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者簡介,產生背景,思想內容,“內聖”思想,“經世”思想,
作者簡介
湛若水（1466一1560）撰，為嘉靖七年（1528）湛若水官南京禮部侍郎時所進。體例略仿丘濬《大學衍義補》，分為六格。計誠意格十七卷，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細目三百九十八則。正心格三卷八十四則。修身格九卷，分正威儀、慎言動、進德業三細目一百九十八則。齊家格十三卷，分謹妃匹、正嫡庶、事親長、養太子、嚴內外、恤孤幼、御臣妄七細目二百七十則。治國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興化、事長慈幼、使眾臨民、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七細目三百二十九則。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惡、用人、理財三細目九百八十六則，其中用人又分學校、舉措、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目，理財又分修虞衡，抑浮末、傷百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慎賞賜、田租、薄斂、恤窮、賑濟十四目。大體雜引經書、諸儒及明代皇帝的“聖諭聖制”，附以湛若水自己的見解。內容廣泛，主旨在“明聖學”，為修身與治國、平天下提供借鑑。所以與丘濬《大學衍義補》均受到統治者和學者的重視。
產生背景
《格物通》一書從嘉靖四年開始編撰，於嘉靖七年定稿成書，作者湛若水時年六十三歲。
思想內容
“內聖”思想
“內聖外王”是古代士大夫的最高追求，“內聖”主要是指個人內在品行約束和道德境界的提升。
從《格物通》的目錄以及全書的內容上看誠意、正心、修身三格是“內聖”方面的相關內容。其中誠意格十七卷，下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做戒、敬天、敏祖考、畏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專門討論如何正心；修身格九卷，分正威儀、慎言語、進德業三個部分。經過分析和歸納之後，其內容大致有如下幾項。
1.審幾立志以正內心萌念
“審幾”是理學家們經常討論的一個命題，關於“幾”的理解，不同的理學家也有不同的認識，湛若水筆下的“幾”是指人內心慾念萌發之初的心理狀態，“審幾”即反省自己內心的萌念。
他說“一念者，邪正之幾也，邪正者，理欲之幾也”。即人的意念初萌之時有善惡之分，因此“審幾”而使正自己意念顯得尤為重要。“審幾”除了使自己內心意念端正之外還有另外的意義，“天下之事皆起於幾微，君子不可不早見其幾也”“初事者，智愚之亂之幾也。”“幾”也是微小的意思，因此識事勢於微小萌芽之際可以防微杜漸。《格物通》是湛若水規諫皇帝的書，“審幾”對於君主來說也顯得尤為重要，他在評述魏徵諫唐太宗時說“天下之從違存乎君，君心之好惡存乎志，君志之邪正存乎思，思也者，人君治亂安危之幾也，人君可不思乎哉…思也者，其人君治亂安危之幾與”。這裡所說的“志”即是“幾”，所說的“思”即是“審幾”，人君自我省察內心萌念的邪正關乎治亂安危。
2、敬天法祖以察心術隱微
敬天法祖是中國思想的傳統，世俗人相信自身和上天以及祖先存在某些聯繫，個人自身的行為也和上天存在著感應，即“天人感應”，因此當個人猶豫不決之際往往求諸於上天，祈福於鬼神，同時人間發生的世變滄桑，上天會通過祥瑞或是災異體現出來，或是上天先顯異象，以示世事將有更迭沉浮。
“天人一氣也，如父母之於子，喘息呼吸無不相通”，他認為人和天之間之所以有聯繫，是由於人和天之間的本源都是由於“氣”所構成的，而“氣”之中包含著相通的天理，“天民一理”可以說是解釋天人感應的主要原因，作為天之元子的君主“人君之於天，如子之於父母，不可不識父母之心也”。湛若水通過上天對人事的感應，來勸誠和約束皇帝不可為所欲為，否則“人君之有失德，人諫不及，乃有天譴”。
至於“敬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敬祖的方式，來使內心保持一種孝敬的心理狀態，從而提高自身的修養。“敬祖”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盡孝之外還有著明顯的限制君主專制的意義，他說“夫爵人必於宗廟者何也？尊祖也，尊祖故不敢專”。
湛若水對天的解釋除了天理和人格化的天神外，還將天與民心聯繫在一起。他說“民之好惡，便是天之明畏，所以然者，蓋由天人同氣，上下一理，通達流行更不分別，故記亦日‘人者，天地之心’，民心所存即天心之所在，故忽乎民，即慢乎天也。”他認為天地一氣，天地一理，因此天人之間的聯繫自然也就密切，“人者，天地之心”，民心便是天心，民心便是上天的意志，因此民心的向背即是天意的歸屬，所以湛若水又說“凡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如民好善，天則福其善；民惡淫，天則禍其淫，故民意亡紂，則天意去商”。既然民心即天心，那么自然就應當重視民意，既然重視民意，君主個人也就不能隨心所欲了。
3、進德修業以擴充天理
“進德修業”在《格物通》里叫“進德業”，即是恢復性情的本來面貌，在他看來人性的本來面貌一一天理是至高至明的，個體能體認天理便可以成聖成賢，有具備治國平天下的意義，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進德業”呢？可歸納大概為四條：
第一，遷善改過。湛若水認為“不善之事去，則德允矣”，並且還說“改過遷善，進德之基也”。人只要去掉身上不好的東西，自身的德業就更純正，自身也向天理良知邁進了一步。
第二，知行並進。湛若水認為，“修身之事，德業而已：和志順正，德之進也：比類行義，業之修也；德主乎心，業見乎事，體用合一之道也”。既然德、業兩者是“體用合一”的關係，因此湛若水主張通過知行並進來的方法來進德修業，“知行並進，德業崇廣，此所以為君子也”。“故知行並進，則德日崇而業日廣，君子有弗患矣”。由此可以看出通過知行並進的方法來進修德業。
第三，進德修學。學是指學習“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德業之大原，而學問之至要”。孝悌是德業的根本源泉，同時也是學問的關鍵部分；因此要進德修業就得注重孝悌這一根本之源，從品行起步。另外既然孝悌是學問之至要，那么學習就顯得突出重要了，所以他指出“自天子至於庶人，欲成其德業者，不可以不學”。
第四，尊師親友。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師長的教海和朋友的勸勉，因此湛若水很是強調師友對於德業養成的重要性“二帝三王皆有師傅賓友者，非為美觀虛設也，蓋以非師友無以成其德業也，師友者，所以開君聰明，而養君之德性者也，故自天子以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能獨成也”。
湛若水在《格物通》中所條列的“內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思想方法，這裡邊暗含勸導君主的意向，其核心主旨在於端正內心的萌念，使之盡善盡美，從而體認天理。
“經世”思想
《格物通》所闡發的經世思想主要集中於“治國格”和“平天下格”之中，是湛若水有關政治、經濟、文教、人事等方面的見解和主張，內容占全書的三分之二，是該書的重中之重，歸納如下：
1、政治方面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湛若水贊同分封制，“故封建興而君臣比，君臣比而天下比矣，柳宗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者，豈足矣語治天下之道哉！”。同時他還高度讚揚分封制的經濟基礎井田制，認為由於井田制遭到廢除，整個社會的民德風氣才趨向了邪道，“自井田一壞而亂源始啟矣…烏望其民德之正哉！”。
在君臣關係上，湛若水認為君臣應該各盡其道，湛若水提出“君之使臣，臣之事君，以禮以忠而已”，君主應該禮遇臣子，臣子應該竭忠盡智為君主效力。具體的說“君不負其勢而下交於臣，臣不負其能而上交於君，鹹有一德而志意相孚，明良之會也”，即君臣之間的關係是靠雙方共同維繫的，君主對待臣下要仁德寬恕，臣下也不能自負其能，自以為是，這樣君臣才能和諧。
在論述為君使臣之道的內容上，湛若水對君提出“敬也者，人臣所以事君之本也…然臣固不可以不敬，君亦不可以不仁”。“故忠君者，固在乎臣，而容臣者，尤乎君也”。在這裡，湛若水既肯定了臣下效忠於君主是天經地義的行為，而臣下忠貞與否，同時取決於君主自身對待臣下的態度。
在論述臣下效命於君主的過程中，湛若水說：“所謂道者，天理也，大臣以此非其君，引之當道，格其心而志於人，若其言之不聽，諫之不行，則道有不合矣，則去之而不苟留也，是其事也，以道止也…唯大臣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君而有敬畏之心，則大臣雖退猶進也。”提出臣下應當用天理來引導君主走向治道，這是臣下應盡的義務，如果君主不予採納，大臣就有必要因為天理不能推行而離開君主，這就表明臣下效命於君主是要“致君行道”，是因為要推行天理，才來為君主效力，既然“致君行道”已經沒有可能，臣下就應該離開君主。即便是這樣，臣臣去官離職也還是為了讓君主生散畏之心，推行大道天理。
在君民關係，提出了“君民一體”的觀點，“君之與民，一體者也”。將君民的關係比作個人和身體四肢的關係，“民之情郁而不伸，其猶四肢之氣失其平而為疾者乎…愛民者，達其情而安之”。所謂“君民一體”是指君主在對待老百姓時當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偶家所推崇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他說“夫好惡，民之心也，遇得民之心必得吾之心，則民心在是矣，然則臨民之道豈不於吾心而得之哉！”繼而指出“君臨天下者，蓋亦順民之所欲哉！”。
2、人事方面
在平天下格中，湛若水羅列了三個綱目，即公好惡、用人、理財。在用人一目之下又分列了，學校、舉措、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個子目，其中學校的內容將在文教方面詳細論述，而舉措、課功、任相、任將、六官等內容共十三卷，占全書百分之十三的內容，足見作者對於人事安排的重視。舉措一目，總計四卷，所謂“舉措”即選拔和措置人才，因此內容主要是君主當如何用人，怎樣收攬人才，以及進賢退不肖的重要性。
在論述如何用人的問題上湛若水主張注重德行、公開公正、不詢私情、賞罰分明、任人以賢。在招攬人才方面除了常規的舉賢、科舉之外還對歷代的選拔標準給予了評價，“銓選之善周為上，漢次之，魏晉專任選部，固不能無弊矣”。而對於明太祖改立的科舉制尤為贊同，“太祖始立科舉取士之詔也，用人之道盡之矣”。對門閥制度下的選舉給予了抨擊，並認為那是歷朝歷代末世的象徵，“以閥閱用人，亦當時之弊而末世之所同也”。
他認為周代的選舉制度為最善，漢魏以來的制度都有瑕疵，湛若水在聖學大道和文章詞采上湛若水更偏向前者，他認為科舉制選拔的人才應該是德行兼備的，而非局限於辭藻文采的文人雅士，而歷代的選舉制度在道和藝兩者之間，更多的是偏向了藝的高超，而忽視了道的根本作用，因此他對歷代的選拔制度評價都不甚高，而對明太祖確立的趨向儒家之道的科舉標準大加讚揚。
在課功方面，湛若水主張公正賞罰，“人君立功課之法，天下之公也，萬民之公也”。關於勸功的方法，他認為爵賞的首要意義是對受賞者從精神上的肯定，而不是將爵賞作為對受賞者功業的回報，他說“勸功之道，在激其心而爵賞次之，夫人心激之以義則奮，賢臣固不待賞而立功也”。第二，訂立賞罰的出發點是要勸誠人民去惡從善，而不是誘之以利以使人交相爭利，因此他說“羞惡者，人之良心也，故聖人立賞罰之典，因其良心而勸懲之耳”。
由於湛若水對於賞罰有這樣的認識，因此在提拔和任用人才方面他標榜德行教化之功，他說：“夫取賢於薄書期會，而不擇效於教化之本，此古今所以異治也歟。古之治者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人知悅，悅者，出其本心也；後之治者先刑罰而後德教，故人知畏，畏者，非其本心也。”
3、經濟方面
《格物通》對經濟方面的內容量非常大，共二十五卷，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分為十四目，分別是修虞衡、抑浮末、飭百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慎賞賜、蠲租、薄斂、恤窮、賑濟。這些內容涉及到了生產、消費和社會救濟等多個方面，可見其理財理念的完備。
首先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湛若水主張設立掌管山林川澤的虞衡官。虞衡官源於三代，他說“虞衡，掌山林澤藪之官也，其職則每物先別其類，厲以限之，而後設其人以守之，又設其法以禁之”。他認為山林數目生長有時，應當得到維護，不可隨意砍伐，所謂“斬木必以時，恐傷其物之竭也”。因此他提出設立虞衡官，來掌管天下的山林川澤等公共資源，並認為這個職位尤為重要，“聖人所以育萬物，理陰陽，足財用莫重於虞衡之官，…後之虞衡之官雖設，而其任太輕，豈帝王為治之意乎！”湛若水認為，虞衡官關乎國家經濟命脈，三代以後的歷朝虞衡官職權太輕，影響了歷代對於國家的治理。
此外，湛若水反對專利，認為山林川澤是用來養活人民的自然資源，而非國家或是個人追求利益的資本，“鑄鋼煮鹽，皆山澤之利也：鑄錢者，利在收公權而不在於多入也；論鹽鈔者，利在乎廣食戶，贏歲入而不在乎高價也。是山澤之利始以裕民，終以裕國；惟理之無其道，則始以求利，終以致害。”在湛若水眼中，鑄錢是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穩定，而煮鹽是為了增加人口，這些東西經營得好則能富國裕民，如果一味用來追求利益而忘了其本初的意義則將成為國家、社會的禍亂之始。
其次是重農抑末，在抑浮末和傷百工兩目中，湛若水這方面的態度十分明顯。
所謂的“浮末”，“浮”即浮食遊手好閒者；“末”即指工商業。抑浮末即是要壓制浮食游手者和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他說：“耕桑者，本也，工巧者，末也，本末之勢相趨而日遠。是故知有耕桑而不知有工巧矣，知工巧則不知有工商矣，一夫耕之，百夫食之，一婦蠶之，百人衣之，豈有不窮以亂乎，不耕不蠶，危亂立至，故抑末則財足，財足則民從善而天下平矣。”湛若水認為手工業和農業相差甚遠，男耕女織的農業是人們的衣食來源，是家庭財富的保障，相反手工業的大肆發展不耕不蠶則斷了老百姓的經濟來源，人們就會作亂而影響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他認為商業和手工業是急功近利的行為，“逐末者，所以趨利也，至於妻子為他人所誘害，孰大焉？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者農之大利莫如茸理農事，而妻子相保以樂天性矣”。在他看來工商業者追求利益是破壞天性的行為，它與儒家所倡導的“正其道而不謀其利，謀其道而不計其功”是相違背的，因此會招來妻離子散的禍害，逐末的求利行為顯得傷天害理，只有農業的發展才是合乎天理的行為，才是順應天性的大道。
除此之外，湛若水還主張用禮法來約束浮華的奢侈之風，“先王之治天下，必議禮制，度服色、器皿、奧馬之制皆有等威，非徒為觀美也，蓋以一乎民之心而禁其淫侈也”。君臣有別，官差有等的服器制度並非僅僅是為了辨別身份的高低貴賤，其另一層目的是為了杜絕人們的奢侈享受心理，普通大眾的經濟能力是不能承擔高層次消費的，因此應該因人而異，身差有等，各自在自己的社會層次中消費。
其三、湛若水主張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的經濟政策：屯田和馬政兩目共占三卷，湛若水充分論述了這種政策的便利性，“屯田之事，所謂一舉而三善集焉者也，足食足兵而民信矣”。屯田主要是指軍隊在駐紮之地發展生產，用以供給自身的消耗。特別是在和平年代，軍隊除了駐防沒有重大軍事任務，軍隊有時間進行農業生產，這樣一來既可以減少國家的支出又可以保證糧草供給，還可以減少運輸的勞役，因此湛若水說“兵以食而強，古者兵農為一，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而無傳輸之勞，所在有備而無匱乏之患，則何所往而不成功也”。
在馬政上方面，湛若認為戰馬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重要資源和條件，因此國家必須重視馬政，他說“馬政乃兵戎之重務，國之命脈系焉，不可不預為之備也”。湛若水主張馬政應當委以專人管理，嚴明法紀，使馬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所以在論述馬政具體細節時，他說“牧馬之政，在嚴法禁明分數而已，法禁嚴則馬無得妄用而盡其材；分數明則人有定牧而得以專其責”。儘管戰馬是軍隊的重要裝備，也是保障軍事勝利的條件，但是馬政必須建立在保正國家正常經濟生產的基礎上，而不能隨意圈地放牧養馬破壞農業生產，因此他在評論唐代張茂宗養馬害民時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土地所以養民也，我馬所以衛民也，二者並行而不相害可也…牧地必不可耕，可耕者必不雜以為牧地，則二者有相濟而無相妨矣”。湛若水的這段論述雖然是針對唐代張茂宗養馬害民而提出的，但也是對蒙元圈地養馬的反思和對明代當時馬政的告誡。
最後，在論述整個理財篇目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如何節約財政支出。湛若水認為節約才是生財之道，並且節約除了生財以外還可以敦教化、美風俗，因此他說“淫巧之滋，非生財之道也，夫生財之道何也，尚儉素而已矣，是故民樸素則財用足而風俗美也，於風俗而能反其本焉，天下其有不治哉”①。需要指出的是湛若水的節約是建立在以農業為依託貶斥工商業基礎之上的。抑制工商業發展可以斷卻人們心中逐利的念頭，而傳統農業的男耕女織能解決人們的衣食飽暖，節用則衣食自然充裕，百姓不飢不寒風俗自然純樸敦厚。與此同時湛若水的經濟理論還套用在了國家財政的支出方面，他用四卷的內容來論述省國費，此外還有抑浮末三卷、慎賞賜兩卷都涉及到節省財政支出的內容。當然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因此經濟思想在政治觀點上必然有所體現。出於節省的財政政策，湛若水認為應當精兵簡政，淘汰冗官冗兵節約國家開支，同時提高政府運作效率，財政支出減少，勞役自然也就得到了緩解，此外湛若水還提到了蠲租、薄斂、恤窮、賑濟等內容，這些經濟思想對於整個國計民生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
綜上所述湛若水的經濟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反對國家專利：二是重本抑末，發展農業：三是寓兵於農；四是節約的財政政策，除此之外尚有社會賑濟，勸課農桑等內容。
湛若水的這些思想一方面固然與他的學識和知識結構有關，同時也是明代中期社會的一個側面反映：設立虞衡官管理公共資源，反對國家專利是對歷代統治經驗的一項總結，同時也是對明代自正德以來國家大肆壟斷公共資源的勸諫。重本抑末的經濟方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既定國策，而到了明代中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生產出現商業化傾向，這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趨勢，然而對於傳統的士大夫湛若水而言這是對以農為本的王道政治的褻瀆，因此堅持反對工商業的過度發展，提出重本抑末。寓兵於農政策的提出在歷史上也是有跡可循的，在理財之下特別設立馬政、屯田兩目，與其說這是經濟政策，還不如說是軍事政策，然而他主張農牧有界，屯田邊境是為了減少財政支出和轉運之役，馬匹裝備是為了軍事上的勝利保障後方能有安穩的經濟發展環境，可以說這項政策具有明顯針對北方軍事防禦的傾向。最後是節約的財政政策，這包括省國費和慎賞罰等內容，這是對正德一朝大興土木，廣遊樂、濫賞罰的勸誡。
4、文教方面
湛若水的文教思想主要體現於立教興化和學校這兩目中，二者共占八卷，前後分屬於治國格和平天下格之中，可見湛若水認為無論是治國還是平天下都離不開文教。
湛若水所提到的文教不單單是讀書識字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教化，一種身心道德和倫理秩序的教化。他所論述的教育方式也不僅僅是局限於對書本的學習，還包括傳統禮教的內容，他是希望人們能夠通過教化識得天理倫常的大道，然後構建穩定的社會秩序。
湛若水首先提出“故寅恭者，立教之本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之中以立而皇極建矣”。“寅恭”即恭敬，他認為恭敬是教化之本，如果自君王以至於庶人都能懷恭敬之心，天地就不偏不倚，皇宇周天的秩序便建立起來了。他認為良好的社會倫常是建立在教化之上的，由教化進而有了父子之親、夫婦之愛、朋友之義、君臣之節，所以他說“聖人之教立於國，行於天下者也，故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名作矣，父子、君臣之名作而綱紀立矣”。他認為在所有的教化內容當中“孝”是第一位的，“孝者，立教之本，人心同然之理，良知良能者也”。這與前邊提到的“寅恭者，立教之本也”看似矛盾，其實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孝悌也是恭敬內涵外延的眾多形式之一。孝悌也是建立在恭敏之上的，而人際社會關係首先是從父子家庭之間開始的，“學校之教，莫重於人倫，而人倫之重莫切於孝悌，孝悌乃人之真心，人所同有者也”，因此孝在這層意義上說也是立教之本。
教學場所（學校）和尊師重道的禮節，也是湛若水強調的兩項重要內容。湛若水說，“學校之教，風化之本，國之元氣也”。“天下之治亂繫於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之興廢”®。由此看來學校兼備了人才培養和宜揚教化的雙重職責，因此學校是教化的根本所在地。湛若水也提到天子視學以崇師尊儒：“(天子視學)報本不忘學之所自，致崇儒重道之誠而身親學焉，以為教者也；自漢以來目視學為異事，故不日視學而曰幸學，視者，親臨之詞所以著重教也；幸者，光遇之詞所以見尊君也，君尊而崇師之道意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