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果諶

李果諶,湖北武昌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大學前身)。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從事革命活動。1925年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1927年畢業後回國,參加廣州起義。1930年被分派到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工作,擔任洪湖軍校軍事總教員。1932年6月,洪湖軍校改組為警衛師,李果諶任師參謀長。這期間,湘鄂西中央分局負責人夏曦執行左傾路線,在蘇區瘋狂肅反,逮捕了李果諶、唐赤英等二百四十多名紅軍幹部,眼見被捕的人陸續被殺,李果諶不想這樣死去,趁看守不備,逃回武昌,而未逃走的二百四十多人均被夏曦殺害。李果諶後被戴笠吸收,加入軍統。1938年李果諶任軍統武漢區區長,積極從事抗日情報活動。1939年12月不幸被日軍逮捕,後詐降,暗中架設電台與軍統方面取得聯繫。1941年7月6日,被熊劍東設計暗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果諶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武昌
  • 職業:軍統武漢區區長
  • 畢業院校: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大學前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潛伏在武漢淪陷區從事抗日活動
早期經歷,革命歲月,軍統生涯,

早期經歷

李果諶,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李華農任教於勺庭書院,是湖北有名的教育家。李果諶在家中排行第三,李果諶和二哥李國瑄、四弟李國瑨,都是中共早期黨員,李果諶還有一個堂弟李求實,是後來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之一。李果諶早年在家鄉讀書,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大學前身)。當時正是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南京高師的教師楊杏佛楊賢江等即在學校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李果諶的同鄉惲代英也曾到南京活動,對李果諶影響很大。1921年,李果諶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江蘇最早的團員之一,他還和同校團員一同組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研究會的名義組織讀書會、討論會,藉以發展組織。
原中紀委副書記郭述申就是由李果諶在南京高師介紹入團的。郭述申回憶,“1922年上半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南京開始建團的工作,我的同鄉李果諶介紹我加入青年團”。可能李果諶此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事前既未和郭述申談過青年團的事,也沒有徵求過他的意見。“有一天,他突然帶我到南京高師教學大樓的一個教室里去參加會議。我們到達會場時會議已近尾聲,當時印象極為模糊。出會場後,李果諶說:‘這是青年團的會議,比讀書會好,我已經介紹你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了。’”
1922年,李果諶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即赴日本留學。他在留日中國學生中積極開展活動,成為黨團組織在日本的負責人之一。在共產國際保存的1923年2月1日召開的團中央第一屆執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檔案中,有這樣的記載:“東京現有林孔昭、馬念一、李果諶三位同志,一面加入僑日救濟會活動,一面又聯絡留學生,近來頗有點成績,已組織了一個學說研究會。”因此會議“議決任命林孔昭、馬念一、李果諶三同志為本團留日組組織人”。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標誌著以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為基礎的國民大革命運動正式開始。新當選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譚平山派人到日本改組中國國民黨旅日組織,在中共黨團組織的幫助下,改組中國國民黨東京總支部的工作非常順利。當年8月,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選舉產生了由七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李果諶當選為執行委員。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旅日華僑華人在橫濱舉行哀悼大會,李果諶代表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在會上宣布:“凡不實行第一次本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政綱者,不能認之為同志。”當年10月,李果諶入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步科,同期中國學員共有24人,和他同在步科的有後來的中國國民黨將領湯恩伯
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李果諶繼續從事黨的工作,在同學中發展黨員,開始展現出成熟的組織工作者的風貌。據他的同學趙唯剛(又名趙石羽)回憶,“他是我思想進步的啟蒙老師。在他的啟發誘導下,我讀了不少進步書籍,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淺釋》、《列寧主義十二講》和中國共產黨出版的《新青年》、《嚮導》等刊物書籍。他還帶我參加一些會議,聽進步演講,如反對帝國主義製造五卅慘案等。我的覺悟逐漸提高”。畢業前夕,李果諶介紹趙唯剛入黨,趙隨後接受黨組織的安排,畢業後回到東北從事地下工作,成為中共滿洲省委特科的核心成員。
除了在學校里活動,李果諶在校外也繼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並和同在中國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工作的夏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廖承志赴日本留學,還是由李果諶介紹夏衍和他結識的。那時,在日本的中國國民黨右派不服從駐日總支部的領導,另外成立組織,經常與左派領導的駐日總支部發生衝突。但在士官學校的李果諶等中國學生多支持左派。夏衍回憶,士官學校的學生“李果諶英俊,金諾魁梧,所以左右兩派內哄時,他們兩人出場,就會使右派喪膽”。

革命歲月

1927年7月,李果諶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被分配到北伐“鐵軍”第四軍工作,在軍參謀長葉劍英手下任參謀。此時,蔣介石汪精衛都已公開叛變革命,新參加中共的葉劍英堅決跟黨走,與第四軍回師廣州後,在黨的領導下,秘密籌劃武裝起義,李果諶成為他的重要助手。在廣州期間,李果諶與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畢業的張去非結婚。12月11日晨,廣州起義開始,李果諶隨同起義副總指揮葉劍英奮戰在第一線。
廣州起義失敗後,李果諶與夏衍的表兄徐景韓等一同到了上海,夏衍回憶說,“我照料他們在旅館住了幾天。李人一找到了當時在上海的中央軍委,不久就轉到江西。張去非正懷孕,由徐景韓帶她到德清去隱蔽。”從此後,夏衍就再沒有聽到李果諶的訊息,只是後來聽說他“在江西反AB團事件中犧牲”。其實,李果諶既沒有去江西,也沒有在反AB團中犧牲,他走的路更為曲折。
李果諶離開上海,是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前往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大革命時期由蘇聯創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培養職業革命者的特殊學校,李果諶所在的特別班裡學員多是年紀較大的黨內負責同志,所以一般都稱這個班為“老頭子班”,同班學員有董必武徐特立葉劍英等30多人,李果諶的二哥李國瑄也在這個班。學校開設的課程以實際鬥爭需要為主,特別班的課程更是多由名師授業,李果諶在這裡獲益良多。
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李果諶隨即回國,被分派到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工作。當時,賀龍辦了所洪湖軍事學校,因李果諶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因此將他分到洪湖軍校擔任軍事總教員。李果諶也很認真負責,嚴格按照正規軍校的標準來要求學員,因此深得校長唐赤英的信任。1932年6月,洪湖軍校改組為警衛師,唐赤英轉任師長,李果諶出任師參謀長。這期間,湘鄂西中央分局負責人夏曦執行左傾路線,以肅清“改組派”為名在蘇區推行肅反擴大化,嚴重削弱了紅軍,在敵人優勢兵力進攻下,洪湖蘇區丟失。面對失敗,夏曦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錯誤,反倒認為是肅反不徹底所致,後來他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本來一次肅反已經粉碎了改組派的組織體系,但是從軍校畢業的學生中補充軍事、政治負責人,特別是李果諶、唐赤英、李強、齊素卿等補充到紅軍中,在軍事系統內、政治機關內和黨的組織里,增加了這一部分改組派的分子。故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組派組織領導恢復起來。”
夏曦是李果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的同班同學,但他對所謂的“改組派”同學卻是毫不留情。1932年8月,夏曦開始了第二次肅反,逮捕了李果諶、唐赤英等241名各級幹部,在隨軍轉戰中,他們都受到嚴密看管。眼見得被捕的人陸續被殺,李果諶不想這樣死去。11月,部隊行軍至陝西省山陽縣。一天晚上,趁看守不備,他掙脫捆綁的繩索,逃回了武昌的家中,而未逃走的唐赤英等二百多人都被夏曦殺害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李果諶寫信給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湯恩伯求助。經湯恩伯推薦,蔣介石接見了他,並讓他參加鄧文儀領導的南昌行營調查課的工作。

軍統生涯

鄧文儀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以蔣介石侍從秘書身份領導的南昌行營調查課,其成員以留俄學生為主,是和戴笠領導的特務處並存的特務組織。李果諶在鄧文儀手下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出眾,先是擔任特勤訓練班教務主任,不久就被提升為軍事股股長。但鄧文儀卻出了問題。1934年7月,南昌飛機場失火,燒毀軍用飛機多架,鄧文儀因事前未能防範失火,事後又未能破案,因而被蔣介石撤職,他領導的調查課也被合併到戴笠領導的復興社特務處。
戴笠親自到南昌來接收。他召集調查課人員開會,宣布願到南京者自願,不願去者可站起來。軍事股的少校股員程一鳴想站起來,卻被李果諶悄悄拉住了衣服,程一鳴不解其意,於是就沒站起來。結果,會場沒有一人站立起來。散會後,李果諶告訴程一鳴,不讓他站出來是為了調查課的全體留俄同學,因為如有人離開,會使戴笠不高興,就會採取手段來對付留下的同學,參加特務工作就是終身職業,是不能中途退出的。
表面上看,戴笠對南昌行營調查課合併過來的人很客氣,也安排他們擔任一些重要的職務,李果諶即出任了特務處書記長,算是特務處的領導成員,但戴笠對他們始終抱有戒心,實則是用而不信。1935年出的一場意外,更是險些讓李果諶鋃鐺入獄。這年春天,特務處破獲了蘇聯在華的軍事情報組,因在上海被捕的該組織負責人約瑟夫·華爾頓面對審訊不答一詞,時人稱之為“怪西人案”。華爾頓情報組裡有一名叫鄭奇的情報員,利用李果諶介紹而打入南昌行營調查課,並在李果諶的軍事股里擔任少校股員,他利用這一身份掩護,為情報組獲取了《檢討第四次圍剿失敗的總結》等大批機密檔案。“怪西人案”破獲後,雖然李果諶已算是特務處的頭面人物,還是不免受到懷疑。不過他自有妙計。這年12月,鄭奇在北平被捕並被押解到南京,李果諶即以審訊為名見了鄭奇。他開口就說:“你怎么這樣喪失警惕,讓關兆南利用你,這是要殺頭的。”說完,又用眼神給鄭奇以暗示。關兆南是鄭奇在情報組織中的上線,鄭奇一聽他如此說,即明白了李果諶是為了自保而在為他開脫責任,於是順著李果諶的這句話,以受人利用而不是主動為之來為自己辯護。結果鄭奇死裡逃生,被判15年徒刑,李果諶的信任危機也得以解除。但不久,李果諶還是被戴笠調離了特務處本部,派到華北任北平區區長。
當時,日本支持殷汝耕等漢奸組織冀東保全隊等武裝,大肆開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蠶食中國領土。李果諶帶領下屬的天津站站長陳恭澍等人,對殷汝耕開展針鋒相對的秘密鬥爭,派遣女特務向影心潛伏到殷汝耕身邊,訓機暗殺,結果暗殺未果,向影心被日本憲兵逮捕。李果諶等人又對冀東保全隊進行策反,經過艱苦工作,成功策動保全隊兩個總隊一萬五千人反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戴笠調李果諶出任新成立的晉察綏區區長,籌劃在華北組織抗日游擊武裝。恰巧湯恩伯時任駐華北的第十三軍軍長,李果諶即向湯恩伯要了個第十三軍游擊隊的名義,派山西籍軍統特工張靜齋為先遣隊司令,開始在山西發展武裝力量。李果諶等人打著中央軍的旗號籠絡招納晉軍下級軍官,使閻錫山極為不滿,親自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致電湯恩伯,要他把第十三軍游擊隊撤離山西。湯恩伯怕得罪閻錫山,直接回覆說十三軍沒有游擊隊的組織。如此一來,李果諶等人就無法立足,不得不離開了山西。
短暫的山西之行,李果諶卻從新招募的人員中發現了一個精明強幹的河南青年張百川,於是在返回特務處後,把張百川推薦到臨澧特務訓練班學習,結訓後先後派在軍統武漢區、西北區工作,成為軍統的骨幹特務。殊不知,張百川實際上是八路軍駐新鄉辦事處派出的情報人員,借李果諶招募人員之機打入特務組織,李果諶不察,還一再栽培他,後來張百川借工作之機,把軍統武漢區、西北區的大量機密都報告了上級黨組織。
1938年5月,戴笠派李果諶前往西安,接任西北區長,但李果諶遲遲未去西北,戴笠一怒之下,撤銷了對他的這個任命,將其貶往臨澧訓練班擔任教官。當年8月,日軍向華中重鎮武漢發動進攻,考慮到武漢即將不保,戴笠又急調李果諶為武漢區區長,並讓他在訓練班中挑選女生成新渠作為“工作太太”一同赴任。新成立的武漢區負責領導武漢失陷後的潛伏工作,並聯繫湘鄂皖贛等地區。李果諶精心籌備,組建了有300多人組成的工作隊伍,其規模僅次於上海淪陷後的潛伏組織。10月底,武漢被日軍攻占,李果諶把武漢區部遷往法租界立興大樓,指揮潛伏人員以社會公開職業為掩護開展活動。其成員對日偽進行滲透,如程紹川在日偽中江實業銀行做職員,張春蕙在法租界巡捕廳作翻譯,釋從明為漢口天一閣寺院主持,盛筱周在武漢參議府工作,甚至當時法租界工部局董事畢格亞也為李果諶效力。
不料,1939年12月,李果諶的司機和勤務兵叛變,秘密前往漢口大孚銀行日本憲兵隊告密,並帶領日本憲兵到設在珞珈碑路13號的武漢區秘密據點中搜出大批軍火。日軍隨即包圍法租界,在法租界巡捕的配合下,於12月17日夜逮捕了李果諶,又陸續抓獲了武漢區特務骨幹多人,破壞了軍統武漢區抗日組織。李果諶被捕後,日軍想加以利用,李果諶將計就計,趁機詐降,打入日軍內部。1940年,熊劍東來到武漢,熊劍東通過日本特務岡村向日本軍部提議組建協助日軍維持治安的黃衛軍,獲得日軍同意。熊劍東自任黃衛軍總司令,但他在武漢毫無根基,遂拉攏李果諶共同建軍,李果諶應承後出任了黃衛軍參謀長,暗中架設電台與軍統方面取得聯繫。1941年7月6日晚,熊劍東設計將李果諶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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