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詞起於唐,盛於宋,而衰於元明;到了清代,詞的創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躍起來,詞家輩出,詞作繁富,詞壇上出現了不同的流派,詞論上主張各異,創作上風貌紛呈,加上大量地整理編印詞集、
詞選、詞話,一時景象繁榮,蔚成大觀,被人們稱為詞的中興時期。在清初諸詞派中,浙西詞派是當時和後來影響都很大的一個重要詞派。
浙西詞派是因其開創者
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員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朱彝尊,字錫鬯(chàng暢),號竹坨(chá茶),又號金風亭長;
秀水(今浙江
嘉興)人。精通經學考據,工詩能文,詩與
王士禎為南北兩大宗,尤擅長詞;其《曝書亭集》中,收有詞集《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等四種,計七卷,凡五百餘首;加上拾遺和補輯的詞,共有六百多首;有清諸詞家中,除
陽羨派詞人陳維崧外,詞作之富很少有人與之匹敵。朱彝尊的
同里詞人還有
李良年、
李符、沈皞日、沈岸登、
龔翔麟等,他們
同氣相求,互相唱和,與朱彝尊合稱為
浙西六家;龔翔麟曾將各家詞作合刻為《浙西六家詞》。
浙西詞派以浙西詞人為主,同時也包括創作傾向與之相同的他籍詞人,如同時稍晚的
桐鄉(今安徽
桐城北)人汪森、
華亭(今上海
松江縣)人
錢芳標、
仁和(今杭州)人丁澎等,雖不是浙西人,但在論詞觀點和創作特色上和浙西詞人同承一脈。因而也極力推波助瀾。正如
朱彝尊在《魚計莊詞序》中所指出的那樣:“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耳。”
產生背景
社會原因
明末清初,民族、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
雲間詞派(今上海
松江)率先出現在明末詞壇上。
陳子龍、
夏完淳等愛國詞風影響了
嘉興詞人。1645年,清兵攻入嘉興,大肆屠殺。嘉興人民遭受一場浩劫。文人們也難逃厄運,遭受種種波折。家國之恨凝結於胸。清初嚴酷的文網不允許人們發表一點不滿。於是,詞這一特殊的詩歌形式便成為他們抒發心中不滿的工具。正如
朱彝尊所言:"蓋時至而風會使然。"(《水村琴趣序》)
文學原因
詞盛於兩宋,衰於元明。元明以後以曲聞名。詞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詞,詞作還是不少的,但使詞曲合流,失去詞之特色。
朱彝尊批評元明詞壇一是充塞內容無聊或綺靡污穢之作:"宣、政而後,
士大夫爭為狀壽之詞,聯篇累腰,殊無意味","陳言污語,俗氣熏入骨髓"。二是違背詞之特色:"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間有硬語","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以上見《詞綜·發凡》及《水村琴趣序》)。浙西詞派創始者提倡恢複詞的特色,得到眾人回響。
基礎條件
嘉興本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
吳楚民歌的歷史。吳山越水的旖旋風光和甜美柔軟的吳音鄉語,與詞體十分相宜。宋以後,詞就在嘉興土地上良好地生長著。清初,一批在詞壇上有影響的文人大力提倡,互相倡和,切磋觀摩研討,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詞得以迅速發展。
形成發展
浙西詞派是清代重要詞派。其創始者
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稱之。該詞派其他主要作家還有
李良年、
李符、沈皞日、沈登岸、
龔翔麟。
他們崇尚姜夔、張炎,標榜醇雅、清空,以
婉約為正宗,貶低
豪放詞派,認為詞“宜用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因此在創作中忽視詞的內容,注重詞的格律精巧,辭句工麗,及孤僻典故,藝術上追求“幽新”風格。由此形象有些破碎,內含晦澀。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
浙西詞派的最早倡導者為
曹溶和朱彝尊。朱彝尊曾回憶和曹溶一起探討詞的經過:"
余壯日從先生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施,往往以
小令、慢詞更迭唱和。有井水處,輒為銀箏、檀板所歌。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畦,極其能事,則亦足以
宣昭六義,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招,詞學失傳,先生搜輯遺集,余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
白石而戶
玉田,
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靜惕堂詞序》)
朱彝尊還和同鄉詞人
汪森、二李、柯祟朴、
曹爾堪等人以及當時全國聞名的
陳維攝、
納蘭性德、
龔翔膀等大量詞人切磋探討。38歲時(1672)與汪森、周篔、柯祟朴等開始編《詞綜》,瀏覽宋元詞集幾百家,花了6年時間,於康熙十七年(1678)編成。按醇雅標準選了從唐至元的詞人600餘家有2200餘首詞。在這一過程中,曾得到全國各地詞人的大力協助。它的影響遠遠超出浙西,直至全國。
康熙十一年(1672),
朱彝尊與陳維崧的詞合刻成《
朱陳村詞》,"流傳至禁中,蒙賜問,人以為榮"(《清史·文苑傳》)。康熙十八年(1679),
錢塘龔翔麟將朱彝尊的《江湖載酒集》、
李良年的《秋錦山房詞》、
李符的《末邊詞》、沈埠日的《茶星閣詞》、沈岸登的《黑蝶齋詞》以及自己的《紅藕莊詞》合刻於金陵,名《浙西六家詞》。陳維崧為之作序。浙西詞派由此而名。信奉浙西詞派主張的詞人不計其數。清代康、雍、乾時,浙西詞派風靡一時(前期以
嘉興詞人居多,後期以杭州詞人居多)。前期除六家外,尚有彭孫通、汪森、柯祟朴、曹爾堪、周篔、
王雄、
沈進等大量的本市詞人以及外地詞人。
後期浙西詞派重要詞人有
厲鶚(1692-1752,錢塘人)、
王昶(雍、乾時
青浦人)、
吳錫麒(1746-1818,錢塘人)、郭麐(清前期
吳江人)、許昂霄(康、雍時
海寧人)、
吳衡照(乾、道時海寧人)、
項鴻柞(嘉、道時錢塘人)以及黃型清、
馮登府、
杜文瀾、
張鳴珂等大量詞人。 浙西詞派的開創者
朱彝尊去世不久,乾隆年間錢塘(今杭州)人厲鶚,崛起於詞壇,承襲了浙西詞派的主張,並有所修正和發展,尊
周邦彥、
姜白石,擅南宋諸家之勝,成為清中葉浙西詞派的中堅人物,使得浙派之勢益盛。厲鶚之後,雖仍有詞人承其餘緒,然而日漸衰頹,勢如
強弩之末。到了嘉慶年間,
武進(今江蘇常州)人
張惠言創
常州詞派,以《風》、《騷》之旨相號召,主張詞以比興為重,強調要有寄託,重視作品內容,成一時風尚,遂奪浙派之席。 乾隆後,常州詞派興起,浙西詞派遂成衰勢,但其影響一直至後世。如古人所言:"被浙西之詞,不過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
理論主張
朱彝尊開浙西詞派之
宗風,在詞論方面,也數他最有建樹。他論詞的基本觀點首先是標榜南宋,推崇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
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在《詞綜·發凡》中,他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
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並在自己詞作《解佩令·自題詞集》中直接聲明:“
不師秦七,不師
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此外還在《靜志居詩話》中說:“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基於這一基本觀點,所以他對“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黑蝶齋詞序》)的
沈岸登的詞,最為推許。
浙西詞派之所以標舉姜、張,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姜、張詞風醇雅,風格清空。因此,尚醇雅、主清空,乃是浙西詞派理論的核心。
朱彝尊在《樂府雅詞跋》中明確主張:“詞以雅為尚。”認為“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靜志居詩話》);“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
離騷》、變《雅》之義”(《陳緯雲紅鹽詞序》)。至於清空,其源原出於張炎的《詞源》,張炎論作詞原則,提倡“雅正”,強調協律、清空。清空者,清麗空靈之謂也。
為了在理論上配合宣傳
張揚,朱彝尊還以自己的論詞觀點為標準,選編了唐、五代、宋、金、元五百餘家詞為《詞綜》(朱原編為二十六卷,後來汪森又增補了十卷,共收六百餘家,二千二百多首詞),藉以推衍其理論主張。《詞綜》是一部重要詞選,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此書一出,浙派宗風愈熾。浙西詞派的詞學主張在百餘年中也有所發展變化。前期,
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過理論闡述。後期,主要的詞論著作有海寧許昂霄的《詞綜偶評》(以評點《詞綜》所選詞為主,闡述主張)、吳江郭麐的《靈芬館詞話》、海寧吳衡照的《蓮子居詞話》等,理論闡述較多。綜括起來,浙西詞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詞風,批評元、明詞風。針對
明代詞的弊病,適合清初時代需要。他們提倡以南宋
姜張詞風為圭皋,學習他們的清空、醇雅,以適宜表達家國之恨的幽情暗緒。朱彝尊認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汪森認為南宋姜夔詞"句琢字煉,歸於醇雅"(《詞綜序》)。
第二,為詞尊體,提高詞的地位。詞歷來為詩餘。浙西派詞人將它當作寄託家國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認為:"詞雖小技,昔之通儒
巨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益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紅鹽詞序》)
第三,藝術上提倡詞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詞體。浙西派詞論主張詞別是一家,無論前、後期的浙西派詞論家都標舉神韻、清空、淡遠、清麗的標準。他們選編《
詞綜》也好,自己的創作也好,大多體現出這種特色。就是將感情化作清麗淡遠的意象,用清新別致的語言含蓄蘊藉地表達出來。用
朱彝尊的話來說是"空中傳恨"。厲鶚則將此種詞比作淡雅悠遠的南宗畫。
代表作家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
竹垞(chá),晚號小長蘆釣魚師,浙江
秀水(今
嘉興)人。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詞試,出仕清廷。博通經史,工詩詞古文,尤長於詞,有《江湖載酒集》等詞集4種(註:朱彝尊詩詞文輯入其《曝書亭集》。他又有《明詩綜》,《
清史稿》卷四九一本傳稱“或因人錄詩,或因詩存人,銓次為最當。”),是浙西詞派開創者,與
李良年、
李符、沈皡日、沈岸登、
龔翔麟號為“
浙西六家”,和
陳維崧並稱“
朱陳”,執掌詞壇牛耳,開創
清詞新格局。他推尊詞體,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張為
圭臬,自述“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題詞集》),還與汪森輯錄《詞綜》,推衍詞學宗趣和主張。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時,提出詞的功能“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紫雲詞序》),投合文人學子由悲涼意緒轉入安於逸樂的心態,也適應統治者歌頌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風,席捲南北。
朱彝尊詞集裡“宴嬉逸樂”的歡愉之辭,有《靜志居琴趣》寫男女愛情,《茶煙閣體物集》和《蕃錦集》的詠物集句。其中情詞為世稱頌,獨具風韻,如《高陽台》“
橋影流虹”,《無悶·雨夜》“密雨垂絲”,《城頭月》“別離
偏比相逢易”,《鵲橋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摯,
圓轉流美。《桂殿秋》描寫
心心相印的男女愛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詞的佳作:
思往事,
渡江乾。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
易代,故國滄桑,也提出詞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織進時代的悲哀與亡國的感慨,將磊落不平之氣和弔古傷今之情,化為歌兒檀板。所以《江湖載酒集》中的詞作,時見憤激,哀婉沉鬱,如《
長亭怨慢·雁》、《風蝶令·石城懷古》、《百字令·度居庸關》、《金明池·燕台懷古和申隨叔翰林》等。《賣花聲·雨花台》撫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寫得視野開闊,精警有力,最能體現他的才情和風格: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
長乾接大長乾,歌板酒旗零落盡, 剩有漁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欄。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煉,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響下,標舉清空醇雅風格,蘊藉空靈,無輕薄
浮穢之弊,也不落濃艷媚俗。即使艷情詠物,也力除陳詞濫調,獨具機抒,音律和諧。但他重在字句聲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創造的天地,也給浙西派帶來堆填弄巧的風氣。
詞派評價
浙西詞派的詞論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現實意義。它是企圖匡正明代詞壇俚俗粗陋之流弊,以
醇雅清空來洗除
纖靡淫哇之頹風。出發點有積極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觀效果;不但在當時有號召力,而且對於整個清代詞壇影響甚大。但他們標榜醇雅清空,僅在詞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沒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對作品的內容方面重視不夠,題材不廣,開掘不深,寄興不高,走的仍是一條
格律詞派的老路——這是一條愈走愈窄的
通幽曲徑,沒有寬廣光明的前途。這正是浙西詞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們最終沒有能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浙西派詞論的缺陷在於過分強調了"空中"寄情。其創始者有國破家亡的親身經歷,於詞中隱隱寄託這種情感;其後繼者們缺乏這種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煉"上下功夫了。
朱彝尊有時為了強調詞之體色,又認為"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吟太平"。這也給後世以不好的影響。
但總的說來,浙西詞派的出現是適應了清初反映現實的需要,隨著清初社會矛盾的尖銳,逐漸發展壯大,又隨著清王朝的鞏固繁榮而衰落。至
乾隆年間,浙西詞派中出現了"三蔽"(淫詞、
游詞、鄙詞),於是
常州詞派出而代之。隨著近代社會的變化,浙西詞派後起者如杜文瀾、張鳴珂等人詞風也有了轉變。而且,常州詞派也吸收了浙西詞派尊詞體、重寄託等理論及創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