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摩崖石刻

武夷山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和文化雙遺產基地。武夷山風景區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歷代遺留下來的大量的摩崖石刻隨處可見，據說，竟有500餘處之多。這是其他自然風景區所沒有的。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石刻？因為這裡以其優美的自然風景吸引了歷代的文人學者從事文化活動與學術創作。因此，這些摩崖石刻不僅點綴了武夷山的美麗如畫的風景，而且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其豐富多彩而又深邃博大的思想內容，它賦予武夷山以獨特的精神風貌、人文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武夷山摩崖石刻
• 地理位置：中國福建省西北部
• 緯度：北緯27°32′36″～27°55′15″
• 經度：東經117°24′12″～118°02′50″
• 總面積：99975ha

規模

根據區內資源的不同特徵，將全區劃分為西部生物多樣性、中部九曲溪生態、東部自然與文化景觀以及城村閩越王城遺址等4個保護區。核心面積63575公頃，核心次面積36400公頃，同時，劃定了外圍保護地帶--緩衝區，面積27888公頃。

特色

大自然賜予了武夷山獨特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吸引了歷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將在山中或遊覽、或隱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後繼，你來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們的性情，啟迪了人們的智慧，人類的活動傳播，發展了武夷山，為自然山水增輝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駐足在九曲溪兩岸留下眾多的文化遺存：有高懸崖壁數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處；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鴻儒大雅的書院遺址35處；有堪稱為中國古書法藝術寶庫的歷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鄉民保護武夷山水和動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宮觀寺廟及遺址60餘處。這些遺存星羅棋布，如璀璨的寶石，鑲嵌於武夷山的溪畔山澗、峰麓山巔、岩穴崖壁，將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勞動融於自然山水之間，為武夷山增添了濃郁的文化氣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給人以渾然天成的和諧美感。這在我國的諸多景觀中是極為罕見的。

石刻

朱熹題刻

楷書，宋淳熙二年（1175）鐫於六曲溪南的響聲岩。東向，豎書18行。幅面（高×寬，下同）57×410厘米，每字19×19厘米，距地高度（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190厘米。

題刻全文：何叔京、朱仲晦、連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呂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張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註：“徐文臣”舊志作“徐宋臣”。

作者簡介

朱熹，南宋理學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號晦翁、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福建尤溪縣。曾歷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累官知南康軍、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讀，卒贈太師，封信國公。朱熹學識淵博，通儒、釋、道大義，與張?、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在宋儒中影響最著。主要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等。朱熹一生與武夷山結下不解之緣，在武夷山生活、授徒、著述長達40餘年。淳熙十年(1183，建武夷精舍(後世改稱紫陽書院、武夷書院於五曲隱屏峰下。雲集四方士子講學授徒，招徠眾多的知名學者，相繼在九曲溪的兩岸，構建書堂、學館、山房。一時武夷山盛名遠播，成為華夏的文化名山。他在講學授徒、著書立說之餘，還遍游武夷全山風景，寫下大量詩歌，《九曲棹歌》至今膾炙人口，還在山中留下許多的摩崖石刻。偕游武夷山的領銜者為邵武理學家何鎬（字叔京），曾任湖南善化縣令。逝世後朱熹為之撰墓志銘；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朱熹的第一門徒，學者稱西山先生，去世後謚“文節”，子蔡沈、孫蔡抗、曾孫蔡公亮都曾在武夷山留下摩崖石刻；呂祖謙（字伯恭），浙江理學家，朱熹學友，歷官博士、國史院編修、著作郎，卒謚“成”。曾與朱熹講學於武夷最久；范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朱熹遊學；潘景愈（字叔昌），浙東學派理學家，陪同呂祖謙來訪朱熹；連崧（字嵩卿），邵武學者，朱熹弟子；詹體仁（字元善，一度隨舅姓張），崇安學者，朱熹弟子。

武夷山摩崖石刻

內容淺釋

：紀游題刻。朱熹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率學友、弟子等人，偕同浙東派學者呂祖謙師徒前往與崇安縣毗鄰的江西鉛山縣鵝湖寺，同江西派學者陸九齡、陸九淵兄弟進行學術論辯，這就是哲學史上有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學派（以朱熹為代表）同主觀唯心主義學派（以陸氏兄弟為代表）的一場大辯論，史稱“鵝湖論辯”。行前，朱熹、呂祖謙偕同學友、門生等遊覽武夷山，並勒石紀游。 2、朱熹題刻 楷體，南宋淳熙五年（1178）鐫於六曲溪南之響聲岩。東向，豎書6行。幅面170×210厘米，大字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

題刻全文：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劉彥集岳卿、純叟，廖子晦，朱仲晦來。

註：民國《福建通志》、《崇安縣新志》俱載有“晦翁”二字款識，實地看似無。

作者簡介：朱熹，詳見岩刻（1）。同游者劉岳卿名劉甫，崇安人，抗金將領劉衡之子，遵父囑終身不仕，隱於武夷山水簾洞，朱熹與蔡元定等常到水簾洞共探理學奧義，逝世後，人們在水簾洞建三賢祠，祀劉子?、劉甫、朱熹三賢。廖子晦名德明、順昌人，朱熹弟子；劉純叟名堯夫，撫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內容淺釋：紀游題刻。記錄了朱熹與理學摯友、門徒頻繁交往，切磋磨礪的情況。

武夷山摩崖石刻

學術價值

武夷山作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澱和豐富的文化意蘊，而這一切都能通過鐫刻於碧水丹山之間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動、形象、直觀的體現。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豐富的文化內涵，正確的解讀方法非常重要。而正確的解讀方法又是建立在對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整體把握之上。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對武夷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點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其次還要深入山中，對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實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在整體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基礎上，確立一套科學的解讀方法。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駕馭群臣的權術，亦非研究帝王開疆拓土的韜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國安邦的治術，而是研究歷代帝王對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極大地推動了武夷文化的發展。如“朱子理學”被確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後，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學因此而贏得了更大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為“道南理窟”。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從被漢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後，歷代沿襲不絕。明代以後，每年中秋，地方官吏進山祭祀，亦延為傳統。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道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譽為“洞天仙府”。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歷史上曾被閩王王延鈞禮為王師。清初的鐵華上人也曾貴為帝師，入京為康熙大帝說法。扣冰古佛、馬祖道一禪師、道謙禪師等在宋釋普濟撰著的記載佛法傳授譜系的《五燈會元》里都有其長篇傳記，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賜匾。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佛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贏得了“佛國僧鄉”和佛教“華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歷史文化”亦非按照時間順序，對武夷山的歷史文化進行系統研究，而是從摩崖石刻解讀的歷史背景出發，對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經歷、人格個性、人生遭際、政治功績、學術思想等進行史海鉤沉式的研究，這無疑有助於對摩崖石刻內涵的理解。

文物保護

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重要監測項目，武夷山景區管委會專門設立了“世界遺產監測中心”，常年對包括摩崖石刻在內的文化遺產跟蹤監測和保護。但是，由於各方面的技術問題，仍是見效甚微。

2010年，武夷山景區管委會對武夷山摩崖石刻監測、保護工作作了專門立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中國官員專門對此進行了論證考察，並將此列為保護專項和提供保護經費的支持。

根據立項，景區管委會與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建築保護技術實驗室合作，由德國留學博士戴士炳教授主持實施，利用現代高新技術對武夷山摩崖石刻開展了系統的保護工程。該項保護主要是建立武夷山摩崖石刻保護信息系統，開發石刻保護信息系統的軟體，建立專項數字信息庫；對全山摩崖石刻三維雷射掃描，進行專業高分辯率微距攝影，為今後管理保護中提供較準確的風化變化的依據；採集GPS衛星定位數據，為所有摩崖石刻的位置準確定位，便於科學保護；輸入所有石刻的其他歷史資料，便於做好武夷文化的研究。

同時，對於摩崖石刻字面塗料進行科學研究，通過研究和實驗確定一種對石質風化小，附著力強，色彩鮮亮的可靠塗料，以保證摩崖石刻成為較美的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