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隊欠條

游擊隊欠條

游擊隊欠條,是指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其所屬的地方游擊武裝在中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向所在地農民(多是條件稍好)所借的物資和經費,並立下字據表示將來會歸還給藉助之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游擊隊欠條
  • 外文名:IOU from Communist guerrillas
概述,艱難的兌現歷程,案例一,案例二,結束語,

概述

游擊隊欠條,是指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其所屬的地方游擊武裝在中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向所在地農民(多是條件稍好)所借的物資和經費,並立下字據表示將來會歸還給藉助之人。

艱難的兌現歷程

案例一

1947年8月,廣東東江游擊隊向博羅縣公莊鎮地主黃觀榮借了兩支步槍一支手槍,250顆子彈,還有1000多斤糧食和兩頭豬。游擊隊中隊長李漢輝給黃家寫了張借據,並註明“打出江山來算賬”。
60多年來,這張借據一直保存完好,黃家人一直找機會兌現,卻至今無果。
60多年來,黃家人一直想辦法兌現這張游擊隊寫下的借據。
上世紀40年代正是兵荒馬亂之際,在公莊鎮一帶活動的不僅有共產黨游擊隊,還有國民黨部隊和土匪,他們會經常騷擾大戶人家,向他們要錢糧。黃海洋說,當時太陽還沒下山,他們就得把家門關得死死的。土匪來了,就從門縫塞進一張字條,上面說明要多少錢糧,什麼時間送到什麼地方。當時人們稱為“打標”。
為了保家護院,黃家買了一些槍枝彈藥。黃海洋說,當時槍枝很貴,一支左輪手槍需要150擔稻穀,一支步槍也要100多根水桶粗的杉樹。當時他們家買了兩支步槍和一支手槍,還有一些子彈。為了抵抗土匪,他12歲的時候就學會打槍了,被環境所迫,倒也不覺得害怕。
當時駐紮在黃家附近的是東江游擊隊東山支隊黃虎大隊的一個中隊,中隊長是李漢輝。他們從1946年冬一直呆到1948年,其間也經常去周圍的山區騷擾國民黨駐軍。
“他們當時條件很艱苦,連鞋子都沒的穿,可憐啊!”黃海洋回憶當年,不勝感慨。當年游擊隊裝備也不好,幾個中隊才有一挺機槍。聽說黃家有手槍步槍和子彈,李漢輝就提出要借用,並寫下借據說將來償還。
黃家讓14歲的黃海洋帶著槍枝彈藥和糧食送到游擊隊,“當時子彈是我一粒一粒數給他們的。”黃海洋記得很清楚,游擊隊只要先進的七九步槍和左輪手槍,農村的土槍鳥銃都不要,所以他家還剩下幾桿土槍,他當時還留了10粒子彈回家。
李漢輝也很喜歡黃海洋,有一年中秋節,他給自己的游擊隊員每人只發了兩個半月餅,卻給黃海洋發了12筒月餅,當時一筒4個月餅,就是48個月餅,黃海洋現在想起來仍舊難忘。李漢輝看黃海洋年紀雖小,卻很機靈,幾次勸說他參加游擊隊。黃海洋說,當時他年紀小,沒有去。
1948年底,李漢輝帶著隊伍打出去了,黃海洋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他。
黃海洋說,解放初期,李漢輝曾經給他的父親黃觀榮寫過兩封信,當時他在東莞糧食局工作,邀請黃觀榮去東莞。由於當時交通不便,黃家又被評為破落地主成分,所以他家就沒有去東莞。1962年黃觀榮去世,以後就沒人提起這件事了。
1977年黃家人向博羅縣民政局申請解決借據之事,但縣民政局以“這種情況戰爭年代很多,現在縣裡也沒錢支付”為由不了了之;2009年黃家人再次找到博羅縣民政局,縣民政局以“雙方當事人都已不在,只一個人作證不夠”為由,將他們擋了回來。
今年黃觀榮的曾孫黃蘇強將借據發到網上求助,他說,現在他們家境貧困,當年給游擊隊送槍送糧的爺爺體弱多病,希望憑藉這張借據,政府能夠對他們有所補償。而博羅縣民政局表示,國家沒有相關政策,他們也不知該怎么處理,只能針對黃海洋的家庭情況進行困難救助。

案例二

低保老人發現老母遺留67年前游擊隊欠條,據一網友估算,連本帶利歸還的話需要3萬多億人民幣。
今年73歲的梁詩偉,是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大井頭村的村民。2010年年底,他回老家修葺祖屋,在屋頂上找到了這張天價借條,在一個古色古香的盒子裡。盒子是明末清初的女人的首飾盒,裡面是民國時期的羊皮錢包,錢包裡面有一張紅紙,包著一張借條:借鴻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條八支,每支一兩。待勝利以後,由當地縣政府償還,付息兩分。立據人是新鶴人民抗日游擊隊三中隊李兆培,時間是民國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
網上有搞財務的網友做了計算,這張借條上的本金加利息,算到今天,那得有三萬多億人民幣。這樣一張天文數字的借條,是不是真的呢?
歷史追溯
梁先生的父親叫梁鴻文,年少時是乞丐,十幾歲時被拐到美國做勞工,一待就是58年,後來在美國發了財。晚年的梁鴻文想落葉歸根,回國安度晚年,就回到家鄉棠下鎮大井頭村,用在美國賺的錢買房置地,又娶了幾房太太,1941年去世。借條中提到的鴻文三姐是梁鴻文的三姨太,而梁詩偉的親生母親是家裡的六姨太。
梁鴻文的大老婆和二老婆去世的早。對梁詩偉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鴻文三姐在整個大家庭里,是父親的好幫手。
在梁老先生的記憶里,他的家裡很有錢,但是具體的數目並不十分清楚。那么現在梁老先生手裡的這張借條,他打算怎么處理呢?
梁詩偉說民政局的人讓他把借條捐出去,他沒答應。按道理來說,有借有還,是天經地義的事。
民政局的意思是,第二張借條,要處理的話,確實沒有依據。對梁詩偉的家庭我們已經幫助過了,第二張借條和法律法規方面的相關政策根本對不上號。
民政部門為什麼說這是第二張借條呢?有第二張借條就應該有第一張啊。原來在找到這張借條之前,2009年梁詩偉還曾在自家的祖屋找到過一張借條。當時梁先生給江門市政府打過報告,要求政府償還,當時的市長批示由蓬江區民政局處理這件事情。
民政局根據借條內容和實際情況,獎勵了梁詩偉兩萬塊錢。
梁老先生回憶說,當年游擊隊來家借錢糧的時候,他就在家裡,而且游擊隊寫借條的紙還是他從自己的抄書本子上撕下來的。為了證實自己的家人當年曾經支持過抗戰,2009年12月12日,梁詩偉和這個朋友一起回到祖屋尋找借條。但是兩個房子到處都找遍了,什麼都沒有。之後梁偉詩搬來木梯,爬上懸在半牆的神閣,檢查主神的神位裡邊,果然發現了借條。
這張借條上寫的是“今借到大井頭村鴻文三姐白米60斤,待勝利後由當地縣政府按每年一倍償還,如此類推。”立據人是游擊隊長李兆培。
這張60斤白米的借條,是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梁月嬌,參加了游擊隊之後,帶著十幾個戰士來家裡借的。當時他就在家裡,梁月嬌帶人來的時候,是他開的門。
鴻文三姐給他們煮了一大鍋飯,之後,梁月嬌又跟鴻文三姐說,他們還有很多同志沒有飯吃。於是鴻文三姐媽媽就把種米都給了梁月嬌。這時隊伍中有一個人說,要過秤,不能就這樣拿走,還要寫借條。
白米60斤,如果每年償還一倍,不按利滾利來算,那還好說,要是按照複利計算,那是60乘以2的65次方,這么說吧,全世界的糧食也不夠還的。
償還第一張借條
梁先生找到借條後,就去找市政府商量,市政府讓民政局給出解決方案。
當時民政局針對第一張借條,提出了三個處理意見。一是由蓬江區民政局一次性獎勵人民幣兩萬元作為對鴻文三姐抗日行動的肯定;二是鑒於鴻文三姐已故,獎勵款項由梁詩偉代領,同時梁詩偉要將其母親的借條原件交給蓬江區民政局作為歷史資料保存;第三就是其他生活上的困難,可按救濟救助途徑進行解決,但不能再以借條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就在民政局做出補償的第二天,梁先生翻修屋頂又找到了第二張借條。他認為民政局的解決方案中提出的,不能再以借條為由提要求,那是指的第一張,而現在發現了第二張,就應該另作補償了。
對於第二張借條的真實性,有人也提出了質疑。第一張借條就借了60斤米。但是第二張借條,居然還有8根金條和5000銀元,再加上38石70斤糧食。用現在的標準算,當時這些東西得值500多萬,梁家真有這么大的財力,而且真拿出來借給游擊隊了嗎?另外,糧食大概有4000斤,這么多的糧食,游擊隊員是怎么運走的呢?
梁先生說,第二張借條上所寫的借白米共38石70斤,是累積借的,並不是一次借出去的。這也就能解釋游擊隊是如何把這么多的糧食運走的問題了。
第二張借條的真實性
抗戰勝利後,由於當時的歷史原因,鴻文三姐一直沒敢把借條拿出來找政府償還,直至1952年的土改運動。
鴻文三姐被迫害致死的事對梁詩偉來說是一個難解的心結。出身大富之家的梁偉詩經歷了這樣的貧富大起落。三媽被斗死後,他無錢讀書,後來靠親戚的資助到廣州讀書直到高中畢業。
在當時那個時期,棠下鎮大井頭村屬於廣東新會管轄。改革開放後,新會落實政策,為當時被劃為地主成份的人進行平反。直到1981年,整個新會完成了僑改戶政策的落實,一共平反了3800多戶。由於當時鴻文三姐已經過世,她的家裡人也沒有提出申請,所以就沒有落實改變地主成份的事。
為證實第二張借條的真實性,也為了了解當年的事情,山東衛視《圍觀》的記者經過多方調查,努力尋找事件的真相。
山東衛視記者找到當年的地下工作者,現在已經97歲的簡惠仙。1944年,新會江門淪陷後,她在大井頭村的私塾任教員,以此作掩護,秘密的進行黨的地下工作。她證明第三中隊的指導員是她的愛人,中隊長就是借條上的落款人李兆培。
當年的梁氏祠堂,現在成了村民的文化活動中心,裡面有很多有關抗戰時期的宣傳展板,其中有一張照片,梁老先生認得上面那個矮矮的就是李兆培。
李兆培是90年代去世的,他的後人應該還在,他是否跟他的後人講過游擊隊抗日的事呢?山東衛視《圍觀》記者想通過尋訪他的後人了解當時的情況。
羅江村村民的指引下,記者找到了李兆培家的老宅。據村民講,李兆培解放後就不在這裡住了,村民對他的家人及兒女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
找不到李兆培,誰也不敢確定這張借條的真實性。
梁詩偉家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絕對算殷實之家,然而如今的梁偉詩卻是江門市一個普通的低保戶,生活來源主要靠蓬江區民政局毎月發放的690元,以及55歲的妻子每天外出撿破爛,此外能享受到的就只有老人免費乘公車了。他的姐姐梁賢孝,今年90歲了,是鴻文三姐的親生女兒。她還記得八根金條和5000大洋。除此之外,她只說了一句話:往事不堪回首。
在剛發現借條的時候,梁賢孝老人就寫了一個委託書,關於游擊隊在梁家借糧的事,因為年事已高,要她的兒子代她處理這個事。
她的兒子林炳銓說,媽媽的意思是,希望政府首先給她和弟弟以及他們的母親平反。其次是還錢,並不是說像報紙上說的34271億那么多。
有人說這張借條已經是67年前的了,是不是已經失去了追溯時效了呢?對此,法律專家說,現在的法律對其不適用,不能通過法律問題解決。
目前,梁詩偉只是當地第一個發現游擊隊借條的人。江門作為革命老區,說不定還會有人找到更多的借條,到時候如果都來政府部門,都來民政局,又該怎么辦呢?
蓬江市民政局直到現在也沒有正式受理第二張借條,沒有給出一個結論。當年梁家人冒著被砍頭的危險,傾盡家財支援抗日,67年後的今天,政府能否讓這些曾經遭受過心理創傷的人得到安撫呢?作為支持革命的梁家後代,他們的要求並不多,雙方是否能協商一個公正合理的處理辦法,讓老人能夠安度晚年呢?

結束語

類似的案例還很多,由於時間久遠,物是人非,滄海桑田,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致使有相當數目藉助人家庭的沒能得到適當的補償,希望遺留的歷史問題能妥善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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