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紅衛兵民眾組織將他們蒐集到的曾在過去報刊發表過的毛澤東論著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文稿、批示、批語等，編印成《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論著集（石仲泉在他發表的文章《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里，將《毛澤東思想萬歲》各類版本統稱為“萬歲本”，對這類版本素有研究的專家認為“萬歲本”的稱謂是比較合適的。以下簡稱“萬歲本”)，這裡面的許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4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所沒有的。所輯文稿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聞所未聞。因而這些版本一問世便風靡一時，被爭相翻印。但由於它是一種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成為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曇花一現的一個特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毛澤東思想萬歲
- 外文名：Long live the MAO zedong thought
- 別名：萬歲本
- 作者：紅衛兵民眾組織
萬歲本,萬歲本禁,研究,海外利用,
萬歲本
“萬歲本”等非正式毛澤東著作出版物,完全是“文革”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文革”初期,全國掀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浪潮,主要形式就是大學毛澤東著作。林彪鼓吹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學習主席“最新最話”的“警句”和“語錄”,希望“使同志們更多地學到毛主席著作,促進思想革命化”,“儘可能多地讀到毛主席的書,聽到毛主席的話,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列主義最銳利的武器”。這極大地激起了民眾對毛澤東著作的狂熱興趣。原來已經出版的、只包括建國以前內容的《毛澤東選集》4卷,已經不能滿足這種狂熱的社會需要。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著作廣泛非正式出版的源頭
編輯“萬歲本”的資料來源,大致上有以下幾種:
查抄或採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內部文獻。“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整理和編輯了大量毛澤東文稿,一部分已編入《毛澤東選集》4卷,一部分準備用於第5卷,還有一部分作為備選和參考材料。此外,毛澤東建國前報刊書籍如《新青年》、《湘江評論》、《新中華報》、《蘇維埃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動員》、《中國農民》、《政治周報》、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毛澤東選集》以及各種毛著單行本等。建國後,毛澤東在《人民日報》、《新華月報》、《新華半月刊》、《紅旗》等報刊中公開發表但未收入毛澤東著作集的言論、文章、指示等。這些文獻來自公開出版渠道,比較可靠,但與“文革”後出版的正式毛澤東著作集也存在著少量編輯加工的文字差異。
一些毛澤東的戰友、親友、故舊或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的談話及保存的有關書信。如與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等。這些資料在“萬歲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文革”中報刊、檔案上新多達600餘篇,有的僅收10餘篇,很少有兩種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況。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與所據藍本不盡相同,因為要不斷增加內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藍本更加豐富。所收建國前的文稿,大都有舊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後面註明出處。建國後毛澤東的許多講話、談話等,由於從未正式公開發表過,故沒有註明出處。
從內容看,“文革”時期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論著,大致可分作五類:綜合性選集、專題性選集、書信選集、手跡選集、合著集。屬於綜合性選集的“萬歲本”,據河南一位毛澤東著作收藏者馬清學收集到的版本,1966年至1969年間,大約出了300多種。最早的出版於1966年底,絕大多數版本出版於1967年。除《毛澤東思想萬歲》之外,類似性質的綜合性選集書名,還有大約60多個,例如《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毛主席講話》、《毛主席文選》、《毛主席言論集》、《毛主席著作編外》、《東方紅文選》、《偉大的文獻》、《重要文獻》等等。在專題性選集中,教育方面的較多,如1967年5月紅代會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北京師範大學編印的《毛主席教育文選》;1967年武漢編印的《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萬歲》等。書信選集有196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書信選集》等。手跡選集中,影響較大的是1967年2月鄭州出版的《毛主席手書選集》。合編本中較常見的,是匯集了毛澤東與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著作而成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長講話》等版本。
所有“萬歲本”的版本,在編選時均不約而同地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原則,即選收那些未收入《毛澤東選集》(1～4卷)、《毛澤東著作選讀》、《毛主席語錄》的文稿。有的版本專收建國前的文稿,有的專收建國文局、北京電影製片廠、貴州省第一輕工業廳等。從地區看,編印過這些版本的省、市、自治區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南、湖北、陝西、江蘇、江西、貴州、內蒙古等。軍隊系統除軍事院校外,極少編印這類書籍。
由於“萬歲本”的編者大多是一些非專業人員,缺乏專門的編輯訓練和必要常識,造成這類出版物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編選體例比較雜亂,多數版本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但常常並不十分嚴格,隨意性較大;個別版本收錄的個別文稿,編者沒有弄清準確的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只有篇名,沒有標出著述日期,如《謙虛-戒驕》、《給侄子的親筆信》等;有的版本由於多次輾轉傳抄,個別文字不準確。
由於編輯出版“萬歲本”正是“文革”燎原全國之時,毛澤東在過去文稿中提到的一些領導人已被打倒,這些人的姓名在編印時便被“×××”代替,或在姓的後面加上“××”。例如一封寫於1963年12月16日的信,標題便是《給林彪、××、聶榮臻、肖華諸同志的信》。有的版本,當文稿中出現被打倒的領導人的姓名時,編者甚至將姓名中的某個字倒印,以示將其“打倒”。這可以說是“文革”中的特異現象。
萬歲本禁
“萬歲本”很快遭到了中央的制止和查禁、銷毀。據筆者考察,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國內各大圖書館,均沒有收藏“萬歲本”。這是為什麼呢?需要考察其被禁的過程。
早在建國初期,中央就作出決定,毛澤東著作與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的著作,統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何非指定出版機構無權出版這類書籍。1959年10月13日,中央針對當時個別單位擅自印發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做法,下發了關於糾正亂印亂髮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講話記錄的指示。然而,“文革”開始後,對出版毛澤東著作的規定,被造反派視為反對和限制出版毛澤東著作,這是任何人都擔當不起的罪名,於是,“萬歲本”的印刷失去控制,出版達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發現這種情況後,立即予以制止。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連續下發了五個檔案,嚴令禁止各地非法編印毛澤東著作,對已經編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繳。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改進革命民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這個檔案在第2條規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都一律不許擅自刊登和印發。中央的內部檔案、會議記錄和負責同志的內部談話,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冊子和其他形式編印流傳。”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出:“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檔案、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出現這種事情,也請你們加以制止。”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查獲一個非法編印、販賣毛主席著作的投機倒把集團的通報》。這個《通報》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查獲了一個非法編印、販賣毛主席著作的投機倒把集團。該集團非法蒐集了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講話、文章、信件、批示200餘篇,編成所謂《重要文獻》,大量出售。這個《文獻》不僅泄露了黨的機密,而且差錯又很多。這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必須認真追查,嚴肅處理。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印發《關於嚴禁在書刊、傳單上泄密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說:“為杜絕在書刊、傳單上的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民眾組織或個人,嚴禁擅自印發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的著作、講話和翻印、轉抄機密文電。凡抄家抄來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機密文電及其他物品,應一律上交當地革委會或軍管會,絕不準私自留存、複製或擅自處理;已非法印發的有機密內容的報刊、傳單、小冊子,由印刷單位負責回收上繳。”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發《關於嚴禁私自翻印未發表過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凡是未公開發表過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論個人或集體像,未經中央審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業已通知過,現在再通知一次,望你們按此通知嚴格監督執行。”
中央在一年中連續下發五個檔案,反複製止並要求查禁各地民眾組織編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集,這是非同尋常的。但是,由於當時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這五個檔案先後下發後,各地、各單位無法嚴格遵照執行,很難有效地制止類似出版物繼續出版和流傳。有的民眾組織認為“宣傳毛澤東思想沒有錯”,仍然陽奉陰違,照出不誤。例如,湖北省應山縣革命民眾組織聯絡委員會於1967年5月18日編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講話彙編》。該書在《說明》中說:“我們收集了一部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尚未正式發表的重要指示和講話,原準備編印成冊,供給革命的同志們學習。後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沒有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都一律不許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冊子和其他形式編印流傳。’根據中央這一指示精神,我們即停止了印刷,現將已印部分裝訂成冊,供同志們學習。”
1969年底,中央發出關於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開展保密大檢查,收繳非法印刷品。這時各地革命委員會均已成立,使中央的各項指示能夠得到有效落實。據西安市革命委員會當時的一份檔案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範圍廣泛開展了以清理檔案、收繳非法印刷品為重點的民眾性保密大檢查,檢查中“發現了大量失密、泄密違反保密制度的現象。如:違反中央規定,擅自印發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長的講話;擅自編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語錄”。全市共收繳這類非法印刷品30多萬冊和大量傳單。由於各地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指示,1970年後,社會上不再有人編印“萬歲本”,收繳的均予銷毀,僅有少量“萬歲本”流入了民間。同樣的原因,全國各地圖書館也都沒有收藏這類書籍。
研究
對“萬歲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學者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收集毛澤東和中共黨史、中國當代史研究資料和著述十分困難,感到材料匱乏,而且《毛澤東選集》(1～4卷)沒有收建國後的文稿,他們要研究建國後的歷史和毛澤東,就不得不主要藉助於“萬歲本”等;其次,由於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4卷)及各種單行本著作,發表前經作者親自校閱過,作了一些修改,與文章最初撰寫時的原始形態有一定變化。因此,境外學者認為,“萬歲本”的資料更為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寫初衷,是對《毛澤東選集》(1～4卷)的補遺,因而備受他們青睞與重視。
境外學者在蒐集、編譯和利用這些資料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美國新澤西普林梯斯·霍爾公司於1969年出版了《毛:偉大的生平》,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獻:文選和篇目提要》。這些海外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集,主要來源就是紅衛兵等民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等資料。
1989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等三人,根據《毛澤東講話和文章匯集》編譯出版了《毛澤東的秘密講話——從百花時期到大躍進》。他們認為,由紅衛兵組織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材料是可信的。這是因為,一方面紅衛兵對毛澤東無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澤東的講話。另一方面,這些材料的來源可靠:第一,是紅衛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動”中,從那些親自聆聽過並記錄了毛澤東講話的人那裡得到的。講話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澤東的口語和習慣用語,這也證明了它們的真實性;第二,是從《湘江評論》、《蘇維埃中國》、《政治周報》、《嚮導》、《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新華月刊》、《新華半月刊》、《人民日報》、建國前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等報刊、書籍及其他檔案中選出來的。
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及建國後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均把“萬歲本”作為重要的依據加以引用。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2卷)(求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處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編印的4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處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資料選編》等;R.特里爾的《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處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迪克·威爾遜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有43處引用了多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海外學者引用較多的“萬歲本”有兩個:一個是1967年出版、收錄毛澤東1959年至1961年間51篇文稿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另一個是1969年8月出版、收錄毛澤東1950年至1968年間113篇文稿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後經由包括中央有關出版社的國內出版社出版,也間接地承認了“萬歲本”的可靠性。
與境外學者相比,“文革”過去了幾十年,國內研究毛澤東的有關資料範圍已經得到極大的開拓,但“萬歲本”在中國大陸學者中一直沒有得到研究,更沒有廣泛使用。一些專門收錄、介紹毛澤東著作版本的工具書,如袁競主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大辭典》和方舟、許京生主編,華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圖書辭典》等,都沒有列入這方面的內容。迄今收錄毛澤東著作版本最多的是施金炎主編的《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這本書裡面也只收錄了寥寥幾種香港、國外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毛澤東思想萬歲》翻譯版本,而對原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則沒有加以介紹。從公開學術論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沒有大陸學者引用“萬歲本”的情況,只有在有關國外毛澤東研究狀況的文章和書籍中,才偶爾見到零星介紹“萬歲本”的文字。
出現這種情況,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原因,自然是“萬歲本”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大家對其持有謹慎態度;二是由於這些資料絕大多數都已散失,目前存世的較少,一般學者難以找到,因而無法利用;三是由於“萬歲本”大多數沒有著作權數據,引用時無法明確註明,因此學者間難以有共同的依據進行分析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中已有人開始關注並著手研究“萬歲本”。如劉躍進撰著的被廖蓋隆譽為毛澤東著作版本學“奠基之作”的《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一書,較深入地介紹分析了國內外不同時期出版的眾多毛澤東著作版本,其中第5章《特殊版本》第3節《非正式版本》,作者用10多個頁碼的篇幅,詳細介紹了10多種不同的“萬歲本”。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萬歲本”介紹得最詳盡的文字,將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的範圍大大予以拓寬。儘管作者掌握的有關資料還十分有限,也缺乏系統的研究,但可以說是國內開先河者。再有,近年來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研究和“文革”研究的專著中,有的學者也開始謹慎地引用“萬歲本”的材料。例如中央黨校副教授張志明博士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改革的歷程和思考》,書中引用的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一些講話,就註明引自1967年3月31日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1969年3月編印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等版本。
今天應如何看待“萬歲本”等資料呢?首先,“萬歲本”等是非正式出版物,沒有經過規範的審查、核對、編輯,一些內容存在著文字錯誤,甚至有張冠李戴、以訛傳訛的嚴重失誤。因此,在專業研究以外的場合,一般不宜作為嚴謹的、權威的毛澤東言論來正式引用。其次,“萬歲本”產生於特殊的時代,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絕大多數保存了一定的歷史文獻原貌,對於研究毛澤東乃至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具有一定的資料參考價值。因此,在研究範圍,作為資料和巨觀背景可以適當參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澤東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心態變化、思想軌跡、活動交往情況等。再次,要儘可能與經過修訂、已經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主席語錄》等正式文本相對應進行校勘,確定其真偽,比較其異同,再謹慎地使用公開本中確實沒有的內容。最後,在引用時,還須註明出處,表示供讀者參考之用。
海外利用
《毛澤東思想萬歲》原為《人民日報》1966年“七一”社論的標題。從該年年底開始， 中國大陸各地編印的各種毛澤東綜合性著作集大都稱為《毛澤東思想萬歲》，因此通稱為 “萬歲本”，它們包括《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文選》、《資料選編》、《學習文選》等等， 其中《毛澤東思想萬歲》的1967年280頁32開本、1967年4月16開46+59頁本和1969 年726頁本的影印本，是海外學者經常利用的三種通行本，亦是海外當代中國史和人物特別是 毛澤東研究者的案頭必備書。 一、《毛澤東思想萬歲》在海外的影印發行
港、台、日都影印發行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三種通行本。
（一）海外影印的280頁本和716頁本
海外影印的280頁本和716頁本各有三種版本:
第一種是台北影印本。1973年夏季，台北國際關係學院將280頁本和716頁本製成照片 透印版發行。[1]
第二種是日本影印本。日本小倉編集企劃版，兩書的書脊分別印“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 六七年”和“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沒有影印時間。
第三種是香港影印本。兩書的封面分別印有“原文復刻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280頁]” 和“原文復刻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716頁]”字樣;書脊與日本影印本一樣;著作權頁都印有“據日本小倉編集企劃版重印”字樣，沒有出版社，由香港一山書屋發行。
（二）海外影印的16開46+59頁本
海外影印的16開46+59頁本，是16開46頁本的增補本，增補部分共59頁，收錄了《論十大關係》和《工作方法六十條》等18篇著作。它至少有兩種海外影印本:
一是香港影印本。封面印有黑色的“原文復刻”和“第三輯”字樣;書脊印有書名和黑 色的“第三輯”三字;書名頁除書名外，還印有毛澤東黑色木刻頭像和“一九六七年四月” 字樣。一些引用者將其稱為香港一山書屋版，其實此本不是由香港一山書屋出版的，只是多由該書屋出售而已。二是台北影印本。
另外，美國維吉尼亞州奧克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於20世紀80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澤 東講話和文章匯集》，全套23卷，總計5500頁。其中的19篇材料“主要取自中國大陸的非正式出版社，如紅衛兵組織編輯出版的《學習材料》、《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有的學者稱此書為“《毛澤東講話和文章彙編》（英文版）”[2]，其實此書並非英文版，而是影印版。
二、編譯、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集及“文化大革命”資料
海外利用《毛澤東思想萬歲》編譯、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集及“文化大革命”資料 主要有（按時間順序排列）:
（一）《當代背景》891號和892號上的46+59頁本的英譯本
46+59頁本的前面46頁被全文譯出刊載於《當代背景》891號上。一些檔案還譯載於陳志讓主編的《毛:偉大的生平評介》（新澤西州普林梯斯·霍爾公司1969年版）和《毛的文 獻:文選和篇目提要》（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1]（p.526）《當代背景》也有譯作《時事背景》的。[3]後面增補的59頁的譯文見《當代背景》892號;一些檔案亦被翻譯收入了陳志讓的 兩本書里。[1]（p.526）
（二）傑羅姆·陳編《毛文獻:文選和文獻目錄》（英文版）
英文版數據為“chen，Jerome，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4]中譯文應當是:傑羅姆·陳編《毛文獻:文選和 文獻目錄》，倫敦和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
此書有三種中譯名:一是《毛澤東的文章和書目》[5]，二是《毛澤東文集》[3]（p.253），三是《毛的文獻:文選和篇目提要》[1]（p.526 ，簡稱為“陳譯毛選”。
（三）《毛主席文選》的英譯本
《毛主席文選》被全文翻譯刊登在聯合出版物研究中心49826號（1970年2月12日）和50792號（1970年6月23日）上。[1]（p.525）其篇目有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對《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等。
（四）《“毛澤東選集”補遺》第3卷（中文版）
丁望主編，香港明報月刊1971年版，收文60篇。第一輯“三年經濟恢復時期”（1949～ 1952年）收錄《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在莫斯科慶祝史達林壽辰大會上的祝詞》等7篇;第二輯“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1953～1957年）收錄《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指示（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開幕詞（摘要）》等24篇;第三輯“‘三面紅旗"運動時期”（1958～1959年）收錄《就辦報問題給廣西區黨委的一封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摘錄）》等29篇。
書末“參考書目”中有“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中央經濟學院等院校紅衛兵翻印，1967 年出版”字樣。
（五）《毛澤東思想雜錄》（1949～1968年）兩卷（英文版）
其英文版原文:“Mao Tse-tung.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1949～1968）.2 vols. Arlington，Va.: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Nos，61269-1 and -2，20 February 1974. [Trans.of materials from Mao Tse-tungssu-hsiangwan-sui.]”[5]（p.1094）
譯成中文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雜錄》（1949～1968年），兩卷。維吉尼亞州阿靈頓: 聯合出版物研究中心[:共產主義中國譯文]61269-1號和-2號，1974年2月20日。[譯自《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資料]。
此書的中譯名也有幾種:一是《毛澤東思想雜錄》[6]，二是《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 1968年）[4]（p.531），三是《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968年）[7]。
《毛澤東思想雜錄》實際上是《毛澤東思想萬歲》三種海外通行本中的建國後部分的匯集，其篇目有《關於供給制的意見》、《關於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1955年12月6日）》、《在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4月25日）》等等。
（六）《毛主席對人民說》（英文版）
此書的英文版原文為:“Schram，Stuart R.，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 and litters， 1956-71.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4.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 and litters，1956-71.New York:pantheon，1974.”[1]（p.1125）
譯成中文應該是:斯圖爾特·R·施拉姆編《毛澤東未審稿:1956～1971年的談話和書 信》，英國哈芒斯沃斯企鵝圖書公司1974年版。美國版為《毛主席對人民說:1956～1971年 的談話和書信》，紐約神殿圖書公司1974年版。
此書的篇目有《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1959年7月23日）》等等。
此書的中譯名有:《未經審定的毛澤東文稿:1956～1971的談話和信件》 [3]（pp.152，273）、《毛 澤東未發表文稿》[6]（p.590）《毛主席對人民說》[8]、《毛主席同人民的談話（書信、講話譯文匯 編）》[9]、《毛主席同人民的談話:1956年至1971年的講話和書信》 [10]、《毛主席同人民的談話》[11]、《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談話和信件（1956～1971）》 [5]（p.10）、《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 1956～1971年的講話和書信》[2]（p.384），等等。
（七）《毛澤東思想萬歲》上、下冊（日文版）
日本東京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會譯，東京三一書房1974～1975年出版。此書的篇目有《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在省、市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等。
（八）《毛澤東文集》7卷本（多種文字版）
以聯邦德國赫爾穆特·馬丁教授為首的編輯小組編輯，1979～1983年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陸續出版。收錄毛澤東1949～1976年著作，其中收錄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自行編 印的毛澤東文章和講話集中的部分內容。收錄的文字按照原版印行，即原版是中文的此集仍用 中文發表，原版是英文的就用英文發表，但全套文集70%的篇幅為中德文對照。[12]
（九）《毛澤東文集》第1、2集（英文版）
高英茂和約翰·利昂編，紐約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86年版。[7]（p.586）其篇目有:1950年3月《對〈清宮秘史〉的批判》、同年6月6日《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 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等等。
（十）《毛澤東集補卷》10卷（中文版）
竹內實主編，1983～1986年日本蒼蒼社版。其“別卷”（即第10卷）所附的“主要參考文獻”只列了兩種“萬歲本”:“《毛澤東思想萬歲（下）》出版單位、出版年不詳”和“《資料選編》出版單位不詳一九六七”[13]，漏了一本“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二”。該書第7 卷中就有13篇參考了上述三種“萬歲本”，如1941年12月16日《為王觀瀾同志的題詞》、1942年1月17日《〈文化課本〉序》等。[14]
（十一）《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英文版）
此書的英文版原文為:“MacFarquhar，Roderick;Cheek，Timothy;and Wu，Eugene，eds， The sece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9.”[8]（p.1092）
中譯文是: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蒂莫西·奇克、尤金·吳編《毛主席的秘密講話: 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英國劍橋東亞研究院和美國麻薩諸塞州哈佛大學1989年版。
該書分為兩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收錄“百花時期”14篇:《在頤年堂的講話（1957年2月16日）》、《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會時的談話（節錄）（1957年2月24日）》等;“大躍進”時期5篇:《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3～4日）》、《批評〈人民日報〉不應“反冒進”（1958年1月）》等。
這19篇均譯自美國維吉尼亞州奧克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毛澤東講話和文章匯集》。譯者認為，這些材料是可信的，因為紅衛兵對毛主席無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他的講話，而且他們是從親聆並記錄毛澤東講話的人那裡獲得這些材料的，因此來源可靠，材料中完整保存的毛澤東口語，也證明了其真實性。
（十二）《中國近代名家著作選粹毛澤東卷》和《毛澤東著作選》（中文版）
姜義華編《中國近代名家著作選粹毛澤東卷》，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4年版，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翻印版改書名為《毛澤東著作選》，其中有三篇即《黨內通訊》、《關於軍事俱樂部》和《對〈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民眾運動〉的批語》是根據《毛澤東思想萬歲》刊印的，就是昆明版726頁本。
（十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中文版）
美國狄金森大學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版。其第二部分是 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據這部分的編者周原說:文獻的主要來源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各種民眾組織或後來的革命委員會編印發行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講話文稿（通常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為題）和有關學習材料。
三、《毛澤東思想萬歲》在論著中的引用
海外學者的一些論著充分利用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各種版本，因此材料比較豐富。
（一）美國的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ryan Starr）所著《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作者自稱利用了“四輯《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出了前三輯，1969年出了第四輯;《毛主席文選》、《毛主席教育語錄》（1967）” [15]，這裡“四輯《毛澤東思想萬歲》”應當就是三種海外通行本，其中1969年出的“第四輯”當指716頁本，1967年出的“前三輯”當指280頁本、16開46頁本及其增補59頁本。
（二）英國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2卷
1979年和1983年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該書大量引用了三種海外通行本，為了區分，該書把46頁本、280頁本和716頁本這三本書名相同的書分別稱為《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並把46+59頁本的增補部分稱為《毛澤東:未名文集》。[1]（p.526）此外，該書還利用了《毛主席文選》和《資料選編》。
（三）美國的羅斯·特里爾著《毛澤東傳》
美國史丹福大學1980年版、1999年增訂版。該書大量引用了三種海外通行本。書末“注 釋中的縮略語”寫道:Wan Sui Mao Zedong sixiang wan sui（3Vols.，which are designated re- spectively:“1967”;“April1967”;“1969”.The item is thereafter identified by the date of Mao"sremarks，unless the date is not precisely given in the book，in which case a page reference is added）. 16]
中文大意是:“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3輯，各輯分別用‘1967"、‘1967年4月"和 ‘1969"作標識。篇名可根據標識後的毛講話日期來確定。如原書中無精確日期，則加上參考 頁碼，而不注時間）。”
（四）美國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1966～1982）》
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第一章是由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所寫，其中大量引用了“萬歲本”，並將所用“書目”列出，如:280頁本即“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 （long live Man Tse-tung Thought!）.Peking:n.p.，1967.Citedas Wan-sui（1967）”. [5]（p.1095） 譯成中文是:“《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引用時作萬歲（1967）。”
716本“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Peking:n.p.，1969.CitedasWan-sui（1969）.” [5]（p.1095）譯成中文是:“《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無出版者，1969年。引用時作萬歲（1969）”。
46+59頁本的增補本59頁部分即“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Peking:n.p.， 1967.Supplemem.Cited as Wan-sui（Supplemem）.”[5]（p.1095）譯成中文是:“《毛澤東思想萬歲》增補部分。北京:無出版者，1967年。引用時作萬歲（增補）”。
《資料選編》即“Tzu-liaohsuan-pien（Selectedmaterials.Peking:n.p.，January.1967”. [5]（p.1150）
《毛主席文選》即“Mao Chu-his wen-hsuan（Selected Writings by Chairman Mao）.n.p.， n.d.”。[5]（p.1094
該書還引用了沒有列入“書目”的兩種《學習文選》:第一種是收錄毛澤東1945～1957年著作的415頁本，另一種是收錄毛澤東1957～1958年著作的322頁本。
（五）其他論著利用的情況
韓國宋榮培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書引用了“《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日本影印本”[11]（p.428），即日本影印的716頁本。此外，中國台灣張良善的《毛澤東先生評傳》、美國莫里斯·梅斯納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也都引用了台北影印的三種海外通行本。
“萬歲本”在海外的利用情況還有很多，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四、海外利用《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一些問題
海外利用《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值得注意。如由於原書不全，導致海外的一些影印本殘缺，例如海外影印的716頁本，其原書是1969年昆明某單位編印的726頁本，影印本缺了最後10頁即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閉幕式上的講話兩篇文章。又如，因“萬歲本”版本眾多，導致海外學者在選用時出現了錯誤，或海外學者在引用“萬歲本”時沒有將所用書目注釋清楚，導致在回譯過程中出現錯誤。另外，還有一些錯誤是由於海外學者誤解了原意，在理解上產生了錯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