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信（1903～1982），遼寧復縣（今瓦房店市）人。中國共產黨黨員。考古學家和博物館學家。畢業於奉天美術專科學校。歷任東北博物館研究員、東北文物工作隊隊長、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教授、遼寧省歷史學會副理事長、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博物館學會名譽理事。曾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考古》雜誌編委。李文信是東北地區以現代科學手段開展考古工作的先驅，研究領域廣泛，注重田野考古與歷史文獻的結合，在東北地區考古學、古代史、歷史地理等方面業績卓著。在博物館工作中，創建館藏文物保管與整理登記的範本，開新中國博物館建設之先河；在古器物學方面，精於研究銅器、玉器、陶瓷、牙角木雕，以及書畫、雜項等。他悉心培養人才，長期在博物館內講授學術專題，又曾在吉林大學、遼寧大學授課，門牆桃李，遍於各地。他心繫祖國，在戰亂環境下，多次不顧個人安危，保護了國有文物的安全，再三把自己早年珍藏的文物圖書資料捐獻給國家，是文博界德藝雙馨的事業楷模。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生平事跡,主要成就,1. 學術論文,2. 主編論著,人物評價,
人物經歷
1903年10月23日出生於遼寧省復縣（今瓦房店市）土城子鄉李家大屯。
1922年7月-1924年吉林縣立師範講習所學習。
1924年吉林市東團山國小教員。
1925年-1927年奉天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科學習。
1928年吉林市第二中學美術、國文、歷史教員，兼任教導主任。
1937年11月奉天國立博物館學藝官佐。
1946年5月瀋陽博物館學術部蒐集組組長。
1947年4月國立瀋陽博物院編輯、考古組組長。
1949年東北博物館研究室工作。
1950年東北博物館研究員。
1954年東北文物隊副隊長、東北博物館文物隊（現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隊長、研究室主任。
1955年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7年東北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室主任。
1979年5月3日遼寧省博物館館長。
1982年10月5日晨3時40分逝世。
生平事跡
李文信先生1937年發表了《吉林龍潭山遺蹟報告》，是他做考古工作的開始。1938年到瀋陽博物館以後，發掘頻繁。1939年6月發掘瀋陽塔灣遼金墓、7月發掘瀋陽砂山子遼金墓、7月底調查巴林左旗遼永慶陵和慶州西北金界壕，1940年6月發掘葉柏壽車站遼墓、7月發掘喀喇沁右旗張家營子遼鄭恪墓、9月調查撫順新城高句麗城址、同年再次調查吉林龍潭山高句麗遺址。1941年9月發掘遼陽玉皇廟漢壁畫墓。1942年7月調查琿春半拉城渤海城址、10月發掘瀋陽南湖漢墓及遼墓。1943年3月調查遼陽北園漢壁畫墓、4月調查和龍西古城子城址、5月發掘巴林左旗遼祖州城址、7月調查林東附近遼代史跡、11月發掘林東興隆山遼墓和調查阿魯科爾沁旗至青羊砬子金界壕。1944年5月發掘林東遼上京窯址、6月發掘赤峰缸瓦窯遼代窯址、8月發掘白塔子北山遼墓和調查白塔子至會通河金界壕。1950年5月發掘義縣清河門遼墓。1955年5月發掘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有《依蘭倭肯哈達的洞穴》、《吉林龍潭山遺蹟報告》、《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遼陽北園畫壁古墓記略》、《蘇密城址踏查記》、《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金臨潢路界壕邊堡址》、《林東遼上京臨潢府故城內瓷窯址》、《遼瓷簡述》等，逝世後發表的有《李氏（遼海叢書）批註》、《中國考古學通論綱要》等。皆見卓而識遠，決深而旨邃，揭示了祖國文物精華，豐富了考古文獻的寶庫。
李文信先生在考古學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漢代的研究，揭示遼陽三道壕七個農戶的居住址，和每戶內房址、土井、廁所、畜圈組成的遺蹟群，與鋪石大路和窯址相配合，展現西漢晚期遼東郡內襄平城附近的處於自然經濟狀況下的、分散的漢族農村的原貌。對北園、棒台子等漢壁畫墓尤研究有素，結合《漢書》、《後漢書》、《魏書》、《晉書》、《宋書》、《漢官儀》、《漢官舊儀》、《東觀漢記》、《詩經》、《禮記》、《釋名》、《方言》、《說文》諸文獻，考證了壁畫中的高車、安車、金鉦車、鼓車、黃鉞車、帷車、白蓋車、黑蓋車等車制和通天冠、進賢冠、卻非冠、卻敵冠、黑介幘、赤平幘、襦衣、褌袴等冠服之制，對名物之學，造詣很深。
李文信先生考古方面的最大成就在遼代。他調查了很多遼城，發掘了許多遼墓。他不僅考察了遼墓的結構和內涵，更研究了遼墓在一個城區的聯繫。正是他深於遼代城址和墓葬，所以對於遼瓷的研究貢獻也至大。遼瓷在中國古陶瓷中，半個多世紀來是個新出現的學科。開始僅限於傳世品，首次從墓葬中發現的，還是1939年他在葉柏壽車站遼墓發掘出土的那件茶末綠釉雞冠壺。同時他調查了遼上京南山三彩釉窯址、發掘了林東白音戈勒遼茶綠釉窯址、發掘了臨潢府皇城內窯址、赤峰缸瓦窯窯址，一個人做過這么多遼窯，在國內是少見的。又把遼瓷分成中原窯系與遼土窯系，依扁身單孔式、扁身雙孔式、扁身環梁式、矮身橫樑式等形式的區別，確定了雞冠壺的編年。因此，在遼瓷的研究中，他是一位拓荒者，也是迄今很少有出其右的第一人。
（李文信）先生對東北歷史地理尤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據親身的調查並結合文獻進行考證，多年以前就提出古燕長城、秦長城遠在今長城以北數百里之外，其中段在圍場、赤峰一線。他的這一觀點早為歷史考古界所公認。1979年他在《中國北部長城沿革考》中對這一研究作了系統的記述。（李文信）將分布在我國北方戰國時期的魏、趙、燕長城，與統一六國後的秦長城，以及其後的西漢、東漢、西晉、北魏、北齊、北周、隋和唐的長城等，都分別加以考證，這種將考古發現的遺址與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使我國歷史長城的研究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北部長城沿革考》（1979年）被收入《李文信考古文集》。《李文信考古文集》匯集了他一生有關東北歷史考古的代表性論著，是其在這個領域作為奠基人和一代宗師的代表作。
李文信先生學識淵博，他與一般老學者的習慣一樣，就是不斷讀書，不斷積累，不是為某一問題去查書，而是終生苦讀，因而面對文物、書畫、陶瓷、緙絲，均可旁徵博引，指出其學術價值。由於館藏標本多屬親自發掘，故常摩挲愛撫，不忍釋手。當1945年歷史動盪之際，為了保護文物，險遭不測。1948年解放前夕隻身守護，願與文物共存毀。這種視文物如生命的品格，是考古界中所罕見的，其功績也是不可泯滅的。
（李文信）先生對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東北博物館在1949年7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除基本陳列外，並舉辦了數十個特展，接待了百萬計的國內外觀眾；五十年代初期，創造了博物館界文物整理的先進經驗，中央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曾加以推廣。李文信先生還為東北地區考古和文博事業發展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早在東北博物館成立之初，他就開始舉辦文博幹部培訓班，既是組織者，又是主講人，還親自帶領學員去考古發掘現場實踐，在較短的時間內為東北各地培養了一批業務骨幹。他先後被吉林大學、遼寧大學、延邊大學聘為教授，講授考古專業和博物館專業課程，並主持編寫了《考古學講義》和《陶瓷學講義》。當年跟從李文信學習的人，都成為東北各地考古、博物館學界的中堅力量和學術帶頭人，可謂桃李滿天下。
李文信先生將早年個人收藏的珍貴文物悉數捐贈給遼寧省博物館。這些文物總計116件，至今仍是遼寧省博物館的館藏珍品，其中包括：宋元祐五年版《藏經》一函、明天啟明正言《十竹齋畫譜》木刻套印精本、胡永年藏泉及其拓本《匏齋泉考》四卷本、宋景德鎮影青瓷碗、宋定窯白瓷印花雲鶴紋碟、遼三彩印花扁壺、白玉雕花螭耳瓶、碧玉雕花鳥巧作雙環瓶、白玉雕人物山子，以及張問陶、鄒一桂諸人書畫扇面……
李文信先生及夫人姜雲鄉女士
主要成就
1. 學術論文
李文信，吉林龍潭山遺蹟報告，《滿洲史學》第一卷第二號（1937年）、第三號（1938年）、第二卷第二號（1938年）。
李文信，蘇密城址踏查記，《滿洲史學》第三卷第一號（1939年）。
李文信，奉天昭陵附近出土之石棺，《滿洲史學》第二卷第四號（1939年）。
李文信，滿洲史前考古學之基礎知識（1-22），《盛京時報》（1939年5月6-28日）。
李文信，葉柏壽行紀，《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第九號（1940年）。
李文信，汐子行記，《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第十二號（1941年1月）。
李文信，東蒙古遼代之史跡（1-4），《盛京時報》（1941年4月24-27日）。
李文信，遼開泰七年古墳出土青釉瓶（日文），《陶瓷》第十二卷第四期（1941年）。
李文信，（吉林龍潭山）漢代文化（1-5），《盛京時報》（1942年1月1-11日）。
李文信，遼陽漢代文化調查通信（1-7），《盛京時報》（1942年5月27日-6月2日）。
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師銘石記之研究，《國立中央博物館論叢》第三號（1942年）。
李文信，祖州城現況，《盛京時報》（1943年7月10日）。
李文信，林東附近之古墳，《中央日報》（1946年10月14日）。
李文信，吉林市附近之史跡及遺物，《歷史與考古（瀋陽博物院專刊）》第一號（1946年10月）。
李文信，金臨潢路界壕邊堡址，《遼海引年集》（1947年7月17日）。
李文信，瀋陽清故宮鹵簿儀物小記，《東北文物展覽會集刊》（1947年10月10日）。
李文信，遼陽北園壁畫古墓紀略，《國立瀋陽博物館籌委會彙刊》第一期（1947年10月）。
李文信，阜新契丹蕭氏墓調查報告，《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北票縣大烏蘭區蓮花山村古墓情況，《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遼李進墓發掘報告，《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遼西省義縣清河門西山村“遼佐移離畢蕭相公”族墓發掘工作報告，《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義縣奉國寺調查報告，《文物參考資料》二卷九期（1951年）。
李文信，松江省依蘭縣倭肯哈達史前遺址調查報告，《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日寇在東北文化侵略的罪行，《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九期（1951年）。
李文信、張拙之、胡文效，東北博物館清理文物工作的一些方法和經驗，《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4期）。
李文信，依蘭倭肯哈達的洞穴，《考古學報》第七冊（1954年）。
李文信，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八冊（1954年）。
李文信，古代的鐵農具，《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9期）。
李文信，遼陽三道壕兩座壁畫墓的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期）。
李文信，東北文物隊一九五四年工作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李文信，遼陽市三道壕清理了一處西漢村落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
李文信，貫徹“重點發掘”方針是作好基建工程中文物清理髮掘工作的關鍵，《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
李文信，遼寧省新發現兩座石棚（署名符松子），《考古通訊》（1956年第2期）。
李文信，讓考古科學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壯大，《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3期）。
李文信，中國考古學通論綱要，吉林大學歷史系印（1956年8月）。
李文信，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
李文信，記瑞典和芬蘭的幾所博物館，《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2、3、4期）。
李文信，沂南畫像石古墓年代的管見，《考古通訊》（1957年第6期）。
李文信，博物館事業和考古工作應得到重視，《瀋陽日報》（1957年6月3日）。
李文信，遼瓷簡述，《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2期）。
李文信，林東遼上京臨潢府故城內瓷窯址，《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
李文信，關於遼代懿州城址的討論，《考古通訊》（1958年8期）。
李文信，金馬令史墓壁畫，遼寧日報（1962年3月4日）。
李文信，孫守道，原始時代的遼寧考古新發現，《遼寧日報》（1962年5月30日）。
李文信，孫守道，周漢魏晉的遼寧史跡，《遼寧日報》（1962年7月21日、7月24日）。
李文信，孫守道，《古代遼寧境內的匈奴鮮卑和高句麗族的文化遺存》，《遼寧日報》（1962年9月11日）。
李文信、朱貴、李慶發，遼寧喀左縣遼王悅墓，《考古》（1962年9期）。
李文信，關於遼尚暐墓誌的意見，《文物》（1963年第2期）。
李文信，上京款大晟南呂編鐘，《文物》（1963年第5期）／（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
李文信，遼陽市棒台子二號墓壁畫，《藝苑掇英》（1978年第3期）。
李文信，陶瓷概說，遼寧大學歷史系印（1978年6月）。
李文信，中國北部長城沿革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創刊號第2期）。
李文信，西漢右北平郡治平剛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1期）。
李文信，李氏《遼海叢書》批註，遼瀋書社（1985年3月）。
2. 主編論著
李文信主編，《遼寧名勝古蹟》，遼寧人民出版社、遼寧美術出版社，1961年6月。
李文信主編，《遼寧古詩選》，遼寧省博物館1961年10月版。
李文信主編，《遼寧史跡資料》，遼寧省博物館印，1962年1月。
李文信、朱子方主編，《遼瓷選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5月。
李文信著，《李文信考古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
李文信著，《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訂版），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李文信著，李仲元、遼寧省博物館整理，《李文信考古與文博輯稿》，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萬卷出版公司，2009年10月。
人物評價
“（李文信是）中國東北地區考古研究的奠基人。”
“（李文信是）東北歷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李文信是）是陶瓷史專家、遼代陶瓷研究的拓荒者。”
“（李文信有著）精湛的博物館學和古器物學造詣。”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評）
“遼博原館長、東北文博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李文信。”
“先生之於我輩，是崇拜的偶像，永遠的楷模。論學術，先生自幼向學，終生苦讀，書海遨遊，手不釋卷。先生涉獵廣泛，學識淵博，由美術專業而轉攻文博，於考古學、文物學、歷史學、博物館學，無不精研，更以東北歷史地理和中國古代陶瓷為專攻，探頤索隱，見解獨到，著述弘富，開啟了東北文物考古的學術之門，也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文物考古界的學術導師地位。論事業，先生心無旁騖，傾情投入，堅韌不拔，鞠躬盡瘁。田野調查、考古發掘，風餐露宿，苦中作樂，足跡遍及東北大地。資料整理、報告編寫、文物鑑定、陳列設計，親力親為，一絲不苟，為遼博的業務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獎掖後學，誨人不倦，開班辦學，培養人才，為遼寧乃至東北文博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培育了一大批中堅力量，堪稱德藝雙馨的事業楷模，為後輩所景仰並銘記。”
“李文信先生身後留下豐富的著述，專著、報告、論文、札記、批註，蔚為大觀。這些都是先生五十餘年的治學所得，字裡行間，飽含一代學人對學術的眷戀和對事業的熱愛之情，它已成為寶貴的文化財富，是嘉惠後學的養分，是引領學術發展的航標。”
（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馬寶傑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