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精神(軍人所提倡的精神)

武士精神(軍人所提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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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日本鎌倉幕府,在江戶時代逐漸發展出儒家武士道和佛家武士道兩支。其主要內容是忠誠、信義、廉恥、尚武、名譽。武士道作為幕府時代的產物,受到了日本本土文化(主要是神道教)的極大影響,原本儒教與佛教的很多思想都被替換掉了。而神道教倡導“絕對”的精神。所以武士道精神強調“絕對的忠誠”、“絕對的堅韌”等等,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

武士精神主要起源於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崇尚的忠義、仁孝,國士之風、士為知己者死等。

日本在大量吸收中國文化後也形成了具備日本特色的武士精神,公元7世紀的“大化改新”後,日本社會武力爭奪土地資源與政治權力的鬥爭日益激烈,武士階層逐漸形成。11世紀末,日本封建領主源義家擔任陸奧守時,曾平定當地一次內亂。源義向朝廷請功,遭到拒絕。源義家便自行對家臣論功行賞。這個舉動贏得了人心,關東(今東京一帶)武士紛紛投靠他,與其結成主從關係。從此,武士階層的基礎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這種武士階層的思維、道德和行為規範逐漸形成了“武士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武士精神
  • 歸屬:武士道
  • 起源日本鎌倉幕府
  • 所受影響:儒家和佛家的思想
  • 特點:極端的兩重性
  • 實質:武士階層的思維、道德和行為規範
中國武士精神,日本武士精神,本質,對外侵略,日本切腹文化,西方騎士精神,

中國武士精神

自刎是中國古代武將絕望時最常使用的自殺報國的手段。在中國古代中,自刎是最常出現的自殺方式。小說中也常有這類描述。如戰國時期的毛隧、項燕。秦末的項羽、漢代的李廣等人。在中國,也發生過為了戰爭勝利集體自刎的事情,如越王勾踐和吳王闔閭之戰,越軍成功通過集體自刎的戰術,讓吳軍疏於戒備。而漢朝初年田橫手下的五百死士,所秉承忠義的信念也通過集體自刎來表達。
自刎是古代中國人輕生死、重大義的一種體現。

日本武士精神

“武士道”一詞大約始於江戶時代(1603—1867年)初年。但是,早在始於8世紀末的平安時代,就已出現“武士之道”、“弓矢之習”、“坂東武者之習”等稱謂,即武士道的雛形。它驅使武士以效忠和服從主君為首要義務,為主君殺伐征戰、攻城略地,是一種其適合於戰爭時期的戰爭之道。
12世紀末,鎌倉幕府成立後,設立御家人制度,進一步以儀式和法律形式確立主從關係,武士的政治地位開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隨之強化,儒學、禪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開始成為銘刻在武士心靈深處的法典。此時的武士道同樣是以殺人為目的的戰爭之道,但是,它更強調獻身精神和禮儀。最典型的是,死的傾向被美化,切腹自殺成為“光榮的解脫法”。當時對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瘋狂的境地,以至於在切腹的體位和方法上還有多種區別。另外,還有更殘忍的殉死切腹,少則數人,多則上百人。當代電影導演小林正樹就曾拍過《切腹》一片,真實刻畫了那殘忍的一幕幕。其實,武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切腹動機歸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驅使,以自己的名譽,換取子孫後代在武家社會的權益。
江戶時代前,武士的公務以軍役為中心,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江戶時代的200多年間,實質性的戰鬥已經消失,武士作為戰鬥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務轉化為行政事務。武士道的基本內容轉化為忠誠、武勇、名譽、服從、義、儉樸、禮儀、勤學等。當然,這些無一不是旨在強化武家政治和主從關係,無一不是武士經濟生活與職責義務的需要,無一不是在培養為主君建功立業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誠”是核心和靈魂,起統帥作用。

本質

這種“忠誠”表現為日益濃烈、盲目狹隘的復仇主義。影響最深遠的就是“赤穗47浪人”復仇事件。1701年,江戶城的義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淺野內匠頭長矩,長矩自殺。淺野的47名家臣成為浪人,又合謀殺死義央,然後自殺殉主。這一赤穗事件成為日本歷代各種文學體裁競相表現的“忠臣藏”主題。
武士道中的這種“忠誠”精神與武士的死亡觀有關。1716年,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長朝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聽聞書寫整理的《葉隱聞書》寫本完成,共11卷1200多節。這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現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戀的、毫不猶豫的死亡觀。當然,“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葉隱聞書》中處處都是非常殘忍的武士論語。例如,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想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在其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一一斬首。日本軍人侵略中國時搞的“百人斬”正是這種殘忍的典型。
《葉隱聞書》中的很多例子也是令人髮指的。比如,江戶屋敷的看守倉庫者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後,即下令折磨死。於是先將他身體上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再比如,依父親的指示,山本吉左衛門為養成殺人不在乎的品性,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刑犯。因此,武士道中講述的許多行為,本質上都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的。
明治維新後,武士道並未隨著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歷史舞台而畫上句號,反而從中世紀的武士道中推陳出新。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級武士組成。1871年和1878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發布軍人守則《讀法》七章和《軍人訓誡》,在軍人精神的外衣下復活武士道。這樣,武士道逐漸演變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現代軍國主義法西斯武士道”,成為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精神工具。比如在日俄戰爭中,日軍常常採用“肉彈攻擊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計傷亡地連續衝鋒陷陣,迫使對方最終喪失戰鬥意志而崩潰投降,讓士兵用鮮血和生命去填平“勝利道路”。

對外侵略

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中,日軍暴虐地進行“旅順大屠殺”、“領台大屠殺”。西方列強一致將日本視為野蠻國。為了向國際社會解釋日軍的殘忍行為,新渡戶稻造於1899年用英文寫成了《武士道》一書。
新渡戶早年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留學,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曾是他同學。畢業後,新渡戶娶了美國人瑪麗。在瑪麗的幫助下,新渡戶出了英文書《武士道》,將日本傳統與歐美比較,詳述日本的武士道與歐美騎士精神的相似性,辯解說日本切腹、復仇等絕不是野蠻。憑藉典雅的英文,《武士道》一書在歐美知識界廣為暢銷,新渡戶也成為日本精神和倫理學的權威。1905年,因為以“武士道”精神對日本從事對外戰爭進行包裝,新渡戶夫婦獲得了明治天皇的召見和嘉獎。接著,新渡戶步步高升,先後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東京女子大學校長等職。
1920年起,新渡戶擔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長達7年,負責日本在國際上的宣傳工作,積極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吶喊助威。回國後,新渡戶又擔任貴族院的議員,為“九一八”事變出兵中國東北強加辯解,竟胡說“滿洲國”是“民族自決”,並一直強調日軍侵華戰爭的正當性。1938年,《武士道》一書的日文版由矢內原忠雄翻譯在岩波書店出版,成為日本的“鐵定版”,其書的第16章中《武士道仍然存在?》中斷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書中認為,通過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復古”維新事業得以推動,日本成為“上下一體的皇國”。但是,他否認日本的“內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礎之上的。
20世紀,日本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對傳統社會中武士道的核心價值———“忠誠”進行改造與更新、繼承與強化,使之轉變為近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在1984年日本銀行推出的新版日幣上,5000日元上的圖案為新渡戶稻造,這表明當今的日本人對武士道的推崇。
事實上,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以武士道為精神支柱和戰爭工具,不遺餘力地對外侵略、掠奪,獲得的巨大賠款和殖民地收益,極大地加快了日本現代化的發展步伐。當前,日本式企業經營方式的三大法寶———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即“勞資命運共同體”,就是直接來源於武家社會“君臣一體”家族觀念中的傳統模式。這足可見武士道對日本的影響之深。

日本切腹文化

剖腹的起源和沿革
永祚元年(西元989年),大盜藤原義在被捕前,將腹部一字割開,然後用刀尖挑出內臟扔向官軍——據說這是剖腹的最早來源。
剖腹的開始盛行,是在鎌倉幕府以後,因丟失陣地而引咎剖腹,或恥於被擒而陣前剖腹,占了絕大多數,一直持續到戰國時代。江戶開幕以後,社會統治相對平穩,因殉死而剖腹,和作為刑罰的"詰腹",逐漸占了主流。雖然幕府嚴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無法阻止這一歷史性的趨勢。
至於為什麼選擇剖腹作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當代普遍認為,古代許多的國家和民族,均主張人的靈魂是宿於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將自己的靈魂向外展示的時候,採取剖腹以示眾人的方法和儀式。
類型和動機
自刃 自裁 戰爭失敗(如淺井久政
引責 對過失承擔責任
犧牲 以自己的犧牲來拯救部下或同僚生命(如清水宗治
諫死 為了勸諫主君(如平手政秀
名譽 為保住自己的臉面
殉死 先腹 比主君先行踏上死途
追腹 義腹 為了盡士道義理
論腹 為了樹立名聲
商腹 為了給家族和子孫帶來恩惠
詰腹 無念腹 痛飲悔恨之淚的剖腹
憤腹 憤慨於無實之罪的剖腹
刑死 武士專用的刑罰(如瀧善三郎)

西方騎士精神

“騎士精神是西方上流社會的文化精神,其制度產生於中世紀歐洲的上層社會,騎士本身就是一些中、小、封建主,騎士身份的獲得,是一名武士進入上層社會的標誌,但這一般是世襲的。作為一種貴族封號,它必須經過長期的服役,並通過一定的儀式才能獲得。如果出生於貴族家庭的子弟想成為騎士,他必須7、8歲後即按照自己出生的等級依次到高一級的封建主及其夫人身邊當侍童,14歲後為隨從,即見習騎士,接受專門武士騎士訓練,21歲時通過嚴格的考試和隆重的,儀式,宣誓及其他宗教禮儀後,才正式取得騎士封號。從這樣一種制度產生的文化,顯然是一種封閉的,貴族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種貴族文化精神。騎士制度中有騎士不得與平民交手的規則,可見其氣質。它看重身份,注意修養,恪守諾言,尊重法規,是一種是社會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騎士精神和道德是上層社會的貴族文化精神,它是以個人身份的優越感為基礎的道德與人格精神,但它也積澱這西歐民族遠古尚武精神的某些積極因素。如別淋司基指出的”對個人的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被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上的代表及作為和諧,和平與安慰的光輝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西方學者指出:從選擇品德的傾向來說,傳統在歐洲占上風。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對現代歐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
它構成了西歐民族中所謂的“紳士精神”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於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於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於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的嚮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費而賴精神品質。總之,它使現代歐洲人民族性格中既含有優雅的貴族氣質成分,又兼具信守諾言,樂於助人,為理想和榮譽犧牲的豪爽武人品格.
騎士的八大美德:謙恭,正直,憐憫(武士道貌似沒有這條),英勇
公正,犧牲,榮譽,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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