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平
杜布切克於1921年11月27日出生於
斯洛伐克的一個小鎮烏格羅維茨,當時他的父母從美國回國只有三個月。父親史蒂芬·杜布切克是一名工匠,1910年離開家鄉到
布達佩斯尋找工作,因不滿
奧匈帝國的君主統治和民族壓迫,19歲時離開布達佩斯前往美國,是美國
伊利諾斯州社會黨的創始人之一。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後,史蒂芬·杜布切克擔任斯洛伐克科學院院長。 1925年,4歲的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隨家移居
蘇聯。他家最初幾年住在吉爾吉斯的
比什凱克,1933年遷到
高爾基城。杜布切克在蘇聯讀完國小和中學,畢業後到工廠當了制模工學徒。直到1938年夏天,杜布切克全家返回斯洛伐克。1939年3月,德國法西斯占領
捷克。3月14日,在
希特勒的策劃下,斯洛伐克被宣布為德意志帝國保護下的“獨立國家”。同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積極投身於反法西斯抵抗運動。1942年—1944年,他在一家工廠當鍛工。1944年8月29日,斯洛伐克爆發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民族主義武裝鬥爭。游擊隊很快占領了斯洛伐克中部重要地區。杜布切克參加了“楊·傑士卡”
游擊隊。在這次起義中,他曾兩度負傷。他的哥哥尤利烏斯·杜布切克於1945年1月被德國法西斯殺害。1945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國解放,同年11月中旬,杜布切克與安娜·昂德麗索娃成婚。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後的最初幾年,杜布切克在特倫欽一家工廠做工。此時,他是捷共特倫欽區委主席團委員。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粉碎了資產階級政變陰謀,加強了工人階級的團結,鞏固和發展了人民民主政權。杜布切克後來把這一事件稱為捷共歷史上的“偉大的里程碑”。從1949年開始,杜布切克進入黨的機關工作。1949年至1951年,他先後擔任特倫欽區黨委組織書記、第一書記。1951年,他被調到
布拉迪斯拉發,在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1953年至1955年,任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黨委第一書記、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等職。 1955年,杜布切克被派往莫斯科蘇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那裡學了3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從莫斯科回國後,他在1958年擔任布拉迪斯拉發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年當選為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1960年,他當選為捷共中央書記處的工業書記。1963年當選為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同年,他開始擔任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務。 1963年至1968年1月,杜布切克一直在布拉迪斯拉發工作。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謙遜、平和、正直的人。他與妻子和3個兒子住在布拉迪斯拉發他自己的一幢小房子裡。這時期,他的影響僅限於斯洛伐克地區。
布拉格之春
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工業總產值連年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共和國總統諾沃提尼經過兩年試點後,於1967年開始推行“新經濟體制”。但是,新經濟體制不僅沒有解決原有的經濟困難,反而出現了新的矛盾。如一部分產品積壓而另一些產品嚴重供不應求,物價上漲;關閉了一些有虧損的工廠又沒有作好善後工作,使一些工人失業,多次發生
罷工事件,民眾不滿情緒日漸增長。
1967年10月,捷共中央召開全會。會上,
杜布切克等人對
安東寧·諾沃提尼提出嚴厲批評,把國家經濟困難和民眾不滿完全歸咎於諾沃提尼,要求他辭職。10月31日中央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布拉格數千名大學生上街示威遊行,同警察發生衝突,被打死一人、打傷20多人、百餘人被逮捕。事件發生後,全國上下引起很大震動。學生們紛紛寫信給教育部,要求調查和懲辦打人兇手,還要求讓警察配帶有號碼的標記。1967年12月19日至21日,捷共中央舉行全會,批評諾沃提尼破壞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關係,阻礙國家經濟的改革。
1968年1月3日至5日,捷共中央再次舉行全會。會議決定把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和共和國總統的職務分開。諾沃提尼被解除捷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保留其總統職務。杜布切克當選為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他是斯洛伐克人中第一個擔任這一職務的人。杜布切克當選後發表了簡短講話,他表示要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加強黨的團結,維護兩個民族的統一。關於
對外政策,他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是與蘇聯緊密聯繫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8年2月22日是捷共取得政權二十周年的紀念日。這一天,杜布切克發表了他任職後的首次重要演說。他表示要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從上到下的全面改革,同時繼續加強同蘇聯的友好和合作,加強兩黨的兄弟關係。杜布切克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有一系列懸而未決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應尋求“真正符合客觀需要的正確辦法”才能解決。他呼籲全體捷克人民與斯洛伐克人民來幫助他,並特彆強調依靠工人們的合作。為了表示民族間的融合,他對布拉格市民說,他非常愉快的是終於當上了這個市的公民。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全會,選出了由杜布切克任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新的捷共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通過了黨的《行動綱領》。會議指出,綱領是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實際條件出發制定的,其目的是建設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典型”,“依靠傳統的公式已經不行了”。《行動綱領》提出了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改革建議,主要內容有:
(1) 國家政體改革,將捷國家體制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共和國的聯邦制;主張不要以黨代政、黨的目標“並不是要使自己成為社會萬能的‘管理者’”。綱領強調發揚黨內民主,指出如果在黨內不“堅決貫徹民主原則”,“社會中的民主就得不到深入發揚”,不要使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2) 實行新
經濟體制,主張對計畫經濟實行民主監督和專業監督,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可以自由競爭,實行企業領導民主化;成立工廠委員會,重新規定工會的作用;提倡生產和貿易組織搞多樣化的結構,取消外貿壟斷;農業實行完全的獨立經營。
(3) 強調民主和自由,要確保憲法上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制定新聞法、新聞自由、取消書報檢查,給以前無辜被判刑和受迫害者恢復名譽。
(4) 強調獨立的外交政策,實行一種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政策。不僅要進一步發展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及合作”,而且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將積極地實行和平共處政策”。
(5) 強調民族陣線的作用,民族陣線是“社會多方面利益的政治體現者”。民族陣線內各政黨和民眾組織“都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不同的觀點或爭論可通過“政治協商”解決。
綱領明確宣布:“我們將進行試驗”,“我們要建立一種十分民主的、適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社會主義新模式。”
杜布切克把發展同蘇聯和華沙條約國的關係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他希望在國際事務中能與它們協調一致,並得到它們的支持。1968年初,杜布切克曾前往蘇聯訪問,在莫斯利與勃列日涅夫舉行了單獨會晤。訪蘇結束時發表的公報指出,會談是在“親切友好、真誠和相互友好諒解的氣氛中進行的”。在雙方討論的所有問題上“觀點完全一致”。
4月5日,通過黨的《行動綱領》的捷共中央全會剛一結束,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即在4月9日舉行全會,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會上作了報告,全會在10日通過決議指出:特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意識形態的鬥爭尖銳化了。帝國主義要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渙散進步力量,企圖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真理報》在4月12日發表文章說,捷克斯洛伐克反社會主義分子以“民主化”“自由化”為掩飾,發表了不少“非馬克思主義的意見”,在削弱和攻擊共產黨的領導。
一周后,即4月19日,捷《紅色權利報》發表題為《論走向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和《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某些問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包羅萬象的社會主義樣板,可以把它成功地套用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具體條件中去”。如果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把選擇不同於蘇聯的形式,看作是忘恩負義”,那是錯誤的。因為“機械地模仿蘇聯的做法會大大損害社會主義的利益”。文章還指出,捷對外政策必須從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出發,但這不意味著“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應成為蘇聯政策的附屬物”。不應把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建設“選擇自己的形式和道路”看作是“違背國際主義”。同樣,把這一努力稱為“反馬克思主義或反蘇”也是不能接受的。
捷克斯洛伐克1961年—1965年第三個五年計畫由於經濟困難被迫放棄。杜布切克執政後,仍困難重重,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繼續下降。1968年5月4日,杜布切克率黨政代表團赴蘇訪問,希望得到經濟援助和4億盧布—5億盧布的貸款。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形勢的發展提出尖銳的批評。捷方拒絕這一指責,並進行了解釋。蘇聯對捷方經濟要求未給予肯定答覆。
6月27日,在捷《文學報》、《勞動報》等報紙上發表一個《兩千字聲明》。此文由記者盧·瓦楚利克執筆,公民代表70人簽字。聲明要求加速改革,但應有共產黨的領導,否則“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聲明提到,如果“外國勢力”實行武裝干涉,就要拿起武器保衛本國政府。外國勢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已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這一聲明反映了部分知識分子的情緒。
對於這一聲明,6月29日《紅色權利報》以《捷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談兩千字聲明》為題發表文章,表明捷共中央拒絕聲明的立場。文章認為,不管聲明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但“就其客觀後果而言”,都“異乎尋常地加重了”捷政策進一步發展的困難,它將為“反共產主義傾向開闢道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7月3日,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兩千字聲明>的立場》,認為如實現該聲明中的觀點,將會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性質的改變。蘇共對此聲明反應強烈。《真理報》7月11日發表題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基礎的攻擊》的文章,譴責《兩千字聲明》是破壞蘇捷友誼,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7月14日,蘇聯、
保加利亞、民主德國、
匈牙利和波蘭五國黨政領導在華沙舉行會議,在沒有捷黨政領導參加的情況下,專門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會議公報說“與會者特別注意到力圖通過破壞活動來顛覆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帝國主義勢力正在加緊活動。會議通過了五黨給捷共中央的聯名信。信中說,五黨過去和現在都無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無意破壞各黨關係中互相尊重、獨立平等的原則,但決“不能同意敵對勢力”把捷“從社會主義道路上拉開”,這“威脅著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利益”,“已經不僅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國的事情了”。信中嚴厲指責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對國家領導不力,沒有“回擊反動勢力”。信中特彆強調,《兩千字聲明》是“反革命組織的政治綱領”。捷克斯洛伐克局勢已威脅到蘇聯等國的“共同利益”,對此決不能“漠然視之”。
7月15日,捷共中央主席團舉行非常會議,要求五黨不要通過關於捷國內局勢的結論。18日,捷共中央主席團給蘇共等五黨覆信,逐點駁斥了聯名信對捷的指責。信中寫道,“沒有任何理由把捷當前局勢說成是反革命的,或存在脫離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危險”,“黨的領導作用並沒有消失”。回信指責五黨華沙會議“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指責蘇聯一再推遲撤軍日期。同日,杜布切克發表電視講話,表示不改變一月全會以來黨的各項政策,強調捷克斯洛伐克要獨立地、從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出發,制定政策。19日,他在中央全會講話中重申忠實於《行動綱領》。他說捷不想干涉別人的內政,同樣別人也不應干涉捷的內政。
根據蘇共中央舉行蘇捷兩黨雙邊會晤的建議,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於7月22日發表聲明,同意在捷領土上進行這一會晤。7月29日至8月1日,在蘇捷邊境捷方一側的小鎮切爾納,蘇捷領導人舉行會談。會談前夕,杜布切克向全國發表了電視演說。他說,為了捷“社會主義的未來”,為了人民“完全自由生活的利益”,為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捷“決不後退一步”。他表示,希望即將開始的會談有助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次會談,雙方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但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會談公報說,“會談是在完全開誠布公、真誠和互相諒解的氣氛中進行的,其目的是為了尋求途徑進一步發展和加強兩黨和兩國人民的以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基礎的傳統友好關係”。雙方商定於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發舉行保、匈、民主德國、波、蘇、捷六黨會議。
8月3日,六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舉行會議,會議沒有直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但是會談結束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卻指出,要遵循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不允許任何人離間社會主義國家,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聲明還特彆強調:“保衛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成果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
8月5日,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主持的6000名黨員幹部大會上說,六黨聯合聲明的任何結論都沒有要求捷改變內外政策的原則立場”,“國家安全一點也沒有削弱”,捷可以進一步實行已實行的政策,並進一步發展它。同時,他還在電視台發表演說,六黨會談有助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建設,它“完全與《行動綱領》所提出的政策一致”,“沒有理由為我們的主權擔心”。
失勢
8月20日,杜布切克主持捷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即將召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問題。晚11時30分,蘇聯和其他四國軍隊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領土。8月21日晨6時,杜布切克和聯邦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總理切爾瓦克等五人被庫可夫將軍挾持到莫斯科。
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國舉行一小時總罷工,抗議蘇軍占領。同一天,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在布拉格秘密召開。通過了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決議,選舉了由杜布切克等人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8月23日,捷蘇領導人在莫斯科舉行會談。杜布切克參加了這一會談。27日發表《捷蘇會談公報》即《莫斯科議定書》。公報聲明,捷方承認蘇軍占領不是干涉捷內政,同意蘇提出的待“局勢正常化”以後撤軍的條件,同時命令捷武裝部隊不得出現“有可能引起破壞社會秩序的事件和衝突”。蘇方強調,不承認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
1969年4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舉行全會,解除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由
古斯塔夫·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仍留在主席團內。次日,解除他國防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職務。4月28日,他當選為捷國民議會主席。9月26日,他被解除這一職務,同時還解除了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1970年1月25日,杜布切克到達安卡拉,就任捷克斯洛伐克駐土耳其大使。同年6月,他被捷共中央全會開除出黨,並被解除駐土耳其大使職務和國民議會議員的資格。隨即從土耳其召回。回國後,杜布切克到布拉迪斯拉發國家森林管理局工作, 後任總機械師和總工藝師。
政壇復出
1989年捷克的
天鵝絨革命後,杜布切克支援
瓦茨拉夫·哈維爾的
公民論壇運動;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瓦解之後,杜布切克於政壇復出,1992年杜布切克出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聯邦國會議長。杜布切克有著作《希望不死》一書。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已經成為民主和人道主義的代言人和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