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概述,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曾國藩,潘承祥,
概述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常被引用的對桐城文章的讚譽。事實上，在方苞、姚鼐之中還有一位鄉人不可省略，即劉大櫆。人稱“桐城派三祖”指的就是方、劉、姚。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三人的座次順序正是該流派的起始、發展、成型的脈絡。而桐城派的淵源卻並非方苞。明代中葉，至明末清初，桐城學者以方以智、錢澄之等人推崇左傳、國語、莊子、司馬遷為文章嫡傳，成為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開桐城派先河。提倡屏棄俗學，專治經書。
戴名世進而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主張為文道法辭兼備，精氣神合一，是桐城派理論的雛形。雖有“義法”之意，卻無“義法”之說。著有《四書朱子大全》以及大量散文。同族後 人戴衡蒐集整理遺文，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編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緒時刊行傳世。桐城派的文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富發展，成為一個體系。
代表人物
方苞
方苞，公認的桐城派創始人。“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其曰：“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後》）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義經法緯，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又說：“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又認為形式決定於內容。從“義法”說出發，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繁蕪。著有《望溪先生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補遺》2卷。
劉大櫆
劉大櫆著重發展了方苞關於“法”的理論，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術性，並提出了“因聲求氣”說。他說：“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所謂“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氣”、“音節”問題。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劉大櫆對“陽湖派”的形成影響也很大。著作有《文集》10卷、《詩集》6卷、《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
姚鼐
曾國藩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桐城散文派支流---「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啓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潘承祥
桐城賦派，開山鼻祖潘承祥，是當代傑出的辭賦家。創立了“義言有物”（辭賦的含義、觀點、思想內容）、“法言有序”（用實物或資料來論證說明辭賦的功用）、“辭言有技”（辭賦修辭要有神韻，構思形式大氣磅礴、鋪陳技巧不能離譜，神氣與詞章並重，鋪排與考據互映。所以要在考據的基礎上講究--立意禪集。就是說，脫離桐城文派--文章小氣、缺少詞采等拘囿。但是，文采華麗，也不能離開實際情況，故要考證。譬如，寫安慶的辭賦，就不能把黑龍江的東西寫進來，鋪排--鋪陳與排比。）的桐城辭賦學說---是桐城賦文體的指導思想和靈魂。辭賦形式服從辭賦內容，辭賦內容與辭賦形式辨證統一。學者日不落先生，對其學說進行了科學而系統的總結。桐城賦學說，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倡導中國最先進的文化方向；強調國學精神要遵從於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力求文采獨特，或以散文筆法抒情，或以陽剛陰柔風格說理。內涵和精神並重。桐城賦派理論體系，達到了桐城歷代學說最完整的創造。中國桐城賦文體，以學術的方法論，審視中國辭賦史和傳統文化，體現了國學基本特徵和精神。正如思想家戴震說：“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既從儒家經學的立場出發，又以中國傳統辭賦學術思想為背景，來總結當代辭賦在中國學術演變中的規律，不但吸收了現代哲學思想，而且豐富了辭賦命題的本質意義。因此，如同屈原創造的“楚辭體”那樣，桐城辭賦體，是一個從桐城文體中獨立出來新的文體風流派。著有《潘承祥文集》、《潘承祥賦輯》、《潘承祥駢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