香港逝世。
基本介紹
- 全名：熊理
- 字：衡三
- 出生日期：1890年
- 逝世日期：1953年
人物生平,軼事典故,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熊理，出生於廣東梅縣白土堡泮坑一個鄉村知識分子家庭。其父熊采賓是一位地方中醫，同時飽讀詩書，能文善詩，著有《登高雜詠》一卷，其兄熊瑜（字耨村）也是一名地方教育家，善詩文，著有《拙廬詩草》《拙廬詩草二集》。熊理的一位堂兄熊退（字素村）早年留學日本，與留學日本的梅縣冷圃同仁鐘動、溫見、曾伯諤、侯過、曾蹇等人關係非常密切。在熊理的家鄉梅縣，晚清時期興起留學日本的風潮，他的泮坑同族尚有熊越山曾經赴日留學，並且加入同盟會，成為近代民主革命家，後來參加辛亥革命梅州光復，1913年在漢口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秘密行動，與南社的中堅寧調元一起被黎元洪殺害。他哥哥熊瑜的白土堡同鄉好友梁擴凡也是南社成員。由此可以看出，熊理在加入南社之前，已經與南社的眾多社友有著或隱或現的社會關聯。
由於受到家庭經濟狀況的限制，熊理並沒有實現他留日的夢想，而是在家鄉堅持讀書生涯，並在家鄉的泮香兩等高國小堂任教。其父熊采賓謂熊理“年方沖齡 ， 即令其研習醫書，頗有心得。然其志向上，憶其年十五時，其族及親友有往東洋日本遊學圖發達者，彼知家中無力令往觀，其題族兄宜璇所畫摺扇《黃菊詩》云：‘一花一團體，一葉一自強。不借東君力，能興我種黃。’年十八任家族學校教員，編歷史地理教科書，後就讀於兩廣方言學堂，奔走政界，譯述《美法憲法釋義》。 ”展現了青少年時期熊理不為條件所限，堅持自學自強的志向。其時正是晚清新學興起的年代，鄉土教育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熊理在泮香兩等高國小堂任教前後，通過鑽研地方史志和地理知識，在1906年冬至1907年先後編寫了《嘉應鄉土歷史教科書》和《嘉應鄉土地理教科書》，前者還得到當時嘉應州勸學所總董饒芙裳為 之作序。此時的熊理年未弱冠，已經展露出寫作和研究學問的才華，有從事著述的志向。不久他離開家鄉前往廣州，就讀於兩廣方言學堂，為提升自身的學養奠定基礎。
熊理的一生，經歷了從基層教育工作者，到海外華僑教育家和華僑社會活動家的嬗變，並以從事華僑歷史、南洋僑情研究、華文報刊編輯活躍於民國中葉，在南洋泗水、上海、廣州等地飲譽一時。抗戰時期，他又投身大後方支援抗戰的西南、東南運輸工作，成為一位技術官僚，晚年則成為一位社會活動家。但最為出彩的人生片段，還是他加入南社前後作為民國中央政府教育部派出的南洋荷屬總會視學員的身份，在荷屬南洋地區推動當地華文教育工作，爭取維護南洋華僑的權益和權力所作出的努力。這段時期，也是熊理在著述上精力最為旺盛，成果最為突出的時期。
熊理是在1916年被教育部聘為南洋荷屬群島視學務總會學員的。當年熊理前往南洋開展第一次視學活動，歷時二百餘日，對爪哇東中西部的華文學校的辦學情況進行考察調查。1917年，他開展第二次視學活動，由於工作成果突出，被獎勵月津貼國幣100元。1918年，熊理的足跡遍及荷屬東印度的東部群島。1919年，熊理展開第三次視學活動，主要考察西部群島的華僑學校的辦學情況，其間曾經短暫回國參加在山西舉行的全國教育聯合會會議，獲教育部授予二等視學獎章。
熊理受政府委派開展的南洋視學活動，早在晚清時期已經開展，如廣東龍門籍舉人劉士驥就曾多次奉命到南洋荷屬、南洋英屬地區進行視學活動，指導、規範和推動當地華僑的興辦教育活動。與劉士驥的視學活動不同，熊理的視學活動是長年駐點在南洋地區，具有考察調查、指導管理的功能，同時起到聯通南洋華文學校與北京教育部的溝通協調作用。熊理在南洋期間，以泗水為工作中心，擔任了泗水學務總會調查員、《教育報》總編輯，撰寫和發表了《視察華僑學校的系列報告》《南洋荷屬華僑學校一覽》《民國七年爪哇華僑概要》《調查民國七年爪哇華僑教育報告》《爪哇華僑學校成績展覽評判報告》《荷領東印度群島荷蘭學校之華僑學生狀況》等，熊理在視學活動中規範華文學校的考試內容，也會負責作文的出題，因此他還針對性撰寫了《作文教授之商榷》進行指導。
1918年，熊理擔任《教育報》總編輯，同年與韓希琦、黃宣猷一起被華僑總商會推為回國請願代表，呼籲修改中荷條約以保護華僑。熊理後來撰寫了《第一次廢約運動經過》一文介紹了前因後果，主要是當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中國政府已經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在南洋荷屬地區的華僑華人，特別是入籍當地的華人擔心荷蘭政府傾向於支持德國，如戰端肇起，面臨被徵兵與祖籍國陣營作戰的困境，因此荷屬地區華僑先後在泗水、巴達維亞、西部群島發起成立華僑聯合會，向祖國政府請願要求修改前清時期中國政府與荷蘭政府訂立的《中荷領事條約》。這次運動雖沒有成功，但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包括在南方開展護法運動的孫中山也曾經致信熊理，了解南洋荷屬華僑同胞的有關訴求。最後，熊理等人因此被荷印政府驅逐出境，他在1919年歸國，後長期從事華僑教育。
熊理回到國內，曾經在1921年底至1923年4月在家鄉梅縣擔任縣長一職。由於長期在南洋從事華僑教育的緣故，在此期間他也結識了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章太炎、邱菽園、黃炎培、張一麐、黃梅客等人士。章太炎曾為他的著作《策廣東》作序，閩籍新加坡名士邱菽園曾賦詩《旅次留贈熊理》：“眾里乍逢君，風前手又分。最難年少子，愛讀六朝文。”江蘇名士張一麐也有詩《贈嘉應熊衡三理，並題其 所著文》：“海外文翁君獨步，滿栽桃李送春回。羲軒遺種思歸漢，不數虬髯古霸才。即論文字亦清遒，篳路君家啟驊騮。我願堅車加速率，慈航普渡到新洲。”這些學界文壇前輩都對熊理文字才華表示讚許，認為他有著作之才。熊理確實通過在南洋實地的調查和研究，對南洋地區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並為此撰寫了大量的華僑研究著作。他在卸任縣長職務，離開梅縣後，前往上海，任職於暨南學校（後更名暨南大學），並參加上海華僑聯合會，擔任負責宣傳的執行委員，與之共事的同鄉南社社友有謝碧田和林百舉，另有梅縣同鄉、旅巴達維亞華僑丘心榮。1928年，他在《華僑》雜誌撰文《僑務委員會設立之目的職責和性質》，對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僑務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暨南學校《南洋研究》雜誌、上海華僑聯合會《華僑》雜誌以及《僑務彙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南洋華僑的單篇論著，除了華僑教育和《南洋荷屬群島地理》外，其中尤以經濟學領域分析居多，如《中國對南洋貿易概觀》 《南洋社會經濟分析》《荷印華僑經濟之危機》。熊理被旅京華僑學會吸收為會員，因此他作為早期的中國華僑史學者，與活躍在上海暨南大學的南洋僑史研究學者李長傅、劉士木、溫雄飛、姚枏等相比，還是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熊理返回廣東，在廣東省財政廳任主任秘書，這可能與他結識梅州同鄉、平遠籍的曾養甫有關，1929年，曾養甫曾經擔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1936年曾養甫出任廣州市市長以及兼任廣東省政府財政廳廳長，熊理在此前後在《銀行周報》發表《粵省社會經濟繁榮策》，在《自強雜誌》發表《廣東經濟對策》，在《廣東銀行月刊》發表《粵幣史要》，在《新民》雜誌與黎秀石、陳禮頌聯合發表《廣東財政概況》，1937年在《新粵》發表《政治統一後一年來之廣東財政》，論述的正是“南天王”陳濟棠下台後，曾養甫由中央政府派遣出任廣州市長和兼任財政廳廳長等職後的廣東社會經濟狀況和政局。由此亦可看出，熊理在與曾養甫等關係密切之後，已經從僑務、教育領域轉型出任金融和政務官僚。當然，在此期間，他仍在從事多年來感興趣的經濟管理研究。
熊理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初在廣州撰著《論語管窺》一書，此舉有迎合當時執政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倡導的尊孔讀經的風氣之意，因此得到廣東眾多名流如陳濟棠、鄒魯、楊壽昌等題詞、題簽、作序的捧場。早在上海期間，熊理就曾撰著《尚書的政治學說》一書，論述中國人上古以來的政治觀念變遷，就人治與法治、農業經濟的政治、心理學的政治等概念進行論述，批判了《尚書 》 政治學說中，君與民位置顛 倒，德治太重、法治太輕的思想。 總的來說，熊理的兩部“解經”之作，反映出他對傳統經典研究下了一番功夫，秉承了他勤於著述的進取之心，不能以他性格中的趨時一面簡單概括或忽視。《尚書的政治學說》近年還被山西人民出版社列入“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以影印方式再版。其早年又曾譯述《美法憲法釋義》。著述領域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南洋地理學、教育學，由此可以說，在30多位梅州籍南社成員中，熊理是繼古直、鄒魯之後留下著述較多的社員，只是由於他較少涉足詩文創作，後來又轉型成為技術官僚，在南社研究中被學界所忽略。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侵華鐵蹄逐漸蹂躪占領東南沿海地區，也包括華南沿海地區，西南大後方的運輸成為中國堅持抗戰的重要命脈和生命線，中央政府特派曾養甫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督辦。1942年，他奉命出任交通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間滇緬公路修建成為一項重要工程，管理機構為西南運輸處，全稱“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由曾養甫和宋子良主持，熊理獲委任為貴陽分處處長，參與抗戰物資的運輸工作。負責滇緬公路運輸的南僑機工，是由從南洋歸國的愛國青年華僑組成的運輸隊伍，由於熊理曾經與僑務工作結下不解之緣。1939年，熊理任政府僑務委員會慰勞團團長，慰問南僑機工，他還撰寫通訊稿《海外華僑與祖國運輸》。1943年下半年，他還參與創辦《西南風》雜誌，擔任社長，但該雜誌到了1944年1月就停刊了，可能與他調任公路總局東南辦事處處長，前往湖南有關。
抗戰勝利後，熊理退出政界，1951年尚在廣州，曾與老友黃炎培保持來往，但不久後就前往香港定居，1953年在香港逝世。
軼事典故
熊理是梅州籍南社成員中最晚入社的一員，入社的時間在1918年4月，其時南社已經步入黃昏時期。其於詩文創作並未投入太多精力，其時正在南洋推動華文教育活動，而這也是南社成員重要社會身份之一，因此熊理的南洋視學活動是其人生的重要華章之一，甚至得到孫中山、章太炎等當時著名政治活動家、學者的關注。
人物評價
早年新加坡詩人邱菽園讚譽他“最難年少子，愛讀六朝文”，熊理的詩歌作品目前雖然只找到一首，但他的確是一位熱愛讀書，勤於著述的南社社員，他留下的《與友論<莊子·天子篇>釋》《桐城古文述評》，證明了其愛讀六朝文的傳統文人的一面。當然他的主要貢獻，還是青年時期推動南洋華文教育的作為以及相關的華僑研究成果，此外抗戰初期他還參與家鄉梅縣水白中學的創辦活動，辦教育縱貫了他的人生主要時期。至於他中年後的人生轉型，也反映出一部分近代客籍知識分子通權達變，趨時濟世的人生取向。（梅州網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