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履歷
自1979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國畫創作和
美術史論教學工作,1992年5月至1994年1月曾赴
美國伯克利大學研訪。獲舊金山美術學院榮譽博士。二十年來在國內重要刊物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出版
論文集《限制與拓展》、專著《
潘天壽評傳》、《
潘天壽繪畫技法解析》;
主編《潘天壽書畫集》(獲國家圖書獎)、《現代設計大系》;編撰《
中國繪畫史》。
潘公凱教授在藝術方面的造詣也令人
仰慕,曾多次在
紐約、
舊金山、
香港、
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等地舉辦大型個人畫展,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正是由於在上述方面的顯著成就,潘公凱教授出任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等職。1991年10月被評為“有特殊貢獻知識分子”。
榮譽歷程
1947年1月24日出生於
浙江寧海,
1968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附中,受“文革”迫害牽連,下放農村;
1968年—1979年,在浙南貧困山區從事農村
文化工作和
美術創作;
1979年—1986年,任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助教;
1986年—1987年,任浙江美術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講師;
1987年—1992年,任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主任、副教授;
1992年—1994年,赴
美國伯克利大學東亞
研究所訪問學者;
2006年 首次在國內舉辦大型個人畫展
2011年 “
靜水深流——潘公凱作品展”13日在
澳門回歸賀禮博物館開幕
2010年 06月18日觀潘公凱個展《錯構 轉念---穿越杜尚》
2013年,3月9日大型展覽“潘公凱——彌散與生成”在
北京今日
美術館開幕。
人物生平
家傳並非師承
潘公凱生於1947年,其時父親潘天壽年屆五十,正擔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之後時局變遷,學校幾經改名,潘天壽還是一直在美術學院內從事教學,1959年擔任浙江美術學院(前身即為國立藝專)院長,直至“文革”開始。
潘公凱從小在美術學院的院子中長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凱卻沒有馬上走上美術之路。
潘公凱對南方周末記者這樣形容小時候的自己:“比較內向,特別安靜,對科技的興趣特別大。院子裡很多小孩在打打鬧鬧地玩,我幾乎不出去跟他們玩,天天在家做東西。”讓他至今引以為自豪的是,國小三年級就會自己製作電子管收音機。那台電子管收音機是杭州市小學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機,之後還被拿去參加了少年兒童科技博覽會。
潘公凱的大哥同樣也是對科技更為感興趣,他一直都沒畫過畫。潘公凱讀國小的時候,大哥已經是學工科的大學生,之後畢業又成為杭絲聯(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的工程師。那時已經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凱“覺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倆“背離”家學淵源,父親潘天壽並不在意。“當老師時間長了就會明白,看一個人成功與否不能看一時。他對我和我大哥讀書很信任,幾乎從來不問你們在學什麼,考了幾分。”潘公凱說。
“我父親並沒有教過我畫畫,但是在傳統文化方面對我是有引導的,比如希望我讀唐詩宋詞、練書法,他會幫我找一些字帖之類的,向我建議,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時,潘公凱本來想學理科,但國中的美術老師覺得他畫畫有天分,就自作主張替他報名參加浙美附中的入學考試,結果潘公凱考了第一名。“附中的校長就到我家來,跟我父親說,讓我不要去別的學校了。我家當時也抹不開面子,加上這個校長確實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術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繪畫的基本功,潘公凱大部分時間是在畫素描、水粉、色彩,偶爾會學中國繪畫基本功———白描,用毛筆很工整地畫人物。
總歸有點不情願,所以潘公凱在附中讀書時“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課外。因為住校,做各種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沒法帶到學校去,他對科技的興趣就逐漸轉移到文學和哲學上。至今潘公凱還記得《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那本書的內容——毛澤東在嶽麓山怎么去鍛鍊身體、下暴雨的時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獨自一人不帶分文去做農村調查。
潘公凱也有一次跟父親雨中登山。1965年他陪父親住在莫乾山,“我們撐著傘也被雨水打得透濕。父親卻毫不介意,興致勃勃地指點群山,不住地讚賞這大自然雄渾的美,覺得無比暢快。”潘公凱說。
潘公凱上附中的時候,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大家總是吃不飽。“有一天浙美不要糧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個同學就因為吃太多胃撐破了,送到醫院都沒搶救過來。”相比這些同學,潘公凱家裡條件比較好。“當時浙江省只有幾個一級教授,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一個月325元,毛澤東也才500元。”最困難的時候也每個月有一輛三輪車拉過來,送點油、糖、肉、米。但年輕氣盛的潘公凱堅決不回家裡吃飯。當時他對自己的要求是,飯絕對不能比同學們吃得好,活兒絕對不能比同學們幹得差。在同學當中,潘公凱是縫被子的好手,不但會手縫,還會踩縫紉機。
文革時的保守派
潘公凱附中沒讀完,“文革”就開始了。為此,潘公凱向本報記者自嘲,笑說自己“大概是整箇中國美術學院教師中學歷最低的一個”。
1966年秋,潘天壽被揪出來遊街批鬥,這讓潘公凱非常震驚。“他沒有歷史問題,純粹只是作為知識分子學術權威被打倒。我認為這個理由不充分,但我也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不是我父親個人的問題,而是政治形勢的問題,是全局性的問題。所以我當時沒去責怪我父親怎么成了反革命,而是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就成了浙江省造反的“井岡山”,浙美的學生成了浙江省的革委會的頭;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浙美的造反派就上了天安門。“正因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浙美的,所以在浙美沒法做逍遙派,斗得特別厲害。”
潘公凱是“堅定的保守派”,“因為我覺得批判誰都應該要證據,而造反派就認為要先打倒再找證據。”浙美的保守派很快就被武力壓垮了。潘公凱不僅是保守派,還是“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保守派就把他清洗出來了,不過他們關係還算比較好,讓潘公凱自己寫一個主動退出的聲明,實際上退出之後還幫他們幹活。
後來工宣隊進駐,宣傳不管什麼派都要團結起來,把學生分派出去工作。
潘公凱“當時思想特別好”,主動提出要去浙江最窮的地方。之後去了浙江溫州旁邊特別窮的文成縣。
他還帶了一點油畫顏料下去,畫了不少寫實的宣傳畫,“用美術方式為農民服務”。同時也還在紙上畫過一點油畫風景,紙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鉛畫紙上塗一層白顏料。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道了,當時有一撥年輕人很理想主義。我身邊就有思想特別好的,幹活累死在地里。這種激情我們的孩子現在回頭去看都不能理解,但這是真實存在過的。”
接續傳統才是關鍵
潘公凱真正學國畫是在“文革”結束後。
那時潘公凱剛回到浙美,“基礎還在,也開始進入初步探索,畫過許多風格的。”他最早是學畫寫意人物,受李震堅、方增先影響,走浙派人物畫的路子。之後又想完全擺脫素描影響,純用線、平面化造型來畫人物,畫了一幅“顧愷之”後又放棄了。
之後他開始整理潘天壽的理論。潘天壽的觀點是“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父親喜歡以山峰為喻,‘拉開距離’的策略,不是站在中國繪畫的高峰看西方繪畫的高峰,而是立足於更高更遠的戰略點上看中西繪畫兩座高峰。因此他反對將兩座高峰上的土搬下來填平兩峰間的山谷,否則就會失去各自峰頂的無限風光。”
1980年代中期,潘公凱提出中國畫的發展策略,希望用20年的時間維護中國畫傳統體系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一撥人關起門來研究中國傳統畫,“不要亂改革傳統,把傳統搞明白之後自然會明白未來要怎么走。我當時想在浙美這樣做,但是浙美這么一個保守的地方也不能接受我的看法。”
1984、1985年,潘公凱寫了一篇大概3萬字的長文,寄給了當時的美協副主席蔡若虹。“我那時已經有預感,隨著改革開放會有聲勢浩大的西化運動,而且會出現偏差。所以一開始,我就寫文章糾偏。”潘公凱把長文拆成4篇,分別在4個地方發表。4篇是《中西方傳統繪畫的差異》、《中西方傳統繪畫不同的心理學根據》、《綠色繪畫的略想》和《互補並存、兩端深入》。潘公凱想通過這些文章對全盤西化的思潮進行牽制,很快成為了高名潞等美術批評家的辯論對象:“他們說我是‘用現代理論武裝起來的保守主義者’。”
在潘公凱看來,這其實是個有趣的誤會。當時“新潮美術”開始壯大,“正統”的老先生們已經不來參加討論會了。急於找對象批駁的“新潮派”就把潘公凱視為“守舊派的新代表”。潘公凱其實同意西方系統很合乎邏輯,但他想論證的是,中國的美術同樣也有自己的邏輯,有自己的歷史和未來。
自1985年以後,潘公凱基本不再畫人物,而是專注於水墨花卉,開始臨摹,研究吳昌碩“文人氣濃厚又有力度”筆墨風格。“在我看來,畫不畫人物不是關鍵問題,如何接續傳統才是關鍵。”
“那從哪裡開始接續呢?中國傳統的繪畫是有主線的,主線就是文人畫系統。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為主,宋代以後是山水為主,明代以後轉變為花卉為主。文人畫系統發展到民國,發展到20世紀,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寫意花卉,所以我要從寫意花卉這裡接起往下走。”
1980年代末,潘公凱提出“綠色繪畫”概念——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有機和諧為內在意蘊的繪畫。在他看來,“回歸自然”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可以是中國傳統精神與世界未來潮流的匯合點。至今,潘公凱相信,正是在這個匯合點上,未來的中國繪畫可以站穩腳跟,走向世界。
榮譽稱號
1991年10月被國家評為“有特殊貢獻知識分子”。
舊金山美術學院榮譽博士。
個人作品
論文集《限制與拓展》
專著《潘天壽評傳》《潘天壽繪畫技法解析》
主編《潘天壽書畫集》(獲國家圖書獎)《現代設計大系》
編撰《中國繪畫史》
藝術風格
潘先生在2004 新寫意水墨畫邀請展研討會上論述“寫意”背後的文化結構,認為“新寫意”這個展覽的構想很好,很有現實意義。目前,中國畫畫家隊伍龐大,從第十屆全國美展的國畫作品來看,為了能讓作品入選,不少畫家的作品中“做”的成分比較多,在評選過程中,評審們普遍覺得國畫看起來很累,幾乎見不到抒發性靈的、很“痛快”的作品。如果把“寫意”看成是一種畫風,那么可以說,目前這種畫風低靡。因此,這個展覽的舉辦很有意義。剛才的發言者都講到了“寫”和“意”,無論是中國畫還是西畫,其背後都有一種價值結構、文化結構。中西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中外“寫”的形式語言中都包含有獨立的審美語言,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筆墨”是歷史形成的複雜的東西,它是一種流通性的語言。“意”與中國文化精神,與中國人的人格密不可分。正是中國文化深厚的文化淵源決定了中國畫是複雜因素的組合體。因此,我們面臨的困難是,變革它往往就會使之失去精髓,但不變革卻又難以適應當代社會。但變革是必須的。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古典結構,探索推進的可能性。
潘公凱是帶著新的思考去做
水墨畫的,他面臨的課題與他父輩一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也有許多不同。潘公凱的畫是意象的,他充分發揮水墨特有的抽象性,有時迷醉於水墨的抽象美,這一點他比當今一般水墨畫家走得更遠,更不用說比他的父輩們了,但他沒有踏進抽象主義的疆域,潘公凱之所以審慎地處理情、景、境之間的關係,固然是為了追求作品精神內涵與形式語言表現力的豐富性,但同時也肯定有這樣的考慮:那就是保持與傳統水墨人文精神的一脈相承性,而不使水墨與傳統的人文精神脫節而走向“實驗水墨”或“非水墨畫”的境地。大筆大墨能夠造勢、造效果,但在精神內涵與形式美感上容易流於空泛。潘公凱在這方面做了費盡心思的探索,並取得了成果。在大幅畫中他用大筆觸、大墨塊布局時,即十分注意發揮筆力、墨韻的作用,而落筆之後則更加審時度勢地做因勢利導的處理,然後再細心收拾細部,在保留大氣勢的基礎上講究筆墨情趣。而在小幅畫中,他則主要用有韻味的長線和墨塊來統率畫面,有時輔以淡彩,在盡情發揮筆線的長短曲折和齊與不齊中,在墨的濃淡、虛實與黑、白、灰的關係中,求理求趣。
潘公凱說,他將
藝術格調看成是知識精英的群體性精神的價值取向,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現狀和未來走向有很多思考的他,在創作中與其說是在追求形式美感,毋寧說是更多帶有學術性的探究精神。
徐悲鴻先生曾把畫家分為兩個類型:學究型和明星型,潘公凱屬於前者,他的水墨畫不為取悅觀眾和市場而作,格調是高尚和純正的。潘公凱是從逆境中經過艱苦奮鬥走過來的人,他現在處於順境之中,可以說他飽嘗人生五味,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水墨作品是他人生歷程的痕跡。在潘公凱的水墨中看到他為人的正直、執著和做事的認真,性格的倔強以至有些固執,看到他的理性思考和學術修養,也看到他內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義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