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
基本信息
“海濱鄒魯”一詞,是典故中之典故。
詳解
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在朝廷任
秘書郎、
開封府推官的
陳堯佐,因上書忤逆皇帝旨意,被貶謫為潮州通判(地位略次州、府長官,但掌握連署州、府公事和監察官吏實權)。年僅37歲的
陳堯佐在潮雖不滿二年,卻關心民瘼,重視教化,“修孔廟、韓祠,率州民之秀者就於學”(《
潮州府志》)。還組織百姓,捕殺鱷魚,為民除害,深受潮汕人民讚譽。陳堯佐治潮愛潮,被召回京後逐步由諫議大夫遷升為宰相。在京師時他仍眷戀關心潮州,寫詩勉勵和祝賀潮州上京赴試的士子。潮州有一王姓舉人上京考試,榜上有名,陳堯佐極其高興,寫了《送王生及第歸
潮陽》的詩贈他:“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詩中的“潮陽”指潮州一帶。全詩大意是:不要小看潮州這“國角”的蠻荒之地,來自此地方的舉子
金榜題名衣錦回鄉;潮州這處地方從此將賢人輩出載入史冊;潮州雖地處海濱,但與孔子的故鄉(魯國)和孟子的故鄉(鄒國)一樣,是文明昌盛的地區。
陳堯佐還有另一首詩也出現“鄒魯”一詞:“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為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為。”(《
送潮陽李孜主簿》)。
典故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於史書典籍。《
莊子·天下篇》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是很有名的。
辨析
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於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
北周文學家
庾信在《
哀江南賦》中,有“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聖家鄒魯,
儒風藹典墳”之佳句。
唐代另一大詩人
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聖人”的只有五人,即聖
孔子、復聖
顏淵、宗聖
曾子、述聖
子思、亞聖
孟子,而這五位聖人全出自鄒魯地區。可見,鄒魯地區在培養
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示例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
潮州、福建泉州等)稱為
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
江南鄒魯。
由來
福建何時稱“海濱鄒魯”
確切記載稱
福建為“鄒魯”之地的,當以《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的有關記述。該碑1980年7月出土於河南洛陽市老城東花壇之南。碑文載,管府君名元惠,平昌人,“(開元)十七年(729年),除使持節
福州諸軍事、
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經略軍使”。該碑文簡要記述管元惠在福州的惠政經歷:“及領福地,風俗輕剽,封域險澀。置汀州以綏壓,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撫。”說明他初到
閩地時,民風樸野,社情尚不寧靖。此段碑文所記,與唐獨孤及《
毗陵集》卷14《送王判官赴福州序》所敘一致:“閩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峭峻,風俗剽悍。”由此可知,中唐以前,閩中之俗還少文儒之風,管元惠、李椅、常袞諸人相繼“興學勸士,文儒匯征”,教化普施,功莫大焉。由於管元惠的治教,“仍迂天私,聿敷朝化,誘彼閩越,俗成鄒魯”。這是閩越社會因受中原儒學教化而為“鄒魯”的最早記錄。碑文最後的系詞(銘文)稱頌管元惠:“既執藩柄,又壯軍麾。仗儀邊肅,宣和俗移。化本義及,教與和皆。海服孔淑,閩落允懷。”表明管元惠在福州任上軍政兼掌,壯軍威以肅邊氛,宣和政以移民俗。他努力傳播朝廷教化,善於誘導閩越之人,恩威兼施,化民成俗,遂使閩中成為“鄒魯”。這是關於
福建在北方入閩官員治理下,興教化育,移風易俗,終見成效的重要記載。這是福建號稱“海濱鄒魯”的濫觴,因為是第一次明確的記述,意義深遠。
海濱鄒魯福州
唐末
五代,王潮、王審知兄弟治
閩,對
福建文化教育發展也作出重大貢獻。據《
三山志》卷8《
公廨·
廟學》載:乾寧元年(894年),王潮於
福州“四門置義學”。《
新五代史·王審知傳》卷68載:王審知當政後,“好禮下士”,以育才為急,“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他認為“學校之設,足為教化之源”,所以建學校,發蒙童。王審知號令各地,“廣設庠序”,因此府學、縣學及鄉村私塾普遍設立。各地所建學校頗具平民色彩,士庶子弟均得入學,大大推動閩中文教普及。這些都證明,唐五代福建文教的發展是迅速而廣泛的,其風俗一變而為齊魯洙泗,儒學之興盛獨擅東南。加上閩國定策優禮延納中原士大夫之“避地而南者”,士人因此紛紛流寓入閩。明黃仲昭《
八閩通志·學校》卷48稱:“蓋閩人知學雖已久,至袞大興學校而始盛也。自時厥後,閩之文物駸駸與上國齒,至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由此可見,
唐代福建初有“鄒魯”之風俗,但尚不為世人所重,至宋因“賢才之出,彬彬焉軼於唐”,世人遂公認其為“海濱鄒魯”。何振岱《
西湖志》引《閩都記》等舊志記載稱,
朱熹曾為
福州城西門(迎仙門)“大書‘海濱鄒魯’四字,懸於樓上”。
南宋時期,地方辦學變為以書院為主,且多為民辦,據統計,福建書院多達60所(一說80所)。
福州因是
八閩首府、文化精英薈萃之地,所以
儒學最為發達,書院多達21所。
朱熹稱:“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
海濱鄒魯莆田:福建第一進士縣
中國封建社會處隋朝至清朝末年整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占4個。而
莆田縣的歷代進士,竟多達1700多人,因而雄踞福建省進士縣的榜首,其次為
晉江、
閩縣(今福州)和建安(今屬
南平市),比已經包括一些全省人才的福州還多。其中
莆田縣進士1700多人,唐朝前期從莆田縣分出而成立的
仙遊縣進士701人,莆田兩縣共有2400多人。又據載,宋代所取進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個是莆仙人。不僅如此,單在宋代,莆仙人中狀元、
榜眼、探花以及中賦魁、別試第一名的人數,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狀元的有
陳睦、
方天若、
蔡佃、李宗師、
陳俊卿、
黃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遠1人;以賦魁天下者有
鄭厚、劉夙、林旖、吳鑄疇、鄭從甫、
葉大有等6人;為別試所第一名的有
宋椿、
林慮、
林益嚴等3人,可謂占盡天下科舉風流。
更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創造了
中國科舉史的奇觀,還留下許許多多至今還廣為流傳的
科甲佳話。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莆田人林披的後裔,有九個官至刺史)、“一門五學士(唐黃璞進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館職)、”一科兩狀元“(1076年文武狀元分別為莆田人
徐鐸和仙遊人
薛奕所得)、”魁亞同榜”(1138年,莆田人
黃公度、陳俊卿同時中狀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亞占雙標(黃公度、陳俊卿)”和“龍虎榜頭孫嗣祖(指宋徐鐸與其祖唐徐寅均為狀元)、鳳凰池上北聯兄”之類美談,如此等等。
正由於莆田有如此壯觀的科舉成就,加上學術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閩越之地,鄒魯之邦”(宋真字皇帝敕字)著名、“興化多進士”(宋
王安石贊語)、“莆田人物之盛”(宋
朱熹贊語)、“比屋業儒,號衣冠盛處”(宋游酢贊語)、“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為中州冠”(宋張友贊語),“莆田,文物之邦”(宋黃公度贊語)、“莆邦文學號鄒魯”(宋黃灝贊語)等美譽著稱於世了。全國的高考紅旗是福建,而莆田是高考紅旗中的高考紅旗。由此可見,重教興學不僅是
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海濱鄒魯”最具特色的傳家寶。所以後來“海濱鄒魯”泛指潮汕
莆田地區。 "海濱鄒魯"包括潮州、汕頭、
揭陽、莆田、
莆田市仙遊縣(山中鄒魯)、泉州、漳州、新會、福州、
金華(江南鄒魯)、
徽州(東南鄒魯)
泉州“海濱鄒魯”的由來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什麼是“海濱鄒魯”?鄒,是孟子的故鄉;魯,是孔子的故鄉。鄒魯兩字連用,指文化昌盛之地。海濱指泉州。所以,“海濱鄒魯”就是說,泉州是個文化昌盛的地方。這是個非常不簡單的榮譽。
泉州的歷史是無愧於這一稱譽的。因為,自
唐建中初常袞任福建觀察使,“設鄉學,延名師儒以教閩人,閩人始知向學”以來,泉州是受惠較早的地方之一。加上
歐陽詹首中進士,更加激勵了泉州人向學的熱情。翻一翻泉州的文獻資料,對文化教育的讚譽之筆是屢見不鮮的。如在泉州修建成學宮時,有人寫道:“
溫陵名邦也,理學文章,籍工於世。”在修建成明倫堂時有人說:“泉郡學甲於天下”。這些評價,乍一看來,未免使人產生過譽之感。但如果聯糸實際,就會覺得,這些評價是不太過分的。如泉州自唐以來,不僅中科第者數以千計,各種人才濟濟,群英薈萃,還出現了三世進士、父子進士、祖孫進士和兄弟進士等許多極不尋常的現象。其中父子進士凡三十三家,祖孫進士二十二家,兄弟進士二十四家。怪不得有些迷信風水的人,把它歸之於泉州有座
雙陽山,雙峰並峙,所以才會有這么多“聯登”的盛事。
可能是為了發揚“海濱鄒魯”之風吧,泉州過去在孔廟前,曾建成有一座“海濱鄒魯亭”。這座亭前有洙泗橋,後有
夫子泉,亭中掛一塊“海濱鄒魯”大匾額,十分美麗莊嚴。洙泗橋之“洙泗”,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地方,《禮記·檀弓上》有“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的說法,所以後人都把“洙泗”作為儒家的代稱。“夫子泉”就是紀念孔子的泉水,有“日飲一瓢心慕顏”之說。
今“海濱鄒魯亭”已廢,其他即今之泉州中菜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