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學家麥可·羅傑斯在《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中，運用後現代的分析方法，對《晉書》中的《苻堅載記》進行了系統的解構。指出其敘述的並非前秦的真實歷史，而是運用了神話、想像與虛構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時期的歷史與隋煬帝時期的歷史；進而否定淝水之戰為真實的歷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們用事實與想像混合而編成的一個虛構的故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淝水之戰：初唐史家們的虛構
- 作者：孫衛國
- 方法：後現代方法
- 相關人物：苻堅
作者介紹,論題說明,論文正文,
作者介紹
孫衛國(1966-)，男，湖南省衡東縣人，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和中韓關係的研究。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論題說明
《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論文是麥可·羅傑斯用後現代方法解構中國官修正史個案，認為淝水之戰帶有濃重的虛構色彩。孫衛國對此展開了精闢獨到的駁斥，認為將淝水之戰視為唐代人虛構缺乏足夠的理據，帶有不少原論文作者的臆斷與拼湊意願。
論文正文
刊《河北學刊》2004年第1期，摘自“史學研究網”
【關 鍵 詞】《晉書》；《苻堅載記》；虛構；神話；淝水之戰；後現代
【內容提要】美國史學家麥可·羅傑斯在《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中，運用後現代的分析方法，對《晉書》中的《苻堅載記》進行了系統的解構。指出其敘述的並非前秦的真實歷史，而是運用了神話、想像與虛構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時期的歷史與隋煬帝時期的歷史；進而否定淝水之戰為真實的歷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們用事實與想像混合而編成的一個虛構的故事。本文在介紹羅傑斯論史方法的前提下，對其進行了質疑與批評，指出其論史方法雖新穎，但其結論卻是荒誕不經的。
公元383年，東晉謝玄率八萬軍隊在淝水擊敗前秦苻堅近百萬大軍，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東晉以少勝多，不僅使江山得以穩固，而且這場戰爭被後世史家視為決定中華文明能否生存和延續的關鍵性戰役[1](P530)。然而，美國史學家麥可·羅傑斯(Michael C.Rogers)對這場重要的戰役表示了懷疑，認為它不過是《晉書》編纂者們的杜撰。他在為《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2]所寫的長篇序言中，運用十分嫻熟的後現代的視角和方法，對於《晉書·苻堅載記》的史料、論史方法、史家的動機，前秦歷史中的人物如苻生、苻堅等在隋唐歷史中的原型，淝水之戰的塑造及其動機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解構。對此，陳世襄（Shi-Hsiang Chen，音譯）在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予以褒揚，指出：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可能就越有傳奇性。一旦傳奇故事得以確立，真實發生的故事就不再為人所注意，傳奇就成了真實的歷史，它超越了事實，成為歷史事件，成了史學史上的歷史。而我們理解歷史，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只能憑藉書寫的歷史(written history)，正是這種書寫歷史左右著我們的歷史研究、影響著我們的歷史看法。因此，透視這種歷史書寫的活動，考察史書的成書過程及其相關的背景，對於我們研究歷史相當重要，而《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正是這樣—個範例[2](P4)。
作為美國加州大學的東亞史教授，羅傑斯的主要成就是對韓國史的研究，出版了數部韓國史著作。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晉書·苻堅載記》的研究與翻譯。羅傑斯之所以選擇《晉書》，是因為《晉書》在中國正史中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它是唯一有皇帝御撰篇章的正史；其次，它又為後世官修正史的運作方式樹立了楷模；再次，晉朝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時期，假如不是晉朝抵擋住了前秦的進攻，那么中國就有可能同歐洲一樣，進入一個完全野蠻化的“黑暗時代”。所以，選取《晉書》作為分析的對象就十分有意義。而以往對《晉書》的評價，只是指陳其記載了許多怪誕不經之事。但羅傑斯指出，《苻堅載記》是《晉書》中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苻堅載記》所反映的並非苻堅本人及前秦的真實歷史，“為了塑造正統性，神話和文學描寫也成為基本的手段”[2](P5)；進而把《苻堅載記》視同“一個狡猾的狐狸”，非細細分析，不能得其真實。筆者認為，羅傑斯對《苻堅載記》分析之精彩令人讚嘆，但其結論之荒謬又使人難以置信。因為他不僅對中國歷史開了個大玩笑，而且對中國傳統正史的纂修亦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一、唐太宗的模型與初唐歷史的折射
羅傑斯的序言，在簡單介紹了《晉書》的相關資料來源及前秦的建立與歷史概況後，就全力分析《苻堅載記》的幾個來源及模式。羅傑斯認為，《苻堅載記》中既有晉朝自編的陷阱，更有隋、唐兩朝具體歷史的折射，而這些與真正的前秦歷史可能毫不相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唐太宗的模型與初唐歷史的折射。
在對苻堅本人的敘述中，以及苻生與苻堅關係的論述中，羅傑斯認為這實際是初唐史家們對唐太宗的描述。在羅傑斯看來，儘管房玄齡等人是受命編修《晉書》的，可他們並非專職的史官，史學修養值得懷疑。由於他們是朝廷中最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實的歷史並非他們所關心的，而藉助修史勸諫卻成為他們的用意所在。他們雖對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為君臣的尊卑等級，即便是開明如唐太宗這樣的皇帝，他們也並不可能暢所欲言。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去世後，朝臣之中就再也沒有像魏徵這樣的直言敢諫之士了。對於唐太宗敢於批評之士日少，而唐太宗驕橫之心日盛，《晉書》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後。所以，《晉書》的編撰者們“把苻堅塑造成為一個特殊的英雄，而且與唐太宗本人的形象有密切的關係”。在《晉書·苻堅載記》中，“他們把七世紀發生的事情精心灌注於前秦的載記之中”[2](P41)。而這種“灌注”，首先體現在苻堅之前苻生時期的歷史之中。《苻堅載記》之前篇為《苻洪、苻健、苻生載記》，乃是苻堅興起之前的前秦幾代君主。苻洪是苻堅的祖父，前秦政權的奠基者。苻健和苻雄為苻洪的兩個兒子。對於《苻洪、苻健載記》，羅傑斯著重討論了一些讖緯和神話及其背後的含義；對《苻生載記》，則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苻生是苻健的兒子、苻堅的堂兄，在位僅兩年即被苻堅發動政變趕下了台，時年僅二十三。但在《晉書·苻生載記》中，卻把苻生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
（苻生）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屍於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麵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勛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心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3](P2879)。
苻生在位不過兩年，所幹壞事卻無數；凡天下暴君的罪行皆歸諸苻生，雖桀、紂之殘暴亦不過如此。難怪劉知幾在《史通·曲筆》中慨嘆“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
在極力詆毀苻生的同時，對苻堅則備加讚譽。《苻堅載記》中首先神化苻堅的出生，說他出生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其祖父“洪奇而愛之”。與其兄苻法發動政變、弒苻生以後，苻法為帝，但苻堅又弒其兄苻法而自立。編撰者敘述這件事時，卻抬出其母親：“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眾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3](P2885)這似乎顯示苻堅極為“仁友”，但是極不合情理，因為苻法下台時如果苻堅真的“仁友”，為何非得置之於死地呢？隨後，極力稱頌苻堅政治清明，“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谷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3](P2885)，與苻生的暴君形象形成鮮明對照。
羅傑斯認為：詆毀苻生，並非僅僅是樹立一個簡單的暴君典型，而是有著深刻而內在的反諷意味。真正的歷史只是片斷的，因為“苻生的名字，在唐朝以前，一直是被譴責的對象”，所以房玄齡等在修《晉書》的時候就藉機嵌入他們的虛構。而稱頌苻堅，也是有史家們的政治目的的。在羅傑斯看來，房玄齡們是把苻生等同於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把苻堅比附李世民。因為苻堅取代苻生的政變，如同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的玄武門之變；苻生與苻堅的關係，和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關係有著驚人的相似。而史書記載，苻堅曾經毀國史，唐太宗也曾改寫歷史，由於唐太宗稱帝後對史書的改寫，使得唐初的歷史已變得面目全非了。
在羅傑斯看來，《苻堅載記》醜化苻生、神化苻堅，實際上是唐太宗醜化李建成、李元吉而神化自己的一種現實的折射：唐初的歷史在唐太宗繼位後，幾乎全部改寫，而苻堅亦曾改寫歷史。《苻堅載記》曰：“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按：公元381年），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3](P2904)史官被殺，史書亦被改寫，苻生殘暴形象豈不是苻堅故意塑造出來的？而唐太宗對於“玄武門之變”中弒兄滅弟、逼父退位等一系列行為也十分忌諱，所以對於史官之記載也極其留心，從而大改史書。對於起居注“善惡畢書”的原則，唐太宗是有所忌諱的。無論如何，玄武門之變總是唐太宗一塊心病，所以他要想方設法看看實錄。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房玄齡索看《高祖、太宗實錄》，當看到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語多微文”時，就對房玄齡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4](P223-224)起居注和實錄，君主原本是不能看的，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但是唐太宗竟然打破了這條戒律，私自向大臣們索看實錄；並且對於史臣們的記載非常不滿，指令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史臣無法直書其事。唐太宗索看唐高祖、唐太宗實錄的事情，發生在《晉書》編修六年前，是唐太宗直接對房玄齡說的；對於玄武門之變，唐太宗則將其視為周公誅管、蔡，史臣們就只能以此原則來敘述，歷史的真相就此湮沒，以後的《新唐書》、《舊唐書》就如此載錄玄武門之變。一場原本是李世民兄弟間爭奪皇位的宮廷鬥爭，因為李世民本人的干預及其繼位後當然的正統性，真相就此模糊了。李世民搖身一變，也就成為正義的化身了。唐太宗破壞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護制度，“是則由追求實證定論歷史的正史意義，已隱然偏向欽定歷史的方向發展”[5](P491)。但由於魏晉以來史學中強烈的“以史制君”的傳統，使得實錄和《晉書》的編撰者們（實際上是房玄齡他們數人）對這種轉變強烈不滿，於是就只得採用曲筆來敘述歷史（註：對於魏晉以來史學中“以史制君”的傳統，雷家驥有詳盡的論述，參見《中古史學觀念史》[5]第七、八章。）。
在羅傑斯看來，公元643年，房玄齡呈上實錄，唐高祖實錄被全部改寫；此事發生不久，唐太宗又任命房玄齡等人編修《晉書》，因為唐太宗的做法與苻堅的做法類似，而作為朝臣的房玄齡等人又不敢違背唐太宗的命令，於是，只得借修《晉書》的時機來實施他們的計畫。所以，把苻生寫得尤其殘暴，而把苻堅又寫得幾同聖人。實際上，這並非苻堅的真實面目，而是對唐朝現實的一種反諷。羅傑斯認為，房玄齡等這樣做，其實是一箭雙鵰的：“他既發泄了對皇帝的不滿與怨氣，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作為史家的失敗，因為作為史家有種信念，即檔案的真實應是神聖不可違背的。同時，他設下了一系列符號，以暗示後人應該對唐太宗時期的官修史書及英雄人物採取懷疑的態度。”[2](P44)
以這種分析為基礎，羅傑斯進而又把苻堅的重臣漢人王猛視為唐初士人的代表；王猛與前秦諸豪族的鬥爭視為唐初士人對當時世襲家族的一種挑戰。苻堅倚重王猛之際，遭到其部族貴族的反對，苻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化王猛的權力。在羅傑斯看來，這些並非真實的歷史，而是因為唐初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是唐初士人與世族間矛盾的一種反映，“《載記》並沒有真正告訴我們前秦的任何事情，我們也不能隨意猜測。他所告訴我們的是，在他生活的時代（唐初）所看到的一些類似的問題”[2](P45)。而在公元380年，苻堅頒賜了一系列領地，把他家族的成員及親戚安排到帝國內最重要的市鎮中去，作為他南下攻打東晉前準備的一部分。羅傑斯以為，這實際上是唐朝在公元637年唐太宗給家族二十一位成員賜以封地的歷史的反映，所以這也是唐朝初年歷史的一個事例。因此，在羅傑斯看來，對初唐歷史的折射，成為《苻堅載記》的真實意圖之一。
二、神話、讖緯與想像
在羅傑斯看來，《苻堅載記》通篇都貫穿著神話與想像，而正統觀念則一開始就決定苻堅出征東晉失敗的命運。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羅傑斯解構《苻堅載記》的重要手段。確實，《苻堅載記》中有許多的神話故事，亦有許多的讖緯傳說，給歷史人物增加了幾多神秘色彩，也給歷史的進程增添了一種宿命感。
羅傑斯分析了幾個神話模式。他先選取了一個地名——曲沃，一個官名——龍驤將軍，這兩個名詞暗示著苻堅的命運及前秦帝國的興衰。作為象徵之一的曲沃，是苻堅命運變化的一個符號。羅傑斯由苻堅時期的曲沃聯想到春秋時期的曲沃，當時是晉國太子申生的領地。由此，羅傑斯將申生與苻堅的命運聯繫起來，認為是初唐史家們的有意安排。申生是苻堅的影子，申生的命運也暗示著苻堅的命運。春秋時期，晉獻公寵愛驪姬，而驪姬生子奚齊，遂設計陷害太子申生。先是將獻公諸子從獻公身邊支開，“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6]（《晉世家》）。然後，驪姬又勸申生祭祀其生母齊姜，申生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晉獻公。晉獻公當時正出獵在外，於是，就置胙於宮中，而驪姬使人將毒藥放入胙中。等到晉獻公回來要吃的時候，驪姬則從旁止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6]（《晉世家》），於是藉機誣告太子申生要害晉獻公。申生知道這件事後，出奔新城，後來就自殺於新城。與申生巧合的是，苻堅也是興起於曲沃而死於新城。《苻堅載記》云：“（苻）健……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3](P2884)在曲沃被授予龍驤將軍，是苻堅走向歷史舞台的開始。而龍驤將軍又被羅傑斯看成是另一個象徵，因為苻堅的祖父苻洪最初也是被授予龍驤將軍，苻堅得此官職，意味著他當得皇位大統。以後，他就日益得勢，最終登上皇帝寶座。但是，在他出征東晉前，卻將龍驤將軍的稱號授予鮮卑將領姚萇。史云：“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3](P2965)羅傑斯認為，在出征之前將龍驤將軍授予姚萇，預示著前秦帝國江山不久；而崩潰之後，當是姚萇繼承其天下。淝水之戰後，苻堅大部分軍隊都被消滅，惟有姚萇統領的鮮卑軍隊得以保存。最終，姚萇的軍隊圍攻苻堅於五將山，並執苻堅於新平，縊之於佛寺，果然取代了前秦苻堅的政權。《苻堅載記》曰：在苻堅強盛之時，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3](P2929)後果然應之。
在羅傑斯看來，龍驤將軍，這是苻健封給苻堅的一個官稱，預示著苻堅將接掌政權，並有可能統一全國。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龍驤將軍最初是西晉武帝賜封給王浚(206-286)的官稱，而王浚在公元280年率軍滅吳，使得西晉統一天下。而苻堅得以繼承此號，預示著他將南征，以實現他統一全國的雄心。但是，在他發動戰爭的前兩年，卻把龍驤將軍的稱號授給了姚萇，這成為他致命的錯誤，暗示著他南征的失敗[2](P35)。羅傑斯認為，“申生（曲沃）表示著苻堅的性格，而王浚（龍驤將軍）則顯示著他的雄心”[2](P36)，曲沃與龍驤將軍正是初唐史家們所設下的象徵符號，預示著苻堅的興衰。
三、淝水之戰：事實與想像的結果
對於決定苻堅前秦帝國命運的淝水之戰，羅傑斯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們借用一個小小的事實，加上隋朝征討高句麗戰爭的失敗教訓和一些虛構，無限的擴大而編造出來的，其用意在於反對唐太宗征討高句麗的戰爭。羅傑斯把苻堅帝國的興盛看成是唐初太宗時期歷史的反映，而淝水之戰及苻堅的敗亡又視為隋煬帝的影子。由於隋煬帝征高麗的失敗，初唐史家把隋煬帝作為苻堅的又一個原型進行塑造。雖然唐太宗是隋朝滅亡的親身經歷者，但是對於隋征高句麗所帶來的惡果並不認同房玄齡等史臣的解釋。所以，他依然把征高句麗作為自己的一個目標。為了諫阻唐太宗的征伐，史臣們又塑造了一個模式。
羅傑斯對比了公元612年隋煬帝征高句麗戰爭中失敗的薩水之戰與公元383年苻堅南征的淝水之戰的有關史料，認為《隋書·宇文述傳》和《晉書·謝玄傳》記載的這兩次戰爭在細節上有著驚人的相似：第一，兩次戰爭發生的地點都在一條大河邊：隋煬帝的軍隊與高句麗在薩水邊，而前秦與東晉則在淝水邊。第二，一支先頭部隊從營地出發，急行軍以阻止敵軍退縮，企圖一舉消滅敵方。宇文述將大軍丟在遼河邊，自己率軍孤軍深入高句麗境內；而苻堅也只是自將先鋒部隊，追擊東晉軍隊於淝水邊。第三，侵略軍自願接受並實施敵軍將領的建議。隋軍宇文述接受高句麗將領乙支文德的詐降，苻堅接受東晉將領要其稍退以使東晉軍隊能夠渡河的建議。第四，侵略者在河流的面前受到阻擊，但是在一條支流邊上就失去了一位重要將領。第五，只有少部分軍隊逃回，留下大批物資。薩水之戰，隋軍半渡之際，高句麗軍隊發動攻擊，隋軍將領辛世雄被殺，在30萬渡過遼河的隋軍中，只有2700人活著回來了；而淝水之戰前秦百萬軍隊亦喪於一旦，只有幾千人逃回。第六，隋朝征高句麗失敗不久，就被推翻，前秦在淝水之戰以後也迅速垮台。正因為有這樣多的相似之處，羅傑斯斷定兩次戰爭幾乎是一個翻版，並認為這兩次戰爭並非獨自能夠成立，而是互相依存的。因為《隋書》與《晉書》都是由同一批史家編修的，但羅傑斯把兩次戰爭相似的原因猜測是臧榮緒的《晉書》或是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先影響了《隋書》的編撰，進而影響了《晉書》的編撰[2](P49)。
儘管淝水之戰與薩水之戰的相似性令羅傑斯產生了懷疑，但他認為有兩點是毋庸置疑的：其一，公元383年，晉朝軍隊在壽春確實抗擊過來自北方前秦的軍隊，但入侵者只是在壽春逗留了數天就被趕回了淮北。也就是說，淝水之戰的真實戰爭，只是公元383年劉牢之的軍隊與前秦軍隊在壽春附近發生過一次戰爭。劉牢之的傳記中對這次戰爭有所敘述，但只是一次規模並不大、影響也不大的戰鬥。其二，此後不久，前秦帝國就陷於分崩離析之中[2](P62)。但是，晉朝的正統論者對於這個簡單的事情並不滿意，於是，南朝的史家就無限的擴大這件事，並把劉牢之的戰績說成是謝氏家族的功績，因為劉牢之以後反晉，而謝氏家族則一直牢牢地控制著東晉的政權。幾經渲染，以致成為一個神話。所以，羅傑斯認為淝水之戰是事實與想像的結合，模糊不清的事實與神話結合在一起，令人難以分辨。對於朱序這個角色，羅傑斯也加以懷疑，認為朱序是東晉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原本是東晉將領，在襄陽被苻堅俘獲而降秦。開戰前，又作為苻堅的使節到了東晉，卻把前秦的虛實全都告訴了東晉將領謝石，使得東晉將領最終採納他的建議。在苻堅接受建議往後稍退之時，朱序又在陣中大喊“苻堅敗矣”，致使前秦軍隊自亂其陣。在羅傑斯看來，這本身就值得懷疑，很可能是個虛構的角色。八公山的草木皆兵，亦是典型的杜撰。至於戰爭發生的地點和時間，羅傑斯都提出了質疑。因為不同的史書有不同的記載。在發生地點上，《晉書·謝玄傳》說是在淝水之南，而有的史書卻說是在淝水之北。在發生的時間上，《晉書》說是十一月三十日（己亥），是個“豬”日，而苻堅屬豬的；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拒絕用此日子，只用一個平常的日子。羅傑斯認為這種自相矛盾的記載，更證明了淝水之戰是虛構的論斷[2](P64-65)。
在羅傑斯看來，淝水之戰就是以公元383年劉牢之的戰爭為原型，再加上隋朝征高句麗失敗的薩水之戰而人為塑造出來的。在這裡面，晉朝的正統性也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無論是晉朝人還是唐朝人都認為，東晉有著無可置疑的正統性，而謝安就是維護這種正統性的代表人物。這種正統性，在《苻堅載記》中一開始就揭示了出來：王猛生前告知苻堅，不可輕易進攻東晉，因為東晉是正統所歸，一旦進攻，必定失敗。唐朝修《晉史》，亦有追溯其本朝正統淵源的意圖，肯定東晉的正統性，也就是強化唐朝的正統性。羅傑斯認為，塑造淝水之戰東晉的勝利，是中國文化的勝利，它滿足了史家們心智上的需求，也證明了中華文化對“胡族”的優越。
總之，羅傑斯認為，《苻堅載記》運用虛構、想像、比附等手法，將唐太宗時期的歷史折射到前秦中去，敘述苻生與苻堅的歷史，是為了比附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關係，用曲筆來展現唐初的真實歷史概貌。而淝水之戰的神化，不過是借用了公元383年劉牢之與前秦的一次戰爭，加上隋朝征討高句麗失敗的薩水之戰的情節，刻意編造出來的，意在諫阻唐太宗東征高句麗的戰爭行動。而塑造東晉的勝利，是肯定東晉的正統性，也是為了滿足初唐史家們心理上的需求。
四、對羅傑斯解構的分析與質疑
麥可·羅傑斯運用後現代的分析方法對《苻堅載記》的解構，其根本的思想就是要否定這些並非前秦的真實歷史，而是初唐史家們借前秦苻堅的名義來表達他們的某些思想和意圖。所以，羅傑斯多次強調，這些與前秦的真實歷史無關，只是初唐史家們所建構的一種模式、一種文本。這印證了後現代主義大師德希達的一句話：“文本之外空無一物。”可見，即便是中國古代的正史，如果用後現代的方法去解構，一切也將變得支離破碎。用傳統的理性的觀點去看，他的解構非常荒誕，也許很難用“對、錯”這樣的標準來評判。因為，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原本就沒有什麼對錯的標準。
羅傑斯對《苻堅載記》的解構，印證了詹京斯(Keith Jenkins)對歷史的一項說明：“歷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依懷特所言，其內容為杜撰的與發現到的參半，並由具有當下觀念和意識形態立場之工作者（亦即歷史學和行止宛如歷史學家的那些人），在各種反觀性的層次上操作所建構出來的。”[7](P12)即歷史是建構出來的，所以無所謂客觀性問題。羅傑斯把《苻堅載記》說成是初唐史家們曲折地反映他們的現實關懷，也可以說是對這段話作了註腳。儘管看似荒誕，但並非一無長處。
羅傑斯透過歷史的表象去分析背後的根源和深層的原因，可謂思路深邃。因為唐朝官修史書，原本就有許多問題，《晉書》的問題就更多。尤其是曲筆問題，在當時即受到史家劉知幾的批評。劉知幾曰：“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嘆，豈獨於今哉！”可知劉知幾對於唐修諸史、尤其對於《晉書》中苻生之“厚誣”是頗為不平的，故又曰：“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8]（《曲筆》），而《苻堅載記》正是曲筆的典型。
而對於修《晉書》，唐太宗與史官們的確各自有著不同的目的，台灣學者雷家驥亦有類似的論述。他說，貞觀二十年（646年）修《晉書》，君臣之間總是借修史來滿足他們各自的目的。是年三月，唐太宗征高句麗還，六月又詔李世績率軍征漠北薛延陀，並親往督師。鐵勒諸部內附，上唐太宗以“天可汗”尊號，唐太宗甚為高興。於是，就企圖借修史來進一步強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業。原修五史，就是為了強化唐朝的正統性。而此時更要上溯到晉朝，“為本朝政權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論根據”。更強調將唐朝發生的事情與晉朝類似者對比，以便尋得經驗教訓，“貞觀君臣特富以史經世觀念，他們重修《晉書》，與探究晉代興亡之真相有關。尤其留意當時發生之事件與晉朝相類似者，俾更能從晉史中了解此類經驗之得失，亦為其重要動機和目的之一”[5](P624)。可見，對於《晉書》編撰之原因，雷家驥之論述與羅傑斯有相通之處，他們都看到了君臣修《晉書》的背後根源，只是羅傑斯更多的是探討史臣們借修《晉書》之際表達他們“以史制君”的觀念，無論是醜化苻生、溢美苻堅，還是肆意塑造淝水之戰的宏大場面，都蘊涵著史臣們進諫的心態。當然，更為重要的區別是，羅傑斯否認這些是前秦真實歷史的記載，這和雷家驥對《晉書》的評價有著本質的不同。
綜觀羅傑斯對《苻堅載記》的分析，其實有幾處致命的弱點。
其一，史料上的問題。雖然羅傑斯文中討論了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對《晉書》的影響，但是並沒有系統地探尋《晉書》的史料來源，難道初唐史家們杜撰歷史，真的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嗎？在唐修《晉書》時，尚有十八家《晉史》存世。諸家《晉史》中，以紀傳體而言，有王隱《晉書》、虞預《晉書》、謝沉《晉書》（未成而卒）、謝靈運《晉書》（未成被殺）、朱鳳《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編年體者，則有乾寶《晉紀》、徐廣《晉紀》、孫盛《魏氏春秋》與《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王韶之《晉紀》、劉謙之《晉紀》、張瑤《後漢紀》，等等。唐修《晉書》，正是綜采諸家之說，一以貫之，編成一書。史料來源既廣，而編修者亦眾，有二十三人之多[9](P53)。具體的負責篇章，明代史家王世貞論曰：“其事例屬敬播，《天文》、《律歷》屬李淳風，《掌故》屬於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穎達輩，而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天子稱制以敘論之，最稱彬彬詳雅矣。”[10](P2201-2203)。所以，唐修《晉書》是以諸家晉史為基礎的，史家們只能是以這些資料為來源，編刪排比而成的。羅傑斯只說是房玄齡等史家的虛構與想像，而未及討論作為房玄齡《晉書》資料史家們的情況，顯然其分析與解構是有極大的局限性的。且是書由眾人分工合作編成，《苻堅載記》到底出自何人之手，並不清楚，但作為監掌其事的房玄齡等人並非《苻堅載記》的親撰者，羅傑斯一味地指陳其反映了房玄齡和褚遂良等大臣的想法，這本身就於理不合。況且，儘管苻堅曾毀國史，但是唐初還是有前秦的資料流傳。劉知幾言：“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
有馮翊車頻助其經始。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8]（《古今正史》）《隋書·經籍志》則曰：“《秦紀》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11](P963)可見，裴景仁《秦紀》當是《苻堅載記》直接的原始材料之一。而羅傑斯卻無一言涉及此書。
其二，選擇對象的問題。晉朝有十餘位皇帝，為何不選擇晉朝皇帝作為唐太宗的影射對象，而單單選取前秦的苻堅呢？《晉書》有一百三十二卷，有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並序例、目錄，《苻堅載記》只是《晉書》的一部分。如果說初唐史家們要反映唐太宗時期的歷史，為何不選擇其他篇章，而單單選中《苻堅載記》呢？是全書都是初唐史家們的杜撰，還是只有《苻堅載記》？羅傑斯並沒有對這些問題給予解釋。羅傑斯的分析中，肯定了唐修《晉書》正統性的問題，對於唐朝借修《晉書》以強化本朝的正統性也表示贊同。但是苻堅是“胡族”氐人，不具正統性。如果說房玄齡們選取不具正統性的苻堅作為唐太宗的化身，難道房玄齡們對於他們君主的正統性也表示懷疑嗎？這於情理不合，本身就自相矛盾。
其三，讖緯與想像的問題。《晉書》確有雜采而輕信之失，它所採用的史料多傳聞、掌故之書。但是，魏晉時期多讖緯之言，魏晉時期是讖緯學興盛的時期，無論君臣儒士皆信之。不僅當時一般的書籍中有很多這樣的記述，如《世說新語》、《語林》、《幽明錄》、《搜神記》皆有許多類似的故事，就連所謂十八家晉書，亦有許多類似的記載，故而《晉書》中有許多傳聞之事也就不足為奇了。但《苻堅載記》中的讖緯與童謠一類傳聞之事，卻被羅傑斯看成是初唐史家們的想像與暗碼符號。唐修《晉書》原本只是沿襲了以前諸史的特點，如果把這些看成是初唐史家們的想像，未免過於牽強。羅傑斯特別將曲沃與龍驤將軍看成是決定苻堅命運的兩個符號，這實際上是羅傑斯個人的想像。他於曲沃聯想到春秋時期的申生，只是因為他們都曾在曲沃這個地方生活過，而死的地方又都是新城（其實，苻堅是被害於新平）。如果說在同一個地方生活過的歷史人物冥冥之中都有聯繫的話，那么，在曲沃生活的歷史人物，又何止一個申生？為何別的人物對苻堅沒有影響和暗示，卻單單是申生呢？至於龍驤將軍，只是南北朝時期的一個官職，就是苻堅同時代的人中，東晉朝中擔任過這一職位的人就有朱序、檀玄、劉牢之、胡彬等人，而羅傑斯把苻堅將龍驤將軍授予姚萇看成是前秦帝國將亡的先兆，未免又是一個無稽之談！顯然這些都是羅傑斯的臆測，不足為據的。
其四，淝水之戰的模式問題。正如前面提到的，淝水之戰被羅傑斯看成是事實與想像結合的產物，是把一個原本很不起眼兒的戰鬥，加上隋煬帝征高句麗失敗的薩水之戰的情節而塑造成的一個關鍵性的戰役。他分析了薩水之戰與淝水之戰在細節上的相似之處，認為兩個戰役是相互依存的。目的是借苻堅和隋煬帝失敗的教訓勸諫唐太宗，不要再進行征討高句麗的戰爭。貞觀年間，《隋書》是先修成的，《晉書》較之為晚，所以，初唐史家是先塑造了薩水之戰的模式，然後再在此基礎上構築了淝水之戰。但是，在談到初唐史家如何構築薩水之戰時，羅傑斯卻說是受到了臧榮緒《晉書》或崔鴻《十六國春秋》的影響，也就是說，先是臧榮緒和崔鴻所記載的淝水之戰的情節影響了薩水之戰的構築，然後《隋書》中的薩水之戰情節又反過來影響《苻堅載記》中淝水之戰的模式。無論怎么說這都十分牽強。唐修《隋書》，當時隋朝的許多檔案文書都保存完好，初唐史家們不用這些材料，卻要用臧榮緒《晉書》和《十六國春秋》去構築這個模式，豈不怪哉！又則，既然臧榮緒和崔鴻的書影響了薩水之戰的構築，那么不正說明以臧榮緒《晉書》和崔鴻《十六國春秋》修成的《晉書·苻堅載記》是真實可信的嗎？那淝水之戰的細節還有何值得懷疑的呢？
其五，對初唐史家們塑造這個模式理由的質疑。在解釋房玄齡、褚遂良為何要塑造苻堅和淝水之戰這一範例時，羅傑斯舉出以下幾個理由：一是房玄齡們並非職業的歷史學家，而是唐太宗的重臣。二是在他們看來，道德與倫理的真實比歷史的真實更重要，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可以隨意塑造歷史。三是唐太宗這個非漢族背景的皇帝，具有無限的野心和好戰情緒，所以，為了阻止唐太宗的肆意征戰，不管什麼手段，只要房玄齡們覺得有用，就可隨意採用。四是前秦作為一個已較為久遠的少數民族政權，留存的資料已相當少，因此，房玄齡們能借用一些道德遺產、政治智慧來編造這樣一個範例[2](P70-71)。羅傑斯所舉出的四個理由，說到底，就是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房玄齡們塑造了這樣一個模式。具體而言，資料問題，前面已經討論過，就此略過。如果說是為了諫阻唐太宗的征戰，用得著如此委婉和隱晦嗎？房玄齡們直接上疏，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嗎？而把唐太宗說成是非漢族，則是常識上的錯誤，唐太宗是有些他族的血統關係，但這絕不能否定他的漢族身份。儘管房玄齡們不是職業史學家，但他們對於史家起碼的職業道德還是非常清楚的；儘管他們修史有現實的關懷，但這一點也絕不構成他們去虛構歷史的理由。所以，儘管羅傑斯對《苻堅載記》解構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其結論是荒誕而無法立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