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川百里石窟長廊

涇川境內涇河兩岸的512個石窟、5眼窟中石井組成了百里石窟長廊。它西起王母宮石窟，東至涇明鄉太山寺石窟，直線距離不足百里，但把石窟依山脈自然走勢無規則分布的實際地段和延伸至南北深溝內石窟所及的里程相加，則超過百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涇川百里石窟長廊
• 石窟：512個
• 位於：甘肅省涇川縣
• 規模：百里石窟長廊的巨大規模

地理位置

涇川百里石窟長廊位於甘肅省涇川縣。涇川，古稱涇州、安定，是今日甘肅東大門，是古絲綢之路西出長安，東越隴山進入京都的關隴咽喉。

遺存價值

百里石窟長廊在長安至羅馬的整個絲綢之路上的價值，不只是一條路的概念的驚現，而是百里“原生形態”的古文化遺產的存在。它以百里石窟長廊的巨大規模，護持著隋文帝仁壽元年(601)，第一批分發給涇州等30個州的佛祖舍利。唐大周延載元年(694)，武則天敕賜的金銀棺槨佛寶容器而開創了“唐代舍利痤埋制度上的劃時代變革”(《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大事記》)。1964年出土於古涇州大雲寺遺址的這組頂級國寶，於1971年9月19日經郭沫若鑑定後一直代表國家外展文物在世界許多國家展出，40年來，從未出現“涇川”二字。直至2004年10月20日，《甘肅日報》刊登了記者許維揭示涇川佛寶金銀棺槨塵封40年的文章，巧於同時也看到北京佛光寺佛牙舍利在泰國展出76天，得到價值46.7萬美元回報的訊息，以及比涇川晚了180年的法門寺佛指舍利金銀棺槨外展香港、台灣，人們才感到失去了文化資源占有的主動權和優先享受權，更談不上什麼回報，文化資源的大量“流失”，涇川才陷於這種“資源富饒的貧困悖逆現象”的困惑。

涇川百里石窟長廊的全面考察論證，是對涇川佛教文化遺產的整合和再認識，也是對文化資源的整合和再認識，通過整合，將佛寶聖物從40年塵封中烘托出來，可望他能隨著今日涇川大雲寺博物館工程的啟動，能重新回到百里石窟長廊淨土原址，長廊將重新展示它昔日的輝煌，人們將重新認識百里石窟長廊，也將重新認識涇川，同時還將認同古涇州曾是“白馬”“青牛”聚會京都的第一驛站。

現存有王母宮石窟、蔣家坪石窟、鳳凰山石窟、南石窟寺、丈八寺石窟、羅漢洞石窟、太山寺石窟等規模較大的石窟群，還有數量眾多、破壞嚴重的野窟。

存在原因

由於佛教初傳中國時，首先是從京都皇族宮庭向民間普及的放射式傳播，並非由西向東波浪式推進的，如果不是那樣的話，那么，洛陽白馬寺是中國最早的佛寺，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王劉英是中國最早的佛教徒就說不通了。正是由於這一根本原因所致，造成當時出入京都長安、關隴咽喉之地的古涇州滯留了數以萬計的沙門四眾。又由於當時政教合一的體制和連年戰亂，導致經濟饋乏，根本無力改變在古涇州僧侶們的基本生存條件，所以，在當時的嵩顯寺(今高峰寺)東側溝內聚居了大量的和尚，因此，那條溝至今名為“和尚溝”。現在的袁家庵村、東庵村、庵山等地，都是因當時比丘尼聚居之地而得名，這是古涇州在北魏前後大興佛寺和開鑿以石窟寺為中心，同時建造大量簡陋禪窟、生活窟、僧房窟等，以解決僧侶們居所而緩解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惟一抉擇，也是古涇州“何以有百里石窟長廊”的基本線索。

據記載，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366)。京兆人劉弘也只在前涼時期才燃燈於武威天梯山。而候子光以佛太子名義於東晉鹹康三年(337)，就在古涇州城東南杜南山聚集涇州僧眾起義，此時期，十六國四足方座二重圓背項光蓮瓣圓傘蓋金銅佛像早在涇州供養，是現在全國惟一的絕品。足見當時的佛教及僧侶和信眾在古涇州已達勢如破竹之態。開鑿石窟當早於此，也先於敦煌。北魏永平二年(509)，古涇州沙門劉慧汪又率僧眾起義，震驚了北魏朝廷，也使涇州籍當朝太后胡充華驚恐萬狀，先由其夫宣武帝“敕賜嵩顯寺之碑”，同時，速派當時華州刺史一邊血腥鎮壓，一邊建造現存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的隴東雙明珠——北、南二石窟寺。實際上，在這之前的太和二年(479)，孝文帝在古涇州王母宮山下，已建造了大型中心塔柱窟。這一時期前後，可能還建造了羅漢洞、千佛寺石窟群，石嘴山中心柱窟、太山寺石窟，以及許多早期無造像的小禪窟。這一批較早的石窟文化，已為古涇州佛教興盛開創了規模宏大的空前隆盛之舉。我們普查了涇河涇川段南北兩岸確知的南石窟、王母宮石窟、千佛寺、丈八寺、羅漢洞、太山寺等6個石窟群之後，驚奇地發現，還有512個石窟龕，竟然在涇河兩岸形成了近百里之遙的長廊，如果將南、北兩岸石窟分布的曲線距離連線成一條直線，遠在200里之外，因此，我們稱“百里石窟長廊”並非誇張之詞。2004年8月4日至7日，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中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斗城教授，以課題研究專程來“長廊”，全天候的到實地考察後，深有所感地說：“真了不起，百里石窟長廊名副其實。”他曾在《北涼譯經論》里指出：“我國北朝以前的石窟，往往和僧人習禪有關。”“這種修行方法，在十六國北朝時代是非常流行的，因此，也出了很多禪師，也修造了很多‘禪窟’。”“當時的南朝活動著很多北方僧人”，如“安定道溫，僧慧等人。”已故的祝世林老先生也在其遺著《平涼古代史考述》中指出：“北魏時的涇州是很值得研究的……佛教興盛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六國時高僧竺佛念曾駐於安定，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的弟子中道溫、僧豐石刀是來自涇州的僧人。北魏雖未見有關記載，如此大量的佛教文化遺存，應曾經是有大量僧侶的集中地。大量石窟佛寺的營建……沿絲綢之路東來，一路多是邊荒之地，翻越隴山，到達關中，才算進入中國內地，涇州是進入關中後的第一個政治軍事中心的大城市。”

歷遭劫難

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派出的所謂來華考察團，由當時北京大學考古研究員陳萬里陪同前往敦煌，途經涇川時，在“考察”羅漢洞、南石窟、王母宮等重點石窟時，幾乎都剝掉造像泥表，在剝除南石窟造像泥表，欲鋸下頭像時，被當地村民發現，美國人不得不賠償60塊大洋而溜之大吉，但他們並沒有一走了之，他們順手牽羊，帶走了王母宮石窟一件精美石刻。陳萬里把“南石窟寺之碑”帽浮雕攜到了北大(圖7)。美國人還是不甘心對涇川佛教石窟藝術的倉促“考察”。1925年，他們二次踏進涇川這塊神聖的淨土，盜去王母宮石窟隋、唐時期補造的石佛頭像7件，現存美國哈佛大學弗格藝術博物館(圖8)。

1979年，聯合國制定了一個《教科文組織促使文化財產送回原有國家或歸還非法占有文化財產政府間委員會章程》，其中規定，可以索回150年內被非法掠奪的文物。作為信息記錄於此，讓我們在關心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的同時，也不要對已流失的文化遺產回歸問題熟視無睹，因為我們親眼看到已消逝和流失的文化遺產太多，我們有責任為後代找回，不然，我們無臉去見先人，更無臉面對後代。

美國人之所以兩次“考察”古涇州佛教石窟藝術，是因為他們無意中發現了這一處值得研究的佛教中心地。當年霍勒斯H·F傑恩就曾在《涇河流域的佛教石窟》中指出：“羅漢洞在當時曾是一處很有名氣的佛教活動中心。即使現在，儘管沿這條公路，從涇川到羅漢洞需要幾個小時，但僧侶接踵而來的盛況和懸崖下面建造的若干居室都暗示出，它仍然是鄰近地區的重要禮拜場所。石窟開鑿在崖壁正面，大小洞窟錯落其間……在風格上與雲岡最早開鑿洞窟內的造像是相似的……這是一處值得深入研究的遺蹟。”羅漢洞在清乾隆年間，其規模宏大程度，是今人難以想像的，當時的詩人李植元寫有一首七言律詩描述到：“佛閣高浮碧水涯，氛濃團殿散晴霞，登峰放眼藤蘿洞，千頃琉璃十丈花。”羅漢洞以200餘窟龕規模成為長廊中最大的石窟群，主窟內現殘存宋代泥塑彩繪高浮雕藝術，在敦煌、龍門、雲岡等著名石窟中難以找到(圖9)。遺憾的是它至今得不到應有保護，以致近幾年還有人破壞。

霍文在敘述王母宮石窟時說：“儘管雲岡石窟早在437年就已雕鑿，但我們有許多理由確信，雲岡沒有這么早的東西保存下來。”由於王母宮石窟的斷代，學術界幾乎都以北魏太和年間建造為定論(圖10)。北南石窟寺，由現存“南石窟寺之碑”證實建造於509至510年無疑。其實在10多里長地段的南石窟區內，大量早期禪窟失去原貌，就南石窟7佛主窟也是在早期禪窟遺址上建造的(圖11)。南石窟區最西端的鳳凰溝，距古涇州城約10里，溝內山青水秀，清靜幽雅，古代僧人在那裡開劈了洞天福地，辟置“支提”，拜佛修行，靜心修持。千百年來，只在當地流傳著“涇川有個倒吊塔，把天墜得咯吧吧，行人時常從此過，不知金(經)塔在哪噠”的民謠。2000年7月，我們發現這一倒懸於洞中的石塔和基座四周，原來分數層雕刻著許多佛像，外層以泥表造形並彩繪，是一個十分精美的覆缽形造像塔(圖12)。覆缽形塔這種特殊塔形，張寶璽在《甘肅佛教石刻造像》中說：“在我國早期佛塔中雖有記載，但未見到實例。”那么，涇川發現的倒吊石塔便成為中國真正的覆缽形石塔。

涇川百里石窟長廊中不少石窟遺存，的確很不起眼，但它是早期佛教文化的見證，它見證了佛教初傳中國時，僧侶們是以怎樣的艱難走向今天的，而今天的中國，似乎又成為全球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卻也已成為全世界的大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