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感困離俗
法舫回到家鄉後,曾讀過兩年縣立初級中學,他生性勤奮好學,所以成績優良。唯感於自幼孤苦,身世飄零,時有出世離俗的念頭。1921年(民國十年),十七歲時,依姚家井觀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後來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階法師受具足戒。
1922年(民國十一年),
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開學,法舫以在北京任陸軍部部員王虛亭居士的介紹,南下武昌,入佛學院為第一期學生。王虛亭居士亦於是年秋天辭去軍職,到武昌佛學院依太虛大師剃度出家,法號大嚴。
勤學向上
法舫在佛學院兩年,他戒相莊嚴,為學精進,深為師友所推重,亦為太虛大師所賞識。武院本定三年畢業,第二學年開始時,太虛大師感於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施教困難,因此決定把第一期學生提前畢業,將第二、三學年的課程濃縮在第二學年上完。因之,法舫於十三年六月畢業。
法舫畢業之前,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專修藏文。武昌佛學院的畢業生中,有大剛、超一、法尊、觀空、嚴定及法舫等多人,都轉學到北京藏文學院學習藏文。翌年,藏文學院改為「留藏學法團」,專究藏密,為赴藏學法作準備。
1925年(民國十四年)秋,大勇率領的留藏學法團由北京啟程,團員有法尊、嚴定、大剛、觀空等二十餘人,法舫亦為團員之一。學法團由四川入西康,行到甘孜,因故不能前進。法舫以學法之事機緣未具,乃返回武昌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原設有初級部、大學部、研究部三部。後來因在「北伐」期間,佛學院為軍隊占用而停頓,師生星散。法舫回到武院,與大敬法師二人留在院中看守。在此期間,他潛心自修,專攻唯識學與俱舍學,數年之間,學力大進。
修學教學
1929年(民國十八年),太虛大師自歐美弘化歸來,於佛學院舊址設「世界佛學苑研究部」,由法舫負責籌備。1930年(民國十九年)夏,大師在北京柏林寺,與住持台源設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將武昌的「世界佛學苑籌備處」及「錫蘭留學團」遷到北京柏林寺。同時把教理院的學生改為世苑的華日文系,將武昌遷去的錫蘭留學團改為世苑的華英文系,仍由常惺法師任院長。法舫擔任世界佛學苑籌備處的書記,並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職兼任監學,協助常惺法師。他在教理院開講《俱舍論》,義解精當,深受學生歡迎。
是年秋,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日人謀我日亟,致華北情勢緊張,經濟蕭條。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柏林教理院以經費無著而停辦。年底,法舫又奉太虛大師之命,把世苑遷回武昌,在武昌佛學院內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法舫任圖書館主任。世苑圖書館,原是由武昌佛學院改組而成。其中佛學院原有的圖書及太虛大師的藏書全集中於此。館中藏書凡二萬四千二百餘部,十一萬一千餘卷,其中有日本《大正藏》、《萬字續藏》、《頻伽藏》、巴利文藏經,及普通書籍《四部備要》、《圖書集成》、《萬有文庫》等,舫師以二年時間,分門別類編號整理。以後逐年增加,書籍達到十餘萬冊,成為一所極具規模的圖書館。
在整理圖書館期間,法舫法師在館中恢復了早年武院的研究部,集中優秀的僧青年從事佛學研究。研究員多是閩南、柏林、九華等各地佛學院的畢業生,或在各地佛學院任過教師的青年法師。如談玄、本光、葦舫、塵空、印順、寂安、清虛、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在主持圖書館的同時,他接手編輯《海潮音》月刊,從事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理想的宣傳。他主編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後又兩度接任主編,先主編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後來又主編二十一卷。後兩次主編海刊,是在「八年抗戰」期間,在重慶編輯發行的。
傳盛佛學
由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五年之間(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的極盛時期,法舫在這段時間,為圖書館盡了最大的心力。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武漢成為軍事要衝。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舫師應太虛大師之召,及重慶漢藏教理院法尊法師之請,西上入川,進入漢藏教理學院任職教務主任。舫師在漢院三年,協助法尊處理院務外,並講授《俱舍論》,深受漢院學生的歡迎。後來,舫師示寂,演培法師在〈敬悼舫公法師〉一文中,追述舫師在漢院的情形∶
舫公對於佛法的認識是多方面的,但特精於唯識、俱舍,我在漢院時,他為我們同學親授俱舍一課。每當他來上課時,同學們即聚精會神的靜聽,他那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口若懸河的無礙辯才,在在引起學僧的興趣。尤其他對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論題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學僧的情緒。...舫公主持漢院教務三年,對院內應興革的事宜,確費了不少的心力,漢院得有今日的聲譽,雖說是由於抗戰時大師住院指導,名德法師的集中教學,但舫公的多方擘畫,辛勤領導,其功尤不可沒。
離國考察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太虛大師率團訪問印度、錫蘭各東南亞佛教國家,他感於對這些佛教國家有進一步聯絡的必要,歸國之後,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傳教師名義,赴東南亞各國傳教,並攜達居、白慧二師赴印留學。三人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出國,途經緬甸,留下達居在緬甸學習巴利文,並在十方觀音院附設的佛學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緬甸停留年余,考察當地佛教情形,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始到達印度。
國外傳教
舫師偕同白慧到達印度後,進入著名的「國際大學」,從事梵文、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此時,戰前已赴印度擔任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的譚雲山居士,對法舫的接引與照應殊多。法舫在國際大學進修三年,又轉往錫蘭智嚴學院,從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法舫刻苦修學,進步頗速,短短四年,他已勉強可用英文授課,並試譯巴利文佛典《南傳阿毗達摩攝義論》。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他在錫蘭驚悉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虛大師的弟子和護法居士們開會討論,認為大師圓寂,奉化雪竇寺及武昌世苑圖書館都乏人主持,鹹認法舫法師是最理想的人選。於是大家聯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國。法舫認為扶持大師的事業,是弟子應擔的責任,乃摒擋歸國。途經馬來西亞、香港,所至輒隨緣教化,備受四眾推崇。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抵上海,逕往奉化雪竇寺禮太虛大師舍利塔。並繼大醒法師之後,出任雪竇寺住持。是年秋末,他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學院院長,並在院內為太虛大師營建舍利塔。
疲勞而逝
早在抗戰勝利之後,太虛大師即命葦舫法師去武昌,交涉收回武院舊址,予以修繕整理,計畫復院工作。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修整就緒,對外招生,於中秋節開學。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舫師抵達武昌之時,武院代院長葦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舫師接任院長後,原想有一番作為,
以光大太虛大師的佛教事業。唯以內戰日熾,烽火連天,人心浮動不安,學院亦受到影響。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春,受請到湖南長沙講經,講經圓滿,戰局劇變,已無法回武漢。只好南下廣州,駐錫六榕寺。這時,武院學生
隆根也到了廣州,到六榕寺謁見,告知武院受戰事影響,學生星散。隆根是賣自己的書籍,湊作路費來到廣州。大局如此,舫師為之黯然。他告訴隆根,將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到香港轉赴錫蘭,到錫蘭大學任教。他致送隆根兩枚銀元,希望隆根離開廣州到香港去。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底,舫師抵達香港,受佛門善信之請,五啟講席,法化稱盛。1950年元月底,離港抵新加坡,卓錫靈峰菩提學院,應請講《般若心經》三日,復應新加坡佛教總會之請,在圓通寺講《藥師經》十日,之後轉赴錫蘭。是年五月,他在錫蘭出席由錫蘭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大會。會後應聘錫蘭國立大學,擔任該校中國佛教文學及大乘佛學教授。他以流利的英語講授大乘教理,深受學生歡迎。暇時曾一度游化馬來亞、暹羅等地,事畢仍返錫蘭。
他原患高血壓症,唯並不影響工作。在錫蘭大學任教年余,1951年10月,突以腦溢血逝世,世壽四十八歲,僧臘三十年。
個人成就
法舫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入室弟子,也是忠實和得力的助手,他對大師革新佛教的理想,竭誠擁護,不遺餘力。三度主編《海潮音》雜?,發表許有關教理和學術的文章,並宣傳佛教的革新運動。兩度出國傳教,為中印、中錫(斯里蘭卡)文化交流作出相當大的貢獻。
他一生著作甚多,主要的有《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佛學對於人生之看法》,《一個佛學者的程式》、《金剛經演講詞》、《印度之文化》等。譯作有《阿毗達磨攝義論》等。他所譯的《阿毗達磨攝義論》在香港出版,深為法、英等國東方學者所稱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