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傳播學

把在自然語境下的傳播實踐作為分析對象，側重於在特定的語言社區中考察傳播實踐，揭示其中所隱含的模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民族志傳播學
• 外文名：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 創始人：德爾·海默思
• 創始時間：1964，1972

歷史沿革

l是從文化人類學及社會語言學中演化而來的傳播學的一門新分支，德爾·海默思（Dell Hymes）被譽為該學派的創始人，他的開創性研究（1964，1972）奠定了民族志傳播學的理論基礎。以後，格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所進行的研究（1975，1986，1992）把民族志傳播學真正地導入到傳播研究中來。

形成

民族志的調查研究方法最早是由一些文化人類學家所採用，如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博厄斯（Boas）等，它是理解某一地區、某一群體文化的解釋性方法。這種調查研究方法後來也廣泛地被其他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的學者所採用，但正式被引入傳播研究中來還得歸功於我們前文所提及的菲利普森的研究，正是在其之後這一方法才被諸多從事傳播研究的學者所採用。對傳播研究的學者而言，實施和理解的民族志調查研究方法不僅僅是一種蒐集資料的途徑，它也是一種觀察和理解這個世界的視野，因此，它同樣也是一種理論。

民族志傳播學的先行者是著名學者德爾·海默思。海默思1927年出生於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1955年在美國的印弟安那大學獲得了語言學博士學位，以後他先後執教於哈佛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等一流學府。目前海默思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海默思很早就開始關注語言與傳播現象，他曾對美國西海岸的印弟安人進行過深入的田野調查。1964年，在《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志傳播學”這一術語，這期特刊上同時還刊登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及甘柏茲（John Gumperz）等著名學者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章。海默思指出，當時已存在的諸如“民族志語言學”（ethnolinguistics）及“社會語言學”（socioliguistics）等名稱已經無法表達這一新領域的全部內涵，於是提出了“民族志傳播學”這一新名稱。

民族志研究書籍

海默思首先對民族志傳播學的任務和內容做了非常明確的概括，“簡言之，民族志傳播學包含了兩大特徵……首先，……它讓我們注意到需要新鮮的第一手資料，需要直接考察語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適合於語言活動的模式，這些模式在單獨的對語法、對人格、對宗教、對親屬關係及其他類似物的研究中是無法被揭示的。……其次，……它必須把一個社區作為語境，把傳播習慣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考察，這樣，任何特定的傳播渠道及符碼的使用都是作為社區成員所依賴的共享資源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的。（Hymes，1964：2-3）

為了進一步指導民族志傳播學的實踐，海默思還提出了一個SPEAKING框架，用來考察和分析一個語言社區所採用的語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個英語辭彙的首字母組合而成，而這八個詞是海默思歸納出來的調查研究者在從事民族志傳播學研究中應該關注的八個方面。它們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質的和心理的；2、人物（P，people），指的是參與者；3、目的（E，ends）；4、行動次序（A，act sequences）；5、基調（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傳播渠道；7、規範（N，norms），包括行動規範和解釋規範；8、類型（G，genre），指傳播的種類。（Hymes，1964，1972）

特徵

1、傳播實踐而不是語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

2、在自然語境下的傳播實踐才是其分析的對象；

3、傳播實踐是具有一定模式的；

4、模式化了的傳播實踐是社區成員所依賴的共享資源的一部分。

民族志

研究方法

1、選擇研究分析對象；

2、提出民族志問題；

3、通過參與性觀察、訪談等途徑來蒐集民族志資料；

4、進行民族志分析；

5、書寫民族志。（Van Mannen，1988）在此之後，經過反思，進入新一輪的從第2項到第5項的研究。

民族志傳播學對其調查研究者技能

1、必須通過廣泛的田野工作來直接觀察以蒐集資料；

2、傳播實踐應該置於特定的語言社區中來進行考察；

3、揭示傳播實踐所隱含的模式是調查研究的主要目的。

除此之外，對於民族志傳播學而言，傳播實踐還存在著不同的層面，如交際場景、交際事件及交際行為等，比如，在一次作為交際場景的婚禮上，可能會發生一樁作為交際事件的兩個朋友之間的談話，而在這次談話中，說一個笑話或講一個故事都構成一個具體的交際行為。民族志傳播學則把所有這些層面的傳播實踐都作為自身的研究對象。

意義

該學派的理論發展主要會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被稱之為the emic或in-situ的本土理論，它主要從內在者的角度對一些風俗習慣、信仰或器物來進行解釋，揭示這些事物對一個社區的內部成員意味著什麼，它代表著一種本土性的主觀性視野，更多地適用於某一特定文化。

民族志傳播學所進行具體個案研究大多屬於此類，它們主要對所研究的某一語言社區的特定傳播實踐提供一個解釋性的框架。（如Carbaugh，1988；Fitch，1994c；Philipsen，1992）隨著本土理論的增加，學者們就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一些更為巨觀的總體理論，這也就進入了所謂的第二階段的the etic理論。the etic理論從外來調查研究者的視野來對風俗習慣、信仰及器物進行解釋，揭示它們在分析性的、人類學的方法中意味著什麼，它代表著一種客觀的調查者的視野，更多地適用於一種跨文化的總體歸納。顯然，民族志傳播學也可以通過個案的比較研究發展出關於傳播實踐的總體理論，即the etic理論。比如，菲利普森的語言符碼理論就是對5個個案研究進行比較歸納的結果。

作為調查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同樣適用於大眾傳播，尤其是在對客群的研究方面，這種方法更是產生了諸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有的西方學者把對客群的接受研究歸納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及三種不同的重要範式，即接受研究（reception research）、客群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和建構主義視野（a constructionist view），從中不難看出民族志方法在客群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學者則進一步提出傳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轉向”（ethnographic turn），這更是凸顯了這種研究方法的重要歷史地位。

綜上所述，民族志傳播學是從其他學科，尤其是人類學中演化出來的傳播學的一門新分支，它對傳播研究在理論與調查研究方法上都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並且它關於文化與傳播的觀點對時下風行的文化研究學派構成了一種有益的補充。目前，民族志傳播學依然處於發展之中，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其潛力，相信傳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轉向”將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