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鳴（1907—1986），廣東省中山市人南蓢亨美村人，1926年參加上海工人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1931年脫離共產黨，1933年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先後任南昌調查科軍事股少校股員、南京復興社特務處統計股股員、華南股和華東股股長等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軍統蘇州特別組中校組長、軍統上海區書記、軍統西北區區長、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訓練班情報系主任等職。1945年5月調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1946年之後歷任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廣東保全司令部視導室主任、廣州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等職。1949年赴香港，1951年任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國民黨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1964年，程一鳴在中共政策感召下回到大陸，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接見與關懷，安排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任副主任、主任等職，並被選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1986年病逝於廣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程一鳴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廣東省中山市南蓢亨美村人
- 出生日期：1907年
- 逝世日期：1986年
- 職業：軍統特工
人物簡介,生平經歷,
人物簡介
程一鳴（1907—1986），廣東省中山市人，1926年參加上海工人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1931年脫離共產黨，1933年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先後任南昌調查科軍事股少校股員、南京復興社特務處統計股股員、華南股和華東股股長等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軍統蘇州特別組中校組長、軍統上海區書記、軍統西北區區長、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訓練班情報系主任等職。1945年5月調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1946年後任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廣東保全司令部視導室主任、廣州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等職。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夕，逃往三灶島，後去香港。1951年任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後任國民黨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1964年，程一鳴在中共政策感召下回到大陸，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接見與關懷，安排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任副主任、主任等職，並被選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1986年病逝於廣州。
生平經歷
程一鳴先生，一九〇七年農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亨美村的一個僑工家庭。八歲入私塾讀書，十歲入村國小，畢業後進入雲衢中學就讀。公幾個月，因母親病死，父親程爽續娶，他便停學做家務。
一九二六年夏，他曾到漢口，由姨父介紹到大智門附近一家機器廠做工，看到了工人革命運動。 一九二六年十月，程一鳴返回上海，在閘北青雲橋光明電在廠做機器修理工，並住在青雲路的一間民房亭子間，從而認識了同樓居住的上海大學學生馬異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程一鳴按照馬異的布置，在光明電器廠開展配合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逼近上海市，軍閥孫傳芳退守上海閘北區。這時中國共產黨提出支援北伐軍的口號，領導上海工人起來部罷工，把這次總罷工變為第二次武裝起義。程一鳴參加了這次武裝起義。但這次武裝起義遭受到孫傳芳勾結帝主義的鎮壓，當時有一百多工人被槍殺，幾百工人被逮。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共黨的領導下再次發動總罷工，爆發了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暫時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權。由於蔣介石叛變革命，和上海租界的帝國主義者、買辦資產階級、黑社會勢力勾結，策劃了“四·一二”大屠殺，三天之內殺害了三百多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四·一二”大屠殺後，程一鳴還到各工廠區和一些工人聯繫，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繼續和敵人展開鬥爭。八月，敵人對他加緊了緝捕。黨為了他安全，決定讓他去蘇聯學習，接受馬列主義的教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程一鳴按照黨組織的通知，乘船到海參崴再坐西伯利亞火車前往莫斯科，被安排進入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即中山大學）學習。在此期間由於蘇共和中共黨內的鬥爭影響，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清黨中，程一鳴受到打擊報復，給他定了階級異己分子、對蘇聯不滿並進行攻擊、不學俄文、無心學習革命理論等三條罪名。一九三〇年五月畢業後，他和同學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鐵錘鐮刀”鋼鐵廠勞動改造。因表現積極，由工廠黨支部建議送回中國工作。一九三〇年秋，程一鳴返回上海市，和中共閘北區委取得聯繫，被委任為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他一面在美昌洋行做工，一面由堂兄程保基掩護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地下活動，到各工廠和工人聯繫，組織秘密工會。直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因陳紹禹篡奪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大搞宗派主義，程一鳴被通知，停止同閘北區委和全國總工會的聯繫，從此脫離了中國共產黨，自此以後，程一鳴在黑暗中徘徊，逐步墮落為特務。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三年六月，程一鳴和親威盧吉珊都因為脫黨後感到苦悶，希望能到西北去搞軍運，便一起到了河南省陝縣拜訪國民黨十七路軍楊虎城部陝西警備師師長馬青苑.後因盧回上海照料學校，程一鳴接受盧的建議，留在陝西警備師政治部,搞宣傳革命工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正在奮起抗日。程一鳴認定要馬青苑革命沒有希望了，便留下一封信說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程一鳴回到上海後，有時做工維持生活，有時去國本國小教書，還出版幾期名叫《聊齋》的雜誌。
一九三二年冬，有一批留蘇學生叛變革命，成為國民黨的特務。這時，國民黨特務通過同學吳景中要程一鳴到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留俄學生招待所”報到。此事引起了他的思想鬥爭。經過考慮，覺得只有兩條出路：一條是逃往蘇區革命根據地，但他認為陳紹禹一夥已把自己排擠出黨；另一條是逃往漢口也是在國民瀋統治下。最後他認為自己已和中共沒有關係，抱著僥倖的心理，仍然留在上海。由於這一錯誤決擇，致使他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春節，吳景中到程一鳴家拜年，又向他提起到南京的事。在吳的慫恿下，程一鳴終於從上海研究院“汽車系”的研究委員。過了幾天，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幹事張沖約他談話，要他為“領袖”效忠，交通過於國禎發給他一張“自新證”後，便離開了“留俄學生招待所”，不久，離開了交通研究院，返回上海。後又經同學鄧文儀介紹到南昌，被派擔任調查課軍事股少校股員。因南昌飛機場失火，燒毀飛機事件發生，蔣介石大怒，航空署署長徐培根被撤職的同時，調查課也被解散併入南就復興社特務處。程一鳴被第一批調到南京，在復興社特務處第一科統計股當股員，接著先後擔任華南股和華東股股長。自一九三四年起，程一當了多年情報教官。一九三七年爆發“八·一三”滬戰後，程一鳴被調外勤任復興社特務處蘇州特加緊組中校組長。當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設在蘇州程一鳴負責蒐集日軍和吧奸活動的情報。蘇州淪陷後，程一鳴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春，任復興社上海區書記，從事秘密的特務組織活動。八月後，復興社特務處擴編為“軍事委員會調查令計局”（簡稱軍統），程一鳴被調到湖南省臨澧縣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專任情報教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在湖南省黔陽縣任“軍統局常毆打學員。被說拉攏學員，而被囚禁在貴州省息烽縣“陽朗壩監獄”，後又轉押入“白公館監獄“。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被釋放後，調任甘肅省蘭州市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官訓練班任情報系主任教官、總教官。一九四一年春，調任軍統局西北區區長。公開的名義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調查室”少將主任，兼“第八戰區執法總監部調查室”上校主任。一九四五年五朋，調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日本投降後，程一鳴隨同戴笠，在上海社美路七十號成立軍統局上海辦事處，戴笠兼任上海處長，程一鳴任該處行動組組長，兼任淞滬警備總司令部稽查處處長。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淞滬警備總司令部結束，程一鳴調任交通部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長。曾被派往昆明幫助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偵破李公朴、聞一多被暗殺案件。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國防部保密局成立，程一鳴被任為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後又任隴海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在南京垮台後，躲在老家奉化溪口，在幕後繼續指揮他的殘餘力量。四月，蔣介石通過到溪口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鳴到溪口見他，蔣要程一鳴提出整頓保密局的意見，並組織一個特務的監察網，程不願意接受蔣介石的命令，住幾天后，藉口要回廣州和宋子文商量工作，返回了廣州。
一九四九年五月，宋子文離粵經香港逃往美國後，薛岳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程式一鳴為廣東省保全司令部視導室主任。這時，他常常以“視導”為名返回澳門家裡。七月，廣州市成立“廣州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改為”保防處“，程自任保處處長。僅僅兩個多月，十月十三日早上，即廣州市解放的前一天，程一鳴便和廣州衛戍總司令李及蘭共乘飛機逃往三灶島，再坐船逃往澳門，以後遷居香港。
不久，台灣毛人鳳（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派人到香港找程一鳴，他避而不見。毛人鳳不滿程的舉動，造謠說他投奔大陸，向共黨靠攏。並在程的人事卡上註上叛變字樣。但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國民黨國防部又發表公報，任命程一鳴為“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後任國民黨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要他到台灣。一九五二年一月，程一鳴從香港到台灣。鄭介民和程都是留俄同學，知道程在莫斯科學過“游擊戰術”，便要程寫一本《反共的游擊戰術》。七月，程返回香港，開始寫此書，但他由於沒有打游擊戰爭，閉門造車，無法寫下去。於是，他到香港中環各書店去找有關游擊戰術的參考材料。在書店裡年曆到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他第一次讀到毛主席的著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廣大人民民眾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搗毀美國駐台灣大使館新聞處。這件事也給程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間，程在香港回歸經常看到新中國出版的報刊，在電影院有時看到新中國的電影，讀到各國對新中國的報導，又聽到中國各地的廣播，他逐漸了解到祖國的實際情況，促使他的立場轉變。程為了了解新中國，在澳門星光書店訂閱了《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從中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上日國民黨空軍人員徐廷澤駕機起義的訊息和讀到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的一段話“我們一再重申：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職位的高低，過去犯了多大的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棄暗投明，起義歸來，並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我們對一切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永遠開著‘愛國一家’的大門”。
這一段話給了程一鳴很大的啟發。
一九六四年秋，程一鳴在澳門唾光書店買到一卷本《毛澤東選集》，讀到《論政策》的一段話：“對於判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程一鳴終於找到了一條光明的出路。一九六四年十二十三日，他毅然攜帶武器和特務人員名單投奔社會主義祖國，回到廣州開始了新的生活。程一鳴從澳門回來後，受到中央有關領導人的接見和關懷，並予安排，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參室副主任、主任，省政協“三胞”聯絡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程一鳴先生對黨和政府、政協的安排任用非常感激，他積極履行職責和工作。一九八五年他還帶病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在患病期間，他仍念念不忘祖國統一大業，並積極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留下了許多寶貴史料。政府、政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曾多次前往醫院看望他，並要求醫務人員根據他的病情制定方案，精心診治護理。但由於他的病情嚴重，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