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簡稱沙畹，是學術界公認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國學大師，公認的“歐洲漢學泰斗”。同時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被視為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者。繼他之後成為法國中國學與敦煌學大師的伯希和與馬伯樂都出自他的門下，被弟子伯希和推許為“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le premier sinologue complet）。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 外文名：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
- 國籍：法國
- 出生地：里昂
- 出生日期：1865年10月5日
- 逝世日期：1918年1月29日
- 職業：漢學家
- 畢業院校：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 主要成就：漢學成果及影響舉世矚目
- 代表作品：《史記》（譯著），《西突厥史料》等
家庭,生平經歷,漢學研究,貢獻,地位及影響,名人評語,主要著作,
家庭
1865年，沙畹出生於法國里昂的一個富有文化教養的新教家庭，是家裡的第二個兒子。母親（Blanche Dapples）因生產沙畹而於11月22日去世。沙畹的祖父（Edouard-L.Chavannes,1805--1861年）是一位植物學家，終老於瑞士洛桑故居的植物園，生前完成一部研究金魚草科的專著（Monographie des antirrhinees），1833年刊於巴黎。沙畹的父親（Frederic-Emile,1836～1909年）是工程師，在洛桑和巴黎受到了極好的工科教育，後任里昂的La Buire工廠的工程師兼技術總監。沙畹治學，總是力圖把科學認知的某些範式引入研究課題，這顯然是既受到祖父、父親的家教，又受到崇尚科學的時代精神的薰陶的緣故。
生平經歷
沙畹早年隨祖母住在瑞士洛桑。12就學於洛桑的Progymnasium（College） Galliard中學。稍長，離開祖母和Galliard中學，回到法國里昂的父親的家中，繼續中學的學業。
1885年，沙畹20歲，順利進入巴黎的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師範學院，主修康德哲學。沙畹的氣質和實力，使他脫穎而出，受到了高師院長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年）的賞識。佩柔是法國著名的古代藝術史專家、特別是希臘古典藝術專家。他矚厚望於沙畹這位有家教、有潛力的學子，勉勵他將治學方向定位於研究中國。沙畹正是受到院長的鼓勵，此外還受到其他師長的指點，逐漸確定了此後研究中國的大方向，把專業方向從哲學改為漢學。
1888年，沙畹高師畢業。畢業論文是與同學安德勒（Charles Andler，1866--1933年）合作完成的《康德自然科學的形上學原理》——是由康德的《自然科學的形上學原理》的法語譯文和長篇導言構成。（安德勒的年齡比沙畹小一歲，後來成為法國的著名的日耳曼-德國學家，以研究海涅、尼采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而馳名。）由於這篇論文，沙畹先榮獲1888年哲學科的教師資格會考優勝獎（Laureat des concours d’agregation）。
1889年1月24日，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身份涉洋東來，3月21日到達北京。沙畹第一次來華，除了1891年短時間返國與愛麗絲成婚外，在中國生活了四年。期間結交了唐在禮（1880一1964年）、唐在復（1878—1962年）等中國友人。譯註《史記》、編纂和撰寫《中國兩漢石刻》《泰山》。
《泰山》一書促成沙畹兩次登臨泰山，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臨泰山。1907年6月17日至25日與阿理克同赴泰安，對泰山做再次考察。第二次登山，由隨行攝影的周師傅拍攝了大量照片。
1891年，他發表處女作《關於康德的自然科學基本原則》。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繼德理文之後（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蘭西學院“漢語及滿語語言和文學”講座，成為該講座自1814年開辦以來的第四位教授，是時沙畹年僅28歲。12月5日，在法蘭西學院發表就職講演，題目是《中國文獻的社會角色》。此時來自荷蘭、俄國、瑞士、德國的學生投師其門下，他們在法學成回國後散居各地，普及了現代漢學。
沙畹回國後，應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Iévi）的要求，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譯佛經方面，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印度和西域僧侶的傳記。同時，他還在東方語言學院、索邦大學、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宗教科學系授課。
1895年任法國亞洲學會秘書長並參加東方學雜誌《通報》的編輯工作。這一年起，沙畹還致力於《史記》譯註，但是到他去世為止，這部巨著還沒有來得及完成，西方學界普遍為此感到惋惜。
1900年9月5日，沙畹參加宗教史國際大會，在大會的遠東組上宣讀論文《中國古代宗教中的社神》一文。
1901年7月，斯坦因第一次考察結束後，他將其中的漢文寫本、簡牘交由沙畹以及英國博物院的卜士禮（S.W.Bushell）博士和道格拉斯（5rR.K.DoqqhB）教授共同考釋、整理、研究，但主要工作是由沙畹進行的。經過數年的研究，沙畹寫成了《丹丹威里克、尼雅和安德悅出土漢文文書考釋》一文，作為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古代和闐》的附錄A，於1907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1903年協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辦《通報》。這一年他還成為了法蘭西學會會員。
1907年3月27日—1908年2月5日，沙畹再來到我國東北和華北地區冀、魯、豫、陝、晉省，考察文物古蹟，歷時十個月，時年42歲。收購了大批圖書，拍攝大批照片，獲得刻石拓片數以千計。
1907年5月17日，山海關孟姜女廟（沙畹攝）
1907年5月17日，山海關孟姜女廟（沙畹攝）1909年，他將資料整理成《華北考古圖譜》若干卷，1909至1915年陸續出齊，書中首次向西方學術界公布了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的珍貴照片，後來歐美掀起研究中國北方石窟藝術的熱潮，與這部書的出版有很大關係。
1909年春，斯坦因將第二次中亞考察獲得的簡牘部分則給老友沙畹考釋。沙畹在短短的一年間，便將近千件簡牘的釋文和注釋交給了斯坦因（1911年初）。再經過兩人協商修改，於191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奧萊爾·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獲漢文文書考釋》（《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
1916年，斯坦因又請他整理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漢簡及西域各地出土漢文文書，這項工作後由其弟子馬伯樂最終完成。由於漢學研究的出色成績，同年沙畹當選為英國皇家亞細亞協會會員。1917年，當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時，他作為譯員以流利的口語接待了中國的政治家代表團。離開人世前幾個月，他還在索邦神學院的大階梯教室發表了題為《中國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講。
1918年，在巴黎病世。沙畹英年早逝時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際，他的工作就此中斷。
漢學研究
沙畹著述甚豐，他翻譯註釋《史記》，對中國的佛、道、摩尼教，對於中國的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地理等領域都頗有研究，且成就斐然。同時他還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法國敦煌學的先驅者。
史學研究
翻譯史記
沙畹首先是位史學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翻譯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史記》。
他把其中一部分譯成法文並加以注釋，名為《司馬遷的傳體史》 （五卷）。這部譯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禪書》，1893年在巴黎由亞細亞學會資助出版了譯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這部“漢學界蓋世名作”（莫東寅）由導言、注釋和極為詳盡的附錄組成，具有兩個顯著特徵，其一是考證嚴謹而廣泛，其二是在注釋中進行了大量發揮，對涉及古代中國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提出了廣泛而尖銳的批判。雖已年代久遠，但由於作者出色的翻譯、嚴謹的考證和不落俗套的注釋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價值。繼1893年的版本之後，麥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這五卷本；1969年該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補遺卷作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後留下的兩三篇譯文，一個改編過的總目錄和一個自1905年以來出版《史記》譯文版本的版本目錄。馬伯樂對其老師這部巨作的評價是“自理雅各《中國經典》以來歐洲漢學界最重大的著作”。可惜沙畹的研究範圍過於廣泛，無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對《史記》的譯註和研究，致使這部巨作沒有最後完成。
碑銘學研究
沙畹在研究古代歷史的過程中，效仿研究地中海文明學者的方法，將考古學和碑銘學結合起來，他的史學研究同時包括著對中國古代石雕的考察和研究。而且他在漢學研究中的許多領域多少與碑文研究有些關聯。沙畹碑銘學研究“開了”'歐洲研究中國古代藝術”之'先河”，他解譯了許多銘刻和寫本，留下了令人驚嘆的成果。。在這些考察和研究中，他堅持科學的態度，常常對石碑的真偽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的第一本碑銘學著作是《中國兩漢時代的石刻》，第二部碑銘學著作是《華北考古考察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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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沙畹碑銘學的終結，是他對於投龍簡的研究。1919年，他出版了《投龍，關於東亞的回憶》共三卷，於巴黎問世。
關於中國歷史地圖和省份的探討
沙畹的歷史研究還包括對中國歷史地圖和省份問題的探討，如10世紀浙江吳越國的歷史和雲南麗江的歷史，翻譯《魏略西戎傳箋注》(1905)和《後漢初年之後的西域》(1907)等。1913年他發表了關於蘇州文廟石碑的研究文章，探討了這組刻石上的一幅中國地圖、一張歷史年表、一幅地方行政區圖和蘇州城圖。這些很特別的內容是南宋寧宗趙擴小時讀書用的教材。
中國歷史地圖學方面，如他在《遠東法國研究院學報》上發表的《中國地圖學中兩幅最古老的地圖》的論文，討論了《華夷圖》和《禹跡圖》的內容，並概略地描述了中國古代地圖學的發展。這是近百年來第一篇較有深度的專門討論中國地圖學史的文章，是歐美學者討論中國地圖學史的濫觴。沙畹還幾經周折，通過教父加百列·莫黑斯(GabrielMaurice)弄到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於是專門研究了其中的《禹跡圖》和《華夷圖》這兩幅刻於1137年的地圖。同時他順便探討了中國的地圖歷史，推測最早的地圖可能在木簡上面，還指出分格繪製地圖的原理及方法的功績，應歸於裴秀（224—272），而不是通常所說的賈耽（730一805）。
宗教研究
佛教研究
沙畹在宗教歷史的研究最大的貢獻就是對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繼承了雷慕沙和儒蓮的傳統，翻譯了中國朝聖者義淨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見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1894），然後又在《通報》上發表了描述幾位朝聖者的傳記和一些印度來華傳教士的傳記，與列維（sylvain Lévi）合作撰寫了關於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羅漢法難記》，嘗試對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變作出界定。他還收集、翻譯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選集》（1910），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沙畹除了對佛教感興趣之外，還關心中國的道教以及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他將有關中國宗教社會學的第一部論著譯成法文，這就是格羅特的《廈門的年慶節》。另外他還蒐集、翻譯並以《選自中國<大藏經>的五百寓言故事》為題出版了大量的故事（1910）。
其它宗教研究
除了佛教外，他還關心中國的道教、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等，涉及到中國多個教派問題。
他將有關中國宗教社會學的第一部論著格羅特的《廈門的年慶節》譯成法文。
關於道教，沙畹也是西方漢學家道教研究的先驅，他與伯希和都是法國漢學家中最早對道教感興趣的人。沙畹在對中國北方進行考察時曾登上泰山，並發表了《泰山：中國祭禮專論》（1910），該書後附有一篇《古代中國的社神》的補編，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儀的重要性，“另闢中國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條新途徑”。②有評論認為，沙畹對於近代歷史科學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運用，對於史學的一切輔助科學又全是內行，並主張以整箇中國文化與整個活動的中國社會為研究對象，其附於《泰山志》（LeT'ai—Chan）一書的論文《中國古代的社神》，實為西洋中國學界空前的傑作，他的重要性就在於“啟發後之學者，走上以社會學法研究漢學之途徑”。③1911年，沙畹與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並利用了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準備發表他從《道藏》中選出的第一篇譯文。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都在對這種儀式進行研究。像他的佛教研究一樣，他也通過研究碑文來研究道教。他曾研究過貴州永寧的道教碑銘《紅岩碑》，指出那是偽刻，他研究過呂洞賓寫的符篆，稱“呂祖真跡”，原碑在河南汝寧府，此碑是在雲南的摹本。他譯註了一批元朝的漢文碑，內容涉及皇帝敕令、官府文書，反映了蒙古軍隊占領南方、對寺院免租、封禁道教書籍等情況，關於成吉思汗時的道教著名人物丘處機，他也發表過文章。他又從山西、河南、山東，特別是登封中嶽廟和曲阜蒐集有關儒、道兩教的很多碑拓，撰寫了有關探討孔子、晏子和孟子尊號變化的文章。
沙畹還曾研究過摩尼教，與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1911一1913），這部著作疏釋了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摩尼教殘經，並對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作了一個大致的勾勒。
邊疆和民族研究
沙畹對中國的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有濃厚的興趣。他以我國史料為根據並參引西方人的記載編撰成了《西突厥史料》（1903），是沙畹“重要撰述之一種”。這本書對於中外學者治突厥史有不小的參考利用價值。他又撰寫了《中國之旅行家》，通過我國的古籍，考證東亞的外交政策、商業交往、宗教進化及多數國家的地埋古物風俗等。莫東寅認為，此書“不特為翻譯之晶，且兼有考據之功”
此外，他還出版有《土地神》（Le Dieu du solen Chine,1903年出版、1910年修改潤色再版），《3至8世紀的中國神話》（1921）和《中國民間藝術的願望的表達》（1922）等。
貢獻
在漢學研究的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貢獻是把歷史的考證方法引入了20世紀的漢學研究k這種考證方法來源於19世紀的歷史主義和科學主義，十分注重歷史研究和科學考證，歷來以嚴謹著稱。作為從19世紀過來的沙畹不可避免受到影響，並在自己所做的漢學研究中加以運用。而且，由於家庭的關係，沙畹養成了嚴謹治學、嚴於律己的精神，二者使沙畹的漢學研究顯得十分精闢、嚴密和科學化。
沙畹不僅自己著書立說，還培養一批有影響的漢學家，謝閣蘭、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在整個法國漢學發屣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蘇運鳴（Michel Soymie，1922—）說，“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顯赫一世”，”從本世紀初葉開始，簇擁在他身邊”的“眾多才華橫溢”、“學識淵博”的門生，繼承了他的遺產，並將“巴黎所擁有的“西方漢學之都”’的“桂冠””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地位及影響
由於沙畹在漢學上的重大貢獻及其個人魅力，被公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國學大師。
在19世紀法國舊式漢學或中國學向成為20世紀的獨立學科的轉換過程中，沙畹是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從沙畹起，法國漢學和中國學正式形成綜合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藝術和歷史的現代專門學科。由於沙畹在漢學上的重大貢獻及其個人魅力，使他不僅在法國的漢學界享有重要的地位，也使他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公認的漢學大師”。儘管他的文化修養、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屬於19世紀，但他的活動主要在20世紀；在許多漢學領域如中國歷史、宗教哲學、歷史上的外族關係、中國地圖學等方面為後來的法國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名人評語
“整個西方世界承認的漢學大師”——戴密微
“沙畹培育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施舟人
“沙畹之在中國學中，確為全歐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認識中國文化之偉大的價值。”“中國之文化，不僅與其他古代文化並駕媲美，且能支持發揚，維數千年而不墜，蓋同時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現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以沙畹為第一人。昔余之來中國，亦無非師效沙畹之榜樣耳。”——伯希和
1999年10月法國駐華大使毛磊（PierreMorel）先生在南京大學舉行的“20世紀法國作家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也這樣指出——
“在法蘭西學院沙畹教授的帶領下，我們看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國漢學家群落出現了。他是將科學的方法引入中國研究的第一人，科學的人文方法，和勒內（Renan，1823--1892）在同時期用來研究《聖·經》的方法是一樣的。”
主要著作
《廈門的年慶節》（格羅特）（J.J.M.Groot），巴黎，1886（譯作）.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註》（Mdmoire Sur Les bonze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巴黎，1894.
《悟空行記》亞洲報，1895，9、10月刊.
《司馬遷史記》（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lne），巴黎Leroux書局,1895-1903。
《菩提伽耶中國碑考證》宗教史雜誌，1896，第35冊.
《中國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記》亞洲報，1897，5，6月刊.
《兩漢時代之石畫像》（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nx Dynasties de Han），1898.
《王玄策使天竺記》亞洲報，1900，3、4月刊.
《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1903.
《中國地圖學中兩幅最古老的地圖》（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tographie Chinoise），遠東法國研究院學報（Bulletin deⅠ`Ecole Francaise de Ⅰ`Extreme Orient，Vol，3，1903）.
《元代中國宮中的金石文和文什》TP第五卷，1904—1905，第366404頁.
《泰山：中國祭禮專論》（Le Tai chan），巴黎Leroux書局，1910.
《北中國考古旅行記》（Mission archeologique daus la Chine）附498張照片圖，巴黎Leroux書局，1913.
《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中國文獻》（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大學印刷局，1913.
《投龍》，《東亞論叢》第三卷，1919.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Traite Manichden Retrouve en Chine），商務印書館，1931，1933（漢譯本，馮承鈞澤）.
《中國佛藏中五百故事選》（Cinq cent comtes et Apoloques extratts du Tripitaka Chinois），巴黎，1—3卷，1910—1911，第四卷，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