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水調歌頭⑴·壬子被召端仁相餞席上作⑵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⑶。何人為我楚舞⑷,聽我楚狂聲⑸?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畮,秋菊更餐英⑹。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⑺。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⑻。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⑼。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⑽。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⑵壬子:指
紹熙三年(1192年)。端仁:即
陳峴,字端仁,閩縣人。狀元
陳誠之之子,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
王十朋榜進士。曾先後任
平江守、兩浙轉運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1198年)在四川
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
⑷楚舞:《
史記·
留侯世家》:“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
⑸楚狂聲:指楚國的狂人
接輿的《鳳兮歌》。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
論語·
微子篇》)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
⑹“余既滋蘭九畹”三句:語出
屈原《
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⑺“門外滄浪水”二句:語出《
楚辭·
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絲帶子。這兩句的意思是:對清水、濁水態度要明確,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
⑻人間二句:《
莊子·
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毫髮:毛髮,喻極細小的事物。這句是說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顛倒了。
⑼“悲莫悲生離別”三句:語出《楚辭·
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識。”這裡是對陳端仁說的,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
⑽“富貴非吾事”二句:語出
陶淵明《
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這裡以陶淵明自況,抒發了詞人淡泊名利、潔身自好的情懷。歸與句:
黃庭堅《
登快閣》詩:“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白話譯文
我心裡裝著無窮恨怨,把它寫成一曲短歌行。有誰來安慰我,跳起楚舞輕盈,我的狂歌又有誰來聽?我已種植九畹蘭花枝葉茂盛,還種植百畝蕙草香氣雲蒸,我要餐那秋菊的落英。門外滄浪水清清,用它來洗滌我的帽纓。
有人發問,一杯酒怎能抵住身後名?人間常把毛髮看重泰山輕,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理難評。悲哀之中沒有比生離死別再傷情,快樂之中沒有比結識一位新朋友再快樂幾層,這是古往今來的兒女本性。追逐富貴並不是我的志願行徑,還是歸隱山林與自鷗結友為盟。
創作背景
這首《水調歌頭》作於宋光宗紹熙三年底(1193年2月),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辛棄疾於紹熙三年初(1192年)出任福建提點刑獄。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趙淳召見,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臨安。雖然新年將到,也只得立即起程,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在陳端仁為他餞行的宴會上,寫了這首詞。辛棄疾對這次的召見不抱任何幻想。相反,他對主和派反動勢力的認識更加清楚了,憤恨的心情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是作者寫此詞時的心境。
作品鑑賞
文學賞析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不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難以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分別出自《
史記·留侯世家》和《
論語·微子篇》。辛棄疾在這裡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著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裡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裡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詞的下片在批判輕重顛倒、是非不分的社會現實的同時,進一步表明自己決不隨世浮沉的處世態度。也分兩層,頭兩韻為第一層,再以沉鬱之筆抒寫志業難偶的悲憤。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
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根本不需要那“身後”的虛名。詞人接著寫為什麼會發此牢騷:“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來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期,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
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裡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裡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
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裡,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從而照應了題面。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淒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名家點評
明人
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意匠經營,全無痕跡。(
吳則虞《辛棄疾詞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明人
卓人月、
徐士俊《
古今詞統》卷十二:幾不欲自作一語。(《全宋詞·廣選·新注·集評》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版)
清人
沈雄《
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東坡中秋詞,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後段“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又似四字七字句,詞品所謂語意參差也。稼軒席上作“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歌聲”與“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類是。(《詞話叢編》本)
清人
陳廷焯《雲韶集》卷五:一片幽郁、不可遏抑。運用成句,長袖善舞。鬱勃骯髒,筆力恣肆,聲情激越。又《詞則·放歌集》卷一眉批:悲憤填膺,不可遏抑,運用成句,純以神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近人
吳則虞《辛棄疾詞選集》:此詞渾如急管繁弦,悲促憤慨。稼軒帥閩未久,縱有扼腕齟齬之情,蒞任未久,不應如是之甚。端仁廢職家居,相對固不免有牢落之思,離筵贈答之詞,亦不作如此傾吐。竊疑此詞之題雖雲“席上作”實則稼軒賦此詞不必為陳端仁亦不必專指赴召事。稼軒帥閩,本非所願,奉召多時,遲遲而前,《山花子》“三山戲作”一詞尤能見其胸抱。此詞主旨在“富貴非吾事”一語,稼軒身雖貴,而富貴非其所願,端仁雖失位,而滄浪容與,長結鷗盟。“樂莫樂新相識”者亦在此。此詞妙處皆多於言外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簡介
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曾任耿京軍的掌書記,不久投歸南宋。歷任江陰簽判,建康通判,江西提點刑獄,湖南、湖北轉運使,湖南、江西安撫使等職。四十二歲遭讒落職,退居江西信州,長達二十年之久,其間一度起為福建提點刑獄、福建安撫使。六十四歲再起為浙東安撫使、鎮江知府,不久罷歸。一生力主抗金北伐,並提出有關方略,均未被採納。其詞熱情洋溢、慷慨激昂,富有愛國感情。有《
稼軒長短句》以及今人輯本《
辛稼軒詩文鈔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