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成就
建國後,歷任江蘇文教學院副教授、
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文學院、
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平明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
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理事。譯有〔蘇〕
高爾基《
人間》、《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俄〕
列夫·托爾斯泰《復活》,〔俄〕《
契訶夫小說選集》(一至二十七冊)等。 長篇小說《阿托莫諾夫一家》、《人間》、《復活》、《亞馬》、《
總督大人》等。
文學道路
汝龍1916年生於蘇州,因是長孫,受祖母溺愛。他的父親在上海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北平平綏鐵路局工作,他六歲時隨母親和姐姐一同來到北京。他的父親看不慣他從小嬌生慣養、頑皮任性,就嚴加管教,逼他學好數學,要求他每星期日必須做套用題若干道,希望他長大也做工程師,接父親的班。但他數學雖然學得很好,卻不喜歡,他喜歡看古典小說,如《
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這些書的影響,講哥們兒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他上中學時,偶然看到姐姐從學校帶回的新文學雜誌,從此對
新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用零花錢買了不少新小說,如饑似渴地讀起來。
寫小說維持生計
與汝龍相識是由於雙方家長是好友,七歲時我們就認識,青梅竹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來玩,看到別的孩子欺負我,他就護著我。後來他的父親調大同鐵路局工作,全家遷往
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學。對他影響最大的是
魯迅、
巴金等作家的雜文和小說,這些作品使他覺悟到人活著不能只顧吃喝玩樂,而應該“為人類獻身”,應該對祖國對人民作出貢獻,因為文學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從事文學工作,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於是他以讀者的身份,給巴金寫信,訴說他在家的苦惱,想離家去從事文學工作。巴金回信說,專靠寫小說沒法維持生活,並舉例說,有的青年貿然離家出走,後來迫於生計又回到家裡,安於舊生活,所以要慎重考慮。從那時起巴金始終是我們的導師和摯友,我們素來尊稱他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導下生活和翻譯,在各個關鍵時刻都是他引導我們走上了正路。
逃亡生活
汝龍全家遷大同後,他住在教會學校
崇德中學(現在的三十一中)讀國中,該校注重英語,上課用英語講授,使他的英語打下初步基礎。上高中的時候借住我家,我們常在一起談理想,談前途,感情很好,就訂了婚。上高二時他不願再連累家裡,想自立,就輟學投考平綏鐵路貨運班見習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時我已上大學三年級,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學,於是他辭去工作,回北京重上華北中學高中三年級。1937年他中學畢業,正要報考大學,適逢“七·七事變”,日寇的鐵蹄踐踏北京,青年學生們都不願做
亡國奴,紛紛逃離北京,我們也一樣,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車時就逃離北京,從此過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學教書,直到抗戰勝利。
翻譯俄國文學
升任教授
1949年全國解放,汝龍譯的書陸續出版,受到文學界重視。他就更加努力地譯書。從解放後到1952年,汝龍經老友馮老師介紹,曾任江蘇無錫的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蘇州
東吳大學的中文系副教授。
熱愛契訶夫
1952年到1953年,汝龍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編輯主任一年。他白天給社裡看稿,晚上自己譯書到深夜。每周還有兩三天要到大學去教書,等於一個人乾三個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為理想得以實現,譯書都能出版,故而幹勁十足。他為了給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趕譯出蘇聯
特里豐諾夫著的《大學生》。
巴金知道後,說:“這些書應該由年輕人去譯。”他希望汝龍譯較難的古典文學,並勸導汝龍既然要專乾翻譯,就該有系統地譯一個作家的作品,這樣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風格。汝龍本想譯法國
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巴金則鼓勵他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因為20年代雖然有人譯過幾本契訶夫的集子,但是並沒受到重視。汝龍接受了巴金的建議,就開始譯契訶夫的作品。由於那時汝龍對翻譯已打下堅實的基礎,所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譯出了二十七卷《契訶夫小說選集》,由平明出版社陸續出版。通過翻譯契訶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訶夫,熱愛契訶夫。後來
戈寶權從蘇聯買回新出版的契訶夫十二卷集送給他,鼓勵他譯出契訶夫全集,而這正是他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個願望,汝龍一心想多譯書,把書譯好,因此1953年辭去平明出版社的編輯主任,回北京專乾文學翻譯工作,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龍譯了大量的俄國進步作家的小說的同時,還寫了幾篇論文發表在《人民文學》、《文藝報》上,如《契訶夫和他的小說》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大學也請他去講契訶夫,他還在
天橋劇場給文藝界人士分析契訶夫的作品。有一年波蘭進步作家來華訪問,作協還讓他陪著去昆明等地參觀遊覽。
忠於俄文學原著
1955年,汝龍經
巴金介紹加入
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他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 建國後文藝界要求翻譯工作者譯俄國文學應由俄文譯出,汝龍也認為既然要譯契訶夫的作品,就該把俄文學好,由原文譯出,以便更忠實於原著。他就又自學俄文,每周還到一個俄國僑民那兒去一次,解決疑難問題。他學好俄文後把以前由英譯本譯出的《阿托莫諾夫一家》、《復活》等書又根據俄文重譯一遍,有的譯稿重譯過兩三次,廢稿都有近百萬字。
帶病譯契文集
“四人幫”揪出後,文革中遺留的問題都落實了政策。我們交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費存款,扣除幾年中領取的生活費外,全部發還我們了。我們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價歸還了。所交書籍也都發還,但當時我們祖孫三代住兩間半房,哪兒有地方放那么多書。這時在商業部工作的汝龍的七妹分到房子,有兩大間,我們就把書拉到她那兒去,堆放在地上,占滿一堵牆,半間屋子。書在她那兒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現在住的樓房,才把書拉回來。書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丟了一些好書,如:
魯迅譯文集、四本綜合詞典等。藏書發還,是汝龍最高興的一件事了。
” 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實政策,但因已住進好幾家人,故遲遲未能解決。
巴金來北京開會,到家裡來看望我們,看到我在縫紉機上乾翻譯,就說一定要為我們的住房問題奔走,後來他托人給我們落實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間房換租了現在住的七層樓兩套兩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靜地搞翻譯工作。我們搬來新居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書拉回來,汝龍定做了十個書櫃,進深比一般書櫃厚一倍,一格同時可以前後放兩排書。把書理清,放回書櫃,這是他每天要乾的樂事。這時他在屋裡擺了兩張書桌,在一張書桌上用俄文專心譯《
契訶夫文集》(此文集承
巴金介紹給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張桌子上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罪與罰》和中短篇《兩個我》等三篇小說。他想約我和他一起譯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因我已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沒有精力再譯大部頭的書了,只能幫他校校稿子。 “
汝龍由於長年熬夜譯書,抽菸過多,十幾年前得了氣管炎,年齡漸大,病發展成
肺氣腫、肺心病。又因為
神經衰弱,
手抖得不能寫字,改稿和朋友間書信往來都由我代筆。1985年巴金來京開會,特地到我們新居來看望我們,正巧那天電梯不運行。
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樓,使我們又感動又歉然。汝龍見到巴金,驚喜萬分。他對巴金說:“以前我總認為我比你年輕,能比你多活幾年,打算把你沒有譯完的《赫爾岑回憶錄》接著譯下去。現在看來,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沒想到,這竟是巴金與汝龍的最後一面,他們再也不能相聚暢談了。
汝龍直到病重,行動不便,每天仍要看一兩頁稿子,為出《
契訶夫文集》改稿,他說不經他再三校改過的稿子送出去是對讀者不負責任。最後他勉為其難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說。
汝龍譯了近六百萬字的《契訶夫文集》,占契訶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對契訶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寫一篇論文抒發自己的看法,因為某國的權威把契訶夫說得太灰色,太消極悲觀。汝龍則認為契訶夫是積極的,他愛美好的、新生的東西,憎恨當時社會上醜惡的、庸俗的、腐朽的東西,他揭露它們,抨擊它們,要人們不再照那樣活下去。契訶夫是向前看的,對前途充滿希望。但是由於病重,終於沒有寫成。他住院期間,仍惦記寫論文的事,在昏迷中還喃喃自語,說他和他弟弟在林蔭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寫下來,聽他這樣說,真叫人痛心。我寫信給
巴金說,汝龍關於契訶夫的論文沒寫成,是他一生的遺憾。巴金卻回信說:“過去我鼓勵他翻譯,他的確迷上了翻譯,在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讀者愛上了契訶夫。沒有寫論文不是‘遺憾’,他的功勞是介紹了契訶夫。”這是巴金對汝龍的翻譯工作的評價
與巴金
在北京時,汝龍與
巴金已有通信聯繫,我們逃到上海後拜訪了他。這是我們初次與巴金見面,他熱情接待了我們,但上海正值兵荒馬亂,他也沒法給我們找到工作。後來上海又遭日寇大轟炸,隨後淪陷,我們只好再南下。沿途打聽到我就讀的
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在西安跟幾個大學合併為西北聯大,我們就輾轉來到西安。我繼續上學,想讀完四年級,畢業後好找工作,汝龍在家寫作。但日本兵又打過來,學校要遷城固,號召學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懷孕,不能遠行,就沒隨學校去。
在西安汝龍曾用筆名及人寫了第一篇——也是最後一個中篇小說《一日》,描寫我們的流亡生活,投重慶出版的《
抗戰文藝》雜誌,寄出後渺無音訊,遲遲未見登載,但是他要實現理想的心迫切,就放棄寫小說的打算,專攻英語,致力於俄國進步文學的翻譯工作。這篇小說因
重慶大轟炸而延誤到第二年才發表。
宋之的要把它改成
活報劇,還在《新華日報》上登啟事,找作者商量改編的事,可惜我們沒有看到。汝龍曾說,如果當初知道他的小說能刊出,也許就會繼續寫小說,不乾翻譯了。
汝龍是受
巴金的引導走上翻譯道路的。他第一本譯的是
高爾基的《阿托莫諾夫一家》的英譯本(現改名《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的事業》),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對他的譯作要求很嚴,認為不夠好的就壓著不給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譯工作看得重要,很神聖,因為他要通過翻譯工作實現他為人類獻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