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案件始末,起因,審判,風格變化,題材上,文化上,風格上,變化原因,注釋,
背景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案件始末
起因
最先把蘇軾作詩諷剌新法舉報給朝廷的是沈括。熙寧六年（1073年）， 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看到蘇軾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呈神宗，但是當時他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注1]
秋七月，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彈劾的導火索正是上表中的這兩句話。認為蘇軾是攻擊朝政，反對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為惱火。後來由神宗批示後，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攜吏卒急馳湖州勾攝蘇軾。
當時駙馬都都尉王詵與蘇軾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訴當時任南京幕官的蘇轍，蘇轍立馬派人往湖州告知蘇軾。當時皇甫僎快馬如飛，但是由於兒子生病在潤州停留半日。故蘇轍人馬先到，蘇軾提前知道訊息後立即告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皇甫僎到達湖州後，態度十分強硬的將蘇軾押解赴京。
“僎逕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猙獰，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
“撰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審判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訊。御史台在此案中負責“推勘” (或曰“根勘”) ，也就是調查審訊，勘明事實，其結果呈現為“供狀”； 接下來，當由大理寺負責“檢法”，即針對蘇軾的罪狀，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判決，其結果便是“判詞”。根據朱剛所作文獻指出“詩案”在審判方面的基本過程，可以分為如下四個環節：
- 御史台的審訊
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么是受刑不過，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
御史台又找到了蘇軾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對於《和韻》，蘇軾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對於《湯村》一詩，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
舒亶等人趁機讓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為然。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環呻呼”，又說，“歲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
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決的壞訊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 大理寺的初判
大約從十二月起，“詩案”進入了判決階段。如果陳睦的“錄問”[注3]很快完成，交給大理寺，那么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測在十二月初。有關了大理寺的判詞，《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則將其要點概括為：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換言之，大理寺官員通過檢法程式，判定蘇軾所犯的罪應該得到“徒二年”的懲罰，但因目前朝廷發出的“赦令”，他的罪應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懲罰。
- 御史台反對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顯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滿，《長編》在敘述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後，續以“於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對大理寺判決的奏狀。他們向皇帝要求對蘇軾“特行廢絕”，強調蘇軾犯罪動機的險惡，謂其“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不過李定和舒亶的兩份奏狀並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討論，沒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詞本身存在什麼錯誤，只說其結果不對，起不到懲戒蘇軾等“舊黨”人物的作用。
- 審刑院支持大理寺
審刑院在案件審核中起到覆核作用。從《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載“審刑院本”的結案判詞可以看出，審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並進一步強調赦令的有效性。其結案判詞可以被梳理為三個要點：一是定罪量刑，蘇軾所犯的罪“當徒二年”; 二是強調赦令對蘇軾此案有效，“會赦當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據皇帝聖旨，對蘇軾處以“特責”，貶謫黃州。由於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風格變化
詩案之前，自任杭州通判以來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題材上
蘇軾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的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裡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人生，終於能夠風輕雲淡的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文化上
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客群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風格上
在風格上，蘇軾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變化原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注釋
[注1] 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