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梅汝傲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04
- 逝世日期：1973
人物簡介,主要事跡,東京審判,親友,
人物簡介
梅汝璈(1904～1973)中國法學家。字亞軒 。江西南昌人 20年代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學習。在清華學習期間，梅先生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華學生之新覺悟》、第295期的《辟妄說》和第308期的《學生政治之危機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等，表達出其年輕時代的憂國憂民之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梅汝璈
梅汝璈1928年，梅汝璈學成回國，先後在武漢大學、山西大學、中政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並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對於各項法規的制定與推行，多有勝人一籌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時，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法務部長，並電催他回國履新，他託詞遲遲不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即與中共駐港機構取得了聯繫，隨之通過新聞界公開了投向光明的心聲。
1949年12月初，他在中共駐港機構的安排下，喬裝打扮乘船北上，安抵新中國的首都北京;第二天，就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典禮。
從1950年起，他先後擔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常務理事、法學會理事、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3年，這位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叱吒風雲的中國法官、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應記住的偉大的歷史人物——梅汝璈在北京默默離開人世。
主要事跡
1924 年自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史丹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審判對20世紀30～40年代發生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大規模侵略戰爭負有主要責任的日本戰爭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護日本戰犯的勢力進行了堅決而卓有成效的鬥爭。 在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的漫長過程中，梅先生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務，贏得了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他為人民辦了一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當感謝他。”時任教育次長兼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顧毓琇先生曾贈劍與梅先生，並稱他為壯士。
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又任命他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法務部長，他拒絕到任，並於一年後輾轉到達北京，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兼條約委員會委員。
1954年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他是第三、四屆政協委員。
此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60年代開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
1973年逝世，享年69歲。
梅先生著有《中國人民走向憲治》、《中國戰時立法》、《告日本人民書》、《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制定侵略定義的歷史問題》、《世界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對日本的和約》等著作，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由其後人梅小璈先生於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據山西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校友、徐特立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尉遲華回憶，梅汝璈回國後因山西大學與清華有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會通”這一辦學宗旨相近的特點，欣然應聘法律系。在執教期間，他不僅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經常以“恥不如人”的清華精神諄諄告誡莘莘學子。
抗日戰爭之始，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併成立“西南聯大”，他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該校的法律系教授。
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然而，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慘的戰勝國之一，但審判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十國法官的座次問題，開庭前預演時就發生了爭議，因為庭長韋伯宣布入場的順序為美、英、中、蘇、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立即對這一安排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接著，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彩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大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結果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這次預演雖然推遲了半個多小時進行，梅汝璈終於為我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在對戰犯量刑方面，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的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處以死刑。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審判過程中兩年來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雖然從1946年5月開庭歷時兩年半的時間裡他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由於他從報上看到國內“譏餓”、“內戰”的壞訊息，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所以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法務部長時，他拒絕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他由東京設法抵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繫，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囑將厚達尺余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東京審判
慨然受命飛赴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最後一個法西斯國家——日本已臨大廈之將傾。
梅汝璈手札[2]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政府簽署了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8日，蘇聯宣布加入該公告。公告第十款規定：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將處以法律之裁判。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負祖國與民族的重託與期望，自上海登機東飛日本，誠如當時報載："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告誡國人勿忘歷史
梅汝璈拍案而起，著手編寫了《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一文。
梅汝璈依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掌握的材料，歷數了兩個"死有餘辜"的南京屠城魁首的罪惡。一個是侵入南京的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官松井石根，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統帥;另一個是攻占南京主力的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抗戰勝利後被引渡來華受審，判處死刑，槍斃在雨花台刑場。
親友
其兄弟姊妹在台灣，武漢，美國等。故居附近無親兄弟姊妹。其中一個弟弟曾擔任過武漢大學教授。姐姐曾在美國擔任醫學教授。現大多已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