瀧川事件（日語：滝川事件、たきがわじけん），又名京大事件，是昭和8年（1933年）發生於京都帝國大學的一起壓制思想的事件。
1933年（昭和八年）5月26日，首相齋藤發布命令，對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作出停職處分。自1914年（大正三年）的澤柳事件中文部大臣奧田義人作出同意開始，在大學中教授的人事變動方面已經形成了大學自治慣例，即須經過教授會討論後，根據大學校長提交的情況呈報書作出。由於首相的這一做法否定了這項慣例，京都大學法學部全體教師聯名辭職以示抗爭，學生也展開了有組織的抗議運動。這一運動也波及到了東京大學及其他學校，但由於最終未能實現瀧川的復職目的，京大法學部的教師也因此於7月22日分裂為辭職群和留任群兩個部分，抗議運動因此敗北。瀧川事件標誌著在滿洲事變之後日本法西斯化的發展，同時也是知識分子有組織地對此進行抵抗的最後事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瀧川事件
- 外文名：（日語）たきがわじけん
- 又名：京大事件
- 時間：1933年
人物介紹,簡介,事件發展,事件的發端,抗議運動的發展,事件的結局,事件之後,
人物介紹
瀧川幸辰（たきがわゆきとき），明治24年生於岡山市，早年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大正元年他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師從勝本勘三郎（かつもとかんざぶろう）教授學習刑法。 但是自學生時代起，瀧川幸辰就表現出與導師相左的刑法思想，成為舊派理論的追隨者。 為進一步研究刑事法學，瀧川於1922年赴歐留學。在德國他先是在柏林大學拉德布魯赫教授指導下研習法哲學，後來到法蘭克福大學師從M.E.邁耶教授專攻刑法。1924年自回國後，他就任京都帝國大學刑法學教授，相對前幾名舊派學者，他的思想較為先進。
簡介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後，在國際上完全孤立，在國內也引起很多不滿。尤其左派人士判定是極右派的恐怖時代已經來臨。這反而激起右派真的走向暴力行動。一向喜歡用武的軍人，於是發揮嗜殺的本性，慢慢指向知識分子。各學校的教授紛紛緊張起來。只要教授們有反抗武力的言論，都被目為共產黨。尤其自從小林多喜二被殺之後，更使得人人自危。就在這種情形下，知識階層屈服了。從此噤若寒蟬，再也聽不到反抗的聲音。但是軍方硬是不滿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的瀧川幸辰教授（後為京大校長），在其著作《刑法講義》、《刑法讀本》中，對於“通姦罪”只適用於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判。瀧川的這一主張，遭到了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和政友會宮澤裕等人的攻擊，被指責為共產主義的學說，因此上述著作被禁止發售，不過在這之前，大審院卻認為這兩本著作非常有價值，還介紹給部下熟讀，可見得對此書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不能驟加禁止。這樣偏頗的處置於情理不合，齋藤實內閣的文部大臣鳩山一郎甚至對京大校長小西重直提出罷免瀧川的要求。儘管校長拒絕了這個要求，但根據文官分限令，瀧川仍被迫停職。
事件發展
事件的發端
1933年春，文部大臣鳩山一郎在第64屆議會上作出將處分“赤化教授”的公開承諾。瀧川事件便開始於此。在此之前的1932年10月，日本發生共產黨集體被捕的熱海事件。與此同時，九名法官和法院職員也在11月下旬遭受指控。右翼團體藉此結成維護國體聯合會，指出導致司法官員赤化的原因在於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的赤化，並以此為由發動了驅逐赤化教授的運動。該運動的司令部是政友會幹部小川平吉主持的報紙《日本》。
蓑田胸喜，這位過去曾在《原理日本》上一再攻擊赤化教授的國士館教授，將該年11月末起至年末的這段時間在《日本》雜誌上連載的論文，於次年的1月匯集成題為《日本全面赤化症狀，根絕法務部門醜聞事件禍因的逆緣，昭和維新的正機》的小冊子，傳送給政界的各個重要人物。小川的女婿，政友會中擔任國會議員的宮澤裕收到該小冊子之後，於1933年2月1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會議上要求鳩山文部大臣驅逐赤化教授。儘管宮澤在所提要求中並未舉出具體名字，但其所指一目了然，這些赤化教授就是指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牧野英一、末弘嚴太郎、經濟學部副教授有澤廣巳、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等四人。
其實在此之前，文部當局就已經盯住了瀧川教授。前一年的10月28日，瀧川教授在中央大學作了題為“從《復活》看托爾斯泰的刑法觀”的演講。司法當局認為該演講內容侮辱法官、鼓吹無政府主義，因此向文部省作了通報。文部當局在接到宮澤的要求之後，開始積極地針對京都大學展開行動。2月23日，鳩山文部大臣向京都大學校長新城新藏以及已內定為下屆校長的小西重直表述了對瀧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讀本》的不愉快感受。接著的3月10日，文部省學生部長伊東延吉向京都大學法學部部長宮本英雄提出了對瀧川刑法學說的指責。議會閉會之後，政府就立即決定對瀧川教授作出處分，4月10日，內務省作出禁止發行瀧川著作《刑法讀本》和《刑法講義》的命令。同月22日，文部次官粟屋謙正式要求小西校長對瀧川作出（免職或停職）處分，5月9日，鳩山文部大臣親自向小西校長傳達了作為內閣決定的處分瀧川教授的方針。
法學部教授會認為對瀧川所作的處分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和大學自治，因此於1933年5月10日通過校長提出了抗議。13日，針對文部當局公布的處分理由中認為教授雖然擁有研究自由，但並不擁有講授自由和發表自由的觀點，法學部教授與其在報紙上展開論戰。15日，教授會表示如強行實施處分將全體辭職。18日，小西校長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絕作出處分。23日，法學部全體16名教授簽署辭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達成，無論如何都絕不接受挽留”。
1933年5月25日，政府以瀧川學說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違反《大學令》規定的大學教授所應承擔的“國家思想涵養”義務，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員會提出諮詢。次日，政府在接到同意的諮詢結論之後，就立即發出處分命令。接到這一訊息後，法學部全體教授以及決定追隨其後的副教授團、講師和助教團向校長遞交了辭呈。
在議會上被指存在問題的四名教授中，為什麼只有瀧川首當其衝地成為處分對象？能夠判斷出的原因有三點。第一，瀧川的刑法學說中的罪刑法定主義與法官依據心證進行量刑的《治安維持法》審判相矛盾；同時，他在京都大學反對軍事教練等言行尤其凸顯出其自由主義的立場。第二，瀧川教授在講課和講演時所作表達毫不掩飾，加上多年來京都大學一直被認為是“赤化”的溫床，這也容易遭致處分。第三，自澤柳事件以來，京都大學一直被視為大學自治的大本營，文部省認為如能使京都大學就此屈服，就此可以易於掌控大學。
抗議運動的發展
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會的抗爭不僅完全沒有尋求外部的支援，而且與副教授團以及講師、助教團之間也劃清界線，甚至都迴避向其他學部和其他大學作出情況說明。這種不怕孤立，拒絕連帶的男子漢氣概，在戰術上也具有正當性。因為在當時，也有聲音指責教授總辭職的行為屬於罷教行為。如後所見，從其他學部和其他大學冷淡的反應中也可以知曉，如對外開展活動很可能遭致相反效果。進一步而言，教授會自身也並非鐵板一塊。教授會由三部分人員構成，其中主流派8人，中老年人5人，年輕人3人。主流派之外的教授對於抗爭活動並不持積極態度。最終，只有主流派辭職退出了京都大學。如果教授會開展對外活動的話，很可能會更早導致分裂的出現。
與此相反，學生則積極地行動起來，成為反對對瀧川作出處分抗議運動的主力。首先，法學部的學生於5月19日排除教授會的制止，召開了有信會（同學會）學生會員大會，作出絕對支持教授會的決議。其後，他們召開各個畢業高中代表會議（高代會），設定了中央部、交涉部、信息部、會計部、庶務部等組織，在學校內外推動運動發展。5月26日對瀧川的處分作出之後，抗議運動擴展到所有學部，各個學部也各自設立了與法學部類似的組織。6月6日召開的全體學生大會作出決議：（1）支持法學部教授，誓死捍衛自治和自由；（2）聲討文部行政當局；（3）強烈期待所有學部以及全國的教授團結一致，堅決反對妥協；（4）瀧川教授不獲復職，抗議鬥爭絕不停止。為了組織抗議運動，學生建立了全體學生的組織，各個學部學生代表共96人組成了作為議決機關的全學代表會議，另外由各個學部中央部代表14人組成執行機關全學中央部協定會。
學生運動如此快速的展開，正是秉承了自大正[③]末年以來京都大學學生運動的傳統。儘管共產青年同盟之外的左翼組織當時已遭破壞，但這些組織的許多活動積極分子仍然留在學校之中。他們在背後承擔著抗議活動的策劃工作，前台則由自由主義的中間派學生唱主角。學生組織的運作也極其民主性質。大學當局也並不壓制運動，而是允許學生自由使用教室。學生在學校內部訴求各個學部的教授會支援法學部的同時，通過高中同學會的路徑，對其他大學，尤其是設定有法學部的帝國大學展開活動。不僅如此，他們還採用拜訪各個喉舌機關，向父兄寄送信函等方法訴說運動的意義。
儘管學生們熱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了，但各個學部的教授會則都沒有發表一個支持法學部的聲明。與向文部省提出抗議的做法相比，校園裡壓倒性的氣氛是希望事態能以穩健的方式終結。京都大學代表性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認為“不能允許為了一個瀧川就毀滅了大學”，這一觀點象徵著當時的校園內部氣氛。
在學生不斷上升的怒火中，學生力量強大的經濟學部和文學部的學生作出了罷課的舉動。但是，該項作戰策略卻適得其反。由於經濟學部和文學部已經分別在1933年5月31日和6月14日停課，學生也陸續返鄉，6月中旬三分之二的學生已不在學校。6月16日反對小西解決案（後述）的全體學生大會之後，學生運動已經轉向退潮。警察當局對在京都大學內重建的共產青年同盟的拘捕活動也導致了學生的不安。學生方面由此轉換方式，停止了在京都的活動，轉而在家鄉展開宣傳啟蒙活動，但所取得的成果僅限於福岡和廣島兩地。
在學校之外，抗議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發動東京大學開展鬥爭。京都大學的學生通過畢業高中等方面的人際關係，獲得了東大方面的積極回響，到6月9日為止，法學、經濟和文學三個學部成立了高代會。與京都大學不同的是，東大的共青組織仍然健全，其擁有50名基層成員，還每周發行機關報《赤門戰士》800多份。4月26日以來，《赤門戰士》積極刊登京大事件的報導，共青組織成員也活躍在高代會的前台。在大學當局和警察當局的取締之中，東京大學的學生運動不斷得到發展。6月17日，經濟和文學兩個學部的學生大會，以及此後於同月21日，法學、經濟和文學三個學部聯合學生大會，都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強行召開的。
但是，與京大一樣，東大各個學部的教授會則都沒有動作。東京大學法學部曾在1905年的戶水事件和1914年的澤柳事件中與京都大學站在同一戰壕，共同與文部省進行抗爭。此時儘管也有年輕教授提出應該以法學部的名義發表意見，但該觀點受到了長老教授的阻止。據說其背後的原因在於，法學部出身的東大校長小野冢喜平次與文部大臣鳩山之間締結了密約，內容為如東大教授不參與抗議運動，則不對東大教授作出如同對瀧川那樣的處分。是否存在密約姑且不論，但現實中東大各個學部的教授會保持了沉默，議會上被指責存在問題的末弘、牧野和有澤三位教師沒有受到任何的處分。
此外，東北大學法文學部也成立高代會，1933年6月15日召開了學生大會，決議抵制上課。但由於多數學生反對此項決議，運動以失敗告終。九州大學法文學部在高代會的準備會議階段活動就已停止。這兩所大學的教授會也都始終保持沉默。
波及各個大學的學生運動本身也催生了大學之間的聯合組織計畫。7月1日，16所大學代表組成在東京組成了維護大學自由聯盟（自聯）。受此運動的刺激，7月10日，長谷川如是閒、三木清等人牽頭組成了擁有作家、評論家、演員、出版商等四百多名會員的學藝自由同盟。《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等綜合雜誌大量登載了支援京大的論文。《東京朝日》、《大阪朝日》、《讀賣》、《報知》等報紙發表了支持京大的社論，但《東京日日》、《大阪每日》、《時事新報》和《中外商業新報》則對京大提出批判。京都當地的新聞界清一色地對京大表示支持。
事件的結局
在發布瀧川停職處分命令的1933年5月28日，京大的小西校長向鳩山文部大臣提交了辭任書。文部大臣對此作了挽留表示，京都大學評議會以及各個學部部長也希望小西校長能繼續留任。據此，小西校長於5月29日發表了繼續留任直至問題解決的聲明。6月8日，300名學生在京都車站聲援前往東京的小西校長。6月9日，小西到達文部省開始交涉活動。首先，小西提議文部大臣作出如下的表述：“對於此次事件，文部大臣認為法學部教授所表達之主張妥當，將來在採取措施之時會尊重其主張之精神，準予在《大學令》的範圍之內確立研究和教學之自由以及人事進退方面的大學自治”。這段內容是根據法學部的權威佐佐木惣一教授的建議製作，其目的在於讓文部大臣承認錯誤，重新準許大學自治的原則，並考慮瀧川將來復職等事項，希望以此控制事態的發展。
針對該項提議，文部省的態度是“對於此次事件，本省將始終堅持不再對瀧川問題另行作出處理的原則。因此，對其希望不予受理”。京大方面以解決瀧川問題本身為目標，而文部省方面則視為該問題已經解決，接下來只要發布一份抽象的檔案作為善後措施即可。兩者的立場始終居於根本對立的狀態。文部省甚至放出了將不惜關閉京都大學法學部的風聲。
1933年6月12日，雙方的再次會談仍因意見對立而告終。正當小西冥思苦想尋找對策之際，在京都的原文部省次官田所美治經與前任京大校長新城英太郎、文學部部長羽田亨協商製作了一份妥協案。小西根據該方案於14日繼續與文部省進行交涉。此次交涉的結果是，在京大法學部方面尚不知情時，鳩山文部大臣當夜就正式發布以下內容的解決方案（小西解決案）。
針對校長提出的希望文部大臣能在體察法學部教授所主張的學術研究之精神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確立在法令範圍內研究教學之自由以及有關教授進退的大學自治原則的要求，文部大臣就此回答如下：
校長提出的上述有關大學之中的學術研究和教學以及教授進退之要求，應在法令及歷來的處理慣例的範圍之內予以承認，期待貴校在領會《大學令》第一條的宗旨的基礎上，為能夠實現大學本來的使命做出更大的努力。
法學部之外的各個學部對此項解決方案表示了較為強烈的支持，但在16日，法學部教授會認為該方案無視法學部的主張，追認對瀧川教授的處分，因此依然堅持辭職請求。全校學生大會也表達了對法學部的支持態度。小西校長也在當日表明辭職意向。
在此之後，佐佐木惣一教授向文部省提出妥協案，要求文部省只需表明京都大學校長將來將努力爭取使瀧川教授復職，文部省今後也會對此予以考慮的內容即可，但文部省沒有予以接受。另一方面，京大畢業的貴族院議員木戶幸一、大審院法官細野長良等人也試圖促成法學部代表進京與鳩山文部大臣會見，但遭到法學部方面的拒絕，雙方的對立依然如故。
剛剛在1933年7月6日的校長選舉中當選的理學部教授松井元興（得票數居第二位的是佐佐木惣一）於10日趕赴東京，將法學部15名教授（井上直三郎已於6月28日去世）的辭呈提交文部大臣。但文部大臣僅僅受理了其中五位強硬派教授，即佐佐木惣一、宮本英雄、森口繁治、瀧川幸辰、末川博，以及被認為屬於柔軟派的宮本英脩教授的辭呈，對其餘的則作出了駁回決定。這樣的處置方式，顯然意味著否定大學校長情況呈報（人事情況呈報）權，但松井校長只是原封不動地將辭呈帶回京都，接著便開始對剩下的9名教授展開挽留工作。
此時，宮本英雄擔憂全體教授的辭職會導致法學部解體，因此向松井校長建議委託法學部具有長老地位的中島玉吉教授出面處理相關的事項。中島教授接手後提出了預先準備的妥協案，松井校長據此與文部省展開交涉，1933年7月18日，松井校長從文部省帶回了被稱之為松井解決案的方案。該方案是先前小西解決案的加強版，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在於文部大臣明文表示“此次文部當局對瀧川教授所作之處分為非常特殊狀態中所採取之措施，對於教授進退之處理，文部當局仍循多年先例，在校長的情況呈報書基礎上作出。”
宮本英雄的意圖在於法學部全體教授協定會承認松井解決案為不得已之方案，將辭任的教授們全部聘為非在職授課教師，使法學部的課堂教學能夠得以持續，同時撤回副教授以下教師的辭呈。但是，出乎預料的是，新當選的法學部部長中島玉吉教授於1933年7月22日召開了只有留任教授參加的教授會。教授會在會後發表聲明，指出文部大臣在松井解決案中新加的內容表明對瀧川教授所作出的這類處分僅限於此次範圍之內，將來不會重新作出，在瀧川辭職已經確定的此時，法學部的抗爭目的已經達成，因此，全體收回辭呈。但這些教授中，恆藤恭和田村德治兩人認為文部省已變得在“非常特殊狀態中”無論怎樣都可以處分教授了，因此拒絕留任。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授陣營的團結就此瓦解，教授中七人離開京都大學，八人留任（宮本英脩教授於當年底回京大復職）。儘管佐佐木和宮本英雄兩人竭力勸說副教授以下的教師應該為重建法學部而撤回辭呈，但十八名副教授以下教師中的十三名堅持辭職。這樣，法學部三十三名教師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師離開了京都大學。
事件之後
聲稱目的已經達到的法學部新教授會已經不能容忍學生運動繼續開展。7月27日，法學部學生大會一發表反對松井案的決議，法學部的中央部就接到解散命令，並不被允許繼續使用教室。新聞部部長西田直二郎也發令禁止《京大新聞》刊登瀧川事件方面的報導。警察機關也從31日起開始拘捕運動積極分子，至8月2日為止逮捕了“自聯”的委員長等十一人。9月份進入新學期後，法學部的中央部就開始興起辭職教授復職運動，以替代之前採取的罷課運動。但這一運動因理路不通，無論是辭職教授還是留任教授都沒有對此表示認同，結果運動無果而終。表示要追從教授而提交了退學申請的少數學生，最終也被挽留下來。9月24日，“自聯”因關東支部受到警察拘捕而解體。
除了成為律師的宮本英雄、瀧川幸辰和宮本英脩外，從京大辭職的二十一名教師中，十八人於1933年9月18日被立命館大學聘任。但是，除擔任立命館大學校長的佐佐木惣一教授之外，原京大教授四人退為非在職授課教師，原副教授四人升為教授，其餘九人分別被升為副教授或講師。但是，次年4月，新升任為教授的三人和新升任為副教授的三人又回到京都大學重新擔任原來的教職，這是由上面曾提到的細野法官等人發動的“為了母校”的說服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抗議運動沒能實現瀧川教授復職目的，即未能恢復在人事方面由教授會自治的制度，這意味著該運動的失敗。從鳩山文部大臣於第65屆議會上的發言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出，留任教授們對松井解決案做了錯誤的解釋。鳩山文部大臣發言說，“即使沒有校長的情況呈報書，最終也可以撤換”違反《大學令》的教授（1934年2月7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接著他又進一步說“講義的內容是否違反了《大學令》，對此可以由作為監督機關的文部省來進行認定”（2月27日，預算委員會）。顯而易見，達到目的的確切無疑並非是京都大學法學部，而是文部省。大學自治遭受破壞之後，日本的法西斯勢力便著力於對學術自由本身進行破壞，在瀧川事件兩年之後發生的天皇機關說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
京大方面的失敗是不得已的失敗。戰後有觀點認為瀧川事件中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團體所採取的方針屬於孤立主義性質，過於喪失政治性。這些觀點讓人有不著邊際的感覺。在瀧川事件中，政友會當然支持屬於本黨的鳩山文部大臣，民政黨則袖手旁觀。東京大學法學部以及其他部門也沒有作出支援行動。在這種形勢中，哪裡存在取得勝利的條件呢？大學的自由與自治是與大學之外普通國民所擁有的自由與自治連為一體的。作為第一次護憲運動的餘波所取得的大學自治，早已在滿洲事變下的法西斯化中喪失殆盡。當然，理應受到稱讚的是自始明知勝利無望卻依然勇於挑戰的教授和學生所持有的操守和勇氣。
戰敗之後的1945年11月1日，就任京都大學校長的鳥養利三郎向幣原內閣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門提出請求，要求將京大法學部恢復至對瀧川教授作出處分之前的狀態。在此之前，盟軍司令部（GHQ）已經發布備忘錄，指示優先恢復戰爭時期被驅逐的自由主義和反軍國主義教授們的職位。前田文部大臣於11月19日向鳥養校長交付備忘錄，承認對瀧川教授所作處分的錯誤，重新確認大學中的研究自由和教授人事自治。伴隨這些工作的進展，1946年2月16日，瀧川幸辰恢復京大教授教職，並同時就任法學部部長，承擔起法學部的重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