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集(1946-1956)

《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集(1946-1956)》是201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周海嬰。

基本介紹

• 書名：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集(1946-1956)
• 作者：周海嬰
• ISBN：978-7-5633-8996-4 
• 定價：88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9-1

基本信息

書名：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集(1946-1956)

ISBN：978-7-5633-8996-4

作者：周海嬰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9-1

定價：￥88.00

內容簡介

周海嬰用照相機接續了魯迅的事業——觀察“後魯迅時代”，記錄那些經過選擇的影像，形成數萬張底片，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私家記憶。“我在攝影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趣，如今卻無意間為大家與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間。”周海嬰在影集自序《鏡匣人生》中如是說。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此間的兩種轉向：首先是從舊帝國的批判者，轉向了新國家的記錄者。《沖膠捲》暗示了這種工具性轉變。文字悄然隱退了，或只呈現為一個事後追加的標題，而影像躍出相機的光學鏡頭和皮腔，成為表達意圖的基本工具。作為攝影愛好者，周海嬰的大部分作品屬於日常習作，但也有一些達到經典水準，像《打針》，頗有沙飛和吳印鹹之風，而《熟食小販》和《斜視》，更是傳神的力作，可以視為周海嬰的代表作。其次是從批判者轉向讚美者。相對前者而言，這是更深刻的轉型。

封面

作者簡介

周海嬰（1929年—2011年）魯迅和許廣平僅有的1個兒子，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無線電專業。1960年起在國家廣電總局工作。原國家廣電總局副部級幹部，無線電專家，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另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廈門魯迅紀念館名譽館長，北京魯迅中學、紹興魯迅中學名譽校長，中國魯迅研究室、上海魯迅紀念館顧問，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CRSA)顧問等。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遺體告別儀式於4月11日舉行。

周老一生酷愛攝影，1938年10月拍攝生平第一幀照片；1943年11月正式開始學習攝影；1944年11月擁有第一部照相機；1948年11月拍攝第一幀彩色照片；1952年第一次自己沖洗彩色膠捲、照片。70年來共拍攝照片兩萬餘張，其中以上海難民、上海2·6轟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東北解放區、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校園生活等四五十年代上海與北京的系列照片尤為珍貴。2008年9月27日15 時30分，“鏡匣人間——周海嬰80攝影展”開幕式在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隆重舉行。

前言、序言

善良的觀看——談海嬰先生攝影作品

（陳丹青）

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春天，海嬰先生逝世了。看到訃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髮的海嬰，卻是1936年魯迅過世才幾天，海嬰坐在父親書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個七歲的喪父的男孩。我有幸見過海嬰先生三四次，斯文謙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見他，是在2009年海嬰先生攝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斷從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隨口說幾句自貶的笑談，顯然有老來頭一次辦展覽的那份輕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飛兄領到海嬰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為展事整理照片。他從書房出來，爽然坐下，上身湊近我，說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這一刻喚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記憶：小時候，上海中產階層的父輩對孩子，常是這種男性的藹然而大氣——才看十餘幀照片，我暗暗驚訝了：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攝影么？時在政權更替之際，海嬰年方二十歲。

魯迅從文，自小酷愛畫畫,海嬰專攻科技，終生喜歡拍照。說來並非虛妄而牽強：這對父子間有跡可循的遺傳,是迷戀圖像，敏於觀看。

早在1904年，青年魯迅即痛感於圍觀行刑的鏡頭，以至棄醫從文：此事非僅關乎道德層面，更觸及影像傳播的文化命題。上世紀初，西方日後繁複萬端的影像論述遠未出現，直至90年代，始有域外學者取後現代意識專文剖析魯迅此一公案中“看”與“被看”的多重關係和複雜隱喻，而魯迅當初的痛感，早已經濃縮了八十多年後的論題。他對影像傳播的預見還在20年代的一次談話，說是日後教學必將介入幻燈（今稱“多媒體教學”）。客居上海的魯迅還是一位熱心的電影觀眾，也喜歡拍照片，海嬰誕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齊，去照相館。魯迅的雜文幾次談及攝影，均有獨辟的見解。

要之，魯迅於古老的文字與繪畫之外，格外矚目新興影像媒介。歐陸第一批洞見攝影從深處改變傳播功能的文人，是19世紀的波德萊爾到上世紀二戰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見及於此而有所闡發者，就我所知，似唯魯迅而已，劉半農談過攝影，究竟淺得多。今日中國已在數碼影像時代，影像研究的譯著很不少，據此而喋喋議論的本土文人漸漸多了，但如魯迅般銳利而準確的直覺，還是罕見。

在魯迅書信中，海嬰好奇而頑皮。這位遲遲生育的父親過早離世，再不知七歲後的男兒將有怎樣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將海嬰永遠認作魯迅的兒子，這是他畢生為人的難——魯迅當然想不到孩子日後成為無線電專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嬰的熱衷攝影，承續了父親敏於觀看、富於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嬰瘦而高，梳著分頭，西褲馬夾，是我幼年常見的上海富家兒模樣。說海嬰富家兒，不確切，他與母親曾有過艱難時光，但晚年魯迅的山陰路寓所，及後母子倆遷居的霞飛坊，均為中上階層住宅區，直至“文革”前，那一帶的老少男女走出來，便是這等氣質與扮相：乾淨、入時，適度講究，歸於有教養的質樸。新中國成立後，母子倆成了高幹階層，青年海嬰一臉的單純而無辜，正是當年典型的名流子弟。

在上海，在相對寬裕的知識家庭，海嬰十歲即擺弄半導體和照相機，再自然不過——五六十年代和整個“文革”期間，一個少年人擁有自己的照相機，百千之中不及一二——可喜海嬰終生葆蓄這份業餘愛好，不事聲張。相較父親高度自覺的書寫生涯，海嬰拍照，毫無野心，他甚至不曾構想這堆膠片的珍貴：這是潛藏攝影自身而被時常錯失的見證價值，這價值，緩緩顯現，有待歲月，關乎記憶，關乎記憶的淹沒，或者缺失。半個多世紀過去，現在，這批照片捕捉的四五十年代中國社會形態的大量細節，包括政權交替之際若干政治人物，成了那段歷史的孤證。以下朱其的評語，允為中肯：

建國六十年來，關於新民主主義十年時期的影像都是公共意識形態或者國家主義的政治圖像，迄今未曾發現過像周海嬰拍攝的如此數量驚人的有關那一時期的私人影像，原因在於，當時擁有照相機的人群不是太多，而且一般也沒有多少人會在建國後選擇歌頌主流之外的私人角度，來攝取巨觀的“解放”市景下的眾生相，即使有類似拍攝者，大部分照片亦在“文革”中被銷毀。

朱其並且說：唯一能夠與之並列的同期攝影，是1948～1949年間法國人亨利·卡蒂耶·布列松在中國拍攝的偉大作品。或曰：一位法國資深記者與一位上海弄堂青年的照片，能夠對應么？事涉影像，歷史別無選擇。而影像見證的雄辯，非僅定格於天才的“決定性瞬間”，同時，取決於歷史的“決定性地點”：當1949年中共軍隊大舉南下、民主人士群集北上，布列松與周海嬰的鏡頭正對準中國現代史關鍵時刻；還是這兩個傢伙，緊握照相機，在解放之初的上海街巷穿梭遊蕩……這時，歷史確實等候攝影者給出犀利精準的一瞥，但攝影者的“在場”，或許比“決定性瞬間”更具決定性——在當年航向東北的油輪上，我們無法確知有沒有其他攝影人，但周海嬰在。他不是記者，沒有任務，是他母親的隨行家屬，帶著照相機：在甲板上，車廂中，會議間隙，沒有人會拒絕魯迅的公子為他們拍照，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郭沫若、侯外廬……都算是海嬰的叔叔伯伯，他們看著他，如對族中的晚生。

相對布列松的銳眼和政治敏感，1949年前後的周海嬰是位時代的處子；相較北上政客極度亢奮的群體性天真，海嬰尤其是個處子：他對甫告誕生的新中國的熱愛，等同年輕人的好奇，他的拍照的衝動，源自大男孩渡海遠航的興奮。再精明的職業記者也難獲準跟隨這趟秘密旅行，尤難接近當時作為高端政治籌碼的名流，但海嬰全程在場，坦然面對所有人，純真地觀看，然後摁下快門。而上海解放初期的攝影，是北上旅程那份興奮感的自然調節：他回到自己的天性。他的觀看，如鏡頭，對人對事，不存偏見，家人、親友、鄰居、小販、乞丐、慶祝遊行、夏季水災、同學郊遊……細心的觀者如果留意照片中處處透露的好心情、和平感，及解放戰爭之後的生活憧憬，是因海嬰正當戀愛：那幅構圖舒展、意氣欣然的自拍照——幾位青年環繞著大樹——正中間的女子便是海嬰的意中人，她是那組照片裡再三出現的“滬上三姐妹”之一，日後嫁給了周海嬰——愛意、新中國，正當年輕，同時眷顧這位迷戀拍照的公子，如明麗的晨曦，照亮了海嬰那一時期的全部照片。沒有衝突、陰鬱、痛感，也不見絲毫政治意識和宣傳性。在周海嬰的目光中，可見的世界是他的母親及其長輩，是他生長的大上海，還有，他愛慕的人。即便是窮戶與乞丐的悲苦相，也構成一張張望之善良的照片。

布列松的新聞攝影和周海嬰的私人照片，分別留取了1949年前後的中國的真相。同一座城市，同樣的市民，在布列松那裡，我們看見時代崩解，政權的勝敗；在周海嬰那裡，生活之流並未切斷：戰時的紛亂過去了，日後的政治嚴寒尚未到來，民國的上海，風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記憶中，海嬰拍攝的人物與弄堂，幾乎未變：街坊鄰居住滿老上海市民，彩車上的肌肉男仍是遊行隊伍的看點，被路人圍觀仰望，殷實家庭的瑣碎講究和婚宴扮相殘存著民國的餘緒，宗教儀式已被禁止，我不記得兒時見過牧師與信眾出入教堂，但始於1959年的饑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著來自皖北餓鄉的乞丐……是“文革”中斷並掃蕩了所有人的面目神情和生活方式。只消略一翻閱《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國無數照片中人文樣貌所呈示的裂變，始於1966年，其時海嬰將屆不惑之年，兒女成群，很少拍照了——晚年的海嬰重拾攝影，有一幅胡風之子與胡風遺孀的家庭照：重聚的一瞬，隔代滄桑，魯迅的公子拍攝了魯迅的學生的公子。海嬰早歲攝影的欣然純真消失了，唯余老來的凝視——在海嬰私人相冊中，共和國初年的明快影像已是遙遠的斑痕。

永逝的50年代，永逝的老上海。我猜，布列松會樂意看看這批照片，欣然核對他曾短暫遊蕩的這座城。由文學而著名的魯迅囑咐孩子莫做“空頭文學家”，由父親而著名的海嬰，畢生謙抑，藏著自以為無用的“記憶”，未敢示人，以至不知其珍貴。這對著名的父子各自見證了嬗變的時代，兩代之隔的言說方式，則分別選擇了嬗變的媒介：在書寫時代，因苦悶而吶喊的慈悲心，魯迅以入木三分的文學描述清末民初的眾生相；在影像時代，因善良而觀看的好奇心，海嬰悄然自喜，沉溺攝影，留取民國末年接連共和國之間的韶光。海嬰先生過世了，他早就完成的遺作，就是我們有幸面對的這些照片。

畢生承受魯迅的盛名，同時，長期被權力，也被公眾，有意無意擯除在這份被剝奪、被掌控的文化遺產之外。晚歲，海嬰從《我與魯迅七十年》的書寫中抬起頭來，正視自己，並獲得正視；暮年，海嬰含笑拿出這份被他自謙為業餘的、封塵六十年的照片。有如一組遲遲告白的心事，一幕被隱藏的劇情，在這批意外出現的照片中，我窺見唯父子間才會牽連的內在理由。

我說不出這是何種理由。做魯迅的兒子，難有作為，無須作為。臨終前的海嬰，竟是這樣地帶著一份自己的作品，回向父親身邊。

2011年9月1日寫在北京

文章節選

周令飛訪談：他從未想過發表

拍周圍的生活圈

朱：他在民國時代主要拍身邊的人，周圍有很多鄰居，是中產階級群體。

周：父親前期的關注點是放在市井生活層面的，其中有他潛意識裡對社會的關注態度。他不是攝影記者，當然，他要拍一些不同的東西，最方便的恐怕就是在他周圍就近拍。因此，他拍的很多題材，像乞丐、鄰里、兒童、小販等，幾乎都是生活的周遭，他不可能走得很遠，像淮海中路，兆豐公園、襄陽公園等，也大概是在這個生活圈裡。如果你仔細去看他的照片，可以發現他拍了大量的淮海坊弄堂里的圖片，隨意的人物都作為他的模特，還有很多市井生活和街道上的所見所聞。

朱：他很多拍攝手法有些像布列松，那種“瞬間抓取”。

周：父親自始至終不喜歡擺拍，對此他十分厭惡，他還常常對擺拍獲獎的攝影作品作憤憤的批評。他照片裡除了紀念照外沒有擺的，都是隨性、隨機、很生活化的。我看了他所有的底片，每一張我都看過，發現他的照片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的市井生活，這部分量不小；二是所謂的紀念照，可他也不希望親戚朋友規規矩矩，他總是儘可能地抓拍。他希望更多地帶一些生活氣息在裡面，使照片看上去生動自然。我相信這種抓拍的意識、鏡頭選取的角度與他的性格以及內在修養有很大的關係。

朱：他抓拍的水平在1948年的時候已很成熟。

周：非常成熟。那時候用的膠捲感光度低，但他拍的東西還能多種多樣，還能很有趣，很有動感，甚至現在看來還很有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