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杜威先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二天——到上海,在中國共住了兩年零兩月。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講演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句預言初聽了似乎太武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舉兩個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當這個教育破產的時代,他的學說自然沒有實行的機會。但他的種子確已散布不少了。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的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才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時候呢!現在的杜威,還只是一個盛名;十年二十年後的杜威,變成了無數杜威式的試驗學校,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那種影響不應該比現在更大幹百倍嗎?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
(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 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做一個孤立的東西,總被他看做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頭有他的孫子。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套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很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利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武器。
(2)實驗的方法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問題,省去許多無意識的爭論。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做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特別主張的套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套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國內敬愛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於推行他所提倡的這兩種方法,使歷史的觀念與實驗的態度漸漸的變成思想界的風尚與習慣,那時候,這種哲學的影響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想像力也還推測不完呢。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永遠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好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他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和 《亞細亞》(Asia)兩個雜誌上發表的幾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實的態度對於世界為我們做解釋的。因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對於他的評判幾乎沒有異議。(除了朴蘭德(Bland)一流的妄人!)杜威這兩年來對中國盡的這種義務,真應該受我們很誠懇的感謝。
我們對於杜威先生一家的歸國,都感覺很深摯的別意。我祝他們海上平安!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很快加入《新青年》編輯群體,在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曾影響一代青年學子。在思想、教育及文化界是公認的知識領袖。抗戰時期,曾任駐美大使,戰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後,寓居美國,1958年就任台灣“中研院”院長。在政治上,堅持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走民主自由之路,對國民黨當局,既有批評,又有辯護。1962年逝世於台北。編者簡介耿雲志,遼寧海城人,1 9 3 8年生。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胡適研究會會長等職。長期從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二十餘種,發表論文和文章200餘篇,有多篇被譯成英文,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勵。所做胡適研究,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所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一書,已在海外出版英文版。目前正在組織編寫多卷本的《中國近代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