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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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桶理論
在西方經濟學界，庇古最早打破了古典經濟學在分配問題上無為而治的傳統，面對著龐大的社會財富和大眾嚴重貧困的對比，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表達了對經濟平等的關注，1920年他出版的名著《福利經濟學》，把平等和效率同時納入了經濟分析的視野。在庇古看來，爭取效率就是要合理配置資源，增加國民收入；而爭取平等則是將富人的一部分收人轉移給窮人，實現收入的均等化；只有二者兼顧，才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庇古描述的這種富足而又和諧的社會無疑令人嚮往，但問題在於，平等和效率在現實中往往是矛盾的，對於這個問題，奧肯曾作過非常精闢的論述，這就是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這樣一個社會，富人和窮人分灶吃飯，富人那裡人少粥多，許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費掉；而窮人那裡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飽，已經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腫。於是政府決定，從富人的鍋里打一桶粥，送給窮人吃，以減少不平等現象。奧肯認為，政府的這種願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個桶，下面有個洞，是個漏桶。這樣，等它把粥送到窮人那裡，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說，政府如果用稅收的辦法，從富人那裡轉移一部分收入給窮人，窮人實際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比如富人的收入減少了1000元，窮人可能只得到了600元，其餘的400元就不翼而飛了。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因為追求平等損害了效率，從而減少了國民收入。奧肯有一句名言：“當我們拿起刀來，試圖將國民收入這塊蛋糕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做平均分配時，整個蛋糕卻忽然變小了。”
這裡所說的蛋糕變小，實際上就是效率的損失，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稅收削弱了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奧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抉擇》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如果稅收對於儲蓄和投資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響，那么在總量數字方面的證據將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明顯的。1929年，儘管美國經濟處於蕭條時期，但由於當時的稅率很低，投資還是占了國民收入的16%；在此之後，聯邦稅的稅率上升了好幾個百分點，到了1983年，儘管當時的經濟處於復甦時期，但投資率仍沒有超過14%。”二是稅收影響了勞動的積極性。不僅影響富人，而且影響窮人。比如一個失業工人，由於得到了一份月薪並不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補貼，他自然也就對找工作不熱心了。這樣，由於在收入分配的過程中，可供分配的國民收入總量減少了，結果就必然與政府的桶發生了“泄漏”一樣，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窮人得到的少。
漏桶原理意味著，平等和效率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二者相比，孰輕孰重呢?經濟學家、倫理學家，乃至哲學家就此開始了他們曠日持久的爭論。有人認為，人們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擇問題上爭論不休，原因就在於，現實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對平等；窮人想不勞而獲，因此支持平等，批評效率。人們都戴著“有色眼鏡”進行討論，很難得出一個符合人性本來面目的結論。於是，美國哲學家勞爾斯便在他的《正義理論》一書中作了這樣一個假想的試驗：將一群人帶到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島上，讓他們在“原始狀態”下開始新的生活。每個人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將來是窮還是富，是成功還是命運不佳。現在，讓他們在一起進行協商，去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公正”的社會。那么協商的結果是什麼?肯定是追求經濟平等，而不是允許貧富分化。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收入，會處於金字塔的什麼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們就得承受忍飢挨餓的風險。勞爾斯就此得出結論說，在平等和效率之間，應該讓平等優先。
然而，很多人對這個假想試驗在現實中是否具有意義提出了懷疑，他們認為，勞爾斯極端平等的立場，不一定是這個試驗的必然結果。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有些人天賦很高，他們卻被迫獲得與白痴一樣的收入，那么這種收入的平等，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現。密爾頓·弗里德曼則擔心，追求平等會損害神聖的自由。他說：“以‘公平’來取得‘自由’這一現代傾向，反映了我們已經多么遠地偏離了合眾國的締造者們的初衷。”由於公平缺乏一個客觀的標準，他完全取決於仲裁者的主觀看法，因此，“當‘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時候，我們所有的自由的權利就都處於危險之中了”。
在勞爾斯和弗里德曼之間，奧肯採取比較折衷的立場。在他看來，效率誠可貴，平等價也高，因此，二者誰都不能偏廢，只能尋找一種折衷，既促進平等，又儘量減少對效率的損害。比如縮小補貼範圍，降低補貼標準，就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對窮人的勞動積極性的影響；調低所得稅稅率，提高消費稅稅率，就可以減小收入轉移對富人的損害等等。奧肯特別指出，貧窮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和訓練，而要打破這種貧窮——不良教育——貧窮的惡性循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向貧窮的人口敞開教育的大門。“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沒有比提供免贊的公共教育更為偉大的步驟了。”
提出者
阿瑟·奧肯美國新澤西州澤西城人。195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任教於耶魯大學，講授經濟學。1961年，他得到甘迺迪總統及其經濟顧問委員會海勒教授的垂青，被邀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1964年，他又被聘為詹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而且1968年被任命為該委員會主席。他傾向於凱恩斯主義派，長期以來致力於巨觀經濟理論及經濟預測的研究，並且從事於政策的制訂及分析。奧肯的著作甚多，但大多是研究報告，在美國經濟學界有相當的影響。
他在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分析了平等與效率的替換關係，提出了估算“可能產出額”的“奧肯定理”。
奧肯定理
阿瑟·奧肯發現了周期波動中經濟成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經驗關係，即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1%，這條經驗法則以其發現者為名，稱之為奧肯定理。潛在GDP這個概念是奧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價格相對穩定情況下，一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潛在GDP也稱充分就業GDP。
操作實務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這個定理：
失業率變動百分比=-1/2×（GDP變動百分比－3%）
根據這個公式，當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為3%時，失業率保持不變。
當經濟擴張快於3%時。失業率下降的幅度等於經濟成長率的一半。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長5%（高出正常水平2%），奧肯定理預期失業率下降1%。
當GDP下降，或增長不到3%時。失業率上升。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奧肯定理預期失業率上升2%。
奧肯定理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為防止失業率上升，實際GDP增長必須與潛在GDP增長同樣快.如果想要使失業率下降，實際GDP增長必須快於潛在GDP增長。
需要注意的是，奧肯所提出經濟成長與失業率之間的具體數量關係只是對美國經濟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歷史時期的描述，不僅其他國家未必與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國的經濟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軌跡繼續運行。因此，奧肯定律的意義在於揭示了經濟成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關係，而不在於其所提供的具體數值。
經典案例
奧肯定理曾經相當準確地預測失業率。例如，美國1979年～1982年經濟滯漲時期，GDP沒有增長，而潛在GDP每年增長3%，3年共增長9%。根據奧肯定理，實際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低2%，失業率會上升1個百分點。當實際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低9%時，失業率會上升4.5%。已知1979年失業率為5.8%，則1982年失業率應為10.3%(5.8%+4.5%)。根據官方統計，1982年實際失業率為9.7%。與預測的失業率10.3%相當接近。
代表著作
《繁榮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平等與效率》
《不公平的市場：如何解決市場經濟中的不平等》
《布魯金斯經濟活動報告》（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是與George L. Perry合力創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