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是在1958年出版的《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的基礎上修訂出版的。供高等院校師生和廣大教育工作者教學、學習和研究之用。當前，我國是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家面臨的一個緊迫的任務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最根本的一條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學習毛澤東思想，包括學習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正是為適應這一形勢修訂出版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 毛澤東 同志論 教育 工作》
- 作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編
- 價格：21.00
- 語種：中文
- ISBN：9787107109898
-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 頁數：300頁
- 開本：32開
- 出版時間：1992年11月1日
- 裝幀：精裝
作品簡介,作者簡介,主要內容,
作品簡介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1958年)，系按專題分類選編。共分上、下兩編。上編似論述教育的方針政策、發展教育事業的方法和共產黨的領導為主；下編以論述學習、學習方法以及知識分子問題為主。毛澤東在1927—1958年間有關教育的主要論述，大致彙編在《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一書中。該書編者未署，於195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0年8月。第二次印刷。全書202頁、12.8萬字。
作者簡介
毛澤東年輕時受過正規的中等師範教育，早就對教育問題產生濃厚興趣，曾以教育為職志；後來，在時代的召喚下，踏上革命征途，對教育工作仍然異常關注，甚至晚年還多次表白當教員的意向。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他曾參與創辦別具一格的湖南自修大學；在北伐戰爭前夜和北伐戰爭高潮中，先後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與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還在湖南實地考察農民文化運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戎馬倥傯、政務繁忙之際，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在抗日戰爭時期，為魯迅藝術文學院的發起者之一，一度兼任中共中央黨校負責人，還在一些幹部學校兼課。
他對中國教育的影響，更重要的表現為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創立時期開始，就參與教育改革與建設的決策。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對教育工作的影響更大。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教育上的重大建樹與變革幾乎都同他的見解與決策有關；他的許多有關文化教育的論著，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教育思想的寶庫，堪稱中國現代文化史與教育史上的豐碑；至於作為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教育道路的探索和教育工作的開展，亦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主要內容
(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化運動”部分)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正當國民革命軍向長江流域勝利進軍之際，湖南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成為當時國內農民運動的中心。革命農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推翻了地主階級的統治，紛紛成立農民協會，實為農村革命政權。各地農村協會從農村實際和民眾需要出發，廣泛開展政治宣傳，積極興辦農民學校，掀起民眾性的農村文化高潮；惟方興未艾的農民運動受到封建勢力與國民革命陣營內部右翼上層人士的非難。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於1927年春親赴湖南農村進行實地考察，於同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著重論述：農村中歷來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現象；農民革命政權對農村教育的意義，在農村中普及教育必須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農村教育必須從農村實際與農民需要出發。這些見解不僅切中時弊，對後來革命根據地教育建設亦有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前夕，曾應邀出席於1926年12月1一28日舉行的湖南省農民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農村教育決議案》。有趣的是《考察報告》的“文化運動”部分的基本觀點與若干提法同《農村教育決議案》相當吻合。表明毛澤東的上述見解可算是民眾智慧的結晶。
(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蘇維埃區域的文化教育》部分)
在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等率領人民軍隊向井崗山進軍，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告工農民主共和國成立。紅色政權在民國政府所派軍隊的重重包圍與多次“圍剿”的形勢下，積極開展政權建設，廣泛發展生產與文化教育事業，在貧窮、落後的農村，開闢“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惟1933年國中共臨時中央從民國政府統治地區遷入根據地以後，恣意貶低根據地各項建設的成就，無理指責教育人民委員部“存在資產階級思想的傾向，把教育工作局限在反封建與迷信的範圍內”，沒有提出“共產主義教育”的方針，存在“游擊主義的殘餘”，“沒有建立蘇維埃教育制度”。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實際上已經剝奪了毛澤東的“發言權”，並在人事安排上免除了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毛澤東代表上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所作的報告，系在中共臨時中央主持下，由大會檔案起草委員會(主任為梁柏台，毛澤東為15名委員之一)起草。
在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的成就；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即它“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此外，還提出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與知識分子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檔案中提到的“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由於時過境遷，幾乎早就被人遺忘了；直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確定“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工作方針，又謀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才喚起人們對它的回憶，使人感到這個方針仍有“現實意義”。其實。這種社會主義時期的現實感，正反映這個方針應有的新民主主義色彩不鮮明。
(三)《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文化部分)
這是毛澤東於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據大會報導，他在大會上只談到“三個階段”(後改為“四個時期”)為止。意味著起初尚缺後來文本中的最後兩節(“文化性質問題的偏向”、“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全文正式發表於《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後來出單行本時更名《新民主主義論》。正式發表的文本除未加各節標題外，與後來流行的文本基本相同。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本世紀40年代初，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與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含新民主主義教育運動)已有20年的歷史；在此20年間，人們對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化性質問題的認識若明若暗，爭議不休，導致許多失誤。這個問題遂成為當時中國革命中的關鍵問題。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率先提出“新民主主義”概念，系統地考察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同新民主主義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新文化同舊文化的對立；新文化中新民主主義文化同舊民主主義文化的區別與聯繫；新民主主義文化同社會主義文化的聯繫與區別；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過程，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區別；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右的傾向與“左”的傾向；最後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針，即：“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論》奠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中國文化教育問題的最傑出的代表作。
(四)《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整風文獻
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曾倡導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運動，用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教訓。從1939年起，根據地的學習運動蓬勃展開，但學習運動本身仍存在教條主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遂從幹部學校教育與在職幹部教育改革入手，發動整風運動。
1．《改造我們的學習》，是毛澤東於1941年5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在報告中重申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倡導的研究現狀、研究歷史、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套用的精神，進一步明確提出“對於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中共中央參照這個報告的精神，先後發布《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與《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作為幹部教育改革的綱領。
2．《整頓黨的作風》，是毛澤東於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報告，標誌著全黨整風運動的開始。在這個報告中，著眼於理論聯繫實際，表述了他關於“理論”與“理論家”、“知識”與“知識分子”以及“理論聯繫實際”的獨到見解。既肯定學生掌握書本知識的必要性，又指出書本知識的局限性，重在書本知識的運用。
3．《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於1942年2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演說。在這個演說中。總結了“五四”運動以來在學風(思想方法)與文風方面的經驗與教訓，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具體分析現狀、歷史與外國經驗)和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文風。
4．《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於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針對新文藝運動中由來已久、在根據地文藝界依然存在的各種爭議，在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分析了文藝與革命的關係；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並強調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才能真正地為工農兵服務；以“為工農兵服務”為中心，論述了普及與提高、批判與繼承、文藝與生活、文藝專門家與普及工作者的關係；最後，把思想認識問題的解決歸結為文藝工作者世界觀的改造。這個報告不僅成為當時文學藝術學校教育改革的綱領，而且對於當時根據地普通教育改革和以後的文藝運動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5．《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是毛澤東於1944年10月30日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講演。根據地經過1942年的整風運動，幹部教育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從1943年起，相繼把中等教育(原屬帶有普通教育性質的幹部教育)、民眾教育(國小及成人業餘教育)改革提上日程。
根據地的民眾教育在抗戰初期較有生氣，後來一度謀求“正規化”，帶有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傾向，1943年以後按照聯繫實際、聯繫民眾的原則進行改革，面貌一新。1944年的邊區文教工作會議旨在總結歷史經驗，檢閱民眾教育改革的成就，推動民眾教育的普及。毛澤東在演說中提倡根據地民眾教育從農村實際和民眾自願與需要出發。
6．《序言和按語》，陸續寫於1955年9—12月間。在《序言》中著重強調適應社會主義改造迅速發展的形勢，加速發展各項事業。促成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二次普及教育高潮的到來。《按語》推薦了若干民眾辦學的經驗。
7．《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經修改、補充後，於同年6月19日正式發表。這個報告系統分析了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鬥爭。其中關於教育方針、思想教育的地位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的論述，對當時和以後中國教育的影響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