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失去監督權力,權錢交易,怪圈由此而生,
失去監督權力
公訴人指控，李大倫自1999年到2006年擔任郴州市委書
記7年來，利用職務之便，先後收受邢立新等22人賄賂數十次，金額達1400多萬元。
人們常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長期的“一把手”經歷使李大倫的自我意識極度膨脹，他不僅不主動接受組織監督，甚至連正常的意見和建議都完全聽不進去。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李大倫在安仁縣調研工作，有一次在台上講話，發現台下有一個人打瞌睡，於是大發雷霆：“你打瞌睡吧，我現在就撤銷你的一切職務。”這個幹部是一個鄉政法委書記，後來果真被免職了，還被當作典型在《郴州日報》上通報。而事實的真相卻是，這位政法委書記頭天晚上在加班工作，一個通宵沒睡。李大倫後來得知事情原委仍然不置可否，拒絕改變初衷。
2008年6月23日，辦案人員在看守所找李大倫談話，李大倫直言不諱地說：“我從縣委書記到市委書記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點頭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這樣的分量，反對我的人很少很少，鳳毛麟角，除非你不要烏紗帽了。無論是紀委、檢察院，還是報社、電視台都不敢監督我，也監督不了我。”
一方面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監督的嚴重缺位，李大倫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權力蛻變的不歸路。
權錢交易
改革開放以來，工程建設領域是腐敗的重災區之一，李大倫的權錢交易也首先從這裡開始。2002年8月31日，湖南不少地方遭遇了特大洪澇災害，李大倫打著災後重建的旗號，決定趁機搞一批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李大倫之所以熱衷於大搞此類工程，更多的還是出於私利的考慮。正是在大搞工程的過程中，李大倫把家鄉的建築隊伍帶入了郴州的建築市場，被稱為李大倫“嫡系部隊”的常德隊伍一進入郴州，即迅速擊敗郴州本土的建築公司，很多重要工程都被他們輕而易舉地拿了下來。
據公訴人介紹，桂陽的“四大家”搬遷工程，是邢立新通過李大倫向相關領導打招呼獲得的。邢立新曾是一名中學老師，出版過詩集，當過《常德日報》記者。早在李大倫在臨澧縣任職時，兩人就非常熟悉，邢立新既是李大倫的下屬，又是李的“文友”，交情非同一般。1999年，李大倫主政郴州，邢立新感覺到發財的機會來了，馬上尾隨而至，要李關照他在郴州做生意。大權在握的李大倫當即很講義氣地答應了，先後違規給邢立新介紹郴州市國土局辦公樓裝修工程、魯永公路路面硬化工程、蘇仙嶺景區改造工程、桂陽縣“四大家”辦公樓搬遷工程、郴電國際萬國大廈的裝修工程、蘇仙區相山瀑布景區的開發項目等，工程總造價達數億元之多。
公訴人介紹，邢立新通過李大倫打招呼，在郴州承攬了一系列的工程，總計送給李大倫人民幣300多萬元、美元2.3萬元，還有給李大倫的女兒裝修房屋，所以全部金額是340多萬元。
除邢立新外，李大倫收受的賄賂還有：湖南省興光冶煉有限公司董事長曹某，折合人民幣206萬元；郴州市北湖區毛家壟鉛鋅礦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某，人民幣97萬元；長沙遠方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某，人民幣128萬元；廣東省韶關市南楓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羅某，人民幣100萬元；香港豐生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某，折合人民幣54萬元……
以上這些行賄人所託的事情，李大倫無不一一照辦。權錢交易，躍然紙上。
怪圈由此而生
李大倫“一錘定音”的個人霸氣和對監督體制的蔑視，使得整個郴州的官場形成了一個病態的文化生態圈，提供了一種極壞的價值導向。在李大倫這個“班長”的帶領和影響下，更多的官員加入到官商勾結和買官賣官的隊伍中來。在這樣一個官場怪圈中，一些聲名狼藉的腐敗官員被一再照顧和提拔。雷淵利和樊甲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自稱“玩權力、玩金錢、玩女人”的“三玩市長”雷淵利一而再地被“帶病提拔”，全依靠對更大貪官李大倫的“孝敬”。正是在“形象工程”的建設過程中，雷淵利和李大倫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和雷淵利一樣，樊甲生也是靠向李大倫“進貢”而得到重用。
李大倫開始對樊甲生的印象並不好，後來樊甲生之所以躋身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職位，除了溜須拍馬的功夫之外，起關鍵作用的自然還是金錢。在謀求升遷的過程中，樊甲生先後9次向李大倫行賄，其中人民幣63.68萬元、價值1.5萬元人民幣的“帝舵”牌手錶1塊，總計65.18萬元。
