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澤田茂
- 外文名：さわだ しげる
- 國籍：日本
- 出生日期：1887年
俄國通,三國同盟時任參謀次長,13軍司令,瞎眼退役,浙贛會戰中大肆使用細菌武器,
俄國通
高知縣高知郡鴨部村出身。農民澤田榮之助的第三子。除了他大哥，其他三兄弟都參了軍，高知縣立海南中學，廣島陸軍地方幼年學校，1905年11月15日，陸軍軍官學校第18期畢業。翌年6月26日炮兵少尉任官，野戰炮兵第16聯隊付。野戰炮兵第22聯隊付等，1910年11月26日陸軍炮工學校高等科畢業。1914年11月27日，畢業與陸軍大學第26期。參謀本部第四部國內戰史課工作，後來長期做日俄戰爭史的研究。
沢田 茂
沢田 茂1918年1月，為了對西伯利亞出兵作準備，調到參謀本部第四課俄羅斯班。出兵後擔任參謀本部員，鹽浦派遣軍司令部付(鄂木斯克機關)，鹽浦派遣軍參謀等。因為得了傷寒在1921年2月回國。澤田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的是法語，陸軍大學學的是俄語，後來因為西伯利亞出兵的經驗，成了蘇聯通，屢次從事對蘇諜報業務。
1922年2月8日，晉升炮兵少校。同年11月6日，成為了希臘公使館付武官。野戰炮兵第22聯隊付，同一聯隊大隊長等，1925年12月到翌年11月，再次進入陸大進行特訓。1926年8月6日炮兵中佐，同年12月10日陸大教官，1928年11月22日成為哈爾濱特務機關長，1930年8月1日晉級炮兵大佐。歷任野戰炮兵第24聯隊長，陸大教官，近衛師團參謀長等，1935年3月15日晉升陸軍少將，敘正五位。 野戰重炮兵第1旅長，波蘭公使館武官，1938年3月1日晉升陸軍中將，成為參謀本部付。同年7月15日第四師團長滿洲駐屯。
三國同盟時任參謀次長
1939年9月12日在諾門坎慘敗後,日軍陸軍部進行人事大變動,將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中將和作戰部長橋本群中將免職,均編入預備役.關東軍司令官由梅津美治郎中將繼任,參謀長由飯村穣中將取代,作戰部長由富永恭次少將接任.澤田茂則於10月2日就任參謀次長，協助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元帥處理軍務，嚴肅處理了陸軍發生法屬印度支那武力進駐事件。次年7月因為三國同盟的締結問題海陸軍矛盾激化，他拿著載仁親王的印章逼迫陸軍大臣畑俊六辭職，從而搞垮了米內光政內閣。致使近衛文麿再次登場。他這時研究的是如何呼應德國的對英攻擊而進攻新加坡，不給美國參戰的機會。他認為8月左右德軍即將登入英國，這時攻擊英國屬地美國也不會介入。
13軍司令
1940年11月15日在人事變動中把參謀次長工作交給冢田攻中將，同年12月2日專任侵華日軍駐上海的第13軍司令官，他認為封鎖沿海不解決問題，主張集中兵力給第三戰區一次大的打擊，1942年藉助杜立特空襲事件，在畑俊六總司令官的指揮下，率領13軍60個步兵大隊約15萬人和11軍司令阿南惟幾的27個大隊約5萬人東西呼應，參加浙贛會戰。在擊破中國軍隊阻擊，占領破壞衢州飛機場後撤出，但仍然保有金華地區，他在這次會戰中大規模使用了石井四郎的細菌部隊,使當地無辜中國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此次中國軍隊和平民百姓總計25萬餘人死亡.
瞎眼退役
1942年11月16日因眼病致盲而被編入預備役（當還是他在陸軍大佐時就因為患青光眼病摘出一隻眼，另一隻眼在這時也漸漸失明）。1943年4月1日被聘為參謀本部顧問(軍事研究會)，完全憑聽力做政治軍事報告分析，同年12月再次恢復現役，繼續在軍事研究會任上。
1945年10月戰敗後解除召集,因在任第13軍司令官時發生了的虐待被俘美軍飛行員被美國軍方指定為戰犯嫌疑，同時也被中國國民政府列入戰犯名單,於同月25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下令逮捕。1946年4月被在上海被中國軍事法庭判處5年徒刑，在巢鴨服刑，1950年1月被釋放了。70歲的時候學會了盲文，還曾在電視裡演出。1980年12月1日93歲時死去,是日軍中最後死去的參謀次長。
浙贛會戰中大肆使用細菌武器
此次日軍在浙江、江西兩省實施的細菌戰，從動用的人員、設備、使用的菌種、攻擊的區域等來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1942年4月18日，美軍16架B25轟炸機首次對日本本土進行空襲。日軍統帥部受到極大的震動，決定反擊。因美軍飛機襲擊後大部分在浙江、江西兩省的中國軍用機場降落，日軍統帥部即於4月末開始發動“浙贛戰役”，下令日軍13軍和11軍所屬部隊，分別從杭州和南昌順浙贛沿線夾攻，摧毀沿途的中國軍用機場和軍事力量。為了阻礙中國方面日後修復機場，日軍在撤退時在機場周圍等地區，大規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等細菌。據日本防衛廳資料：戰役後期6月中起，日軍13軍戰病人數突增為前期的5~6倍，至9月戰役結束，達10000人。日軍人員經免疫注射，且具備一定的相關知識。當時中國人均醫生為80000：1（據日本東亞研究所1939年的調查報告），當地老百姓，懵懂無知，又兵荒馬亂，遇難者不計其數。
根據這次戰役的日軍最高指揮官之一澤田茂戰後公開出版的日記記載，澤田雖然在戰役中下令對中國軍隊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卻曾"反對"實施細菌戰。他在同年6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明確表示了反對(實施細菌戰)的理由，這將在日中關係上留下百年傷痕。”接著他又寫道：以這些山野田間的百姓的性命為代價，什麼好處也不會有。”
如果這就是澤田茂當年預見到“這將在日中關係上留下百年的傷痕”的原因的話，可謂不幸言中。
細菌戰訴訟中，中國原告提出謝罪賠償要求的損害之一，就是細菌戰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的精神上的痛苦。
原告方證人東京女子大學文化人類學者聶莉莉教授就此向法庭作證。她運用在湖南常德各受害地田野調查中採集的民謠，和當地受害者接受調查時述說中使用的語彙進行分析，使人們看到了深深刻在中國老百姓內心的細菌戰記憶的恐怖和他們心理上的創傷。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們的訴訟陳述書里記述了這些民謠。舉其一例，一名原告因細菌戰童年喪母，哀不能已，吟歌而泣：“哭一聲我媽死的最苦，死了三天無人問，親戚家眷不敢進門。路短人稀無人走，家家戶戶關緊門。我爹爹去外三呼請不進，家家戶戶回硬信。我爹爹叫得沒得法，拖把挖鋤堂屋挖。一挖一哭好傷心，當時昏倒地下沉。我兒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我全家五口一路行，一無兄來二無地，三無姐姐無妹妹，我爹死了，我又靠誰人。二伯伯聽了沒有法，邀了兩個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後埋人，丟了匣子就轉身。匣子未蓋就轉身，我兒沒法要是掩不住，狗銜靈。把媽媽的匣子掩住我兒就轉身，哭哭涕涕回家門。……我兒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淚珠滾，沉到地下見閻君。天是我的屋，地是我的鋪。枕我的手膀子，蓋我的肋巴骨。”
這位原告自編的詩歌中講述的當時受害的具體情景，也是原告方另一位證人日本立教大學上田信教授的作證內容。上田信是日本歷史社會學界的新星，曾經在南京大學留學，研究中國農村社會。他以浙江義烏崇山村細菌戰受害為例，分析細菌戰鼠疫通過農村社會脈絡和傳統習俗傳播不斷造成傷害，指出細菌武器不同與普通武器的一個特徵，是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間、社會關係、自然環境變為殺人兇器。細菌武器並不單純大量殺傷生靈，還破壞了人們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生存社會基礎。社會文化的破壞，並不因為戰爭的結束而立即得到修復，還會長久持續。
2000年崇山村村民細菌戰調查委員會聯合義烏各地的細菌戰受害者，民間集資，當年的市長又讓民政局撥款15萬元，在日軍進行過活體解剖的地點建了一座細菌戰鼠疫受難同胞紀念碑亭。紀念碑上刻著他們調查證實的1100多位受害者的名字。一群普通農民的名字刻在公共紀念物上，作為歷史人物受到紀念，在中國也許還不多。許多受害者原來沒有墳墓，這座簡樸的建築物，成為當地人追憶共同的以往，憑弔逝者，寄託哀思的公共文化場所。清明冬至，災難中失去雙親，淪為孤兒的倖存者在碑前亭下的人群中尋得歸屬。這裡是他們在陽光下，敞開心懷，仰望藍天白雲的地方。
這場戰爭對於中國來說是國家的民族的災難，也是構成這個國家的許許多多家庭的災難，構成這個民族的許許多多個人的災難。中國和日本之間是否能解決各種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我們自己怎么看待這段歷史，又怎么對待這段歷史。這個歷史是億萬中國人共有的歷史，也是億萬中國人個人的歷史。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
澤田茂的“先見”，使得現在一些把歷史問題的解決簡化為道歉次數和方式的討論，顯得對百姓生命輕描淡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