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塔2：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

主要內容

長篇小說，從1983年起，《格蘭塔》雜誌每隔十年都會評選一次40歲以下英國青年小說家，這一輯《格蘭塔》中文版就刊登這二十位作家的最新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說，也有長篇小說節選，可以一窺英國當代新生代作家的創作面貌。

出版背景

文：約翰·弗里曼譯：包慧怡

我是美國人，生於克利夫蘭——克利夫蘭，那座因河流而悲傷的城市——當我家搬至加州，我成為一名閱讀者。一點一點地，我開始發現英國作家——我爬上我們位於薩克拉門托的低矮斜屋頂，從那兒能看見一棵生著常春藤大鬍子的棕櫚樹——背包裡帶著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喬治·歐威爾的小說。無論彼時還是現在，我都不認為這些作家專屬於英國。當然，我知道他們生逢帝國的黃金年代。但於我而言，他們是英國人這一事實趕不上這個重要：他們可信地將我送去別處——某種更多地由活在書頁上的知覺、而不是一個地方來定義的別處。這才是令小說不朽的東西。借用喬納森·弗蘭岑一篇散文里的短語，閱讀教會了我如何獨處。若我能在他們的書出版半個或一個世紀之後，記住維吉尼亞·吳爾夫或查爾斯·狄更斯寫作時心靈那鬼魅般的曲折，當他們想著愛情或背叛、瘋狂或苦痛，那么，我的內在世界就可能變得如外在世界一般重要，有時遠遠更為重要——在加州，外在世界無非是游泳池、一波波熱浪、輕便卡車。我依然相信，當你意識到內在生命的存在，那一刻你就成為了閱讀者。

《格蘭塔》的“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系列每十年問世一次，如今是它第四次道成肉身，伴隨著預測時代精神與社會文學重要性的報章文體的到來。我們不僅要問：將來我們會閱讀誰？還要問：這些作家就英國的現狀或未來說了些什麼？對於第一個問題，至今為止的名單準得嚇人。從1983年評出的第一組作家起，包括伊恩·麥克尤恩、帕特·巴克、薩爾曼·拉什迪、格雷漢姆·斯威夫特、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露絲·特雷曼、馬丁·艾米斯，到1993年的阿蘭·霍靈赫斯特、威爾·塞爾夫、海倫·辛普森和珍妮特·溫特森。最近的2003年的名單，在大衛·米切爾、大衛·皮斯、哈里·孔茲魯和莫妮卡·阿里這些作家的作品被廣泛閱讀前就選定了他們。從歷史角度看，這些系列的評審們可謂未卜先知。如果他們挑選的是股票，這會兒準能擁有自己的全球基金。然而，這些作家的書關於柴契爾主義的英國都說了些什麼？關於倫敦作為全球資本中心的崛起，關於處在緊張的後騷亂時期斷層中的英國都說了什麼？即使你能以這種方式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你又究竟為何想要這么做？

小說令人激動的地方不在於關於現實它能告訴我們什麼，而在於它如何運用文學工具——語言與結構，時間與聲音——來創造出一個別樣的世界，令人感覺與現實同樣真實、同樣迫切，一個令寫實主義小說都顯得隔靴搔癢的世界。一本書要做到這點，靠的是某種形式的政治鍊金術。畢竟，文學並不僅僅為了逃避而存在，還為了有力地道出真實。它做到這點的方法，就是宣稱想像出來的世界每寸每厘都和現存的世界同樣重要。如此，文學就創造了一種新的現實，一點一滴滲入讀者的生命。它改變了人們想像的方式，也就改變了他們思考的方式，並拓展了他們可能的思維空間。它講述悲傷與渴望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也講權力和壓迫的故事。作家在沒有自由之處受到迫害，這並非偶然。寫得足夠好的小說家都是危險分子。
正是懷著所有這些考慮，我集結了評審，評選出2013年的《格蘭塔》“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英國顯然是個自由之邦，但絕對算不上理想，在堅冷如石的現實破產之處，小說家們無疑就是為填補這空白而存在。所以，我所希冀的是那種口味重且奇異的讀者，以想像力閱讀文學，而非將之當作社會文獻。他們必須是無所圖、也無需提攜朋友圈的人，不需要藉助聲譽或好評、性別或族裔平衡的道具就能道明一本書或一個作家為何優秀的人。簡而言之，我希冀的是一些身處出版系統卻是局外人的心靈。到了去年四月，他們開始匯集。
我一開始就知道，本雜誌的發行人西格麗德·勞辛，還有它的副主編艾拉·奧芙雷必須名列其中。她倆都博覽群書，且都擅於在如山書堆中發現傑作。《每日電訊報》的文學編輯加比·伍德去年春天加入我們，使委員會整整十五年處於文學採煤之現場，報導著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訊息。分別於1993年和2003年兩度入選《格蘭塔》“最佳英國青年小說家”的A.L.甘迺迪很早就登記入伙，為篩選過程帶來一種歡樂的嚴肅。小說家羅麥什·古內塞克拉也很早就加入了我們，帶著他優雅而深思熟慮的心智。最後，我們還有為《蘇格蘭人報》撰稿的文學評論家斯圖亞特·凱利，他似乎讀過已經出版的每一本書，以及一些尚未出版的書。
接著，如潮湧來的就是書了。
報名參選的共有一百五十位作者。在我們的雜誌出版之時，他們必須在四十歲或四十歲以下，擁有英國簽證，已出版過至少一本小說（或已簽下出版契約），才能取得參選資格。我們的篩選過程很簡單。艾拉和我會通讀每部作品：我會閱讀作者名下所有的——或大致所有的——存書，艾拉則著重閱讀作者報名時提交的作品。後一項任務十分重要，是新增的一道工序。我們希望雜誌不僅僅是一串名字，同時是他們最佳作品的代表性摘選，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作家們在完成傑作前需要“交付周期”。所以，每位作家都被告知必須在2012年10月中旬前提交一個新的短篇，或者一部新長篇的一部分。隨著更多的作家報名，《格蘭塔》的編委——派屈克·雷恩、特德·霍金森、五十嵐優香、麥可·薩魯、薩斯齊亞·弗格爾、大衛·羅賓遜、凱特·羅切斯特、丹妮艾拉·希爾瓦——也會閱讀這些作家並書寫富有洞見的報告。
我們初次會面是在五月《獨立報》“外國小說獎”出爐後，在蘇活區的一家小酒館，我們想對候選書充分探討後再開始爭論。六月，當報名者一滴一滴匯作緩慢流動的小溪，我們就著手把作者名單送去評審那裡。當這條小溪漸疾漸深時，我們一周要向評審轉送三四位作者，有時是五位，他們旋即隱入一種詭異的、起先是難以解釋的沉默。這若不是人們默讀的聲音，就是一組不為所動的人保持禮貌的聲音。後來事實證明，兩者兼有一點兒。A.L.甘迺迪寫信表達了她對珍妮·費根、羅斯·瑞森和喬安娜·卡文納的激贊，卻也哀嘆自己讀到了“許多吧檯作秀”和“速成的處女作”。加比·伍德更樂觀些，但也疑心四十一或四十二歲的小說家是否被錯誤地排除在年齡限制線之外。斯圖亞特·凱利也在電話里重複了這一觀點，我們都對拉納·達斯古普塔、柴拿·密艾維爾和湯姆·麥卡錫屆時將過於年長表示沮喪。我同時對莫辛·哈米德出生於1971年感到非常遺憾。
2012年我們還有兩次會晤，第一次是十月中旬在《格蘭塔》位於荷蘭公園的編輯部，外賣黎巴嫩菜的香氣和必須幹得更出色的預感煽動著我們。這次會面促成了一次關於我們到底在年輕小說家身上尋找什麼的探討。羅麥什要求“關注語言”、“對形式的感知”、“能吸引讀者的寫作”和“某種與眾不同的東西”，艾拉補充了“控制力和能量”以及“能感覺到這位作者的整體‘工程’有前途可言”。對斯圖亞特來說，最需要考慮的是：“該作品是否擴充了小說文體的可能性？”他也承認：“我想我們該記得，我們是在一種不怎么理想的環境中閱讀，因為評論界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會承擔起這項工作——或許記憶是最好的嚮導。我確信，我關於某些書的意見會發生改變，因為它們可能會在頭腦中形成一種突起，即使被之後讀過的再多小說覆蓋也不會黯然失色。”
斯圖亞特的預言成了真。到了十一月下旬，當我們在醫院俱樂部一間仿佛置身於一扇阿姆斯特丹運河前窗的房間中喝茶時，熱情以及伴隨的反感同時到來。會面的前半部分我們用來討論每個人想要提上名單的作者，後半部分則給評審會剔除的大約六十五名作者添加註腳。五六個小時後，我們確定了需要著重閱讀（以及重讀）的三十五名作者的名單，以供一月最後一次會面時討論所用。後一次會面發生在荷蘭公園的西格麗德之家。討論從午餐時間一直延續到傍晚，大約用了六小時，其間出現了出乎意料的翻局。一位看似取得了強烈的、幾乎是普遍支持的作家，愛德華·霍根沒能進入終選名單，一度競爭激烈的羅恩·麥克格雷格、彼得·霍布斯和賽南·瓊斯也未能入選。湯姆·拉赫曼曾經引起一場海嘯，他很容易被看作英國最有趣的小說家之一，最後也沒能入選。就前七名入選的作者我們幾乎達成共識，確定其餘的入選者卻花去了五個小時。
所以，入選的二十位都有誰？數起來共有十二位女作家和八位男作家，這是本名單中女性作者頭一次多於男性。三位帶有非洲背景；一位出生於中國，近些年才開始用英語寫作；另一位在她父母位於新南威爾斯的甘蔗農場裡長大；一位來自巴基斯坦；一位來自孟加拉；另一位一度成長於德克薩斯州。名單確認時，這張背景快照令我們大為吃驚，因為在整個評選過程中我們從未談及對多元化、性別平衡或背景多樣性的需求。我們一再回頭關注的是一種勇敢的風格所必需的乾脆，全然自信的講故事的能力，以及作者與小說這一文體不斷處於對話之中的感覺。
關於最後一點，斯圖亞特的標準很容易被達到。扎迪·史密斯和亞當·瑟爾維爾兩人都入選了我們2003年的名單，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小說的本質展開了爭議。在她的近作《NW》中，史密斯打破了她在《關於美》中臻於完美的社會現實主義風格，代之以一種更為碎片化的敘事之聲，讓人想起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短篇小說。瑟爾維爾的書，尤其是《逃離》，豎起了支持其神秘內在機理的精巧腳手架，隨即魔法般演繹出它們的核心關注點。這種精緻的工程使他成為一位敏銳的幽默家，可以從本期他的作品中看出這點。海倫·歐耶耶米十分年輕時就開始出書，但早在她的處女作《伊卡洛斯女孩》中，她已通過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令人想起帕特里夏·海斯密斯的最佳作品）顛覆了“成長故事”的套路。
吸引我們的作者的敘事能力令人目眩，但決沒有以犧牲故事性為代價。史蒂芬·霍爾或許是這份名單上最異想天開的敘事建築師。他的《噬憶狂鯊》部分是文本藝術，部分是羅曼司，儘管這是他唯一一本長篇小說，卻成功地融合了這些匪夷所思的元素，使我們願意相信未來他將有更出色的表現。泰耶·薩拉西的處女作《加納必須走》片段將恰好在這期雜誌問世時出版，雖然職業生涯剛剛開始，她在重新構想“非洲小說”之內涵及其所能談論的對象時的縝密心思使我們印象深刻。娜奧米·阿德曼的小說從不試圖告訴我們她知道什麼，卻溫柔地，有時是滑稽地，重寫著信仰的神話。她最近的一本小說《騙子的福音書》將她的寫作帶上了新的水準。
這裡的幾位作者已經展示出說好幾種方言的天賦。羅斯·瑞森的處女作《上帝自己的國度》發明了一類北方反社會人物並讓他說一種有繞口令感的語言，而他的第二本書《吃水線》則為一個最後無家可歸的格拉斯哥人找到了一種完全另類的粗糲聲調。在亞當·福爾茲的三本書，尤其是《隻言片語》（一首關於肯亞茅茅起義的敘事長詩）中，他展示出一種從故事語言的聲響中搭建故事的令人振奮的稟賦。薩拉·霍爾的五本書從坎伯蘭郡地貌蛙跳至科尼島，又跳至加勒比海的度假勝地，兇險之事在她酷烈的句子中沸騰。喬安娜·卡文納寫過遊記、鬧劇以及我們中不少人一段時間以來讀過的最富洞見的關於身為人母的小說之一。內德·鮑曼的兩本小說就如魯伯·哥德伯格機器般攫取歷史，攪亂它致命的邏輯。不過，在我們這裡刊出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節選中，他帶領我們前往緬甸與泰國的邊境，講述了一個藥品工作者同一個美國拖拉機駕駛員之間的情事。
我們並不尋找重述歷史的小說家，然而我們讚賞那些在人物的生命中捕捉住了歷史之折射力量的作家。娜迪法·穆罕默德的《黑曼巴蛇男孩》是一部關於一個試圖在戰後年代穿越非洲的男孩的現代奧德賽故事。塔米瑪－阿奈姆的兩部小說橫跨孟加拉解放戰爭，這一衝突將她的人物拋入痛苦的道德困境並挑戰他們的忠誠。在他關於拜倫勳爵的系列小說中，班傑明·馬克維茨以稜鏡視角透視這位詩人的內在生活、他的作品、獻身於理解他的那些人之間的爭議。大衛·薩萊的作品，從妙趣橫生的《倫敦與東南》到講述一宗被拆散的婚姻的、更為肅穆的《春》，都考量了一種信奉“再多也不夠”的文化。
在這個過程中，當我們不再尋找下一個威爾·塞爾夫，下一個大衛·米切爾，下一個隨便誰，我們身為讀者的樂趣也就成倍增加，因為這些作者在嶄露頭角時就具備獨一無二的原創性。不過，這一代“最佳青年小說家”似乎比以往更甚地扯斷錨索，一往無前。若非如此，他們就將羅盤指向他方。製片人兼作家郭小櫓將她的一本書《戀人版中英詞典》建立於羅蘭·巴特《戀人絮語》的模型之上，她的下一本書將融合中國古代神話與一名虛構的流行明星的生平。成長於澳大利亞的艾薇·維爾德顯然從美國短篇小說家雷蒙德·卡佛那兒學到很多，但已形成獨屬於自己的聲音。在《圓形監獄》中，珍妮·費根賦予被困在一家護理中心的敘事者一種不穩定的、知情但卻易受傷的、全然肉感的聲音。
桑吉夫·薩霍塔的傑出小說《我們的命運在大街上》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場發現。薩霍塔是學數學出身，直到二十五歲左右才開始寫作，他說薩爾曼·拉什迪首先使他成為讀者，然後成為作者。他的下一本小說《逃亡之年》是一部宏大的、激動人心的史詩，背景設在謝菲爾德某寓所，那兒住著十二個時刻恐懼著移民局前來逮捕他們的人。拉什迪的影響也能在卡米拉·沙姆西的小說中感受到，她的作品美妙地將人性的故事（尤其是關於愛情的）織入巴基斯坦的歷史中。沙姆西還不是英國公民，但即將成為其中一員。如果《格蘭塔》過去未曾把持綠卡的中國人、去年才完全成為美國人的李翊雲列入2007年的“美國最佳青年小說家”，我們或許不會打破參賽規則。但是，卓絕的作家促使我們破格。
我們身處一個人們不怎么閱讀的年代，但我們相信，這些小說家將打破當今作者面對的普遍冷漠法則。我想要感謝參與評選過程的作者、經紀人和出版人。我也想感謝評審們，對我而言，他們在此項工作中展現出來的幽默、勤奮和熱情超越了以往任何集體閱讀的經驗。每次我們會面，他們都證明閱讀不僅僅是一種獨處的方式，也是一種建立聯繫的方式，而這裡的每一位小說家都以美妙、迫切、完全屬於自己的語言做到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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