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妮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是西方漢學界知名的現當代中國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博妮
• 外文名：Bonnie S. McDougall
• 國籍：澳大利亞
• 出生地：悉尼市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人物介紹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是西方漢學界知名的現當代中國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她波瀾壯闊的學術和翻譯人生有三個重要特點：長期在中國工作和生活，與中國文人和學界互動密切；漢學研究與文學翻譯整合一體，相互發明；翻譯研究與翻譯教學緊密結合，教研相長。杜博妮提出了中國文學翻譯的兩種模式：國家支持的“威權命令”模式（正式翻譯）與個人間的“禮物交換”模式（非正式翻譯）。在她身上，兩種模式彼此對照、相互交織。杜博妮對充斥於翻譯學界的流行話語和宏大敘事並不贊同，認為翻譯理論家或翻譯史家往往忽視作為個體的譯者的譯作以及翻譯讀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她呼籲翻譯理論家應關注文學翻譯和譯文閱讀中的個人因素，特別是大眾讀者的閱讀快感。杜博妮有關當代中國文學的譯者和讀者的看法對我們實施“走出去”戰略和文化“軟實力”建設有重要借鑑意義。

個人履歷

波瀾壯闊的翻譯人生

1941年，杜博妮出生在澳大利亞悉尼市，父親是澳共領導人之一。1958年，作為共青團員的她第一次來到中國，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雖然僅在北京學習半年就回國，但此次中國之行使她與中文結下了不解之緣。1965-1970年間，杜博妮先後獲得悉尼大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碩士階段還榮獲大學勳章。她的第一部專著由其博士論文修改而來，題為《中國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引入：1919-1925》（1971）。畢業後，杜博妮先後在悉尼大學（1972-1976）、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75）、哈佛大學（1977-1978）和挪威奧斯陸大學（1986-1990）等漢學研究重鎮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90年，她被聘為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1990-2005），2006年成為該校榮休教授。2010-2013年，她在母校悉尼大學擔任訪問教授。

杜博妮的漢學研究和翻譯成就為她贏得了廣泛讚譽。與其他漢學家相比，其學術軌跡和翻譯人生有如下幾個重要特徵：

一，杜博妮是少數曾長期在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的西方漢學家之一，與中國文壇和學界互動密切。上世紀80年代，她曾在外文出版社（1980-1983）和外交學院（1984-1986）工作多年。在此工作期間，杜博妮為自己研究和翻譯當代中國文學（特別是新時代詩歌和文化大革命後的文學作品）積累了很多資料、經驗和人脈。因為身處其中，她對中國文化的最新動態感觸十分精準，她的論文《突破：1976-1986年間的中國文學與藝術》（Mcdougall, 1986/2003）就是對當時文學動向和趨勢的最好總結。此外，杜博妮與很多中國作家、詩人和導演保持著良好的、“互惠式”工作或朋友關係，也為其翻譯工作提供許多便利。

二，杜博妮將漢學研究與文學翻譯整合起來，兩者相互促進、彼此發明。杜博妮著譯作等身，已出版13部專著和譯著（另有2部待出），發表近50篇重要論文、48篇文學評論、50餘篇各類譯文，還有30餘篇研究筆記、報告或百科全書條目面世。可以說，杜博妮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西方漢學界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和譯介的潮流。

縱觀其學術和翻譯人生，《夢中之路：何其芳詩歌散文選》（1976）是杜博妮漢學研究與翻譯實踐完美結合的早期代表，被譽為“選擇明智、翻譯上乘”之作。（Duke, 1984: 184）1980年，杜博妮翻譯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由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標誌著她的翻譯活動進入高潮。在已經有幾個譯本發表的情況下，杜博妮仍然堅持推出自己的新譯，這與她漢學研究的目的密切相關。她認為翻譯必須是歷史的真實性再現，原文的初版比修改版更重要。因為前幾個英譯本所依據的文本並不是初版，所以為更好地解讀毛主席的文學理論，她決定依據最初版本重譯。杜氏的翻譯不僅是第一個全譯本，而且十分忠實於原文，“甚至達到句子長度都與原文嚴格一致的程度，但是又不像官方譯文那樣充斥著難懂的術語與行話。”（Chang, 2002: 87）此外，她翻譯的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也為其專著《情書與當代中國隱私：魯迅與許廣平的親密生活》（2002）和與韓安德（Anders Hansson）合編的《中國人的隱私觀念》（2002）打下良好基礎。她的其它重要著作，如與雷金慶（Kam Louie）合著的《20世紀的中國文學》（1997）以及論文集《虛構的作者與想像的讀者：二十世紀的當代中國文學》（2003）等，無不與其翻譯活動密不可分。可以說，杜博妮的漢學研究與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情書與當代中國隱私》

三，杜博妮是西方漢學家翻譯家當中，第一個系統提出漢英文學翻譯理論的人。她不僅在文學批評理論方面學貫中西，在文學翻譯實踐上經驗豐富，而且在翻譯理論總結方面的頗有建樹，是少有的“既有譯，又有論”的漢學家文學翻譯家。她的翻譯思想集中體其新著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之中。她創造性地提出翻譯的兩種模式：一是“正式翻譯”所體現的“威權命令”模式，如外文出版社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即是如此。二是“非正式翻譯”所體現的“禮物交換”模式，如不受體制管束的譯者與作者之間的合作即是如此。杜博妮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與文化的交鋒地帶，充滿了艱辛和喜悅，成功和失敗，也充斥著權力關係的運作。她高度重視個體譯者的地位和能動性，為譯者地位的提高助威吶喊。杜氏其它的翻譯論述散見於《澳大利亞中國問題研究》（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中國翻譯》和《易言之》（In Other Words: The Journal for Literary Translators）等期刊。

《當代中國翻譯地帶：威權命令與禮物交換》

四，杜博妮翻譯教學方面的成績斐然，桃李滿天下。杜氏一生“重器不輕道，重道亦重教”。她認為：“中國如果希望擴大自己的世界讀者群，就應該多培養文學翻譯家。”（李舫：2010）杜博妮曾在世界多所知名大學擔任漢語、中國文學和翻譯教授，培養了大批漢英文學翻譯人才。早在外交學院工作期間，她就開始講授漢英文學翻譯。1990年就任愛丁堡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之後，她在該校開設中國文學和漢英翻譯課程。2005年，她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教授（2006-2008），並擔任該校翻譯研究中心的代理主任（2006-2007）。後來又在香港城市大學（2009-2010）講授“文學翻譯”和“跨文化研究”等課程。此外還曾應邀在奧克蘭大學、悉尼大學、奧塔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等多所著名學府以及“中譯外”論壇、“中英文學翻譯培訓班”所作題材廣泛的學術講座和培訓，為培養漢英文學翻譯人才做出了卓越貢獻。她對文學翻譯人才培訓模式的理論思考，（McDougall, 2009: 50-52）對我們的翻譯教學也很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