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命運的人生

《無命運的人生》是凱爾泰斯·伊姆雷創作的自傳體小說。該小說以二戰為背景，故事以主人公柯韋什·久爾吉和家人一同送走父親去集中營為開始。兩個月後，久爾吉自己也被偶然地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接著又被送往布亨瓦爾德、蔡茨集中營，並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成長，在被剝奪生存權的命運之下慢慢適應並生存下來，最後被解救回國的這樣一段人生體驗。小說特別之處在於，在主人公回國之後，在與集中營外的世界對比之後，當回想起集中營里的時光和那裡的朋友時，主人公竟然產生了一種類似“思鄉”的情感。在小說中滲透進的一種“無命運”的反抗哲思背後，讀者會感慨於在集中營的歲月中，作者用柔和的筆調，緩慢又總是略帶陽光的書寫，浸潤著一種主人公在集中營里體會到的幸福和對這段歲月刻骨的記憶。

《無命運的人生》電影由匈牙利、德國、英國聯合拍攝，影片由拉約斯·科爾泰伊（Lajos Koltai）任導演。

《無命運的人生》獲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無命運的人生
• 外文名：Sorstalanság（匈牙利語）；fateless、fatelessness（英文名）
• 作品字數： 148千字
• 文學體裁：自傳體小說
• 作品首發：1975年
• 作者：凱爾泰斯·伊姆雷
• 作品別名：命運無常

內容簡介

1944年春，布達佩斯的14歲少年柯韋什·久爾吉在上班途中被抓到集中營。小說的主人公柯韋什·久爾吉是一個做木材生意老闆的兒子，一個14歲的少年。一天，他去學校向班主任老師請假，因為他的父親被徵召去勞動營服勞役了，家裡人要忙於準備為去服勞役的父親送行。父親走了2個月後，久爾吉也被召去做工，給人當幫手，做小工。可是有一天，在乘公共汽車上班的路上，他和另外一批青少年被警察帶走了，他們先是去了海關辦事處，之後，他們就去了憲兵隊，隨即他們被關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然後轉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又從那裡去了蔡茨集中營，後來被遣送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最後於1945年春，久爾吉與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作品以第一人稱出現，敘述了久爾吉的家庭變故以及他本人在集中營所遇到的種種不幸。

在久爾吉的眼裡，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都很自然，儘管環境惡劣，但也並非沒有幸福的時光。正是這一類題材通常所需要的道德憤慨和形式上之抗議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真實感。

作品背景

歷史背景

追溯猶太人的歷史，由於他們堅持本教教義，拒絕承認耶穌作為救世主，從4世紀起就受到基督教的歧視和迫害。從11世紀的十字軍運動直至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猶太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並不斷遭到各地統治者的驅逐。到19世紀末反猶運動在宗教的基礎上更增添了“種族主義”色彩。

希特勒在1933年就任德國第三任首相後，他的納粹政權就制定了歷史上最有組織性和最大規模的消滅猶太人計畫。

匈牙利政變慘案

1944年10月15日那個寒冷的夜晚，匈牙利法西斯主義政黨箭十字黨發動政變，攫取了匈牙利政權。當晚，箭十字黨黨徒將大批猶太人擄掠到布達佩斯多瑙河岸邊槍殺，屍體被拋進河中。在箭十字黨統治的近半年時間裡，多達60餘萬匈牙利猶太人慘遭殺害，這一數字占到當時匈牙利猶太人總數的約70%，當時的多瑙河亦被稱為“猶太公墓”。

奧斯威辛集中營

據資料記載，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納粹最大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內慘死的人，一般估計為100萬至250萬名，也有高達400萬名。

創作背景

作者通過自身的經歷轉化為自己小說創作的素材源泉。凱爾泰斯·伊姆雷本人有過《無命運的人生》主人公久爾吉類似的經歷，作者本人剛滿15歲時，被納粹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第2年又轉入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945年5月獲救。

主要人物

柯韋什·久爾吉——“我”

主人公“我”是一位14歲的猶太少年。

1944年春天，“我”的父親被送到勞動營去服勞役。兩個月後，“我”也被偶然地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接著又被送往布亨瓦爾德、蔡茨集中營，並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成長，在被剝奪生存權的命運之下慢慢適應並生存下來。

“我”整日生活在戰爭瀰漫的氛圍內，厭倦了別人用鄙視或羞辱的眼光看待自己。“我”於是通過工作感到自己“不僅是為自己而活著，而是在工廠里創造著軍需利潤”。“我”體會到自己作為猶太人的價值，因此毫無怨言地接受了種種事實。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無命運的人生》主題思想：猶太人在無命運的人生中忠於自己的信仰——反抗反猶主義壓迫和迫害的最有力武器是忠於自己的信仰。

在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小說《無命運的人生》中，“無命運的人生”轉譯自匈牙利原文“Sorstalanság”，這是一個原本沒有的、經作者獨創的詞語。究竟什麼是“無命運”，原文中有一句話做了較好的闡釋：“若有命運，則不可能有自由；而若有自由，則無命運，也就是說，猶太人自己即命運。”

命運是作為猶太人的這個民族屬性固有地加在作者人生上的一種定性規約，而自由則是在後來成長的過程中漸漸明晰並且在意識中逐步確立後不可替代、無法泯滅的人生追求。自由的獲得必須以掙脫原來某一屬性規約中的一部分——即作為匈牙利國的猶太人的民族性為代價。由此，該部小說的主題是在被政治強權和猶太文化集體無意識吞噬下的幾乎完全屈從的生命狀態下找尋個體生命與自由的存在性，在反抗命運中接受荒謬，在追求自由中體味放逐。

文本中很少觸及描繪人類的暴行，更多的是融進了一種在災難下生存中體現出的人性中的本來特質，小說結尾將這種最為體現人性本來特質的集中營歲月描繪為“集中營里的幸福”。在某種意義上，那裡的生活更簡單也更單純。無論是來自檸檬邦迪的鼓勵還是在醫務所的醫治，或是在對集中營里父子三人形象的描繪，都滲透進作者深深的人性體認，反襯出作者對外在正常社會中存在的人性的扭曲與熟視無睹的冷漠的關照，並且通過描繪這一層面的“幸福”，站在人類的角度開始審視整個猶太民族的民族性問題與人類的價值觀念，從而在同類題材中脫穎而出。

猶太族的命與“我”的人生

凱爾泰斯曾說：“我的作品是自己對記憶以及對人類的一種承諾”。他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面臨死亡與絕望的猶太民族的生活畫面。在那段集權暴力剝奪個體的歷史中，匈牙利的猶太族人在整個歐洲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一方面外面的強權排斥一切猶太族人，另一方面他們本國的人也討厭猶太族人，而在猶太人中，他們不把匈牙利的猶太族人當作自己的同胞，認為他們是異姓，所以即便是在集中營里，在全是猶太人的環境中，也存在著各種人種的偏見和不同觀念，這似乎是作者在另外一層面對人性的映照。“我是個不信猶太教的猶太人。但我卻作為猶太人被關進了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又作為猶太人生活在一個不喜歡猶太人的社會裡。我總有一種感覺，我是被逼無奈才成為猶太人的”。

凱爾泰斯用悲憫平靜的語調敘說這一種民族精神的悲劇和自我的覺醒。幾千年來，猶太人對自己苦難命運順從緘默，而越是順從緘默，越會把這樣一個民族陷進一種越來越深的命運悲劇中去。小說中對無命運的思考，實際上正是基於對猶太人這樣的一種文化特質所造成的悲劇性的反抗。作者在文本中更多滲透著的是一種自由的精神。他渴望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便是無命運，是一種對命運的否定。而大多數傳統的猶太人是無法理解這一觀點並且即便理解也會排斥這種觀點。這是一種民族性的問題，作者在這裡不單單體現了對自己人生的理解，同時也站在民族的高度上去體察這樣一個獨特的民族和整個人類。

曾奧斯維辛是人類人性墮落的一個極點，這一觀點似乎不近完善，其實細查歷史，二戰中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政策，無非是千百年來對猶太人迫害的集中上演，只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似乎忘記了人類曾有的狂暴。因為人類本來就是這樣，二戰的集中營與大屠殺是人類對歷史回眸的仿效，只是殺戮方法上較以往有所“創新”，增加了細菌、毒氣類的“科技”手段。如果從猶太文化的方面去考察，猶太民族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弱小的民族，他們對壓迫的反抗，對迫害的抗爭，不像其他民族那樣主要表現在武裝起義和暴力行動上，而是集中表現在維護猶太人的民族精神上。因此，在猶太人看來，反抗反猶主義的壓迫和迫害的最有力武器是忠於自己的信仰，堅持自己的傳統，加強自身的信念，發揚自身的文化，鞏固自身的團結。猶太民族這一與眾不同的反抗形式，使他們在肉體上受到迫害時，善於從精神方面保護自己；在物質生活艱辛困頓時，努力在精神生活上保持豐富多彩；越是遭受壓抑，越要尋求精神上的奮揚和超越。

在古代，正是由於《塔木德》的成功編纂，使得猶太民族在隨後長達1500多年的歷史中，面對遭敵視的生存環境和種種迫害，掌握了一種可以幫助他們堅持猶太傳統、維護猶太獨立、約束猶太生活的強大思想武器。——在某種程度上說，在文本中，讀者看到的是不反抗的抱有僥倖希望的去接受屠殺，總認為會有奇蹟發生，靈魂得到解脫的無數軀殼。在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整部小說中，無論是在對去集中營之前的家庭生活場面的描寫，還是對集中營生活中一些“營友”在拉比的集中下進行禱告的細節描寫，在閱讀文本的時候，讀者無法忽略這種長久以來背負在猶太民族背上的宗教特質。歷數猶太文化幾千年的迫害，最初也是在宗教迫害的殘酷壓迫下，慢慢地到後來轉變為政治性的迫害。縱觀猶太族的整部歷史，就是一部不斷遭受迫害與屠殺、驅逐流放和堅守自己宗教傳統，固執不被同化的歷史。也正因為此，在歷史上，反猶太主義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以一個民族為主要目標的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破壞性最強的人類仇恨。

在二戰之後，當倖存的猶太人重返家鄉開始新的生活時，故園的鄰居不會有太大的欣喜，同族的免遭囚禁的同胞們會認為他們愧對於死掉的那部分猶太人。以以色列為例，很多遷移過去的猶太族倖存者不反抗的原因，是他們崇尚一種冒險、略帶悲劇的崇高人格的悲劇英雄，而不是“唯唯諾諾”很少反抗的這些猶太族倖存者。對於這一現象，在後來慢慢興起的猶太文化復興和人們對猶太人在二戰中近600萬死亡的災難歷史有了越來越多深刻的理解之後，人們才慢慢憫生出一種同情的態度。大多數猶太人倖存者很少願意提及那一段歲月，但更多的倖存者選擇去見證這段歷史，在每一次歷史上的迫害中，猶太人的教義都告訴他們要記好每一次的教訓，並得以頑強地生存下去，很多猶太人在戰後忘記了這一點，而凱爾泰斯·伊姆雷這個自稱非純粹猶太族的作家卻選擇站在人類歷史的角度上去見證，他見證著自己的存在，也見證著這個民族面對災難時的窘態。他對自己集中營生活的那段歲月要比其他印象中的猶太人對大屠殺的評論和社會輿論、文學作品中的大屠殺的描寫要複雜得多。作者曾說：“奧斯威辛是我最大的財富。如此接近死亡，那是無法忘懷的感受。在那個漫長的瞬間，生命從未如此美麗。”

在凱爾泰斯那裡，正是那段集中營歲月成就了作者，塑造了他此後的人生道路，覺醒了他對自由的體認，在這段別人一提起就懼怕的時光里，凱爾泰斯卻完成了他的獨特成長。

命運中的無命運自由覺醒“沒有什麼荒謬是不能夠自然地生活於其中的”，凱爾泰斯傳達給讀者的是“生存就是屈從”。生活是荒謬的，但並不代表人們不能安適其中，這是主人公能在集中營里倖存下來的一個精神核心，也是檸檬邦迪在集中營沒有生機的殺人機器里每天透漏出的愉快與希望的氣場與風格，但對於命運而言，作者卻不是屈從的。或者說，作者屈從的是偶發的可然性事件，即事情都有其自然發生的一面，這點無法避免，但從自我的人生角度而言，作者卻認為一切都可以掌握，並且可以改變。在全書的後部，主人公回到家裡，他開始質問“為什麼在被困時不做點什麼？”“父親被送去集中營時大多數匈牙利人除了告別再無其他的行為”，作者開始反思當時在送往集中營的大隊伍時有人溜走的瞬間。在他成長的歲月中，他開始慢慢審視匈牙利的猶太人對自我悲慘命運的規避和不正視，他意識到自己命運的被動與旁觀，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的旁觀與被動讓他們無以反思地走向麻木走向悲慘。

人們無法否認大屠殺中死去的600萬猶太族同胞們的悲慘，施行“最後解決”與跟幫促成這一大謀殺的人類的極度的瘋狂，但是也不應該不從猶太人內部去考慮這一問題。作者從這一角度開始體量，他拋棄這種被命運掌控的被剝奪了的人生，他要尋求的是一種覺醒與掌控。他不選擇忘記的意義也便在此。千百年來，猶太人不忘自己的悲痛歷史，在他們的教義里，是為了讓他們記住這些苦難，從而不再上演悲慘，而當他從集中營回來，大家勸告他放棄那段痛苦的經歷，去尋找一種新的生活時，在作者看來，這種當做什麼都沒發生一樣的遺忘同樣也是荒謬的。他沒有辦法重新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他只能把曾經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因為這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否定了那一段經歷的存在，也就等於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這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取的。作者高呼的是對自我存在的覺醒，在這個意義上講，是要從自我麻痹的精神催眠中走出來，要從剝奪個性與吞噬本體的歷史與命運中，去尋求一種無命運的、自由的人生。這也便是無命運的意義所在。

生存即順應，得於作者書中那句“沒有什麼荒謬是我們不能生活不下去的”，在這裡作者認為，雖然生活荒謬，但是每個人都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生活的荒謬性並沒有權力在精神上吞噬個體的生命。如果只概括為生存即順應這樣簡單，那么在全書中作者所要剖析和陳述的最高哲學理想也就完全被顛覆了。在這種看似順應的反抗中，“幸福”的含義，就來得別為深刻。是集中營塑造了主人公的性格，在那裡除了學會生存下去的手段之外，他還體會到外面的世界從不會教他事情，或者說一直在誤導他的事情，所以在集中營的成長歲月里他才會明白那份加在他身上的所謂“命運”的事情和對生活的獨特思考。“即便是現在，即便是在這裡，主人公也認得出它——‘我’在營地里最喜歡的一小時，此後一種尖利的、痛楚的、徒勞的感情攫住我的心：是思鄉。一下子，一切都鮮活了起來，一切都在這時湧上‘我’的心頭，‘我’被一種古怪的氣氛完全淹沒了，那些瑣碎的回憶讓我顫抖不已。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那裡的生活更清楚、更簡單。”

透過哲爾吉的目光，人們看到了與他一起在集中營生活的各色各樣的被囚禁的人，那些人中，有選擇設法逃逸被抓回來慘死的，有時刻保持精神抗爭，每晚睡前都會進行禱告的純正猶太文化打造下的信徒，也有心如死灰、形同枯槁的“穆祖爾曼”（對囚犯中自甘墮落、自暴自棄者的稱呼），也有經歷過無數死徒集中營、命途多舛但是從未丟失尊嚴、積極嚮往人生，時刻相信自己能回到故鄉布達佩斯的發散著人生光芒的。幫助他最多的，教會他最多的，那個叫作檸檬邦迪的充盈著生命意志的堅強的漢子，出生於匈牙利，又有著猶太族血統的邦迪即便明知自己正是被那個他每天歌頌的國家驅逐送到集中營里，他也從未顯示出憎恨。在集中營，他不只一次地提到，以至於最後連主人公自己都熟知了那個他本來印象不很深刻的小巷的魅力，也一心嚮往著那個地方，不斷地想著布達佩斯的霓虹色的燈光。

檸檬邦迪總是唱著布達佩斯的國歌，高興地唱著那個樂曲，是真正崇敬、嚮往地唱著，夾雜著對祖國的信仰和對家鄉的懷念。在作者告訴他曾經他的國家是如何對待他們這樣的猶太人時，邦迪只是沉默了一會兒，第二天又照樣唱了起來。在邦迪那裡，除了活下去的堅定，一切都是黯淡無光的，他不埋怨集中營里的環境，不讓自己去想消沉的事情，告訴哲爾吉要有尊嚴地活下去，這樣才能回到家鄉去，“不管怎么樣，我們不能自暴自棄——這是檸檬邦迪傳授給我的哲理，這也是勞動營教給他的”。檸檬邦迪不是像哲爾吉一樣的小孩子，他已經成熟並在充斥命運的黑暗中選擇對個體生命的無限嚮往和追求。這段真摯的感情和這個人物的真性情，是作者在外面那個世界接觸不到的，當所有人告訴他去遺忘，讓他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把這段經歷的包袱丟掉時，作者不願意，那是一段相當鮮活的記憶，那裡有獨特的人，有換不來的友情， 有簡單的信念和唯一的目的——活下去，所以作者說，那裡是一個更為清楚的、簡單的世界。

《無命運的人生》告訴人們在命運下的人生中的無命運追求的存在性。地獄或許並不存在，但集中營卻真實的存在。面對人類的墮落和人性的放逐，他選擇掙脫命運，追求自由。凱爾泰斯在小說中見證著歷史，也詮釋著自由與幸福。

藝術特色

敘事技巧

1、敘事內容的確定：《無命運的人生》作品的敘事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關於集中營的體驗。凱爾泰斯認為戰爭就是戰爭，事實就是事實，可怕的戰爭不會因為人們的不喜歡和不願意回首而不存在，集中營也不會因為人們的恐懼而消失，人們還得活下去，還應當活得更好，這樣，只有讓過去的“經驗”保持鮮活和持久，才能使人們在無奈中進一步審視它的緣起本質和進程，才能對人生罪惡保持敏感，從而有所警惕，反之，則很有可能出現淡忘，以致噩夢再現。所以，14歲時曾被關進集中營的凱爾泰斯在處理這一銘心刻骨的歷史災難時，不是做所謂的善良迴避，而是選擇了殘酷的真實，貌似平常話語，卻讓人在清醒時不寒而慄，從而有所驚醒。

2、敘事結構的選擇：在確定了敘事內容之後，就要考慮敘述的問題，這是一個客觀真實藝術化的過程，唯一的標準就是敘述清楚事情，同時又能激發讀者的思緒，產生一定的意味感。凱爾泰斯認為，儘量減低閱讀難度，而使讀者能在比較容易的狀況下了解事實真相，讓事實說話是重要的，而設定閱讀障礙，使讀者在破譯接受中勞神是沒必要的。

作者在《無命運的人生》中採用了非常傳統樸實的順敘結構。作品的主人公是猶太少年久爾吉，敘述的是1944年到1945年間的事。在處於納粹統治時期的布達佩斯，久爾吉一家因為是猶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先是久爾吉的父親被“應召”到集中營勞動，兩個月後，久爾吉也被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然後轉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然後又轉到蔡茨集中營，然後又轉回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直到1945年被盟軍解救出來，回到家鄉，所幸的是，大部分人已經死了，而久爾吉活了下來。整個故事按時間流動記述，讀者很容易了解事情的過程，獲取一種整體性的閱讀經驗。很顯然，凱爾泰斯不是只記述自己的記憶碎片，他是想還原集中營的全部體驗，以便讓讀者全方位地介入，進行多角度多維度的思考。

3、敘事視角的選擇：敘事視角是小說敘事的姿態和眼光，敘述者可以通過視角向讀者展示故事內容，而讀者也可以通過視角來觀看小說中發生的一切。在《無命運的人生》中，一開頭就有這么一段：“今天我沒有上課。也就是說我去學校了，但只是請班主任允許我回家。我把我爸爸的信也交給了他，信中稱‘家裡有事’，請老師準我的假。他問，家裡到底有什麼事？我告訴他說，他們召我爸爸服勞役了；於是他不再追問下去了。”

在這裡，“我”是敘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這種敘述稱為同故事敘述。在該段敘述里，可以發現，作為敘述者又作為故事人物的“我”是一個正在上學的孩子。

結合下述內容：“我”從學校回到家；我被送去勞役工廠；“我”被送上汽車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然後到別的集中營；最後，盟軍解放布痕瓦爾德，“我”重獲自由；“我”回到布達佩斯，與老朋友見面，與記者對話。可以清晰地斷定：“我”是一個14歲的少年。

選擇少年視角是有特殊意義的。因為少年在很大程度上與成人不同，生理的未發育和心理的不成熟使得他們的觀察和思考具有某些局限性。對於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成人一樣有許多煩惱和憂愁，即使是面對集中營這樣的境地，也不會感覺到可怕和憎惡，相反地則會有更多的懵懂和好奇。也就是說，通過少兒的眼睛，“可以消除權威的神聖，揭開謊言和令人驚駭的暴力，實現對真實生活的原生態的顯現”。這樣，就可見到：當他被通知去工廠勞動，並得到“久爾吉受訓青年輔工”的證件時，他還很高興，以為自己得到了什麼特權；當他屢次被從一個集中營送到另一個集中營時，他還饒有興致地欣賞沿途的風景；當他被驅趕時，他還興致勃勃地打量那些警察和其他的同伴；當他被注射針劑時，他還很高興有人關心他的健康，以至於當他回到家鄉了，還這樣想：“在那些煙囪旁邊，在痛苦的間隙中，也有過某種與幸福相似的東西，所有的人都問我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對我來說，也許這種體驗才是最難以忘懷的。”這就是一個孩子的視角。

集中營有痛苦很好理解，但集中營也有快樂幸福，這對於現實中有理智的人來說就不可思議了，但在一個孩子身上是真實的，因為一個到事情結束也不理解前因後果的孩子沒必要撒謊，也沒能力撒謊，他有的只是一些真實的體驗。這就形成了敘述和接受的巨大反差，敘述者是孩子，什麼也不懂，而閱讀者是成熟人，他們明白事情的原委。人們生活在死亡地帶，死神隨時會降臨，被暴打致死，被用做實驗對象而死，被大批地毒殺而死，被強迫做重役勞累而死，孩子身處於這樣的因境之中，卻渾然不覺，這是何等的悲哀和可怕呀。

另一層面上，少兒視角的敘述，表面瞧是作家感覺上的回歸，可事實上，“作家通過換取角度——以一種曾經擁有但現在已陌生了的感受重新感受和詮釋世界，他所表達的經驗本質上還是成年人的。”也就是說，作為視角擁有者的久爾吉表面上是個孩子，但實則上是一個成年知性人的記憶回流，其中恰是隱含了作者的真實意圖。這樣，少兒視角的敘述就潛存了二種不同的眼光：一種是“我”從現在回憶往事的眼光，一種是“我”正在經歷事件的眼光。由此，在《無命運的人生》中，“眾多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形成了類似於復調詩學的魅力。讀者不僅可以關注顯現在文本中的世界，獲取一種特殊的體驗，同時也可以思考潛存的另一個世界，得到一種自己的理解。少兒世界是載體，成人世界才是核心。少兒世界的單純樂觀，恰好反襯出了成人世界的複雜可悲，作品的藝術張力得到了極大的擴充。

4、敘事修辭的運用：為了使敘事達到某種預期的效果，在敘述過程中，作者對敘事修辭總要做出相應的選擇，比如重複、象徵、誤會、隱喻、對比等，《無命運的人生》也運用了不少修辭手段，反諷和象徵運用得尤其成功。

反諷

反諷是“作者由於洞察了表現對象在內容和形式、現象與本質等方面複雜因素的悖立狀態，並為了維持這些複雜對立因素的平衡而選擇的一種暗諷、否定意味和揭示性質的委婉幽隱的修辭策略”。也就是說，反諷的運用旨在促使讀者既去關注小說表面的詞義，更多地去關注詞語的對立面而得到更為豐富、立體的感受和啟發。在反諷的運用中，作者往往不直接進行陳述或對有關問題發表看法，他會以一種超然的距離感使自己“置身事外”，只呈現對立的雙方，產生召喚效應。在《無命運的人生》中，舉例：“過了一會兒，我也走到視窗旁：我什麼也沒看見。外面的黎明涼爽而又清香，廣闊的原野上瀰漫著灰色的霧靄，突然，就像是響起一聲號角，一束銳利而又尖細的絕色光線從我們身後的某個地方射來了，我明白：我看到了日出。布痕瓦爾德位於一個岡巒起伏的地區，坐落在一道小山樑上。這裡空氣清新，四周豐富多彩的景觀，鬱鬱蔥蔥的層林，還有下面小院裡的農舍紅瓦頂卻是那么的賞心悅目。 ”

很明顯，這樣的敘述寫出了少年久爾吉在集中營中的生活感受，也寫出了他在被轉送集中營途中的欣悅心情。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喜悅的感受和賞心悅目的觀感來自於被關押在死亡之窟期間，死神恰似烏雲隱藏在明媚雲霞和陽光之後，隨時都有可能現身。孩子天真的感受與無法想像的現實處境之間，善良人的美好願望和殘酷的現實狀況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就是反諷的力量，雖然內在，卻有巨大的衝擊力。

再來看作品的另一個段落，是關於對德國人的看法。敘述者通過其他人的話語說出了對德國人的看法：“關於德國人的情況，我也馬上聽到了各種各樣的看法。許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經驗的老人都承認，不管德國人對猶太人抱有什麼樣的看法，其實每個人都知道，德國人本質上是清潔、誠實的人，喜歡秩序和工作，如果別人也具有這些特點的話，同樣也會得到他們的尊敬的。”

這是被德國人關押和欺侮著的猶太人的話語，猶太人同樣有著這些好品質，可卻被同樣可尊敬的德國人關進了集中營，且被無端地屠殺，善良的猶太人與兇狠的德國法西斯分子間形成了多么刺眼的反差。另一方面，被認為可以尊敬的德國人卻在做著如此觸目驚心的惡事，關於德國人的認識和德國人的行為又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敘述者是平和的，但說出來的話與現實可見的事實卻構成了強烈的反諷，這是一種多么讓人苦澀的現狀呀。

象徵

象徵具有一種具象符號化的性質，一般來說，具有象徵意味的物象無論是出於人物直接的陳述還是敘述者對一些自然物的描述都融進了作者的情感，因此，此時的物象飽含了情感的寄託物。在小說中，象徵的運用往往圍繞人物展開，以一種強調的原則突出作者對這些物象的特殊關心，一方面烘托小說的氣氛，另一方面讓讀者體會到作者對這些物象的特殊感受及賦予的特殊含義，可以細細品味。在《無命運的人生》中，最明顯的有象徵意味的物象就是集中營。對作者來說，集中營生活永遠無法忘記，在小說中，久爾吉對於集中營這個物象也是感情複雜而難以忘懷。在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描述了幾處不同的集中營：“他們問我有沒有看到地名。我看到了，而且在晨曦中，在建築物相對狹窄的、正對著我們列車行駛方向的這一側屋檐下，我看到了二個詞：‘奧斯維辛——比克瑙’——這就是我所讀到的，它們是用德國人那種線條尖細的花哨字型寫成的，並且是用雙波浪線形的破折號連線起來的。 ”

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也有帶花紋的鐵門，其內部設施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差別不大；蔡茨集中營要寒磣一些，沒有浴室和焚屍爐。但這些集中營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四周都有鐵絲網攔住。

這樣一個物象在讀者面前一再出現，很自然地就會使人想起戰爭、專制、人性的殘暴、死亡、恐怖等，而作者在其中傾入的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感，就很容易激起讀者的反應：在這樣的地方，作為人的尊嚴、對生命的尊重已無從談起了，從而產生更豐富而深刻的聯想。

當然，《無命運的人生》的敘事技巧遠不止這些，可就在這些貌似平常的技巧中，讀者已經可以感覺到其強烈的藝術效果了：因為事實而吸引人，因為易讀而有感知，因為反差而有衝擊力。這真可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作品評論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認為，凱爾泰斯·伊姆雷在其著作中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批判風格，使人感覺《無命運的人生》作品仿佛是一個“長滿刺的山楂樹籬”，既沉重又多刺，能夠給讀者一種心靈上的震撼，並能鼓勵人們敞開心靈，讓自由的思想萌發、跳躍。“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通過敏銳而真實的文筆，對弱小的個人對抗法西斯強權的經歷進行了深刻刻劃，是富於理想主義的力作。”

——人民網

《無命運的人生》文本里，有大量的心理描述，仿佛有一個內在的眼在展開對環境、對人以及自己內心細緻的探尋。

——鳳凰網

《無命運的人生》故事從一開始，就服從了個人生活的具體性，還有偶然性，沿著故事的發展，向不確定的結局走去。

——中國作家網

作者簡介

凱爾泰斯·伊姆雷，1929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一個猶太人家庭。1944年，他被關進了德國納粹分子設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來又被轉移到德國境內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948年返回匈牙利。他在報社工作過，並長期從事文學翻譯工作，主要翻譯德國作家的作品，這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凱爾泰斯·伊姆雷

主要作品有：《無形的命運》、《慘敗》、《給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