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說明
就舉買電腦的例子吧。雖然都知道蜀漢公司的
電腦質量和性能不錯,但是,願意支付的價格是有差異的。孫權富甲一方,願意出9 000元的價格買天想電腦;張遼覺得關羽不會騙他,願意出8 700元;周瑜願意出8 300元;曹操只願意出8 000元成交。假如現在蜀漢公司就只有1台電腦可賣,由4位買者競價,最後的勝出者肯定是孫權,當他以8 750元買到這台電腦的時候,他的額外收益是多少呢?比起他願意出的9 000元來,他還得到了250元的“消費者剩餘”。假如現在有4台天想電腦出售,為了使事情簡單化,就統一以8 000元的相同價格賣出,結果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曹操沒有得到消費者剩餘之外,其他幾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消費者剩餘。其中最多的當然是孫權,他獲得了1 000元的消費者剩餘,張遼獲得了700元的消費者剩餘,就連周瑜也獲得了300元的消費者剩餘。這樣算來,4台天想電腦的消費者剩餘之和是2 000元。實際上曹操雖然沒有獲得消費者剩餘,也並沒有覺得自己吃虧,因為他沒有以高於自己願意支付的價格去買。
影響因素
壟斷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認為,
壟斷導致產量減少、資源浪費和技術上的低效率。壟斷使消費者剩餘向生產者剩餘轉移。處於壟斷地位的廠商作為謀求壟斷利潤的組織,必然造成較低產量和較高價格,使消費者剩餘減少,並造成社會性損失(即無謂損失)。哈伯格對壟斷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進行了測度,提出了“哈伯格三角形”。塔洛克認為“哈伯格三角”沒有全部包括壟斷引起的福利損失,並提出了“塔洛克方塊”。波斯納對“塔洛克方塊”進行了數學化處理和進行實證檢驗。
政府規制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政府規制一般都有著維護公共利益的目標,但是因為每一項規制措施出台的背後都有多種力量的博弈,在實際過程中卻往往偏離這一目標。奧爾森提出了著名的“集團規模”理論。他認為,政府對某個產業的監管從設計到實施都首先從被監管對象的利益出發,並非從公共利益出發。斯蒂格勒提出“監管市場”理論,認為所有的監管制度同樣由需求和供給來決定,政府對產業的監管調控進程往往被少數存在利益相關性的廠商所左右。佩茲曼認為,產業部門比消費者更有積極性去影響政府決策。小的利益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組織,它們能比大集團表現出就某項規制政策的更強烈的偏好。由此,規制將傾向於保護小的利益集團,而以犧牲大團體的利益為代價。
尋租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尋租與消費者剩餘之間有內在的聯繫。馮分析了“對人為剩餘的尋求”,這種剩餘包括兩個部分: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Parente和Prescott研究發現,如果要素提供者共謀成為下游廠商的壟斷供給者,使得均衡產出是套用較落後的技術來實現較低的效率,將使得窮國相對更窮,而消除壟斷權力會使得相關行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提高2倍以上。
稅收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不合理的稅制會減少消費者剩餘。超額負擔問題是西方財政理論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Dupuit在1844年的著作中已經進行了論述。20世紀初,西方財稅理論界開始用馬歇爾的基數效用理論來分析超額負擔問題,從而形成了所謂的馬歇爾式超額負擔理論。其核心是以消費者剩餘理論為基礎,說明課稅扭曲了被課稅商品與其他商品的消費選擇,並由此造成超額負擔。哈伯格在《公司所得稅的歸宿》中提出了“三角形”超額負擔理論,並進行數理推導,得出了線上性需求曲線條件下測定超額負擔的計算公式。
國際貿易和關稅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
一個國家不一定能真正從貿易中受益。如果消費者從國外廠商所生產的產品中得到的利益大於國內生產者所遭受的損失,即國內消費者剩餘的增加大於國內生產者剩餘的減少,那么進行國際貿易就是有利的。進口稅變化對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和社會福利的損益都有影響。 Brander和Spencer開創了戰略性進口貿易政策的研究。他們假設生產完全替代品的一個本國企業與一個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上進行古諾式競爭,則關稅一般會提高本國福利。
注意問題
在理解消費者剩餘時要注意兩點:
第一,消費者剩餘並不是
實際收入的增加,只是一種心理感覺。
第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者剩餘大。因為消費者對此類物品的
效用評價高,願意付出的價格也高,但此類物品的
市場價格一般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