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童年片段
梁文道的童年,是很多70年代貧困家庭的典型生活寫照之一。因為家貧,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溫飽,在請不起保姆照顧一名只有四個月大的男嬰的情況下,最後選擇將男嬰交託給外公外婆撫養,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外公外婆身在像近又像遠的台灣,梁的父母不能隨時付出一元八角搭巴士探望他。或者因為還未及懂事已被送離父母身邊,梁文道一點都不覺得這是一個童年缺憾,還用“好free”去形容他的童年。“對老人家來說,有個孫仔跟他們生活是一件開心事,因此他們把我照顧得好好,再加上國中時過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而變得非常獨立。”
回憶童年片段,全家均為
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別難忘國小時的教學模式。“當時入讀那間天主教國小的規模雖然很細,各年級都只得一班,老師來來去去亦只得幾個,但卻很開放;二三年級時,老師已開始要求學生輪流分組當老師教書,他們則從旁協助,從而培養出學生自我學習、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到了中學,神父亦會跟我們討論哲學問題,他們是十分注重知識訓練的。”梁文道自言,其語文基礎,便是靠國小開始閱讀大量書籍及報紙而成,還有外公對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
水滸傳》、《
三國演義》以及《
四書》等,令他從小養成愛讀書、愛思考的習慣,“是外公令我學會很多學校里學不到的基礎教育及價值觀”。
民族主義者
或許受到不同政治環境的影響,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中成長的小朋友,很少會被培養出一份愛國心。梁文道則相反,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下,從小已是一個民族主義很強的人,崇拜孫中山,縱然由始至終,台灣人都視他們為
外省人。“我們這些外省人很多時只會跟外省人聯絡做朋友,這群人口中的中國,是一個已經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國,他們仍然將北京講成北平,懷念早餐食用的
豆汁、聽京劇,看
梁實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書,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國時期,我便是一個浸淫在舊
中華民國文化中成長的人。”
直至升讀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機會接觸到國內的刊物,感覺開始有點不對勁,到中四返香港讀書,對中華民國的強烈民族情緒,更在一夜之間崩潰。“原來自己過去在
台灣所讀的中國文學及歷史只是殘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認識的中國歷史原來是另一回事,再看國內的歷史書籍,亦有它的問題,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兩邊的問題,於是你會開始懷疑自己過去對中國的認識及感情,是建立在一個甚么的基礎上。”
逃離生活
梁文道說過,國中時是一個壞透的學生,成績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沒將他送到台灣去,他認為自己仍然是個反叛的人。梁文道的
反叛,從台灣回到香港,一直都沒改變過,只不過隨著思想及環境的改變,反叛形式從過去的拳頭交過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歲在應付高等程度會考(即現時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同時,投稿《信報》的文化版,撰寫劇評,據說還挑起了一番
筆戰。考試將近還像火麒麟周身癮,梁文道說並不是寫作有特別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過文字將自己的意見抒發出來,“寫作亦是我
逃離學校、制度及生活的一個outlet(出口)。”梁文道說,“悶”是他渴望逃離的原因,從小過已討厭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滿自己像行屍走肉的他,根本沒想過自己到底想要甚么形式的生活,只因為他覺得長遠的目標實在太不切實際。
跟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樣,叛逆青年總喜歡做一些引人注目的舉動作為逃離現實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在1989年正在大學修讀一年級的他為抗議“四個堅持”,竟於維園的民主藝壇中脫下褲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對峙,令他於學界
一脫成名。十多年後回看這一脫,“做得不錯!”他大笑著。“這是一件需要勇氣去做的事,當初我並沒想過會除褲,但去到那個位卻變成一脈相承的動作。對於當年10多歲的我,那一刻能有這般冷靜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個人意見的事,感覺很驕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還笑言,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梁媽媽還是數日後透過麻雀腳通風報信才知曉,家人對他的
出位舉止亦見怪不怪。
沒腳雀仔
《
阿飛正傳》中,旭仔自言是只無腳的雀仔,沒地方可讓他停留下來。加入商台前,梁文道從未做過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長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
鳳凰衛視,亦只做過七個月契約長工,一星期只需返兩日半,活像一隻無腳的雀仔。這樣的生活,與跟他同年約30齣頭,未畢業已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較,梁文道確是特別過人。他解釋:“我是讀哲學的,選得這一科,根本沒得擔憂,想得清楚一點,可以從事學術工作,但因為我成績差,畢業後便到一間國小的下午校做了半年
代課老師,每日由
大埔踩腳踏車到沙田上課,日子過得很快樂。”去年從自由人搖身一變成為商業一台總監,這隻無腳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他卻說自己還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並不代表想從此停下來,“我從不考慮自己可以做甚么職業,因為對我來說,只要符合兩個條件,甚么職業都可以做,一是必須是自己喜歡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說到理想,這隻聲言自己從不會想得太遠的雀,突然變得很認真,還將理想分為大圍及個人兩方面,“大圍的理想,其實抽象又虛幻,對我來說卻很具體,就是如何協助香港及中國變得更加好。我覺得自己過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談電視節目,針對對象是國內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商家,節目中我跟他們討論環保問題、功能問題及對民族主義的批判等,只想增強他們的鑑定能力,學習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書院,目的只想為香港建立一個更開放及更有知識的團體;寫稿則希望參與文化政策討論及時事批論,令香港變成一個更開放、民主及自由的社會。“雖然外間人會覺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個方向,商業一台總監一職,只是朝方向邁進多一步。”梁文道常說;"我們要相信自己!”
添思考味
梁文道希望透過傳媒這巨大的力量,為香港及大陸做點事,而選擇成為商業一台這個全香港
收聽率最高電台的總監,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足以證明他並不是自己口中沒有長遠目標的人。半年過後,在梁文道監督下的商業一台,有人覺得它中產了,但他並不喜歡“中產”這個兩個字,“應該是思考及關心的範圍都大了,雖然只是一些細微細眼的東西,但有impact(衝擊)。”令到他著意擴闊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為他發覺過去十幾年間,香港人的眼光愈來愈向內萎縮,“報紙的國際版一直減少,香港人對國際事務的關心程度亦愈來愈低,對歷史沒興趣。”就如有大學教授跟他說,有次給一班一、二年級的學生播放《
辛德勒的名單》,在之後的討論會上,竟然有幾位學生問:“原來德國人曾殺猶太人?”他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
他認為,雖然已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滿思考性的節目,如
陶傑主持以擴闊國際視野為題的《
光明頂》;介紹國內社會潮流的《親中派對》;余若薇主持的政論節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
打書釘》等,但改變還未足夠,跟心目中的目標依然有一大段距離。因此他還將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評論員,即將在《薇言大志》節目中找來10個十多廿歲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讓他們在節目中開咪談政治,在報章專欄中發表政見。
打書釘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這類書評人,是否只會選擇一些他認為是好的書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經儘量選擇,但問題是世上實在有太多質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時間去寫的書,只看好書,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更何況在工作需要下,必須去看一些壞書,去了解現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麼是壞書?梁文道說可以是一些質素很差但暢銷的書,“每次要閱讀這些壞書,都會把它當作報紙的資訊來看。”或許這感覺會好一點吧!好與壞這問題,亦引伸到他對香港出版界及傳媒的狠評,“香港出版界的現況有點像台灣,關心的題材都很內向、很本地化,書籍稍為偏離本地化的主題,便立即滯銷,好弊!”
一旦打開話題,梁文道便滔滔不絕,大談香港的簡體書市場愈趨蓬勃是因為大家的英語水平下降,只有選擇簡體版的外國翻譯書;當香港報紙只懂上網抄襲皇馬訊息,國內的《足球周刊》卻已親身訪問球會會長,面對此困局,他不脫評論家的本色,“從現在起,所有從事創作的人,一定要調整做事的心態,再不能單單考慮香港市場,而是整個大中華,只有這樣才有能力去擴闊市場。”見他滿懷大智的模樣,最後忍不住問他,對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負,他卻寧願以下一步要求來代替抱負,“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不會停下來,對所有事物及觀念更加開放的人,自己不停改變之餘,亦可以改變到人。”這個大得像抱負的下一步,實在不是常人能擔負得起,梁文道能否有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儘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出版著作
大陸出版文集
《我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4)
《我讀2》(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11)
《我讀4》(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4)
香港出版文集
《弱水三千 梁文道書話》(書評集錄, UP Publications,2006)
《讀者 梁文道書話Ⅱ》(書評集錄,上書局 / 2008/7)
《味覺現象學》(食評集錄,上書局,2007.7)
《訪問 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訪談集錄,上書局,2009.7)
視頻節目
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客座嘉賓
看理想--《一千零一夜》
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