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王廟
- 別名：汪王信仰
- 性質：徽州地方神祗
歷朝發展
宋朝的正統化
汪王信仰的神主汪華, 是崛起於隋唐之間的徽州土著豪強。其事跡見於幾種主要的唐代史料, 包括《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鑑》, 以及宋代的兩部大型地誌《太平寰宇記》和《輿地紀勝》。而對於現代史家來說, 汪華這類土著豪強, 雖然最終都被唐帝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所消融, 但他們的根源卻在於南朝地方性的酋豪勢力。而正是這類歷史人物身上所帶有的濃厚地方性, 才使得他們在興起之地“歿後為神”, 廣受崇拜。
汪華逝後即成為徽州 (歙州) 當地能夠保境安民的“土神”。無論是其官治之所烏聊山、葬地雲郎山, 還是其祖居地登源, 均建有汪王廟, 遇有水旱疾疫, 即成為重要的禱祀場所。早在五代時期, 當地的汪王信仰已顯端倪, “赤地三年, 群祀鹹舉。歙有汪王, 實食其土” 。延及後代, 民眾中崇奉汪王的活動一直相當活躍, 不僅舉辦燈會, “迎神三獻曲, 遺愛一爐香”, 而且演戲酬神, “鼓鐘鏜鞳, 吹笙間簧, 紫髯揚揚, 紅袍玉帶, 為子為孫, 為侯為將” , 最終演變為一種深入人心的民俗, “清晨聞鐘鼓, 民俗祀汪王” 。
在唐宋史志當中, 汪王故事的核心環節, 除了“保境”之外, 還有“受封”。如果說前者充分體現了汪王神的地方性, 那么後者則體現了他在王朝秩序中的位置。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 汪華受封為“靈惠公”, 這是汪王神正式進入王朝祀典的開始。雖然在此之前半個世紀, 歙州文人汪台符就撰寫了《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962) , 但從該記的文字來看, 州城烏聊山汪王廟的出現, 不會早於五代時期。該記中一些含混的文字甚至還透露出, 汪王信仰在唐代有可能尚在“淫祀”之列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的《追封靈惠公敕》見載於《忠烈紀實》, 文字非常簡略, 僅稱“歙州越國公汪王神, 奉敕宜特追封靈惠公” 。只有比較同年二月歙州知州方演的《奏乞追封表》, 才能了解事情的脈絡：
今伏睹封禪大赦節文, 忠臣烈士皆令精潔致祭。又赦書有未盡者, 許分析奏聞。其越國公汪王神, 伏乞皇帝陛下聖造, 特賜聖澤, 別賜追贈, 所貴勸天下忠義之士, 慰一郡系賴之心。臣生為歙人, 幼睹其異, 幸因東封大禮, 輒敢聞天。
由此可知, 這是歙州知州方演借著宋真宗泰山封禪的時機, 籲請將汪王神列入祀典, 而方演本人也正是歙州當地新興的科舉士大夫的最初代表。不過, 從敕告的簡略文詞可以看出, 當時的朝廷態度實際上頗為平淡。而“靈惠公”本身也只是一個頗為普通的封號。這種情形顯示出, 直到北宋中期, 汪王神還遠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 與此同時, 新興的歙州科舉士大夫的影響力也頗為有限。正如王安石所稱：“歙之為州, 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 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 然不能多也。”
經歷了百餘年的沉寂之後, 直至北宋行將結束的徽宗時代, 對汪王神的加封才又重新開始, 而其中主要的因素則與王朝對“方臘之亂”的平定有關。《三封王告》記載：
因睦寇方臘至境, 王雲中以刃麾賊, 事平, 都帥以聞, 加封“靈顯”二字。敕：朕以慶賞之權, 馭封爵之柄, 獎於忠順, 罔間幽明。徽州忠顯廟英濟王, 武烈之功, 久嚴方祀。威靈之德, 能警群迷。比昭風馬之祥, 卒弭干戈之悖。雲雷順序, 山川廓清, 迺即舊封, 肆加顯號。……可特封顯靈英濟王。
北宋宣和四年 (1122) 汪王神被加封為“顯靈英濟王”, 是因為在“睦寇方臘至境”之時, 汪王神能夠在雲中“以刃麾賊”, 有功於王朝的平定“寇亂”。宣和時期對“方臘之亂”的平定, 是徽州這一地名出現的緣起, 同時也意味著中央王朝對這一地區管治的進一步深入。因此, 汪王神轉變為“顯靈英濟王”, 實際上正可以看成是徽州逐步脫離邊陲狀態的標誌。
真正關鍵性的變化發生於南宋時代的中期。乾道四年 (1168) 三月十五日, 徽州知州郟升卿代表祁門縣士庶, 遞出了加封汪王神的申請, 理由是在“疾疫大作”時, 汪王神能護佑一邑的平安：
伏見本邑忠顯廟信順顯靈英濟王, 忠義之節顯著, 於唐御災捍患, 有功於民, 不可概舉。廟額封爵, 累錫於本朝。凡邑之水旱疾疫, 有禱必應。又如紹興二十三年、乾道二年, 鄰邑疾疫大作, 罹其災害者, 不可勝數。邑人相與祈安於王, 遂荷其陰相, 疾疫不作, 民無夭折。其福惠於民, 彰著如此。乞備申敷奏加封。
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朝廷批准。汪王神由此獲封為“信順顯靈英濟廣惠王” , 也即後代常說的“八字王”, 在封號的文字形式上已達到最高等級。
而就在當年夏天, 知州郟升卿又向轉運司呈報了汪王諸子在抗旱致雨方面的靈異功能, 並由此動議對汪王諸子和夫人進行敕封：
本州管下, 自五月下旬以來, 闕少雨澤, 慮傷禾稼。升卿等躬率官僚, 自六月十一日, 遍詣寺觀神廟祈禱, 未獲感應。升卿等職在牧民, 不遑安處, 遍詢民情。本州城北七里, 地名雲嵐橋, 有英濟汪王墓, 並城南龍井山, 有忠助廟八郎君, 乃英濟汪王之子。每遇雨暘愆期, 民有疾疫, 虔誠祈禱, 必獲感應。遂於本月十五日早, 躬親出門外, 迎請兩處神像於城內忠顯廟致祭。未至廟所, 甘雨隨至。早晚詣廟拈香, 並皆得雨。相關的申請最終使汪王夫人和諸子 (八子) 先後在乾道五年 (1169) 和八年 (1172) 分別獲得封號, 從而使得汪王神出現了一個家族的譜系。
除了汪王神封號不斷升級和敕封範圍不斷擴大, 在南宋的中期, 汪王神本身還面臨“正名”問題。在崇尚道統的氛圍中, 唐史中汪華故事的“反叛”色彩, 使徽州新興的科舉士大夫始終無法釋懷。因此羅願在其《汪王廟考實》中專列“納款”一節, 討論隋唐之際汪華歸唐的種種歷史細節。羅願最終認為：
“王廟食此邦逾五百年, 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 不惟能出雲雨、御災厲, 亦由其起不失正道, 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 則以身蔽六州之人, 及其粗定, 聞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 為天所相, 是以生享其祚, 而沒食其土, 以能悠久。然則不鬥一民, 不煩一旅, 間關自托於唐者, 乃王之大節本意, 不可以不白也。”
汪王神的名節是否符合“正道”, 不僅是羅願的關注重點, 也始終是此後深受理學影響的徽州士人的關切目標。雖然理學原則與真實歷史之間的緊張關係, 並不容易完全消除, 但到了南宋中期, 汪王神的“忠義”形象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
也正是在此基礎之上, 南宋後期才出現了對汪王神的更高規格的敕封, 並使其最終成為“國祀”的“正神”。宋理宗寶祐六年 (1258) , 朝廷第十次加封汪王神, 封號為“昭忠廣仁顯聖英烈王”：
徽州烏聊山忠顯廟神, 昭應廣佑顯聖英烈王, 生也沉毅, 沒而昭明。慕化識機, 名位已都於前代;御災捍患, 靈祠遂顯於皇朝。郡久恃以為安, 人有呼而輒應。霸國之山川如舊, 烏聊之影響常新。茲觀多士之忱辭, 欲廣一家之典。禮由義起, 人慾天從。肆命有司, 恩徽已洽於四世;顧瞻正廟, 寵榮可後於一身。其因故稱, 易畀二美。朕惟忠者臣之節, 歷萬古而長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翳爾之休, 於斯為稱。
據敕告所述, 此次敕封是因為“多士之忱辭”, 即多位大臣的推薦。南宋後期的徽州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科舉社會, 不僅進士人數眾多, 而且在嘉定 (1208—1224) 之後頗多顯宦, 其中程元鳳更在寶祐三年 (1255) 入居相位, 進入宋廷的權力中樞 (3) 。有“多士”來推動汪王廟的敕封, 並不令人意外。其中比較值得留意的是汪王封號的擬定。與之前的封號相比, 新封號“昭忠廣仁顯聖英烈王”以“昭忠”代替了“昭應”, 以“廣仁”代替了“廣佑”。這意味著朝廷褒獎的重心, 從“靈應”轉移到了“忠義”, 從“護佑”轉移到了“仁德”。正如敕告所說, “忠者臣之節, 歷萬古而長存;仁者心之德, 溥六合以流行”。這一轉換, 大幅度減弱了汪王的“地方性”色彩, 從而凸顯了其“正統化”的面向。在此時的宋廷心目中, 汪王神已然是王朝的“正神”。
這一趨勢在南宋末期的最後二十年並未減緩。德祐元年 (1275) 四月, 因為避宋恭帝趙之諱, 汪王廟的廟額由“忠顯廟”更改為“忠烈廟”, 成為此後六個多世紀中汪王廟的定名。同時, 汪王神也得到第十一次敕封, 也是宋王朝內最後一次敕封, 封號為“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敕告稱：
徽州忠烈廟神, 昭忠廣仁顯聖英烈王, 生而烈士, 歿則正神。明德在民, 宜得通百世而祀。陰功及物, 何止活千人之封屬。邊塵之未清, 致內寇之俶擾。浸迫近境, 實繁有徒。靈若降於雲中, 厲遂驅于山左。允矣英威之孔灼, 見於士庶之所陳。方人心危疑之秋, 倚神為重;則國家褒崇之典, 於禮亦宜。
此時的南宋王朝早已風雨飄搖, 元兵已攻陷了半個江南, 臨安城危在旦夕, 的確是“人心危疑之秋”。在這封敕告中, 汪王神不僅是“正神”, 甚至成了宋廷急需倚賴的“武神”, 需要他祛除“山厲”, 彰顯“英威”。南宋的命運當然無法挽回, 但汪王神在此期間積累的敕封卻足以使其成為真正的“國祀”, 顯赫的“正統之神”。
元朝的行祠化和宗祠化
汪王信仰的正統化過程, 在宋代已經完成。進入元代, 這一事實得到相當程度的承認。在納入蒙元統治大約三十年後, 徽州社會逐步安定, 至大二年 (1309) , 當地士大夫汪承直通過徽州路總管府報江浙行省, 提請元廷重新考慮汪王神在新朝的封號問題：
徽州路總管府至大二年二月, 準池州路總管府判官汪承直牒呈。竊見徽州路土神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汪氏, 諱華, 生有神靈, 長而驍勇。屬季隋之世, 群雄並興, 撫六州之民, 安堵如故。在唐納土而職遷留守。入宋封王, 而血食新安。雨暘回響於須臾, 疫癘潛消於萌櫱。廟名忠烈, 人仰英風。前朝之誥命猶存, 新地之褒崇尚缺。願追舊典, 嘉錫新封。
從《忠烈紀實》中匯集的史料來看, 至大二年的這一申請得到回應的速度並不快, 直到泰定二年 (1325) 四月元廷召開的御前會議才討論到此事, 泰定三年 (1326) 七月才作出批覆：
徽州路申汪王神……宋封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太常禮儀院議得, 陟宋以來, 屢加封號, 八字王爵, 已極尊崇。今江浙行省請改錫嘉名, 若準所請, 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右箚付徽州路總管府。準此。 (2) 不過, 因為還有查勘取證的過程沒有完成,
這一批覆也並沒有成為即時頒發的敕命。元統二年 (1334) , 徽州路耆老汪宗寶為此再次發起申請, 請求將此事落實。
徽州路元統二年, 據耆老汪宗寶等狀告……泰定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奉到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箚付, 該準中書省咨, 奏奉聖旨, 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切照江東道信州路自鳴山神、廣德路張真君, 俱奉聖朝嘉封, 賜以聖旨。今本路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如蒙一體, 頒降宣命, 庶彰神靈, 下慰民望。
該請求經過徽州路達魯花赤郄釋鑒的“保結關請”,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徽廣等處分司僉事朵兒只班、中議書吏伯也忽台”的查勘, 最終在至正元年 (1342) 得到了元順帝的聖旨：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徽州路忠烈廟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 生而先幾之知, 沒而及物之仁。有感遂通, 無遠弗屆。箕風畢雨, 陰陽聽其翕張;黟水歙山, 春秋安其耕鑿。蓋聰明正直而一者, 故水旱疾疫必禱焉。爰易顯稱, 庸光休烈。尚其體茲, 敬共明神之意, 庶無忘夫陰騭下民之功。式克顧歆, 以承茂渥。可改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至正元年閏五月日。
該條敕封的信息, 也見載於《元史》的《順帝本紀》。
從提出申請到敕命下達, 汪王神在新朝的重新認定雖然經過了漫長的三十年, 但從至正敕命的內容以及“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的封號來看, 蒙元王朝顯然接受了前朝的傳統。元封相比宋封, 汪王神封號中的“武神”降為“武烈”, “英聖”改回“靈顯”, 褒獎的程度略有降低, 但“昭忠”“廣仁”稱號的保留, 則意味著汪王神的“正統性”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與這一現象相匹配, 在元代的徽州, 郡城烏聊山上的汪王廟仍然是地方守宰禱雨禳旱的重要祭祀場所。延祐時期的徽州路達魯花赤大都, “有惠政……嘗歲旱禱黃山及汪王祠而雨” 。後至元時期的本路判官馬楨, “佐治新安……乃延見父老, 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眾謂忠烈王自唐至今, 以功勞血食, 禱應如響, 侯識不忘。明年春, 霪雨害麥, 民且憂飢年。侯白僚長, 率厥官屬詣祠下, 齋戒以請。翌日, 天體霽然。麥遂倍收” 。當地士人觀覽烏聊山汪王廟, 也往往會產生強烈的自豪感：“昔日六州曾卷土, 此邦千載尚尊王。高陵夜雨鳴弓劍, 原廟春風潔豆觴。燈火萬家元夕夜, 誰悲狐兔滿連昌。”民間的賽祀活動也頗為活躍, “郡城烏聊山, 香火特盛。每以歲正月十八日, 賽祀逾旬” 。
與此同時, 元代徽州的汪王信仰也出現了“行祠化”的特徵。“行祠”可以看成是“本廟”的分支, 但又未必有上下統屬的關係, 而毋寧只是反映了不同區域人們各自的崇拜需求。正如元代名儒陳櫟所說, “烏聊之外, 行祠相望, 苦竹叢祠, 威靈孔彰” 。在徽州郡城的烏聊山汪王廟之外, 各地“汪王行祠”的出現, 無疑體現了元代徽州汪王信仰的流行趨勢。
元代徽州的汪王行祠數量頗多, 比較重要者分布於歙縣的茆田、槐塘, 休寧的萬安、臨溪, 黟縣的橫岡, 以及婺源的大畈。歙縣茆 (茅) 田的汪王行祠見載於元初方回的《茅田汪王廟》詩：“殿閣猶如許, 兵戈豈不無;終然香火在, 直與子孫俱。”該廟曾在元末的壬辰 (至正十二年, 1352) 之亂中毀於兵燹, 但在四年之後的丙申年 (至正十六年, 1356) 很快就由當地士民重建。元末儒者唐桂芳 (1308—1381) 《重建茆田靈顯廟碑記》記載：“茆田距城三十里, 遺廟壬辰毀於兵燹, 丙申, 同里閔義善、程文, 募檀者家, 寖復舊規。” 歙縣槐塘的汪王行祠有“汪王慶生樓”的別稱, 至少在至治 (1321—1323) 初年就已經存立。且直到明初, 仍是當地士人引以為榮的景觀。唐桂芳之子唐文鳳 (子儀) 在永樂二年 (1404) 即曾為該廟撰寫過《槐塘行祠圖說》, 認為汪王神“生能為國之柱, 歿為神, 郡民有禱皆然, 所求即應, 真乃天地間公正之神” 。
休寧萬安山, 古名萬歲山, 在隋唐曾為“歙州治所”, 因此又被稱為“古城下”。這裡的汪王廟比較古老, 南宋中期即已設立, “故城以王所依憑, 道人吳智誠始斥 (資) , 大而新其祠。經始於乾道壬辰, 鳩工於淳熙己亥” 。該廟在元代仍是休寧縣內重要的汪王行祠。元代顯宦汪澤民 (1273—1355) 有《題古城石頭壁》詩, 該詩副標題即為“上有汪王廟”, 詩云“至今萬歲山頭廟, 猶有居民說古城”。休寧臨溪的汪王行祠不僅是祭拜之地, 也是人們過往休憩之所。元末朱升記載道：“至元後戊寅……六月庚午, 里友人朱升與程可大、詹伯璋行憩於臨溪里汪王行祠之門。”
黟縣橫岡的汪王廟也頗為有名。元末名儒汪克寬曾為其撰寫廟碑：
黟縣橫岡故有廟, 歲久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 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 秋七月落成, 堂寢門廡, 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宏麗, 丹漆輝耀, 肖像尊嚴, 軒牖疏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 命祝史某居之, 以職熏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 俾某世食其入, 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 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 乃敘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 列之碑陰。
由此可知, 橫岡的汪王廟建立於至正四年 (1344) , 有屋十六間, 規模宏大, 且有專門的廟產和廟祝, 而由該廟的廟貌也不難推知各地汪王行祠的具體情形。
綜觀這些汪王行祠所在地, 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它們實際上並非處於偏僻之地, 而是分布於交通要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歙縣的茆田和休寧的萬安。茆田在徽州府城以西三十里, 後代又被稱為茆田鋪, 徽州府城南向通往閩浙贛三省的陸路官道正是在茆田開始一分為三。西線官道經由休寧縣城、祁門縣城進入江西, 經饒州府可達江西省城;中線官道經由休寧縣五城、婺源縣大畈, 過江西玉山縣, 經福建崇安縣可至閩北的建寧府;東線官道經由休寧縣臨溪, 過馬金嶺進入浙江的開化縣, 經常山縣可至浙西的衢州府。可以推想, 如果從這三個不同的方向進入徽州, 茆田正是到達徽州府城之前, 最重要的交匯點。
萬安在休寧縣城以東十里, 在明代以萬安街而著名。與茆田相比, 萬安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水、陸兩條交通線的交匯處。明代徽州商人黃汴纂有地理書《一統路程圖記》, 該書卷七《江南水路》記載：
江西由休寧縣至浙江水路。南昌府。三十里, 黃家渡。四十里, 趙家圍。……祁門縣。陸路。……十里, 漁亭。下水。廿里, 齊雲岩。三十里, 休寧縣。十里, 萬安街。三十五里, 屯溪。……五十里, 街口。巡司。八十里, 淳安縣。……九十里, 富陽縣。九十里, 江頭。十里, 杭州府。
可見休寧萬安正處於從南昌到杭州的水路交通線上。而在另一位明代徽商程春宇編纂的商業地理書《士商類要》中, 我們還可以發現, 休寧萬安到歙縣茆田之間的路程, 還是徽州腹地通向浙江杭州的陸路交通線的一部分。
杭州府。……四十五里至餘杭縣。起旱。……二里, 北岸。二里, 大佛。七里, 蔡塢口。三里, 章祁。十里, 稠木嶺。三里, 七裡頭。七里, 徽州府。二十里, 岩鎮鋪。十里, 茆田鋪。二十里, 萬安街。十里, 休寧縣。
從上述引證可以看出, 無論是歙縣茆田還是休寧萬安, 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均頗為明顯。實際上, 本文之前所提及的諸多汪王廟的所在地也大都具有類似特徵。在這些地點出現頗具規模的汪王行祠, 應當是體現了在元代的新形勢之下, 逐漸擴大的士人和商人群體, 在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實際需求。
在諸多的行祠之中,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婺源大畈 (亦稱大阪) 的汪王廟。婺源大畈地處徽州府南向通往江西上饒和福建崇安的交通主線之上, 地理位置頗為重要, 這一點與其他汪王行祠的所在地並無不同。但比較特別的是, 根據元末儒者趙汸《知本堂記》的記載, 這個廟宇與後代的“宗祠”頗為相近：
郡汪侯仲玉……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創重屋, 為楹間者五, 其上通三間以為室, 奉始得姓之祖, 神主中居, 及初渡江者, 及始來居大畈者, 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世。又為廟於屋南, 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 配以其子孫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 有堂、有齋舍, 延師其中, 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廟有廡、有門, 時享月薦, 買田以給凡費者若干畝。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屬尊而年長者主祀事焉。……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國公, 國朝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汪同 (仲玉) 是元末徽州著名的鄉軍領袖, 他所建造的知本堂, 不僅包含可以敬拜祖先和教育子弟的奉先之所, 而且也包含祭拜汪華的汪王廟, 並由族內長老主持“祀事”。如果仔細分疏這些稱謂複雜的神主, 還可以發現, 它們之間已經呈現出一種譜系性的聯繫。總之, 這是個“宗祠化”色彩頗為濃重的汪王行祠。
對這種地方信仰宗族化的傾向, 我們之前的研究主要從大畈汪氏的歷史, 以及元代後期徽州社會理學化趨勢的角度進行了解釋 。而《忠烈紀實》中的新材料, 則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徑。從表3可以看出, 南宋王朝通過對十四組“人物”在不同時期的多次敕封, 到南宋末期, 已經製造了一個複雜的汪王神自身的宗族系譜。而其中的不少“人物”, 尤其是所謂的汪王八子, 在元明時期的各類汪氏譜牒中往往都居於“族源”的重要位置。如果說, 在元明之際, 徽州汪王信仰已經表現出一種“宗祠化”的傾向, 那么, 除了元代後期理學的影響之外, 南宋王朝的敕封可能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